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为官之德——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旨在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准确、人物鲜活、情感真挚的焦裕禄,以寻访散记为主,夹叙夹议,描述了焦裕禄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一本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三严三实”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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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有很强的时政性和针对性。如何把经验凝练成有关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把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精神升华为一种影响长久而深远的理想信念,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更加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为官之德,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作者对焦裕禄事迹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挖掘整理、深入思考和研究,旨在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准确、人物鲜活、情感真挚的焦裕禄。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焦裕禄精神学习和弘扬的历程,一个县委书记的革命精神被一步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习近平总书记当过县委书记,他深有感触地说:“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焦裕禄就是县委书记的优秀代表。焦裕禄精神传递了无穷能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焦裕禄,这面鲜艳的旗帜和这座不朽的丰碑,正在为我们走好自己的道路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前进定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 张锡杰
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原理,从历史的视角,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分析焦裕禄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背景,阐述其精神核心要义及内在规律,提出若干专题性问题的研究,分析焦裕禄精神的传播与弘扬规律,解读如何在新形势下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凝聚起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需要焦裕禄精神这样的精神能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邹东涛
焦裕禄把自己深深扎根于人民,在人民群众中汲取养分、获取力量,得到人民群众的哺育,形成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50多年来,焦裕禄事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
精彩篇章(一)
听说了焦裕禄要去兰考工作的消息,大家既欢欣鼓舞,又舍不得。
尉氏县委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焦裕禄在会上说:“与同志们一起共事,多有不足之处,请大家都提出来。”大家并没有给焦裕禄提什么意见,而是把话题转到了焦裕禄家里的经济状况上,问他有什么困难,家属有什么问题等。
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个县委副书记,一件褪了色、磨得发亮的黑色棉大衣,他不知道穿了有多少年。家里孩子多,还要照顾老人,他一家人的生活状况,很多同志都看在眼里,焦书记家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见肘。
在《精神的路标》中有一段描述更见其不易:“焦裕禄这件黑大衣,从1953年他来洛矿时,大家就见到过他穿着。在洛矿工作了9年,焦裕禄从基建科副科长到一金工车间主任,再到调度科科长,直到他调离洛矿,人们还能看见他这件黑大衣。”
而在焦裕禄1964年2月回山东老家过年时,老同学陈壬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我看他穿着一件磨得发亮的黑色棉大衣就问:‘咋穿成这样?’焦裕禄答道:‘咱干活出力的,不就这样!’”可见,焦裕禄在兰考时,仍然穿着这件棉大衣。
一件棉大衣,穿在一个县处级干部身上十几年,“磨得发亮”,是何等作风、何等风格呀!
在座谈会上,焦裕禄对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的关心和爱护,我啥困难都没有,只要求同志们对我多提点意见。”即使是在这种状况下,焦裕禄仍然坚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
会后,县委的几个同志一起议论:“现在是隆冬季节,可老焦还没穿上棉衣。兰考那边风沙大,天气冷,没有棉衣咋能行?”同志们商量的一致意见:给焦裕禄做一套棉衣。
可要是老焦不收咋办?同志们想。
最后,夏凤鸣同志决定,先到有关部门批30尺布票,同时自己再找焦裕禄谈谈。
夏凤鸣见到正在收拾办公室的焦裕禄说:“老焦,你家庭困难,同志们深表同情,现在已进隆冬,滴水成冰啊,你还没穿上棉衣,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你做一套棉衣,为了你好过冬!”
听到一起共事的战友如此一番话,焦裕禄很是感动。他拉起夏凤鸣的手说:“夏书记,同志们的情谊我真地心领了,这个决定我不能同意。天冷,我可以扛过去,我们身边,没有穿上棉衣的群众还多着哩!”
县委常委会的意见也不行,接下来该怎么办?夏凤鸣一时没有了主意。
对!请示地委!夏凤鸣突然想到。也许只有这样,焦裕禄才可能会接受。
地委书记回复:“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好,要尽快落实,办妥!”
棉衣做好了,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到兰考上任了。夏凤鸣随即安排办公室的同志亲赴兰考,把棉衣送到焦裕禄的手上并附上了一封信,写明送棉衣是县委常委会的意见,地委主要领导已经做过指示。
收到尉氏县委送来的棉衣后,焦裕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说道:“多么好的同志们啊!”
一套棉衣引发了如此感人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根本就微不足道。可是想一想,世间还有什么比真情更有价值的呢?
处于大困难背景下的焦裕禄,家里生活状况的拮据程度外人不得而知。
在他任尉氏县委副书记时,眼看着冬天即将来临,需要给孩子们添置些棉衣,需要办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焦裕禄的工资早已花尽了,他几次到县委机关储金会,先后借了137元钱。
要离开尉氏去新的工作岗位了,焦裕禄专门到县委机关储金会,讲明了自己的救济情况,回头再还上。同志们却劝他,尽管安心工作,不要总惦记此事。
尉氏县委办公室的张敬立知道这一情况后,考虑焦书记家里的特殊情况,和几个同志商量,代表焦裕禄写了一个申请,由李保德同志到县纺织品公司,批了50尺布票,由张敬立送到焦裕禄的家中。
焦裕禄却坚决不收布票,对张敬立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国家经济困难,我们当干部的应当带头为国家分忧解难,不能多占供应物资。共产党员宁可忍得一时寒,也不可落个百日忧啊!同志们的关心我领了,这布票我坚决不能收,谁领的,谁给我退回去。”
到兰考上任之后,焦裕禄借的137元钱还没有还上。这时,尉氏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又商量了一番,请示领导,建议和福利部门结合一下,用集体福利款替焦裕禄还了这笔借款。
当把这件事通报给焦裕禄时,又被他拒绝了。
没几天,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扣出137元钱,专门安排兰考的同志到尉氏,经张敬立的手原原本本地归还了尉氏县委。
干部“十不准”的前后
事情想做好,就要真讲规矩,讲真规矩。
党的各项任务事关各族人民的福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当然更应该讲规矩。
2012年12月,焦裕禄制定的“干部十不准”、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出台的“八项规定”,一对“老、新规矩”,在历经50年漫漫岁月之后,交叉在历史结合点。
2009年4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兰考,在焦裕禄夫人徐俊雅生前居住的地方手握焦国庆的手说:“你就是当年那个‘看白戏’的孩子吧?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看白戏’的故事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视察工作时指出:“焦裕禄同志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他亲自起草干部‘十不准’,对干部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他是真正在讲规矩。”“中央制定八项规定的时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我都举了这个例子。”
2013年7月11日,在西柏坡纪念馆,看着展板上毛泽东同志提议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习近平同志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2013年8月28—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立规矩、正规矩、治规矩”,大讲“规矩”的重要性,说明“规矩”在全党各项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焦裕禄是全党立规矩、讲规矩、尊规矩的典范。
岁月回溯到1963年1月,刚刚主持县委全面工作的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亲自起草了全县党员干部“十不准”,为兰考的干部立“规矩”、定“戒律”。
当时的兰考,灾情严重到了历史的极点。在那个时候,是坚持“伸手要”的老路子,干部向上级要救济,群众到外地要饭,还是洗心革面,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初来乍到的焦裕禄选取了向人民群众“取经”、根除干部思想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坚持到干部、群众中调研,抓住一切时机给全县的干部们鼓劲,振作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那么时过50多年,焦裕禄当时为什么要立这样的“规矩”?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如何?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兰考县委的“老规矩”与当前全党的“新规矩”,有何必然联系呢?
