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能宽
◆”两弹“元勋陈能宽，5月27日12时在京逝世，享年94岁
◆陈能宽1923年4月28日生于湖南慈利县，1947年赴美留学，三年后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排除各种困难回国，l960年起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之一，陈能宽主持并取得一系列核装置理论、工程和实(试)验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核武器爆轰物理学的开拓者，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及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瞭望》早在1988年33期刊发的这篇文章，记载了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贡献与故事
他和邓稼先并肩走上主席台——记核科学家陈能宽
记者/顾迈南，《瞭望》1988年33期
他的故事要从两年前的春天(编者注：应为1986年春天)讲起。
参加过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人也许还记得，发奖仪式上有位满头乌发、衣着整洁的科学家和邓稼先一起作为领奖代表并肩走上主席台，代表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隆重地接受了国家对原子弹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突破和武器化的最高奖赏。
“两弹”元勋邓稼先已为人们所熟知，这位和他同时登上主席台的科学家就是陈能宽。
1984 年在新疆试验基地，左起为高潮、陈能宽、李英杰、邓稼先、于敏、胡仁宇。(图片来源：《陈能宽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灵台无计逃神矢
那是1979年秋季的一天，美国宾州大学的麦登教授飞越太平洋到达中国。在过去多年里，他曾千方百计地打听一位老朋友的下落，但是谁也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寄到中国的一封又一封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原信退回。这天下飞机时，他还询间陪同人员能不能找到这位老朋友，回答仍是模棱两可的。突然，他在机场的人群里瞥见了这位老友。他怔住了，快步走上前去搂抱着久违的老友说：“啊，能宽!你太使我惊讶了”。当天晚间的宴会上，他们在一起畅谈，回忆往事，陈能宽惊异地发现他归国后竟已销声匿迹达1/4世纪之久!
出生在湖南慈利县江垭镇一个山沟里的陈能宽，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在青少年时代就饱尝了民族危亡的耻辱：接二连三的国耻纪念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不断地激励着这位热血少年，他立志要找一条“救国之道”，因而拼命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不久，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学习。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他进入天津炼钢厂当实习员。这是一个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有名气的大厂。可是报到后他发现工厂的烟囱并不冒烟，全靠从东北买来铁丝加工成各种钉子维持，面对这样萧条落后的工业，陈能宽不免黯然神伤。
那年，留学考试刚好恢复，他和妻子裴明丽通过自费考试，抱着“救我中华”的热切愿望，于1947年漂越重洋到美国深造。
旅居美国期间，他借助奖学金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研究的是金属单晶体的结构和力学行为。这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当他学成准备回国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危及中国的安全，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中美之间的战争状态，使他有国难回，他只得留下。起先受聘于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哈普更斯大学，后又到美国匹兹堡的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任研究员。在有些人眼中，他可谓“少年得意”，不少人劝他买房子、入美籍……，作长远打算。
“长远打算?对。”他心中确有一个返回祖国的长远打算，只是这个打算当时还不能对人诉说。
就这样，直到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的协议，他才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
“怎么办?是立刻走，还是等一等?”他望着妻子怀中的小儿子发愁地想。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情，说：“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今天的机会，孩子小不要紧，当年出国时丢下一个8个月的女儿，今天回去，最小的也刚好8个月，多么有意思。”
“对，立刻走，免得夜长梦多。”星期五下班后，他直奔匹兹堡火车站，登上去纽约的火车，买了回国的船票。
有些美国朋友对他急于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不解，他说：“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也没有办法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象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呀！”
这一年的冬夭，他携全家踏上了归途。
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方面条件自然十分艰苦，但是，当32岁的陈能宽兴冲冲地骑着从海外带回来的自行车，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上班以后，却立即感受到了“给自己做事的幸福。”
