编辑日记

(2007年3月26星期一)

　　每每把刊物下到印厂，才算松一口气。

　　春节过后，就开始编辑第四期的《文艺争鸣》，近二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读大量的文章。每期出版的三十多万字的刊物，要从百万字的来稿中反复阅读才能定稿。第四期的编辑工作比较杂乱，由于赶上春节和寒假，一些学者的文章迟迟不能到，还有一些学者在国外，不能及时地联系，导致这一期的工作复杂而忙乱。直到今天，看到打印出来最后的清样上，再没有勾摸删改的痕迹时，工作将告一段落。

　　看着编排设计都很得体的目录页，心里有着一丝丝的欣慰。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一篇《作家的工匠化》作为“视点”，谈到了作家的可持续性问题和作家总体性地走向工匠化问题。认为这种工匠化的表现，是知识界在面对一些公共性的问题和事件发言、表态时，已看不到作家的身影。这无论与海外作家进行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历史上的作家进行纵向比较，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异的现象。文章最后说：“今天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像一群手艺人。”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的一篇《“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本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了质疑：……王君从“两岸四地选出二十位华语作家，这诚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与该地区实际的文学构图相比，挂漏无疑太多。王安忆、苏童、余华、李锐、叶兆言、莫言、阿城，自然是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七位重要作家，但他们的特色和成就无论如何放大，也不足以覆盖大陆地区当代文学的版图。至于其余十三位，恐怕也很难代表台湾、香港、星马以及北美华语文学的主流。……入选的“当代小说二十家”以及王君经常提及或准备日后作专论的残雪、林白、阎连科等，都属于尖新谲怪之类，都喜欢大写“情色”、“暴力”、“耽美”、“变态”、“怪异”、“奇谭”、“扭曲”、“恋师”、“恋尸”、“食尸”、“腐朽”、“酗酒”、“排泄”、“茅房”、“口腔期症候群”、“自渎”、“饕餮”、“拾骨”、“丑闻”、“窥秘”、“淫猥”、“同志”、“乱伦”、“阉割”、“射精”、“膻色腥”。……

　　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一篇《博客，当代文学的新文体》写得非常精彩，以他自己作为名人开博的体验，论述了博客文体的“草根性”、“灵活性”、“互动性”、“通俗性”、“轰动性”、“批判性”六大问题。孔教授还警示地说：并非所有的博客都是文学性的，不能把所有博客一律视为“当代文学”。能够成为当代文学新文体的是那些具有文学创作性的博客。孔庆东教授在我的催促下，可算是"痛苦并快乐"地完成了任务。因为他马上要出国讲学，忙得很。他在寄来的稿件信中说：“拚死完成了任务。写了三回。我自个儿都感动啦。在这寒冷的春夜啊。”因为在约孔教授写这篇文章时，我要求他“严肃认真”地写，而且在发表之前不许上网。他做到了。在此，感谢孔老弟支持啊!

　　扬州大学教授徐德明教授的一篇《论“乡下人进城”小说》，是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的主要潮流，这其中涉及到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文明冲突等问题的探讨。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的一篇《〈碧奴〉读札》，认为在苏童创作中，这是一次瑰丽闪光的叙述转换，其中在美学上的转换就在于苏童把一个苦难的悲剧变成了一个有乐趣的悲剧。据说这篇文章，是丁教授早答应别刊的，可以说是在路上遭我抢劫而得。

　　作家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讨论会也在这一发表的三篇文章。刘醒龙谈到了“我们如何面对高贵”等问题。山东大学教授施占军的一篇评《圣天门口》的文章,让他苦不堪言,他公务繁忙,参加会议频繁,什么评"小说排行榜"啊，什么博士答辩……,他写文章又不想对付,在字里行间细磨多日,也收不了尾交不成稿.在我下最后通牒令时，他发短信说“写不完了，都累哭了!”这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一点钟，我只好说，再等你一天，快睡吧。

　　还有三篇有关生态文学研究的文章，从小说，诗歌和现象进行宏观论述。这是当下急需关注的话题。人类生活的空间和生存境遇不断地遭受严重的破坏，生态危机已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自身，大自然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在“作家百论”栏目中，发表了聊城大学教授石兴泽的《汪增祺论》和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冯肖华教授的《路遥论》。这两篇作家论，不知让二位教授改了多少遍，实在不好意思。既然作为“论”，就要像个“论”样。可是。“论”，到底是什么样啊?我也说不好，我们只是想做到尽量地完美。还请读者来说吧。

　　在“作品百论”中同时发表了北大教授陈晓明和广西师大教授黄伟林的《论〈棋王〉》，二位教授从不同角度，深刻地重新论述了阿城的《棋王》。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1984《上海文学》第七期上，二十多年后，重读这部作品，会有新的感受。

　　“当代纪事”栏目继续刊登了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的文章《禁锢·开放·“技术处理”——一份书目单中的历史过渡》，介绍了在“文革”时期被禁的一批中外书目和重新开放的过程，他说“这些资料从未公开过”。这份有限的资料留下了历史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转换的痕迹。虽然这些被禁的书早已开放多年，但是当人们获得了阅读的自由之后，这些书中的一大部分基本没有读者，许多作者的名字也已经从人们的口头和书面中消失。只有当我们把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为文学史论述的一部分时，才会有所提及。这就是文学经典筛选和传播的一个过程。被读者遗忘，被书写者忽略，自然和被禁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今天面对与这些文本相关的历史或者与历史相关的这些文本时，我们不能不说自己十分尴尬。

　　“当代纪事”栏目中还刊发了《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的《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讲诉了《萌芽》杂志50年的风雨历程。

　　每编完一期杂志，心中都很喜悦，就像看着孩子出生一样，总有“又一期好杂志诞生”的感觉。可是，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回头再看时，又觉得当时的努力是徒劳的，能留下的文字有价值太少。大家也认为有价值、有思想有含量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少了。

　　我想，这也许是人们思维活跃了，思考的程度有了进步;也许是面对一切只能很无奈的感慨;也许人们的欲望、期待更高了。编一期算一期，走着瞧吧……一晃20年，已经编出了135期。

　　外面已经黑得很彻底了。编辑部的对面是东北师大附中，我看到对面教室的灯都还在亮着，那里是高三的孩子们准备着高考，还在上“二晚课”，孩子们每天都要上到九点半才能回家。这时，我看见楼下马路旁，也已经有很多家长在等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