起草“十不准”
1963年冬,灾害肆虐的兰考,群众生活雪上加霜。
面对一个个压头的灾害,兰考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焦裕禄的双脚踏上这片土地,就坚持一边调查研究,掌握兰考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一边苦思冥想,找出解决兰考问题的办法。
春节临近的1963年1月15日,因调运救灾物资,兰考火车站发生了车辆堵塞,焦裕禄在现场指挥数百人的力量排除堵塞时,看到站台上遗落的红薯干,自己一片一片捡起来,告诉在场的同志:“一定要教育职工爱护救灾物资,一粒粮食、一片干菜也不能浪费。”
1963年1月18日上午,冒着寒风,焦裕禄早早地来到县人民银行解决当时群众贷款“封不住门”的问题。
在当时的兰考,群众的生活问题是“一号工程”。按照上级要求,真正生活困难的群众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到银行贷款。但是在那灾难深重、灾荒严重的年代,生活尚没有着落,即使在银行贷了款,也未必有还款的能力,很有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焦裕禄和县人民银行的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焦裕禄说:“我们首先要克服‘两眼向上,两手向外’的思想,要教育群众发扬‘南泥湾精神’,不要再向地区要求贷款。”
从这一分析可以判断,焦裕禄是否定了“伸手要”的办法。
据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当时坚定地认为兰考的干部群众应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而不是什么都伸手向上级要。”针对兰考当时的实际情况,焦裕禄提醒县人民银行的负责人:“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仔仔细细地工作。”
焦裕禄这一思路与兰考不少的干部当时坚持的意见截然不同,很多干部希望通过上级救济来解决兰考问题,帮助兰考渡过难关。
当天夜里,焦裕禄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
习惯了敞开上衣下面的纽扣、左手摁着肝部的动作,焦裕禄表情凝重,思绪起伏,在他的办公桌上,稿纸上散落地记述着如下内容:“《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而另外的一页稿纸上面清晰地写着“全县党员干部做到十不准:(1)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贷款或其他物质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
“十不准”的第一条就提到了“不准用贷款大吃大喝”,这与焦裕禄解决贷款“封不住门”的问题高度契合。
干部“十不准”是《通知》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通知》强调:“兰考是个灾区,面临许多困难,过节必须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情的方针。不论集体或个人,不要浪费一分钱,不该办的事一定不办。”
刘俊生认为,焦裕禄到了兰考之后,所见所闻的很多事情,与他的工作思路不符,尤其是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特别突出。因此,通过调研,焦裕禄认为兰考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必须是先从干部抓起。
事实上,在“十不准”出台之前,焦裕禄还经历了几件他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儿”。
焦裕禄纪念馆的“干部十不准”
精彩篇章(二)
1963年1月的一天上午,刚刚从外面办事回来的焦裕禄突然发现大门口张贴的县委机关福利救济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焦裕禄,救济60元。
焦裕禄没有直接追问此事,而是让县委办公室通知各机关干部到县委会议室开会。
“同志们,我们的县礼堂开着全县干部会,后门(当时的县委和大礼堂相通,有一个小门)却刮起了一股救济风。兰考是个灾区,人民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时时、事事应该首先想着群众,机关分了救济款,贫下中农怎么过?”焦裕禄主持会议,在主席台上直言不讳。
据当时也被评了40元救济并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县委干部赵培章回忆,在会上,当着所有干部的面,焦书记直接问县直党委书记潘庆武:“老潘,我写申请没有?”
潘庆武说:“没有!”
“那救济名单里咋会有我?”
追问得潘庆武搭不上腔。
焦裕禄说:“这个救济我不要”。
县委办公室张明常的女儿胳膊摔断了,生活不好过,他说:“这里面有我40元钱,我也不要。”
焦书记问:“你不要怎么给孩子看病?”
张明常说:“卖自行车!”
焦裕禄又问:“卖了自行车,怎么跟我下去工作呢?”
最后,焦书记当着大家的面说:“这种情况才是真困难,应该照顾。”
“这次会议上,当时家里确实有困难的干部基本上都得到了救济,而那些平时家里并没有实际困难、名单上有救济的好几十人都没有得到救济。”赵培章回忆起往事,眼里闪动着泪花。
焦裕禄初到兰考工作,在县委机关如此整顿作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另外一件事更让焦裕禄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1963年1月14日晚,大礼堂要演一场现代戏,焦裕禄也来到大礼堂售票窗口。
听说县委的干部去看戏总可以买到好票,焦裕禄将信将疑,想探个究竟。
“焦书记,我先进去了!”这时,刚刚买到票的县委工作人员杨玉敏拿着买到的前排好位置的票和焦裕禄打着招呼。
焦裕禄发觉,这个小小的售票窗口里定有文章。
为了避免售票员认出自己,焦裕禄边排队,边和自己前面的一位不熟悉的群众打招呼,让他帮忙,随机买了一张。
焦裕禄取到票,一看是27排靠边,他就拿着票随着人流走进了礼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落座不久,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礼堂的经理老郭发现了坐在后排的焦裕禄,三步并作两步,从主席台前走廊里径直到了焦裕禄面前。
“焦书记,你前面坐,前面坐,第3排!”
“不用,我买的就是这个座。”
就在这个时候,郭经理快步跑到第3排,和一位已经落座的群众说了几句话,把一个3排的“好座”让了出来。
接着,又跑回到27排,拽起焦书记的胳膊。
“焦书记,咱不能坐这儿!咱不能坐这儿!前面位置挪好了!”