“你们这么年轻，回来给祖国做事太好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他们时，高兴地说。
1960年夏季的一天，陈能宽奉调来到了二机部。
“陈能宽同志，调你到二机部来是想请你参加一件国家重要的机密工作，我们国家要研制一种‘产品’，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的工作……。”
虽然钱三强、李觉和朱光亚等领导同志当时没有明确点出“产品”的名称，陈能宽还是立刻猜中了“产品”二字的含义。“噢，是不是让我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你们是不是调错人了?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我搞过单晶体，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
领导同志们不禁笑了起来，说道：“调你来没有调错。我们大家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离开外国人的帮助，我们中国人10年，20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应当有志气。”
陈能宽为了国家的利益，勇敢地从头学起。从此以后他便隐姓埋书、销声匿迹了。
不辞沉默铸坚甲
陈能宽心事重重她回到家里，对妻子裴明丽说：`“我要走了!”。
“你要到哪里去?”妻子问道。
“你看过《昆仑山上的一棵草》这部电影吗?我要到那里去，那里有美丽的蓝夭和草原。”
沉吟片刻，他又试探着对妻子说道：`“如果我要调到一个你找不到我，我也不能和外面联系的地方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裴明丽能有什么想法呢?她太了解丈夫的为人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国家需要你这样做，你就按国家的要求去做吧!我没有向题。”
4年之内，他就这样从一个信箱号码走进了另一个信箱号码，由于他严格遵守保密条例，以致妻子对他的工作性质和具体地址一无所知。直到第一科原子弹爆炸的公报发表后，有人悄悄地告诉她：“你知道吗?陈能宽也参加试验了。”她听了十分惊讶，心里仍是半信半疑。
陈能宽在王淦昌、朱光亚等人的领导下，开始时负责原子弹的爆轰物理试验。在这之前他们从未见过炸药和雷管等危险物品，从这之后，却毫无惧色地天天和雷管炸药打起交道来了。
长城脚下的古烽火台旁，风沙呼啸，人烟稀少。再加上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极端匮乏。他们在山沟里配制炸药，肚子饿了就向附件的老乡买些红果或香果充饥。秋收过后，偶尔可以从老乡的庄稼地里找到一些剩下的白薯、玉米或土豆。就来个“小秋收”。晚上，一面研究材料，一面在火上煮玉米或白薯吃。生活是那样的艰苦，创业是那样的艰难，而他们之中却谁也从未计较过物质条件的困难，相反地，相互之间倒是非常体贴、谦让。
一个星期天，陈能宽好不容易在官厅水库里钓到了一条鱼，他和其他科技人员虽然很想美餐一顿解解馋，但是讨论的结果大家还是一致决定：把鱼送到王淦昌家里去。因为王淦昌教授在他们中间年龄最大，而王老的夫人烹饪技术也是最高明的。
开始，做爆轰试验用的“碉堡”还没有修起来，他们就把沙袋围起来做试验。上千次试验都必须在风沙弥漫的野外进行，做完一天的试验，人人成了沙人、泥人。风沙吹裂了他们的皮肤，他们关心的却只是怎样做才能使雷管和炸药在点燃核材料时，同步性只差千万分之几秒，如何把炸药的能量集中起来，使核材料引起链式反应。
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自己试验得到的任何数据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谁也没想是否能公开发表论文，更未想到过个人的名利。他们自豪地互相鼓励说：“我们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篇大论文!”
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轰物理试验场，即代号叫“17号工地”的地方做了上千次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炸药的性能，摸清了炸药的脾气。在用一种特殊的设计办法，把炸药的威力集中在“产品”中心的核材料上，突破了重要的关键问题后，陈能宽又和大队人马一起，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试验场，去“假戏真唱”，即进行原子弹爆炸前的“冷试验”。高山缺氧，人走起路来就象背一个大包袱。但他们还是以“头顶蓝天，脚踏草原”而自豪。每天从驻地到试验场要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半个小时，炸药怕颠，为了防止“产品”车在路上发生意外，陈能宽作为“产品”全面质量技术总负责人之一，坐在车上也要把危险的关键部件放在自己的旁边。突破了原子弹的冷试验后不久，他们又到罗布泊试验场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在长达2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陈能宽作为核装置全面质量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在中国进行的多次核试验中，他参与了大部分核装置试验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他和他的同伴们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1986年和邓稼先一起，作为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代表，受到了国家的最高奖励;1982年，他还因和大家一起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而成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主要获奖者之一。
陈能宽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0周年时写过这样两句诗：“不辞沉默铸坚甲，甘献年华逐紫烟”，这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献身国防事业的共同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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