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9日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了《看不见的战线-罗青长传奇》上集，介绍了隐蔽战线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我将专访的文字稿整理出来，分别以上下集登出，以此向这条战线的无名英雄们致敬!
看不见的战线 罗青长传奇（一）
Part1
串场
陈晓楠：徐向前元帅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四方面军之中，出了两个无名英雄，其中之一就是罗青长。16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的红小鬼，三过雪山草地，这是罗青长早年的经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罗青长进入枣园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中央社会部，从此，罗青长就与情报工作结缘，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岗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罗青长开始主管中央调查部工作，随后担任部长，成为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的首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罗青长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亲自参与了很多幕后工作，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罗青长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看不见的战线
讲述人 罗援
时间 2010年4月
地点 北京
解说
1963年4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宣布刘少奇主席即将出访亚洲四国，作为国家元首，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进行国事访问。也就是在同一时间，罗青长所在的中央调查部正在为这次出访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因为此前，他们接获了一个重大的情报。
同期
罗援：当时我们的情报、保卫部门就知道国民党他们要实施一个湘江案，这湘江案为什么叫湘江案呢?因为它主要的刺杀对象是刘少奇主席，刘少奇主席是湖南人，所以代号叫湘江案。
解说
对于这个情报，中央非常重视，为了确保刘少奇出访安全，1963年3月，中央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并且设置了前线和后方两个保障小组。
同期
罗援：这个前线呢就是代表团，也就是代表团的成员，那么我父亲就在前方呢，他主要担任这个安全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对外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对内呢他是这个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后方的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具体负责的呢，是中办主任杨尚昆，和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伯伯，他们当时把后方的指挥部设在中南海，
解说
情报显示，实施刺杀的是国民党设在柬埔寨的情报小组。为了在刘少奇出访之前消除隐患，中央调查部派出了袁庚、吴济生、王树人等得力的干将，前往金边参与破案工作。
同期
罗援：其中发现有一个老华侨叫做肖成，这个人是有正义感和爱国之心的，给他做工作以后他就为我所用，他就把国民党西贡他的第三工作站，往金边情报组织传递的信件先拿到我们的使馆来，那么我们的使馆这时候呢，又从公安部找了几个破案专家，其中一个叫姚良骏，这个同志应该是立了大功了，他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就解密了敌人的密信，发现了敌人要设置的爆炸点的具体位置。
解说
初战告捷，不过形势也并不乐观，因为危险因素并没有消除，而此时按照预定计划，刘少奇柬埔寨之行已经迫在眉睫。
同期
罗援：当时这个代表团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么就以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还有黄镇，还有我爸爸，以他们四个人的名义呢，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就是由于敌情严峻，是否可以推迟对柬埔寨的访问。总理拿到这个信以后就给主席，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主席有个批示，就叫"按期访问，限期破案"。那么就是说主席是从整个国际形势的大局出发，从和柬埔寨两国关系出发，就希望，我们既使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也要到柬埔寨去，当时刘少奇主席的态度也非常的坚定，他说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更要去。
解说
作为前线安全领导小组的组长，罗青长感到责任重大，虽然案件有了初步的进展，但是多年情报工作的经验，让罗青长不得不加倍地谨慎小心。
同期
罗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呢，也确确实实，对整个出访的一些细节，也做了一些周密的部署，特别我父亲提到了，就是龚澎阿姨，她当时是新闻司司长，是随代表团出访的，我父亲说龚澎阿姨是非常精明干练的女同志，她出了一个主意，每年五一的时候，昆明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她说这次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让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到主席台检阅群众队伍，然后我们马上向境内外发新闻稿，新闻稿一发出去以后，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代表团，就乘飞机直飞柬埔寨，我父亲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这叫虚晃一枪暗度陈仓。
解说
1963年5月1日，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如期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为了欢迎中国客人，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室全体出动，前往机场欢迎。
同期
罗援：那么在这个之前，就是在出前不到48小时，这时候呢，我们的情报组织，已经破获了，就是国民党他们要埋藏炸弹的一个爆炸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28号凌晨的时候，王幼平大使向柬埔寨的宾努亲王做了通报，宾努亲王又向西哈努克亲王做了汇报，那么西哈努克亲王采取了紧急措施，一个是进行了全途戒严，一个是全途从波成东机场到皇宫的路上进行了搜索，最后果然在一个拱形的房间里头发现通往公路的一个地道，地道里埋有炸药，有导火索有雷管，而且柬埔寨的保安部队呢，捕获了一个国民党的行动特务，也就是在刘主席到柬埔寨的不到48小时内，破获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爆炸案。非常的惊险!