“我不去!”“我眼不花,耳不聋,在这边可以看得好。”焦裕禄没动。
“不中,领导不能坐到这儿!”老郭坚持让座。
“老郭,你咋这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你对待群众是不是这个样子?”焦裕禄仍然没动,一脸严肃地说。
“坐前面吧焦书记!”老郭仍在劝说。
“我买的就是这儿,你为什么非让我坐前面?”焦裕禄站了起来,问老郭。
“焦书记,领导都坐前面。”郭经理解释。
焦裕禄严肃地说:“你现在是经理,也是老同志,权力怎么能这样随便用?演员演戏是一种辛苦的劳动,买票应当公平、公正。群众看戏不容易,以后卖票不能搞特殊。”
此时的老郭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劲头,连声说:“是,是,焦书记,我们改!”
礼堂的戏照常开演,焦裕禄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到节目结束。
这个县委书记主动买票、又坐在后排看完演出的消息很快在县委等主要机关部门散播开来。
“焦书记看戏还亲自买票,坐在后排,‘老三排’没有了!”
“焦书记这样就是要治治干部的不正之风。”
很多干部在议论纷纷。
县委书记自己买票,不坐第3排,在礼堂内部也引起了震动,开始严格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治理售票过程中的特殊化,纠正过去存在的不正之风。
但是针对制定“十不准”之前围绕看戏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看“白戏”风波
在1963年1月前,兰考县委的不少干部都习惯了看“白戏”,甚至有人为了到礼堂看“白戏”方便而从容地出入县委到大礼堂的那个后门。焦裕禄的家里也经历了一场关于看“白戏”的风波。
1963年1月13日晚,刚刚回到家里的焦裕禄看到儿子焦国庆进了家门就兴奋地和弟弟妹妹谈论所看戏曲的剧情。
“国庆,你是不是去看戏了?”
“是!”
“买票没有?”
“没有!”
“那你是咋进去的?”
“我挤在大礼堂门口,顺着人流往里走,告诉验票员说‘焦裕禄是我爸’,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问清了儿子看“白戏”的经过,此时正在因为干部存在不正之风问题而揪心的焦裕禄脸色一沉,说道:“你小小年纪,怎么可以依仗着家长的声望搞特殊,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呢?”
当着其他几个孩子的面,焦裕禄继续批评道:“你们应该知道,演员演戏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他们辛辛苦苦地上台演出,你不拿钱看‘白戏’,就是剥削行为。今后咱不允许这样,想看戏我给你们钱,咱买票去看。”
孩子们点点头。为了进一步教育孩子们,焦裕禄从兜里掏出两角钱,让焦国庆第二天一早就把戏票钱给礼堂送过去。
对于焦裕禄来说,儿子看“白戏”的事绝没有因为一次批评而结束。
上文提到的他亲自到礼堂买票,因坐在后排而发生与礼堂郭经理的“争执”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儿子看“白戏”之后焦裕禄对纠正礼堂不正之风的具体实践。
焦裕禄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县委机关和大礼堂里远远不只是儿子被看了一场“白戏”,以及自己看戏时上演了一场被请风波那么简单。
“老三排”
事实上,看“白戏”的问题在兰考由来已久。
由看“白戏”而衍生的“问题”也早已被熟视无睹。
“老三排”和“排长”的雅号是兰考礼堂“好座位”的代称,也是衍生出的“问题”之一。
之所以被称作雅号,关键是多年形成了这样的错误消费习惯,群众、普通干部不满意或者被当成坊间谈资。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兰考的现实条件下,看戏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也是干部群众需要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
据刘俊生介绍,长期以来,兰考县委机关形成一种惯例,每到礼堂有演出,就由县委宣传部把戏票送到县委办公室,再由办公室先分发给县领导。当然,给领导的票大都是位置靠前一些、中间不偏的位置,其他票则由办公室支配,分发给县委机关各单位。
在礼堂的座位中,约定俗成第三排中间为“好位置”,不偏不斜,不远不近,时间长了,“老三排”就几乎固定为领导的位置,从来不在售票窗口出售,成为领导及家属的专坐。
在当时的兰考,“老三排”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权的固化,大家司空见惯,熟视无睹,没有人愿意打破,也没有人敢去打破。
焦裕禄的前任县委书记喜欢看戏,一直以来并没有对“老三排”的问题提出过整顿,甚至在多种场合还会带着家属坐在第三排看戏,主动体验。
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这位县委书记不行,懦弱。他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我觉得不行,兰考的县委书记得换人。”
因为这位领导几乎每一次坐的位置相对固定并且在礼堂演出时现场出现的频率高,当时兰考的坊间曾盛传着“排长”的雅号。
由“老三排”及“排长”而引发,兰考县委与大礼堂还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潜规则。命令式要票、托关系要票、靠关系买票、走县委的后门直接进场、靠面子直接进场,等等。原本应该简单的看戏却隐藏着诸多的“规则”。
“当时,县委的干部看戏时可以提前买到位置好的票,而且连家属也可以搞特殊。尽管大家都习以为常,可这种习惯的确影响很坏。”刘俊生亲历这些事情,总结时一语中的,“县委与大礼堂中间有一个小门,每到有演出的时候,拿着钥匙的同志把门打开,县委的干部就可以直接通过后台进到舞台前后,随便找位置看‘白戏’。”“焦裕禄来之前这些事情几乎没有人怎么管过。”
到兰考之后,焦裕禄也几次被送票,但他坚持不要,说看戏就应该自己去买票,不能助长搞特权的风气。
有一次,针对此问题,他告诉县委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从县委直接到礼堂的那个后门不能随便开,谁看戏都得去买票。”
察觉到助长不正之风跟大礼堂送票有关,焦裕禄还让宣传部长跟大礼堂的负责人打招呼:“以后不要再送票了!”
但是礼堂在落实领导要求方面并不彻底,仍然会预留一些位置好的票存放在售票窗口,等着县委领导来买。很快,这个情况又被焦裕禄发现了。
据刘俊生回忆,焦裕禄让人帮忙买票并亲自体验坐在后排,还针对此事批评教育礼堂经理就跟此事有关。
针对自己提出要求之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上述不正常现象,焦裕禄专门给县委相关负责人交待:“老百姓看个戏不容易,以后这种特权票坚决不能留!”
