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克思的一生，不仅是思想的一生，而且以理论为旗帜，以笔墨为刀枪，是战斗的一生。马克思的毕生著述，目的都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真正解放。
在当前的一些研究中，马克思正在被塑造成一位纯学者，而淡忘了马克思的革命家身份。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渊深的思想家，而且是英伟的革命家。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是以不同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的学术思考，都是为这一使命服务的。革命家与学者的高度统一，才是完整的马克思的学术形象，也是马克思毕生不渝的理论自觉。这就需要在研究中坚持革命史叙事与思想史叙事相结合的思路，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完整地描绘马克思的学术形象，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特质。
时下，在中国学术界，以卡尔·马克思为学术主业的学者不在少数，也涌现出不少精品力作，为深入阐述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我们的论文、著作中以及课堂、论坛上，马克思越来越被塑造成一位纯学者，以纯粹的思想家形象示人，而他极其重要的一个身份——革命家，却正在研究中被淡忘。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反复讨论的，主要是马克思写了多少著作，留下了多少文本，在大英博物馆查阅了多少资料，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观点。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尚不是问题的全部。值得进一步探寻的是，马克思学术著述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马克思和其他学者型的思想家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他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著述而著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不仅是学者和思想家，而且更重要的是革命家。马克思的一生，不仅是思想的一生，而且以理论为旗帜，以笔墨为刀枪，是战斗的一生。马克思的毕生著述，目的都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真正解放。马克思之不同于历史上诸多学者型思想家的特质，正在于学术思想与革命实践的高度契合，研究活动对时代主题的深切回应。从这一意义上说，仅仅沉浸在马克思的文本和纯粹的思想世界中，是理解不了马克思的;我们必须在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与革命活动的双重互动中，在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与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之间，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特质，并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信仰。
然而有些遗憾，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还很少看到这样的综合性研究。也正由于忽略了马克思的革命家的身份，将马克思视同为一般的纯学者、纯粹的思想家，故而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也严重地偏离了主题。有的研究将马克思的思想降低到“前马克思”的水平，有的研究用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研究方法、路径来“研究”马克思，还有的研究抛开马克思的研究主题和意图，给马克思增加许多似是而非、似通非通的新潮词句，并自诩为创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纯学者马克思的诞生，革命家马克思的被遗忘;马克思被置于大英博物馆和书斋中，满足于从思维中揭破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无视于同工人运动、革命活动的隔膜和分离。
这种研究现状，实际上是用我们所刻意塑造出来的“学者”马克思掩盖了“革命家”马克思，模糊了马克思“不仅是天才的思想家，而且是最伟大的革命家”(恩格斯语)的本来形象。这一不足不利于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一生的活动、事业、思想的真谛，当然也不利于完整准确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要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我们深入剖析这一问题的根源，坚持革命史叙事与思想史叙事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完整地描绘马克思的学术形象，系统地把握马克思的学术思想。
一、症候：学者形象凸显，革命家身份被淡忘
马克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奋斗了一生的马克思，他所要寻求的归根结底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解决这些问题，纵然对马克思的著作多所征引、熟极而流，也不能算真正了解马克思、真正懂马克思。
让我们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起。
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作为马克思一生“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了讲话，“这一流传后世的名篇，比我们的任何长篇大论都更好地总结了马克思的一生”。那么，恩格斯是如何评价马克思的呢?
恩格斯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全面评价了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光辉一生。他指出，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他同时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反观我们的研究，有多少在关注“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有多少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斗争”这一马克思的“生命要素”?舍弃了这些而呈现出的马克思的形象，是真正的马克思吗?
在这篇短短的墓前讲话中，恩格斯用了不少篇幅一一追述马克思的革命历程，尤其是马克思编辑、创办报纸的经历，从1842年的《莱茵报》、1844年的《前进报》、1847年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8年-1849年的《新莱茵报》、1852年-1861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直到“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然而颇值得留意的现象是，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谈到我们日常熟悉的马克思的著作，反而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了马克思编辑、撰稿的历家报纸，直至创立“国际”。为何如此?是马克思的著作不如这些报纸文章有价值吗?当然不是——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就蕴含在这些伟大的著作当中，而是因为作为马克思毕生挚友的恩格斯，最为了解马克思的真正追求，更加重视马克思一生的真正抱负。马克思绝不仅仅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更无意作一名纯粹的学者，满足于构建一套学术体系，而是“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从事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是要现实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现实地参与并指导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上述报纸，以及其中刊载的战斗性文字，如一串串沉重的脚印，记载着马克思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而我们的研究，有多少在关注马克思这些极具战斗性和思想性的报纸文章，有多少在研究马克思这些报纸文章所揭示的当时世界格局和革命任务，有多少在面对那些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专著之外的马克思?首先作为一名革命家的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高度统一的马克思，君若有知，面对如斯研究，能无憾乎?
