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语录：“我愿以身许国。” 

　“我愿以身许国”，这在上个世纪中叶，是很寻常的一句口号，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做的。在西南物理研究院有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主动请求从北京调过去的，他的女友本来在一个中央部委机关工作，也申请去了西南，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手下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为祖国奉献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王淦昌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共和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无论做什么样的估计都不过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们将不懂现代科学的中华民族带向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可惜的是，这种精神现在成了美丽的童话。2013年国家公务员招录人数20879人， 报考审核通过138.3万人，差不多有66个高校毕业生去人争1个做官的位子；朱清时在做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曾抱怨，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当官就那么重要吗？这与当年王淦昌为了学术而请辞二机部副部长的职务是多大的反差！钱学森有一个困惑：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我想其原因就在于此，看看王淦昌就能明白大师是怎样练出来的。     

　　

　　王淦昌(1907-1998)，江苏省常熟县人,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5月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逝世。

　　作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后来者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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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回顾》》》

　　1950年，为发展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就发端于此。近代物理研究所于1958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84年又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4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划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1961年，王淦昌先生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究，奉命研制核武器。从此，他隐姓埋名17年，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作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开拓者，王淦昌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来源：新浪

王淦昌

        ●史 轩
1961年 4月 1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来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副部长刘杰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王淦昌没有犹豫，当即回答：“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他从此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后来他被国家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实验物理学领域翱翔
1907年 5月 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县枫塘湾，父母都在他未成年时过世。1920年他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王淦昌在清华学习期间，亲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这逐渐使这位热血青年成熟起来。1926年3月18日，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罪行一起上街游行，却遭到了反动政府的大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三·一八”惨案。王淦昌也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义愤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他找到老师叶企孙倾诉，叶先生告诉他：“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让他牢记在心间。
他努力学习，不再是为了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后天勤奋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为祖国核事业舍生忘死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1961年 4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地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的家和亲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1964年 10月 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原子弹成功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这里也有他的心血。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又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人们称王淦昌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为高科技事业呕心沥血
1978年，王淦昌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积极推进中国核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
为了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 3月2日，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98年6月，王淦昌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1998年12月 10日他在北京逝世。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

学界泰斗 科学大师
纪念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诞辰１００周年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

王淦昌銅像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日，是世界物理学大师王淦昌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开拓者，为我国基础物理研究、“两弹”突破、高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８年，历任二机部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副院长。值王老百岁华诞之际，我们撰写此文，缅怀先生功绩，追忆大师风范，以策后世来者。

　　王淦昌自１９３０年起投身科学研究，到１９９８年逝世，从事科学事业近７０年。

　　１９３１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几个月后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１９４１年，王淦昌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上世纪５０年代，他在国内首创并奠定我国宇宙线研究的基础，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１９５９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界的重大发现，他因此在１９８２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１９６１年起，他作为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技领导之一，开拓和领导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为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做出卓越贡献，１９９９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１９６４年，王淦昌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设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为和平利用核能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１９８６年，王淦昌与其他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由此形成发展高新技术的“８６３”计划。

　　对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王淦昌以终身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在世界物理学和中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

　　１９６０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研究所任期届满，谢绝了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１４万卢布全部捐献给了正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１９６１年４月３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淦昌，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 “王京”，加入到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从学界和公众视野消失了整整１７年。当时，王淦昌已５４岁，正是从事物理实验研究的黄金时期，他在基本粒子和实验物理研究领域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他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１９６３年，王淦昌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５７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王淦昌、于敏为代表的科技人员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众志成城、努力攻关，很快攻克了第一颗氢弹的关键技术。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７年，苏联用了４年，英国用了４年，我国仅用２６个月，赶在法国之前实现了氢弹突破，引起世人震惊。

　　１９６９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车间无人生产，车队无人拉产品……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非常着急，白天他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在条件恶劣的青海基地，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自己的拳拳之心，奇迹般地化解了不同阵营间人们的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

　　王淦昌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曾说：“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不断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和优秀的科学素养，使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与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Ｘ光机，惯性约束聚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祥琬院士说：“他（王淦昌）始终代表着科学研究的方向，努力求新，不断追求新的超越。”

　　１９６１年，和王淦昌一起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他们三人分别主管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设计研究，被公认为是核武器研制领域的三大支柱，在当时被学生辈的邓稼先(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后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亲切地称作“三尊大菩萨”。

　　王淦昌渊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无人可代替。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到中物院不久，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出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的弯路，进度很快。