“老三排”和“排长”的问题随着焦裕禄前任的离开以及焦裕禄对礼堂不正之风的治理而尘埃落定。
“干部十不准”的前前后后
为了敲响干部搞特殊化问题的警钟,在那一时期,在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上焦裕禄都反复强调:“我们的同志们都不应该去看‘白戏’,大家要知道,那是剥削行为。同时,还要教育引导我们的家属都不能去看‘白戏’。”
从发现因为看“白戏”问题而暴露出干部的特权思想,对礼堂的管理问题、儿子看“白戏”、自己被请“老三排”的事,到通过一系列举措刹住这一不正之风,实际上,焦裕禄为春节期间出台《通知》以及制定干部“十不准”做好了充分准备。
有意思的是,在“十不准”的内容中,第7条被特别地详细描述:“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衣、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
其内容已经详细到“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而在“十不准”的10条内容中,有3条涉及到演戏、看戏。
从前文提及的几件事中不难看出,焦裕禄突出此条内容是有较强目的性的。
1963年1月22日和23日,焦裕禄组织召开公社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他主要讲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如何克服困难,搞好多种经营,发展生产,要在兰考闯出一条新路子,以此来振奋干部战胜困难的信心。
焦裕禄还在会上提出:“春节后,各公社都要组织劳动力搞副业,可以组织专业队、专业组,专门搞副业。因地制宜,能搞啥就搞啥,能烧砖的烧砖,能养猪的养猪,有条件的还可以编篓编筐。”
看来,制定“十不准”的目的远远不在于管住自己的干部。
1963年1月2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因为放心不下群众过节的吃饭问题,焦裕禄曾经一天里两次到许贡庄村,到群众家里真正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这些细节都是鲜为人知的。
当天上午,焦裕禄和张钦礼等人从县委出发到县城周边的田庄、许楼、韩村等村了解群众过节期间的生活情况。实际上是带头让全县的干部多为群众办实事。
有了“十不准”这条“规矩”之后,焦裕禄首先从自身做起,甘当表率,以推进兰考的干部守“规矩”。其中一件事,很有示范意义。
1963年5月初,焦裕禄提议所有住在县委机关的干部家属统统搬出机关大院,还机关一个清净的工作环境。
这件原本并不大的事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多年来,县委机关干部多数家属可以住在县委大院,县委主要领导的家属还较多,吃水、用电,很多可以沾的光没有了,不少人心里犯嘀咕。
据当时县委办公室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讲:“在县委机关住的家属多数是有来头的,沾机关的光已经习惯了,焦裕禄来了要从这方面下手整顿,几个县委领导还是有些意见的。”
有意见的人中,包括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
焦裕禄让县委办公室公开他的提议后并没有人响应。这一点,焦裕禄似乎早有所料。
回到家里,焦裕禄开始耐心地给徐俊雅做思想工作,“你光图自己生活方便,就忘了对工作不便,要是谁都看着别人,就一个也搬不走,我们应该第一个搬。”
第二天,焦裕禄家就开始收拾物品,成为第一个从县委大院里搬出来的家庭。
看着“一把手”家里有了动静,在旁边一直观望的几户人家也陆续开始行动起来。
据当时县委机关的同志介绍,焦裕禄安排的这项“内部”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一直有几户在拖后腿。
在以往的各类报道文章中,较少有对此事的关注。可在焦裕禄的工作计划中,县委干部家属从机关大院里搬出就反映出一种“规矩”意识。
焦裕禄对“规矩”的遵守与示范不仅仅表现在这一方面。一次,焦裕禄带着儿子到粮管所买面,负责人看到焦裕禄后就迎上去说:“焦书记,你那么忙,买粮的人多,排队还要等会儿,叫我给你代买了吧!”
“你们不要光照顾我,要想办法让来买粮的群众都不排队,对农业生产不是更有利吗?”焦裕禄说着排队的事儿就绕到了粮管所的管理上,“还有,你们在这个地方搭个棚子,下雨淋不着群众,天热晒不着群众,不是更好吗?”
听到焦裕禄说这样的话,买粮排队的群众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
有几个群众站出来说:“焦书记工作忙,你先买吧!”
焦裕禄说:“你们来得早,先买。我来得晚,就应该排队呀!”
尽管这样,还是不时有人坚持让焦书记先买,可他一直坚持不插队,站了半个多小时,才买到了面。
令买面群众欣慰的是,没有过几天,开票窗口前真地搭起了棚子。
在起草制定“十不准”的同时,焦裕禄用这样的实践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真实版本的兰考赴任
一个两手掂着手提布袋的背影,迎着前方的两声猪叫,接着出现了“卖杂碎了!卖杂碎了!”的声音。
“请问老大爷,县委会在哪儿?”
“吃杂碎吗你?”“不知!不知!”
……
此时,想必会有不少人能够记起,这段内容就是电影《焦裕禄》的片头。
接着,一群讨饭的孩子直接围上了正要去县委会报到的焦裕禄,争抢他分给大家的食物,直至把他的包给掏空了。
在这群孩子的引导下,焦裕禄来到了县委大门口,迎接他的是一位从传达室出来的工作人员。
“唉,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站住你!”
“同志!”
“什么同志?讨饭也不看看地方!这是县委会,你懂吗?走吧!走!别捣乱!”
“我到县委组织部。”
“你是干什么的?”
焦裕禄递过介绍信说:“我是焦裕禄。”
“焦裕禄?你是焦裕禄吗?”
“我是焦裕禄。”
“组织部在里边,往里走,第三间,进去吧!”
工作人员看过介绍信,给焦裕禄指路。
接着,工作人员对着那群讨饭的孩子喊道:“走,走,走,赶紧走,小杂鱼,在这儿干吗?快走!滚!”
电影《焦裕禄》中对焦裕禄到兰考报到的情节描述深深地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以至于很多观众形成了对兰考的固化认识:穷、破、风沙大,还有兰考干部的冷漠。
不少第一次到兰考的人甚至还会问,兰考的县委是不是还是那个样?兰考是不是还那么穷?兰考的风沙到底还有没有那么严重?兰考人真的那么无情冷漠吗?
对这一情节的描述,电影和电视剧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使观众形成了对兰考、兰考人以及对焦裕禄的不同认识。
那么真实版本的焦裕禄到底是怎么到兰考赴任的?这一情节对于真实还原焦裕禄的为民情结有何参考?其中有无尚未揭开的秘密?赴任前后还有哪些未曾披露的历史事实?对焦裕禄赴任的真实描述会有哪些新的现实意义?