解说
尽管案件告破，罗青长仍然不敢疏忽大意，从机场到达柬埔寨王宫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国民党情报组织是否还设置了其他爆破点，或者准备了其他方案，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未知数。
同期
罗援：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我父亲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就是在这整个车队，很多的坐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和柬埔寨国旗，以此来迷惑敌人;第二我父亲坐到了第一辆坐车上，这个第一辆坐车按礼宾规矩来讲应该是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他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国母应该坐在第一辆轿车上，但是这次我父亲坐在第一辆轿车。
当时上车以后，陈老总就跟我父亲开玩笑，说小老乡啊，怎么样啊?我父亲说没什么，照常走啊。陈老总就开玩笑，说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我父亲说无所谓了，职责所在。那年我父亲可能也就是45岁左右。当然这次访问还是很成功的。
解说
出访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宴请公安部，调查部，外交部和其它侨委的有功人员，在宴会上，刘少奇主席也发表了讲话，对于在座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同期
罗援：那么在湘江案结束以后呢，我的父亲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整个全过程，周恩来总理说出了一句话，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肖成，肖成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的。所以我父亲呢，最后也跟相关的部门协调，把肖成做了一个非常妥善的安排。那么到了现在呢，我的父亲还非常想念肖成，他常常说，祝肖成好人一路平安。
Part2
解说
这是一幅拍摄于1947年的照片，在罗援的印象之中，这也是父亲年轻时代唯一的一张照片。那一年他的父亲罗青长只有29岁。
同期
罗援：我们在帮助我父亲整理他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像其它一些老前辈那样，能找出解放前的一些照片，我是看了他的整个历史照片，只找到了他一张，就是在陕北和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在小河村的小河边上照了一张照片。其它再也没有找到他历史上的一些照片存留下来，这是由于它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限定他不能有更多的照片。
所以说现在外头一提起我父亲罗青长，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实际身份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最后当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这段经历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
解说
其实，罗青长的真实身份，不仅局外人无从知晓，作为孩子，少年时代的罗援对于父亲的经历和从事的工作也并不了解。
罗援：我们当时都生活在这一个机关大院里头，刚才你讲到的熊向晖伯伯的女儿熊雷我们俩都是同班的同学，我们当时生活在这个大院里头，外头对我们这个大院感觉比较神秘，所以有些人也不太理解，就是说这个机关是一个特务机关。我们听了以后特别气愤，我们的父母怎么成了特务?当时我们认为这个特务就是一个贬义词，后来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也知道，这个特务也有褒义的意思，就是特殊任务，我刚一当兵就是在警卫团的特务连当兵。
解说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援对于父亲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经历的风雨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同期
罗援：他16岁参加了红军，跟他一块参军的有23个小伙伴，等到1952年他再返回老家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段经历对我父亲一生的影响都特别大，他经常说，我是那个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要加倍努力的工作，才能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的父老乡亲，才能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这些先烈和他的这些小伙伴。
解说
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久，罗青长被选调到中央党校的高级班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在党校任教。
同期
罗援：以后又把他派往中央社会部的枣园训练班，这个枣园训练班是中央社会部办的第一个情报保卫训练班，以前有保卫训练班，这是情报保卫训练班，这是第一个，我父亲既是它的学员同时也兼任它的党支部书记，这个枣园训练班训练的时间并不长，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可以说给我父亲他的情报生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就是他在这里学到了一些情报的理论，情报的原则，情报的一些规章制度，特别是一些情报手段。
这个特殊的一种职业的教育，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枣园训练班，枣园训练班他一直记着，当时的社会部的一个老副部长叫陈刚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里，这三句话就是"不该知的即不求知，不该说的即不说，不该交往的即不交往"，所以他一直按照这么三句话办事，这一辈子他应该说是，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低调的。
解说
1938年年底，罗青长从枣园训练班毕业，很快，他就被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于此同时罗青长还兼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
同期
罗援：你想想我父亲他就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这么一个四川娃，突然到了这么一个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城市，开始有很多方面，他都不适应，比如他给我讲，这个电灯怎么开关，这个热水怎么调节，他都不会，但是很快他就适应了敌后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
记者：那个时候他多大?