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更热衷于塑造书斋中的马克思的形象，更满足于热烈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更关注单纯的思想史序列中的马克思;而没有准确地注意到马克思全部学术思想活动的归宿是为了实现其革命目的，是为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的思想建构和理论著述都属于“这种或那种方式”，是手段、桥梁和工具，推翻资产阶级剥削统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才是马克思学术研究的本质、核心和归宿。因此，我们在塑造马克思的学术形象时，必须呈现出马克思革命家与学者高度统一的身份;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时，必须在马克思一生革命事业的总体格局中把握他的学术思想，惟其如此，方得真马克思。
古语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关于马克思学术思想的研究，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忘了马克思是为什么出发的，还能到达马克思所指出的终点吗?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这样概括：“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差别是最明显不过的。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倡导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之间的根本不同，就是首先作为革命家、其次才是一名学者，革命家与思想家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与书斋中的纯粹学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二、根源：“告别革命”论、“去政治化”与专家型研究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研究热衷于谈论学者马克思，而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革命家马克思?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重复杂因素的长期影响。归结起来，大致原因有三：
1.“告别革命”论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人提出“告别革命”论的主张，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告别革命”论者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革命“破坏一切”。由此出发,他们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他们把“破坏一切”的罪名加到“革命”上面。“告别革命”论还断定，“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告别革命”的主张，归根到底是否定革命的，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建设性意义。“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
“告别革命”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解体，苏联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萎缩，国际上总体呈现出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态势。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兴高采烈，“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甚嚣尘上，流行一时。“告别革命”论要求“重写历史”，鼓吹“反思革命”、“告别革命”，说到底也是为了告别社会主义道路而走改良之路。在这种“告别革命”论的影响下，不但“革命”成了“暴力”、“恐怖”的东西，而且“革命家”也变成了热衷暴力、冷血、让人厌憎的形象。而与疾风骤雨似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革命活动相比，“纯”学术则显得可爱得多，驯良得多，温良恭俭让得多，也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偏爱。沉溺于“纯”学术的思想翻转中既久，马克思的革命事功、生平事业则愈模糊。“学者”马克思出场，“革命家”马克思退场。“告别革命”论不但在告别革命，而且要告别革命家，告别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告别“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只剩下庸俗的、狭隘的、改良主义的呓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类似“告别革命”论的改良观曾出现不止一次。对这种改良观，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反对“三个苏黎世检察官的纲领”时就做过尖锐的分析，按照改良的纲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心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远’。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道：“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告别革命”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改良。但历史终究会“走自己的路”而“毫不理睬他们”。然而，从实际影响来说，这种“告别革命”论还是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我们的研究，让研究者更加关注作为学者的马克思的一面，而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一面丧失兴趣。
2.“去政治化”的暗流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界和学术理论界也日趋活跃，研究视阈和研究范围都不断拓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研究趋势，在不同学科都有所表现。例如，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的观点认为，我国教育方针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定是“德育政治化”的典型表现，因此，必须实现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要求相分离，实现“去政治化”、“去社会主义化”;有的观点干脆主张用“公民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中性色彩，它不是强调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培养‘接班人’，而是为社会培养下一代(公民)”，这样就可以克服培养下一代中的“政治化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例如，时下学界流行重写、重构、重思等，这一趋势的出现有其必要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重构出来的成果，必须在准确的基础上做到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丰富。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的重构中，这样的成果还需要大力强化。一些研究就致力于将马克思打扮成一位在书斋中埋头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纯”哲学家，将马克思主义打造成一种“纯”哲学。依据这种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只是在各种思想体系的冲突中，依靠论证和逻辑而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也只是为了展现一种更加精致、更加完美的思想模型。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战斗的学问，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有科学的论证、严谨的逻辑、高深的思想，更有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不屈不挠、抗争奋斗的理论自觉、革命策略和澎湃激情。马克思主义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但在于其理之渊深，而且在于其论之彻底，其情之热切。然而，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体系中那种振奋人心、催人奋起、让人充满战斗激情的东西被阉割了，剩下的只是一副面孔古板、腔调老套、思维固化的刻板形象。
总之，在“去政治化”的暗流冲击下，“纯学术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导致在一些研究中，不是让自己的研究去贴近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是剪裁马克思主义以适应自己的研究，抛开异常复杂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关联而仅仅在思想冲突中处理马克思及其著作，为学术而学术，为体系而体系，政治话语“去政治化”，学术话语“纯思辨化”。
3.囿于专家凸显而大家难觅的专家型研究现状
忽视马克思的革命家身份，只关注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一个时期以来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专家很多而大家难觅的研究现状有关。