　　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了诊断内爆过程，王淦昌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Ｘ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从１９６２年第一台高能闪光Ｘ光机建成开始，王淦昌念念不忘要建造大型Ｘ光机，他说“不搞出大型Ｘ光机，我死不瞑目”。上世纪７０年代，王淦昌领导科研人员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６兆伏油介质脉冲Ｘ光机，８０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后来他提出要研制１０兆电子伏、２０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他的这些设想，在近二三十年里，正逐渐变成现实科研成果，深刻影响着核科学技术的发展。

　　王淦昌调离中物院以后，仍然关心并影响着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方向，多次参加中物院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以他非凡的洞察力，在１９９２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院工作应该核武器、高技术、军转民三条线。这为以后中物院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１９８６年３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力求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仅隔两天，邓小平就在建议书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科学家的胆略智慧和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相结合，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８６３”计划实施２０年来，不仅突破和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而且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技术创新人才，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８６３”计划已经成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

　　１９９２年，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问王老，最为满意的一项研究是什么？王淦昌的回答令人意外，他最满意的研究既不是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也不是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而是１９６４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因为该想法开辟了惯性约束聚变这个全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第一次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创造出类似星球内部的高温高压条件，而且有可能使人类实现热核聚变的和平利用。

　　在王淦昌的倡导和大力推动下，我国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起步，７０年代中期中物院和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组成联合研究小组，各取所长、集智攻关。到今天，曾任中物院院长、亲自参与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胡仁宇院士还记得，当年王淦昌再三强调“合则成，分则败”时殷殷嘱托的样子。１９９２年，在王淦昌、于敏等人的推动下，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了国家“８６３”计划，获得了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从独立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到亲自组织力量开展研究，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个人只是沧海一粟，离开了团队将一事无成”

　　爱因斯坦曾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王淦昌正是以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爱戴。　

　１９８２年，王淦昌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领导一个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古稀之年，辞去“大官”做“小官”，他仍坚持阅读文献，指导科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敏感，始终关注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新动向。杜祥琬院士回忆，王老去世前一个月，他们到病床前向王老汇报激光实验的最新成果时，已说不出话的王淦昌从被子里艰难地伸出手来向大家抱拳致意，并翘起大拇指以示赞许。

　　从两弹突破时期开始，王淦昌就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注重培养和锻炼一支年轻的科研技术队伍。他把关键问题分解后，就放手交给年轻人去做，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经常检查他们的原始记录，肯定他们工作上的点滴进步，也指出缺点和不足，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使这支平均年龄只有２９岁的科技人员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他科研作风严谨踏实，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又虚怀若谷，从不以权威自居，在日常科研工作中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每次学术讨论会上，王淦昌都认真倾听别人发言，遇到不熟悉的问题都会向主讲人询问，哪怕对方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曾担任中物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那时，我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王老碰到我们，说我们是搞理论物理的，要向我们学习。”

　　王淦昌认为必须在学术研究上创造“百家争鸣”的环境，在热烈的讨论中，才可能迸发出更多的学术火花和创新思想。建院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还常常忆起当年两弹突破时极为活跃的学术氛围，以王淦昌为代表的老专家们严肃认真、谦逊待人的作风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物院一代又一代科技队伍，成为核武器科技事业代代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曾长期在王淦昌领导下从事近区物理测试的华欣生研究员谈到，他们去探望王老，提到他德高望重，是我国本土极少数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之一时，王淦昌谦逊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干的，个人只是沧海一粟，离开了团队将一事无成”。

　　１９９０年，王淦昌亲自带领一个小组进行准分子激光研究。在研究小组阶段性成果鉴定评审会上，他却说：“１００焦耳，光束质量不好，没有用，没有用。”连说两个“没有用”，给与会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时任评审委员的杜祥琬院士至今回想起来还不禁感慨：“他在科学研究上始终秉承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甚至在评审会上否定自己小组的研究成果。”

　　王淦昌曾担任２０年的大学教授，桃李满天下，现在国外的李政道等科学家都是他的弟子。在国防科研领域，他言传身教，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周光召、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程开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贺贤土……这些在各自领域中闪闪发光的名字，都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王淦昌以国家利益至上，坚持真理、不断求索，谦逊严谨、不计得失的特殊品格和美德，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师表的光辉形象，必将成为中物院人心中永恒的楷模和不朽的精神力量，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科技人员专注事业、超越过去，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