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际主义战士梁金生烈士诞辰110周年、牺牲70周年，6月6日，原延安“保小”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从全国各地赶来，缅怀梁金生老校长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岁月的传奇往事，追思他为中越两党和两国民族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
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吴晓峰会长和广州市延安精神研究会麦志伟副会长在会上
越南驻华大使邓明魁先生发来贺词，越南驻穗总领事阮进洪先生到场祝贺。中越友协、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广州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广东丹勋教育基金、深圳市史志办、深圳市外办，北京育才学校、西安育才学校、深圳南头中学、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代表，以及烈士家乡父老乡亲欢聚一堂。
王林副会长发表致辞
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王林发表致辞，他表示我们要铭记和学习梁金生烈士的崇高精神品德，并使之发扬广大。我们需学习梁金生烈士追求真理、坚持理想、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从左至右：高晓明女士 胡木英女士 吴晓峰会长 刘松柏女士合影
王林副会长和梁汉平(梁金生长子)夫妇合影
随后，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吴晓峰会长，王林副会长及研究会会员，一同前往梁金生纪念馆进行参观，缅怀梁金生烈士。
(中红网红色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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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梁金生：烽火岁月中的中共奇才
梁金生(1906—1946)，祖籍广东省宝安县布吉草埔新屋吓村，出生于越南东川省南圻。
自幼回到故乡读书，通晓四国语言，在战火中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
在中华民族和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秘密战线的革命者，一个优秀的中医和医药管理人才，一个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育家，一个杰出的华侨战士，是忠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梁金生仅仅活了40岁，他传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多才多艺，尤其是使自己的才华得以在民族救亡的战火中施展，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中的奇才。
梁金生的父亲早年去安南谋生，娶安南人黄敬勤为妻。梁金生五岁丧父，随母亲黄回故乡宝安草埔生活。他自幼读书、习武，后来自修中医，通晓四国语言。十三岁以华侨学生身份考入南京暨南学校师范科，后入读香港预科书院。
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建农会、实行减租减息，组建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避难越南，加入越南劳动党。
梁金生19岁回家乡创办培峰小学，并在笋岗田心村和草埔村开展农民运动。他担任过国文和史地教员。
为创办民族中学，他变卖祖上留下的田产，筹集两千多大洋;他以学校作为地下联络点，宣传抗日，组建抗日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后来，他往来于香港、广东和广西各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线。
后来，在故乡担任宝安县立初级中学(深圳南头中学前身)校长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梁金生被秘密送到延安，从此与故乡永别。
担任延安药厂厂长 提倡中西医结合
梁金生曾经至学过中医，在越南避难其间，他曾经以开中药店为生，并坐堂开诊。抗大毕业后，在延安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提议设立中药生产合作社，受命担任延安光华制药厂厂长。
据1941年3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光华制药厂设有碾药间、制药间、干燥间、包装间，有诊望室和为重伤病员而设的疗养所，大都购服汤药，按中医疗病方法进行医治。现已住院百五十余人，其所治好者有胃病、肺病、淋病、痢疾、伤寒、睾丸炎、关节炎等症。
除了管理药厂，梁金生还提出“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医药事业发展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立法取缔中医的形势，梁金生大胆向毛泽东进言，提出“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结合”的观点，反对撤销光华制药厂。
梁金生极力主张中西医合作，促进边区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光华制药厂与医大、卫生部联合成立了中西医研究室，还编辑出版了《国药通讯半月刊》。
在梁金生的领导下，光华制药厂成为延安的综合企事业单位，并升格为光华制药总厂，下设光华制药厂和卫生材料厂两个分厂，后者以生产西药为主，兼生产中药，梁金生任总厂厂长。药厂研制出30多种中成药，药厂自制的“胜利茶”，治疗感冒的效果堪比阿司匹林，而且极为廉价。
药厂还开设门诊，梁金生经常和医生们一起给官兵和百姓看病，在延安传为佳话。时任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之一的黄正光昏迷，当时的医生手足无措。危急之下，梁金生亲尝病人大便，发现是患了伤寒，迅速对症下药，救活了黄正光。
担任延安“保小”校长 打造红色摇篮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安塞，有一所著名的红色小学——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被亲切地称为“延安保小”，梁金生被任命为这所小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真可谓人尽其才。
梁金生是教育科班出身，爱国教育家雷沛鸿先生的得意门生，在故乡创办过小学、中学，并担任过两所中学校长，不仅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而且提出了适应当时环境和时代需要的教育理论。
著名八路军战地记者沙飞的长子王达理在回忆梁金生时说，“保小”的孩子们都非常怀念梁校长，是他使这所战火中的红色摇篮名不虚传。
梁金生提出的教育理论是：教育不但发展而且有生长;教育是动的东西，不是静的死物;学校的教育是有定式的教育，社会教育是无定式的教育，但都是教育，二者不能偏重;教育是一种民族行为。
作为供给制学校，由于经济环境极其困难，边区政府曾经几个月拖欠经费，梁金生将生存当作头等大事，开展生产自救，成立运盐队、豆腐坊、饲养队，规定三年级以上同学参加农业生产。
全校师生开荒种粮种菜，学生们领回棉花和粗布，自己动手缝制冬衣，高年级帮助低年级。梁校长还号召全校师生为前线战士织毛袜。
有个小学生的碗摔坏了，梁校长叫保管员去仓库里找，没有找到。他就把自己家的三只碗拿出一个给学生用。这个学生于心不忍，把厨房门口喂猫的一个破碗洗干净拿去用，这个学生叫高耶夫，这就是“保小”的传统和校风。
在没有电灯，每个班级只有一盏油灯的条件下，“保小”学生中走出了文学家、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军事家、火箭专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重返越南不幸遇害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接受胡志明请求，派洪水，黄正光，梁金生到越南帮助抗法斗争，出发前，中央给他们办了3天学习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分别和他们谈话，布置工作，后来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到重庆，再转到越南。
临别延安之际，梁金生与妻儿照了最后一张全家福。在短暂的人生中，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和自己心中为之奋斗的理想四处奔波，梁金生内心深处的情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正如他在写给妻子的一首小诗中所云：
“六日相思胜似年，悄悄月夜踱窗前;英雄未必无情者，先后公私界线明!”
梁金生与另外两名越南籍战友洪水(阮山)、黄正光(阮庆全)一起辗转前往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46年初，受越南劳动党委派，梁金生参加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在宴会上，他被国民党特务暗下毒酒谋害。
梁金生牺牲后，胡志明主席亲自为他致悼词。1927年底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梁金生到越南避难，在其表弟的介绍下，他参加了共产国际越南支部(越南劳动党的前身)，这时，梁金生与胡志明结下了战斗友谊。
1983年，民政部批准梁金生为革命烈士。梁金生从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离开中国故乡，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的老家在土改时被打成了地主，被抄了家。直至今日，梁金生烈士创办的民族中学已经荡然无存，抗日战火中的教育品牌极具重建价值。他在草埔的祖屋已经毁损不堪，亟待重修。由胡耀邦题写馆名的“梁金生烈士纪念馆”，至今未能正式对外开放，触景伤情，情何以堪!(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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