罗援：那个时候他就18岁，到达西安的时候，他当时还负责保卫工作，那么就要和敌人斗智斗勇，他就和他的小伙伴，什么颜泰隆，张耀祠等，他们用没有胶卷的照相机去给西安办事处那些小特务照相，因为当时国民党派了很多的小特务，化妆成修鞋匠，摆地摊在门口，实际上是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些活动，那么我父亲他们呢，就拿着没有胶卷，因为当时胶卷很贵，拿着没有胶卷的照相机给这些小特务照相，吓的小特务就抱头鼠窜，这是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段工作经历，很快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转到了中央社会部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就转到地下了，从事情报工作。
串场
建国初期，在国民党的一份刊物上，曾经把吴德峰、李克农与康生，并称为中共情报系统的三大巨头。罗援说，父亲每每提起吴德峰，都怀着深厚的感情，父亲也曾经说过，吴德峰是把他领向情报道路的一个领路人。
Part3
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京剧《红灯记》
铁梅 奶奶，您听我说！（唱）（西皮流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罗援：就是当时我父亲跟吴德峰伯伯，他们就是以表哥表弟相称，所以说直到现在他的子女见到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叫表叔表婶。
串场
进入吴德峰情报系统之后，罗青长从地上转入地下，为了隐蔽工作的需要，罗青长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搬了出来，他的公开身份是杨虎城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而他的真实工作，则是负责联络和指导一些重要的情报关系。
同期
罗援：他也有一些非常惊险的经历，就是说在敌后工作确确实实还是随时随地都面临着一种生死考验，也有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些故事。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箱，保存在一个文件箱里，这个文件箱当时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这个地下党员呢，后来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说这个，这个保密箱放在他们家里，将会给他们家里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就催促着我父亲要尽快把这个保密箱取走。
解说
此时，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不但罗青长有生命危险，也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罗青长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
同期
罗援：他当时把这个保密箱拿出来以后呢，他到了接头地点，等着和他接头的，和他单线联系的陶斯咏叔叔，等了半天没有等到，而这个时候西安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开始全城市戒严，甚至小学生背着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当时我父亲非常紧张，如果在接头地点等着和他接头的陶斯咏叔叔可能是凶多吉少，所以他这时候，他就下决心，反正我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的制服我就开始闯关。他就叫来一个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就开始闯关。
解说
罗援还记得，父亲回忆的时候说，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的制服，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在他的指挥下，黄包车一步步接近目的地。
同期
罗援：他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就非常机警的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里头，那么在大门口呢，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就是周子健伯伯和王平阿姨，还有跟我爸爸单线联系的陶斯咏叔叔在门口等着他，生怕他出现问题。这一场西安历险记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给我父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他以后一直携带着这个保密箱，一直到前几年他把这个保密箱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把它送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展览馆。
串场
当时的西安是西北的中心，也是国民党重点经营的城市，罗青长从事的隐蔽战线的工作，时刻面临着危险。不过，西安岁月也不总是惊心动魄，在紧张的工作中，罗青长也体会到了友情和亲情，与此同时，他还收获了一份爱情。
同期