现今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在所谓的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都大体上被固定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之内，长期接受该学科的专业训练，所交往、交流的也都是本专业领域的学者，谙熟本学科，而对其他学科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欠缺。这就形成我们的研究队伍中，多专家而少大家，有高原而乏高峰，有江河而难以成大海。
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家”，他毕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为我们探索社会有机体的变迁、探寻世界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然而，从现代学术分工而言，这两大发现其实分属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而无论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每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都很少能真正兼通另一个学科。这就带来这样的尴尬局面，历史学学者较少精通剩余价值规律和经济学，而经济学学者较少精通唯物史观和历史学。单单是面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就已经让研究者感到为难了。而问题还不止此，“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就我们目前的学科划分而言，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至少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新闻学等学科领域，这样广博的研究领域，是现今被分割固着于既定学科领域的学者难以全盘兼通的，更遑论同时顾及马克思的革命家身份和他一生中异常丰富的革命活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从本学科入手，选取自己熟悉和擅长的角度、领域而展开研究。由此，马克思的全部思想被分割成几个领域，马克思的学者身份与革命家身份被割裂开来，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种研究的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研究，可以运用十几种语言细致地考证出马克思手稿中一个词语的含义，却对马克思毕生使命的真谛了无兴趣。我们的研究，可以对马克思一生留下的浩瀚文本娓娓道来，却不了解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之外的更加激动人心的世界。我们的研究，只愿意由无数个专家从无数个巧妙的角度，对马克思作出细致入微的解剖，却不能从总体上建构起马克思的伟岸形象。这是专家的宿命，也是马克思的悲凉。
三、出路：革命史叙事与思想史叙事相结合
如何走出困局、化解危机，全面塑造马克思的革命家与学者高度统一的学术形象?如何在我们的研究中，深刻呈现马克思学术思想背后更加深层的社会矛盾、危机状况、革命出路、斗争考量，从而更加完整地展现马克思学术思想的本质、追求与真谛?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革命史叙事与思想史叙事相结合。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曾树立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史叙事与思想史叙事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与侯外庐先生倡导的研究思路有所相似、有所类似，即不是单纯关注思想史本身，而更加关注思想之外的社会现实，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当然，侯外庐先生所理解的“社会史”、“思想史”与我们所谈论的“革命史”、“思想史”并不是一回事，这里只是作一简单的类比。
从目前研究马克思学术思想的文章、著作和其他成果来看，大多走的是单纯思想史的路子。这些研究，基本上延续着马克思如何从唯心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完成思想转变，实现哲学革命的思想史叙事。而问题是，在这种单纯思想史叙事的研究思路之外，应当同时织进马克思的革命史叙事，从而完整地构建起马克思的学术形象。马克思的思想是学术，而且无疑是博大精深的学术，但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仅是学术，它更是政治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冲破资本逻辑、消灭剥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的革命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的革命史叙事和思想史叙事缺一不可，完整地融通在一起才能探寻到马克思全部学术思想的真谛。
例如我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要真正把握《宣言》，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宣言》四章的文本中，而要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宣言》的全部革命活动和思想历程。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此前完成的一系列思想上的转变，当然不会有《宣言》;但同理，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工人集会、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同盟章程草案、团结鼓动各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主义者等实际革命活动，也不会有《宣言》的诞生。从《宣言》的来源看是这样，从《宣言》所起的作用和历史价值来看同样如此。《宣言》不仅是伟大的思想著作，而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是公开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反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号角。因此，对于《宣言》，还必须联系当时及其后的法国二月革命、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巴黎工人六月革命、维也纳十月起义、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等一系列革命运动来进行解读。要把《宣言》所揭示的世界观、哲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规律，同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革命战略、斗争策略等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实质，而不是孤立地停留在关于《宣言》的文本、原理和思辨中。《宣言》如此，对马克思其他时期的论著也应作如是观。
马克思曾经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围绕着1848年欧洲革命发表演说，他认为：“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本世纪革命的秘密。”马克思在这里对1848年欧洲革命做了总概括，实际上是表明，欧洲革命的前途和走向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用这一论述来说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对于包括欧洲革命在内的历次革命，都有着深刻的分析和透辟的研究。这里更不用提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了。事情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之下，还有一片汪洋大海，这就是马克思一生的革命事业，是马克思对国际工人运动倾尽心力的关注。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火炬，而马克思的革命事业是道路。没有火炬，不能照亮道路;但燃起火炬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踏出一条新路。只有在马克思的革命事业中，才能加深我们对马克思学术思想的本质性理解，尤其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信仰。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中，除了关注书斋中和大英博物馆中的马克思，还要把笔锋对准从事革命事业的马克思，将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与他的思想创造结合起来;除了关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之外，还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各种演讲、演说、革命实践，以及卷帙浩繁的论战文章、著作和通讯、报道、时评等报纸文章，在这些一般研究较少关注的场所发现更加生动的、深刻的、敏锐的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
对于马克思的学术形象和学术思想，不能在“告别革命”的旗号下把马克思安安稳稳地放在书房的安乐椅上，不能借“去政治化”的暗流将马克思思想中那些振奋人心、唤起最广泛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抗争、奋斗、呼号、批判取消，不能在各种“碎片化”的研究中将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变成不疼不痒、不凉不热、不咸不淡、不清不楚的糊涂学问。那种仅仅把马克思及其学术思想束缚在书斋里、游走在文本上、翻转于概念中的“纯”研究，是在阉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生命活力。革命家与学者的高度统一，这才是完整的马克思的学术形象，也是马克思毕生矢志不渝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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