作者通过还原当时场景的描述方式,通过调查走访,认真求证历史的真实,借助电影和电视剧《焦裕禄》中那段情节的艺术对比,通过不同场景的转换,表现出了焦裕禄与生命时钟赛跑,争分夺秒为人民服务的情怀。
亲历那个时代的兰考籍干部,站在历史的客观,为作者讲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也作了分析,为丰富焦裕禄在兰考的事迹提供了依据。
而作者通过对于成龙故事的回顾,特别与焦裕禄作对比,进一步表达了共产党人区别于古代官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追求。
精彩篇章(三)
突降兰考
1962年12月6日,夜幕即将降临的兰考寒风凛冽,城北沙丘上扬起的流沙顺风而走,弥漫空中,沙砾摩擦出的响声遮住了城里傍晚的喧闹。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里屋的炉火烧得正旺,蓝色的火苗忽左忽右,驱走了房间里的一些寒气。赵文选、李运祥两位同志正围坐在炉火旁吃饭,外屋的办公桌旁,组织干事蔡生茂刚刚端起饭碗。
“咚,咚……”
敲门声处,一位头戴火车头帽、身穿黑色棉大衣、手提一个小布兜的同志进到屋里,朝着蔡生茂走来。
以为是外调的干部办理手续,蔡生茂并没有起身,而是按照豫东人的习惯打了声招呼。
“有啥事?过来吧!”“你吃饭了没有?在这里吃吧!”
“你吃吧!”那位同志答。
站定后,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份介绍信,递了过去。
蔡生茂推开饭碗,拿起介绍信细看,上写:“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任第二书记,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您是焦裕禄同志?”
“我是焦裕禄。”
“坐吧!坐吧!”
简单问过情况,蔡生茂赶紧招呼焦裕禄坐下。
随后,边喊李运祥的名字边走进里屋。
李运祥看了介绍信问:“应该怎么办?”
李运祥是部长秘书,想了一下说:“你去给赵玉岭部长汇报吧!”
蔡生茂倒了杯热水,端给焦裕禄,就去了县委餐厅。
正在吃饭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赵玉岭听了汇报,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不解地说:“地委怎么也没有给咱打个招呼?”
放下饭碗,赵玉岭就和蔡生茂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焦裕禄同志,欢迎您!”
寒暄之后,赵玉岭就陪同焦裕禄去了餐厅。
因为兰考县委的条件有限,焦裕禄又是突然来报到,在赵玉岭陪同焦裕禄吃饭的同时,他安排组织部办公室值班的三位同志去收拾县委的接待室,给焦裕禄准备住处。
据年近九旬的蔡生茂介绍,县委接待室平时用于到县委开展工作的同志临时居住,里面有七八张床,他们先把多余的床摞起来,用两张床拼在一起,铺好了被褥,准备了一个煤炉,焦裕禄当晚就住那里了。
“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没有搬到县委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蔡生茂说。
纪念馆中焦裕禄生前办公室里的床
蔡生茂解释道:“当天负责接待焦裕禄的这一情况原来也给人说过,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电影和电视剧里会那样描述。可惜另外两位同志已经不在了,但这件事我记得清楚。”
由于多种原因,焦裕禄最初到兰考的这一组镜头并不为太多人所知。
戏剧性的是焦裕禄到县委组织部报到的那一幕,在电影《焦裕禄》中又成了另外的一个版本。
从县委大门到组织部办公室,焦裕禄在进门之前,几名干部正在和组织部潘部长争论从兰考调离的事,还提到王书记为什么可以调走等。
焦裕禄径直走进屋里,正在给同志们解释的潘部长一脸认真地指着他问:“唉,你有什么事呀?”
焦裕禄回答:“我是来报到的。”
潘部长从几位干部身边走出来,看了看介绍信,就一脸堆笑地握起焦裕禄的手,说:“焦书记,你来得真快呀!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王书记正等着你呢!”
此时的镜头转到了兰考县委大门内侧,从外面骑车回来的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刚好与走出组织部办公室的焦裕禄相遇。
“老王!”
“唉,老焦,老焦!”
“我到车站里到处找你,你怎么下车的?”
焦裕禄没有接着王书记的话茬,而是说:“老王,两年不见,怎么头发全白了?”
王金碧答:“一言难尽,这鬼地方。你还没吃饭吧?”
“刚下火车。”焦裕禄说。
这时,站在一旁的潘部长立即说:“我去食堂安排一下吧!”
“不用了!”此时王金碧从兜里掏出钱,数了数对焦裕禄说:“走,上馆子,我请你吃饭去!”
“唉,你干吗破费?”
“别客气,一顿饭还请得起!”
两人推让了一下,就走出了县委大院。
晚上,独自躺在床上的焦裕禄,划着了一根火柴,点起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喊通讯员起床,准备两辆自行车,陪他下乡。
据当时正在参加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作记录、时任县委办公室新闻干事的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到兰考的当晚,就参加了县里三级干部会议,各公社书记针对三级干部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汇报。”
在汇报会上,县委书记王金碧为与会的同志介绍:“同志们,地委又为我们派来一位新书记,焦裕禄。下面请焦裕禄同志与大家见见面。”
坐在一旁的焦裕禄起身说:“同志们,今后我们见面谈话的机会多着呢!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到兰考是和大家一道来贯彻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今天就不多说了。”
刘俊生认为,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之后的真实任职情况,本来有一个县委书记,又派来一个县委书记,到底是咋回事?地委是怎么安排的?
突然降临兰考县委的焦裕禄可能会受到何等规格的接待?没有在兰考工作经历的他将如何面对兰考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如何打开兰考工作的困难局面?对焦裕禄来说,面临的将是更加严峻的挑战。
因为焦裕禄到兰考任职并没有中共开封地委的提前通知,所以无论是电影里的版本还是电视剧的版本,到兰考任职,焦裕禄都是悄悄到来的。
那么焦裕禄为什么会选择以这种方式到兰考任职呢?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真实的背景到底如何呢?
撒谎的前后
作者在寻访中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焦裕禄似乎还编织了一个谎言。
在对这一事实调查寻访的过程中,当事人蔡生茂坚定地认为:“焦裕禄是坐了火车,从开封直接到了兰考。”“原本地委组织部是安排他先回到尉氏,安顿好尉氏的工作和家里的事情,再开去兰考任职的介绍信。可焦裕禄却对组织部的同志说:‘先给我开了吧!省得我再专门过来。’”
也就是说,在地委组织部安排他到兰考任职的时候,焦裕禄与组织部的干部交换过意见,是安顿好尉氏那边的事再开介绍信,还是先开了介绍信再回尉氏,还是直接从开封到了兰考。蔡生茂在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们交流时掌握的情况是,焦裕禄只是推说开了介绍信之后回尉氏安顿一下,没有想到的是,他却直接到了兰考。
蔡生茂对此的解释是,地委组织部的干事高翔是这件事的具体经手人,他们都很熟悉,一次在地委组织部的办公室,高翔告诉他:“组织部本来是安排焦裕禄先回尉氏交接一下工作,给家里人通报一下,没想到焦裕禄要求当即把介绍信开了,说是回尉氏安顿好之后再去兰考。可后来听焦裕禄说,他拿了介绍信,没有回尉氏,而是乘火车直接去了兰考。”
有关焦裕禄是如何从开封地委组织部到兰考赴任并无太多史料可考。
按照蔡生茂的解释,焦裕禄从开封地委组织部如何到兰考任职,有没有返回尉氏交接一下工作?有没有回家和家人通报?是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到达兰考的?核心的当事人除了焦裕禄本人外,就是地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负责开具介绍信及负责接待的干部,还有就是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
作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开封地委组织部的核心当事人及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包括兰考县委组织部蔡生茂的另外两位同事,都已相继离世。而据以往的史料,也无从查证当时的具体情况,甚至连焦裕禄到兰考任职的介绍信存根也已无法查阅得到。
据蔡生茂回忆,高翔同志曾经多次和他提起:“焦裕禄同志态度坚决,请求我先开了介绍信。可是在后来见面时曾经说起,当时自己没有回尉氏,而是直接坐火车到了兰考。”
那么焦裕禄为什么要对组织撒这样的谎呢?
