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邓力群出席了东北局召开的一个报告会。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正式批评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赢利分红。此时，邓力群已调到辽东省委工作，任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在东北局工作时，以为是各省省委的领导同志不赞成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出席了东北局的报告会才知道，东北局领导班子内部在合作社赢利分红上也有不同意见。
后来，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把邓力群起草的《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作为发言的一部分，在东北局会上全文宣读了。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赢利分红问题的看法。
1949年6月，邓力群奉命调往北京在沈阳转车时，在沈阳火车站见到了李富春，李富春对邓力群说，他对张闻天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有意见，认为张闻天不应当把东北局内部的争论拿到会议上，向那么多参会的人员宣读。即使这样，邓力群还简单地认为，在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上，仍然只是东北局内部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调到北平工作后，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在中央领导层面对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
邓力群到北京后，一天晚上，刘少奇把高岗找去汇报东北工作，邓力群作为工作人员也在场。汇报开始后，高岗还没有说几句，刘少奇就提出了东北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对赢利分红进行批评。刘少奇批评得非常尖锐，说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是资本主义经营方针，是资产阶级的股份合作，从语气、措词、神态判断，批评是相当严厉。直到这一刻，邓力群才明白，对合作社赢利分红的不同意见不是来自省里，也不仅仅是东北局李富春的意见，而是源自中央的刘少奇同志。
邓力群觉得刘少奇批评合作社赢利分红，一是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二是刘少奇是把合作社赢利分红当作很重要的问题来看待的。所以邓力群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并没有觉得怎么样。
邓力群对供销合作社有一定的理论研究，素材储备，从党的事业出发，邓力群当场就向刘少奇原原本本汇报了事情的经过。谈到自己确确实实研究了毛主席对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的调查，也参考了苏联消费合作社的介绍材料，但张闻天和自己都不是从本本条条出发，主要是根据汪清供销合作社的经验以及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刘少奇听不进邓力群的解释。继续严厉批评张闻天关于合作社赢利分红的意见，邓力群还同刘少奇争论了几句。敢为真理直言，不唯书，不唯上，邓力群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见状，就劝阻说，邓力群同志，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邓力群只好不再和刘少奇争辩了。真理越辨越明。
又过了一段时间，邓力群才知道，关于东北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的几个文件，是李立三从东北局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时带回北京的。李立三不赞成合作社赢利分红，李立三和张闻天在1948年冬东北局会议上曾就供销社入股与分红问题有过两次争论。李立三向刘少奇反映他和张闻天的争论后，刘少奇赞成李立三的意见。
从此以后，由于邓力群去新疆工作多年的原因，邓力群再也没有同人主动谈过供销合作社问题。但是，在供销合作社赢利后是否要给社员分红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存在争论。刘少奇、张闻天在1948年9月至12月间，都曾写文章提出关于发展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意见。
从刘少奇、张闻天的有关著作来看，认真细致地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明白地得出结论，他们在供销合作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出发点也是好的，能为人民群众着想，但刘少奇、张闻天之间存在分歧，其要点是如何看待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由于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又引发了党内关于这个问题长达将近两年的争论。最后，还是毛主席英明，下了科学结论，支持张闻天、邓力群等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的理论观点，争论才告停止。邓力群坚持真理，胜出。
毛主席举重若轻，他从双方的争论中，受到启发，看出问题，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刘少奇同志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些，在刘少奇主持起草和改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195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中得到体现。合作社法草案中规定：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盈余，按公积金、上缴基金、公益金、教育基金、股金分红五项分配，“股金分红不超过15%”。对赢利分红的上限做出了硬性规定。总的说来，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争论，既肯定了分红，同时又规定了比较适当的比例。理论促进了实践，实践又修正了理论。相互作用，螺旋式发展。
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其验证和校验所需要的时间周期较长。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社会科学的理论家比自然科学的科学家，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政治压力。而且他们面临各种非议和指责。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反反复复。而社会科学的实验和改革，社会和群众经不起折腾，代价又往往很昂贵。
邓力群为了坚持真理，坚忍不拔，执着前行。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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