曾经接受凤凰大视野采访的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说:“当时的县委书记也不行,也懦弱;因为他本身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发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兰考不行,县委书记得换人。把县委书记给换了,换了调谁去呢?当时考虑的是另外调个县委书记,可这个同志不愿去,他怕困难;我就想到焦裕禄了。”“因为对焦裕禄,我知道他。1948年,我在尉氏县当县委书记,他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当团委书记。这个人很能干。”
是焦裕禄的能干让张申选择了他到兰考任职。
据了解,因为当时地委有不同意见,任命焦裕禄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张申并没有直接让他当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在介绍信上写“焦裕禄同志任你县第二书记”,直至一个多月后王金碧离开兰考,焦裕禄才正式全面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焦裕禄被正式任命为兰考县委书记,具体时间是1964年1月。
焦裕禄很珍惜老领导给他的工作机会,在给张申的表态时他断然提出“不改变兰考面貌,绝不离开那里”的誓言。
可真正让焦裕禄感到迫切的还远远不只是领导的信任。
1960年,在洛矿核心岗位上病倒的焦裕禄被厂党委约法三章:一是不允许到车间去;二是不允许接电话;三是不允许接待厂里的工作人员。在厂职工医院一心一意安心养病。
可是有一天,正在病房的焦裕禄突然听到厂车间里机械设备声音异常中断,就预料到机械出了故障,快步跑到了医院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厂里设备故障问题。
这件事再一次被厂党委发现。刚过春节,经厂党委研究,决定送焦裕禄到老家尉氏养病。
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了,尽管返回尉氏的治疗有了较好的效果,可他已经非常明白,自己身体的能量正在一天天地被耗干。
作者在尉氏的寻访过程中发现,被洛矿厂党委责令回家养病的焦裕禄并没有“服从组织安排”,而是以到贾鲁河岸采中草药为名,陪同尉氏县长薛德华搞起了贾鲁河治理方案。
薛德华和焦裕禄是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他知道了焦裕禄回家养病的消息后,就安排了当地的老中医给焦裕禄看病、抓药。养病之余,焦裕禄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对贾鲁河治理方案的调查上。“这一消息,是焦裕禄与薛德华的约定,后来尉氏贾鲁河的治理,就是采用了这一方案。”时任尉氏县委办公室干部翟宝昌说。
焦裕禄把时间看得分外的宝贵,他感觉自己最缺的就是时间,无论做什么事,都在往前赶。
1964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焦裕禄几乎天天到外面串门,和过去的老同学谈工作,和过去的老战友聊生产,和村里的老邻居分享发家致富的办法:“他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仿佛在和家里的人们告别。”焦守云说。
焦裕禄在和自己的生命时钟赛跑。
在去兰考之前,他收拾好了自己的牙膏、牙刷,拿着一个布兜、钢笔、笔记本,穿上那件穿了10多年的黑大衣,就出发了。
焦裕禄用过的布兜
据焦守凤回忆:“我放学回到家里,妈告诉我,爸爸调动工作了,去了兰考。我当时不知道兰考在什么地方,很多同学也不知道。”
焦守凤当时在离家很近的学校读初中,刚好那天在家,亲眼目睹了父亲离开尉氏。她的判断是“父亲应该是从尉氏坐汽车到了开封,再坐火车到了兰考。地委分配了新的工作任务,这边工作交接好了,父亲就去兰考上班了,当时没有带别的行李。”
关于父亲是否从开封直接去了兰考,焦守凤说:“我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想着应该是这边交接完工作,欢送过,父亲才去了兰考。当时的条件有限,父亲坐了火车到兰考。”
作者在对尉氏县委何时安排了焦裕禄的工作交接以及焦裕禄怎么从尉氏去了兰考的调查中,因为几位知情人的离世而信息中断。
据杨长兴介绍,焦裕禄与尉氏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尉氏生活的时间较长,离开尉氏去兰考,尽管是组织上的安排,可尉氏人民并没有忘记他。
杨长兴说:“焦裕禄同志去兰考工作,尉氏县委考虑他家庭困难,曾经给他做过一套棉大衣,安排县委翟宝昌、左继贤两位同志亲自送去。后来是尉氏县委安排了车辆,把焦裕禄的家属及家当都送到了兰考。至于当时工作如何交接,我不掌握情况。”
作者在后来的寻访中并没有查阅到关于焦裕禄何时与尉氏县委的同事辞别的相关资料。就如焦守凤所言,“当时的条件差,没有那么多的形式,没有那么多的迎来送往。父亲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讲过排场,于是就只身一人去兰考上任了。”
从中不难看出,焦裕禄在地委组织部对开介绍信的同志说写好了信再回家交接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在焦裕禄的内心深处,有着对新的工作岗位的期盼,有着自己人生追求的梦想。他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要为人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乘驴车
滚滚黄沙边的道路上,一辆驴拉车向前行驶,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车夫肖位芬,另外一个是搭车到兰考赴任的焦裕禄。
在电视剧《焦裕禄》中,这样一幅画面让很多人熟悉。
“同志啊!从哪儿来呀?”
“从尉氏。”
“怎么走这儿来了?”
“我来的路上车子抛锚了,已经走了半天了,要不是今天碰到您啊,我非走到兰考不可。”
“大爷,您贵姓呀?”
“我姓肖,是城关公社老韩陵村的。今天你碰见我算巧了。我是去尉氏拉豆饼去了,一年才去一趟,咱这儿离兰考还有10多里呢!”
“肖大爷,咱们兰考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不咋样!除了涝就是旱啊!在旧社会有个顺口溜,‘旱了给人熬碱,涝了给人撑船,不捞不旱要饭,死了席子一卷。’这是老天给人的一块绝地呀!”
“绝地!”
两人谈得正酣,此时,不远处正好遇到了一批外出逃荒的兰考老乡,因为县委劝阻办正在劝说大家回去,场面非常激烈。
肖位芬继续说:“兰考这个地方,蛤蟆撒泡尿就涝,7天不下雨就旱,从今年七月初到九月二十,70天没开晴啊!再有,这地方的风大。你知道这儿的风有多大?”
“有多大?”
“有这么大!”肖位芬举起拳头比划。
“有拳头那么大?”
“不对,是风刮起来的土坷垃有这么大!同志,你到兰考办事啊?”
“不是,我是到兰考来工作的。”焦裕禄答。
肖位芬惊奇地问:“到兰考工作?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呀!到哪儿去不好呀?偏偏到这兰考来工作,没人愿意来,给个县长都不来啊!真的,我不骗你,兰考县长走了半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人愿意来呢!这个县长都不来的地方,你来做什么呢?”
这时,他们已经走近刚才争执的人群。
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焦裕禄对着苦口婆心劝阻的干部说:“同志,同志呀!让乡亲们走吧!”
县委劝阻办的一位同志反问道:“什么?让乡亲们走?我就是劝他们回去的,我怎么能让他们走呢?”
“把人留下来吃什么?”焦裕禄说。
“你,你是干什么的?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在这里煽动搞破坏,我让人把你抓起来!”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要吃饭,这就是天理。”焦裕禄与他讲起道理来。
“你到底要干啥?”那位同志情绪激动起来。
“我是刚到县委来工作的焦裕禄。”焦裕禄答。
这时,劝阻办的同志说:“焦书记,误会啊!我就是想把大伙劝回去。”
焦裕禄对着一位大娘说:“大娘,您这么大年纪了,这么冷的天,也要出去?”焦裕禄边说边把自己的棉衣披在大娘身上。
“哎呀,同志,俺也不愿意走哇!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啊!可是被逼得没法子,俺家就剩下两斤高粱面掺糠了,活不了了。”
“乡亲们,大家走吧!走吧!你们在外面,大家都相互多照应着点,到了地方,千万别忘了给大队来封信。明年春天,我去把大伙接回来。大家走吧!都走吧!”焦裕禄说着,又把自己围巾围在了一个女孩子的脖子上。
随后,焦裕禄到了县委,看到大家正在召开县委会,焦裕禄就坐在了一边,认真地听着大家发言。
在上述情节的描述中,导演把焦裕禄与肖位芬巧妙地安排在剧情中,又恰好遇到乡亲们外出逃荒被劝阻,使人们对新来的县委书记产生了一个可亲可敬、敢于担当的印象。
与电影剧情中冷漠的人情味形成巨大反差,对人物情感细节的刻画,把特殊的人物放在特定的场景中,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既静又动,塑造出了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期盼的干部的舞台形象。
未经艺术加工真实版本的焦裕禄到兰考赴任,因其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担当,借口回尉氏安排工作尽快让开出介绍信,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往兰考,同样展示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情怀,体现了他做事、做人的高尚品格。
在作者所著《为官之德——焦裕禄精神研究》一书中,有一些笔墨分析了焦裕禄被地委安排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后的真实心情。
到兰考工作之后不久,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了自己的岗位,一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全县140多个大队他跑遍了120多个,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任何职务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
焦裕禄毅然决然地选择兰考,在身染肝病的情况下从容轻装赴任,反映出了一位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体现了他顽强奉献的人格担当。
对比于成龙
焦裕禄在那样一种特定状况下来到兰考。
无论是哪种版本,无论是何种形式,焦裕禄到兰考赴任的简单、从容,共产党人的无私、为民,都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位官员的赴任与焦裕禄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就是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
顺治十八年(1661年),45岁的于成龙受朝廷委派,到边荒之地广西罗城县任县令。
罗城隶属于清朝统治不到两年,由于局势不稳定且地处偏远,瘴疠盛行,朝廷先后所派的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这样的情况下,于成龙的家人及亲戚朋友纷纷劝他不要前往,可志存高远的于成龙没有因此而退缩,他极其简朴地带了5个下属启程赴任。
当时的罗城一片荒凉,土地贫瘠,乱象丛生。因为长期缺乏治理,社会混乱,农业生产极度落后,动荡不安,盗抢多发,民不聊生。
罗城瘟疫盛行,凡患病者,多无人掩埋,亲情冷漠,生灵涂炭。一个罗城县城内只有五六户人家,茅屋数间,县衙竟然也只有3间破茅草房。因为无处立脚,到任的于成龙只得暂居关帝庙中。
与兰考相似的是,在当时的兰考,“外出逃荒成了活命的出路。”“个别地方,竟然有人吃人的现象。”在《兰考县志》中记载:“秋积雨七旬,河决沛县至考城,兰阳城内无完屋。”
因为瘟疫多发,随行的5个从属和仆役中,刚到罗城不久就有染病身亡的,剩下的看到罗城如此形势,干脆逃走了事。面临如此困难,于成龙并没有灰心绝望。
于成龙坚持调查研究,常常日夜行走于全县各地,调查百姓生产和生活状况,掌握了罗城的基本情况,逐步地总结出当地最大的隐患是社会稳定,恢复农耕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在全县及乡属建立保甲制度,严惩盗窃及各类刑事犯罪,形成逐级管理的制度,约会乡民练兵,组织民兵队伍,加强自保,大张旗鼓地讨伐时常扰民的乡贼。一部分悍匪被慑服了,“渠魁俯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牛只自行退回。”
由于制定各项制度,组织乡兵,严惩偷盗及各类刑事犯罪,仅数月之后,罗城及周边乡里的治安状况就大为改观,基本稳定了局面。接着,于成龙采取安抚政策,劝说那些流亡在外的青壮劳力返回乡里,安心农耕。他常常身体力行,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筑城墙,并上请“宽徭役,疏盐引,建学宫,创建养济院……县大治”。
于成龙到任3年之后,原本地瘠民贫、盗匪猖獗、乱象丛生的罗城地区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鸡犬之声相闻的新景象。
于成龙多年为官,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连离开罗城去别处赴任的路费都凑不齐,令送行的衙役唏嘘不已。可罗城的百姓们听说于成龙即将离任,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他们一直追送数百里。
在兰考工作仅有474天的焦裕禄病逝在兰考的工作岗位。1965年春,老贫农张传岭在焦裕禄墓前说出了兰考人民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焦裕禄和于成龙相同的是,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那片水深火热之中,心怀感恩,心系百姓,呕心沥血,肝胆如洗。不同的是,于成龙是做官而心系百姓,是为了帝王的社稷,焦裕禄却是彻底地为人民,为党。
于成龙与焦裕禄是两种社会制度下的范本,但都是当下我们身边活生生的教材。与眼下我们身边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我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党还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最核心的问题是,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焦裕禄用自己的身体语言书写了“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怀。他把“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的语言化作了实际行动。
在组织分配他到一个困难地区任职的时候,焦裕禄不讲价钱,不要排场,悄悄去任职了,因为他知道为人民服务是不需要那些形式的。
我们身边的很多干部可能会不习惯自己工作岗位调整之后的默默离任、默默赴任。如果仔细想想,我们的岗位是谁给的,在岗位上应该怎么干,干好了是为了谁,就没有了这些不习惯。
精彩篇章(四)
弥留之际的牵挂
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最惦念的人或事往往就是他一生最大的牵挂。
从1964年3月23日离开兰考,去郑州、北京的医院看病,到5月14日9时,焦裕禄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53天。在这么多天里,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身)度过的。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是弯着腰走到兰考火车站的。
据当时送他上车的同志介绍:“焦裕禄在兰考县委大门口和大家告别,不让同志们送,他说:‘不久我就会回来的’。走向火车站时,他不时地回顾着兰考的一切,……”
1964年2月 11—28 日,焦裕禄带着老婆和孩子们回山东老家探亲时似乎就已经有一种预感。他的女儿焦守云回忆说:“父亲带我们去爷爷的坟上,讲他过去的故事,他很少待在家里,常去外面见他过去的老同学、老战友。他清楚,觉得是和他们永别了!……”
焦裕禄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回到兰考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常常感觉肝部像一块红薯,疼得厉害。
在一次县委民主生活会上,焦裕禄说:“我最苦恼的是自己的身体不好,肝子疼,扁桃腺肿大,现在又多了个腿疼。……”
在开会或者作报告时,人们会经常看到,他总是站起来,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膝盖顶住肝部,外衣上的几个扣子总是不扣,左手压在肝部。
1964年3月21日,在去三义寨公社调研的路上,陪同的干部张思义看到他脸色蜡黄,头冒虚汗,劝他回去,可焦裕禄却说:“不!好多工作还在等着我们!”
他强忍着肝疼,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按着肝部,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
在三义寨公社干部汇报会上,一边听汇报一边做笔记的焦裕禄实在疼痛难忍,左手紧紧地顶着肝部,疼得手指直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落。
看得这种场景,在场的同志眼睛都湿润了。
焦裕禄回到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肝病急性发作,不得不转院治疗。
在郑州住院期间,焦裕禄一刻也没有停下在兰考的工作,没有停止对兰考人民群众的惦念。
回顾焦裕禄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点点滴滴,我们不禁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肃然起敬。
时隔50余年,当年焦裕禄在河南医学院的管床大夫杨壁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提起焦书记,总感觉他还在我眼前,这辈子都忘不了。”
在杨壁卿的印象里,最使她难忘的“是焦书记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在他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兰考的灾情,不忘兰考的人民群众。”
焦裕禄在郑州住院期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郑州住了3天院就被送往北京会诊,结果是:晚期肝癌,全身淋巴结转移。
癌细胞扩散,身体极度痛苦的焦裕禄用烟嘴烫伤胳膊,可还是疼得汗水直往外冒,医生提出给他打吗啡,他摆摆手说:“给别人打,我能忍受。”
据杨壁卿回忆,焦裕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提出用点营养药,他都拒绝了,说把营养药留给更需要的病人。伙食影响肝脏,建议他到营养食堂要点面汤甩鸡蛋,可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
焦裕禄住院期间的多次重复的动作让杨壁卿至今难忘:“每逢下雨或者外面刮起风,焦裕禄总是慢慢地从床头挪起,站在窗台边往外望,问他看什么?他说,‘不知道兰考那边下雨了没有?有些群众的房子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漏雨?’身体到了这种地步,他惦记的仍然还是人民群众。”
去北京治疗,医生以及陪同的干部劝他多待几天,可他却说:“北京离家太远,还是郑州到兰考比较近,县里来人找我方便……”
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焦裕禄身体的痛苦程度达到了极点,除了打针吃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忍受疼痛、和病魔作斗争。
可是即使如此,但凡有兰考县的人过来看他,焦裕禄都会抖起精神,尽量起身或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并赶紧让座。客人临走时,他会送到门口,显得依依不舍的样子。
杨壁卿说,“这个时候,是焦裕禄最开心的时候。他的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
杨壁卿和焦裕禄交流时从来不涉及病情,她不说,焦裕禄也不问。
他们最多的话题是泡桐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咋样?种了多少亩?”“还有提到一些群众的生活情况,名字记不得了!”杨壁卿回忆说。
在兰考如此忙碌的焦裕禄突然住院,到医院里看望他的很多是农民。杨壁卿说:“每次过来看望他的农民都在外面等着,怕打扰他,派几名代表进来。看到这种情况,焦书记总会忙招呼大家都进来,坐到床边,用双手拉住大家,问‘前几天下大雨了,咱那里淹了没有?咱种的泡桐树长得咋样?’”
杨壁卿还清晰地记得,有的乡亲们见到焦书记病成那样就很动情,“有人甚至抱住焦书记痛哭流涕。这时,焦书记就安慰大家不要难过。”“看到乡亲们大老远挎着篮子带来鸡蛋、花生,焦书记坚决不要,他交代乡亲们,咱们现在很多人还贫困,我在医院啥都不缺,你们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点盐吃。”
多么朴实的语言啊!
焦裕禄在病床上的雕塑
难怪会有兰考的群众去哭坟,竟然喊出:“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焦裕禄去世以后,在他的纪念园里,常常会有当地的群众来到他的墓前,给老书记送上水果或者特产,为老书记深深地鞠上一躬,表达思念和敬仰。
每逢清明节或者他的祭日,拜谒他的兰考当地群众总会络绎不绝,年轻人和孩子们也会自觉地加入这支队伍,大家都是为了过来看看他们的好书记。
有些人,尽管还活着,可他早已在人们的心里死去。
还有些人,尽管他死了,可却永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焦裕禄是典型的后者。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总结:“焦裕禄的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一个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励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这些精神都在人民的心中,是可以永存的。”
从这一层面理解,焦裕禄精神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永远为人民群众着想,心永远地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自然,人民群众就会永远地把他记在心里。
在兰考工作的短暂时光里,焦裕禄留下了很多鲜为人知、与兰考人民群众鱼水深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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