罗援：那就是1940年的时候，我的母亲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的培训，把她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就是当时我们派了很多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咱们看到的《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太同的地方，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我们派去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化素质、专业知识，都是非常良好非常优秀的。我母亲当时是搭乘周恩来副主席的卡车到的西安，然后分到了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正好由我父亲领导，在白色恐怖非常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一种爱慕的这种感情，
解说
1940年，抗日战争步入最为艰苦的阶段，罗援经常听父亲提起那一年的"双十节"，那是国民政府的国庆日，就在这一天，日本敌机飞临西安上空。
同期，
罗援：当时全城老百姓都去跑空袭，就是往防空洞里跑，当时我父亲担心我们的机密文件和我们电台的安全，所以他和这些群众是反向跑，他往密点跑。他到了密点，他非常吃惊，我的母亲不到20岁的大姑娘，神情自若地坐在那里，守候在电台旁边，一下就让我父亲平时对我母亲的爱慕之情这时候就升华为崇高的革命的爱情，就是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我的父亲向我的母亲倾吐了他的心声。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敌后结成了革命伴侣，这在我们隐蔽战线是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我父母举行结婚典礼时，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外面只有北风的呼啸声，还有那种刺耳的警笛声，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
解说
罗青长后来回忆说，当年来参加他婚礼的，只有陶斯咏和他的女儿，而陶斯咏是和他单线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正是由于隐蔽工作这种特有的严格纪律，才确保了情报系统的安全，罗援曾经听父亲讲起过这样一件趣事。
同期
罗援：他的主要联系对象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我父亲虽然是负责对这个三人小组的情报指导和情报联络，但是他一直没有见到熊向晖伯伯，直到解放以后，熊向晖伯伯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父亲才见到他。当时我父亲带着熊向晖伯伯去见周恩来总理，正好周恩来总理正在请国民党北平代表团的成员，在请他们吃饭，那么国民党北平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邵力子、张治中一看到熊向晖伯伯都大吃一惊，说，没想到熊老弟你也起义了!总理当时笑着跟他们说，今天我给你们透露一个秘密，熊向晖同志不是起义，熊向晖同志是归队。说当年我们把熊向晖同志派到胡宗南身旁，并不是说去要收集情报而是要帮助胡宗南抗日，但是胡宗南走向了一个反共的道路，我们才启用熊向晖同志做一些自卫的行动，所以当时张治中先生听了以后，非常感慨，他说我以前只知道蒋介石打仗不如毛泽东周恩来，现在我才知道，蒋介石搞特务工作，也不如毛泽东周恩来，焉能不败。
看不见的战线 罗青长传奇（下）
陈晓楠：中央社会部成立伊始，罗青长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七十年过去了，作为中共情报战线的元老级的人物，罗青长见证了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的一室工作。
在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解说：1947年3月18日的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当年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罗援：当时中央撤出延安以后，敌情是非常严峻的。国民党部胡宗南部队将近有20万人，毛泽东同志带领的这个部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一些工作人员。当时叫中央纵队，中央纵队以后就化名为九支队。九支队的司令是任弼时同志，政委是陆定一同志，参谋长是叶子龙同志，副参谋长是汪东兴同志。我父亲就负责情报工作，他当时是中央社会部的一室主任，二室主任是汪东兴同志，他是负责保卫工作，这个班子非常的精干。当时毛泽东主席给自己化名叫李得胜，周副主席给自己化名叫胡必成，就是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叫得胜，一个叫必成，就寓意着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
解说：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
罗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正因为毛泽东他能做到知彼知己，所以才能百战不殆。那么在这方面呢，我父亲在当时他主要是负责在转战陕北的时候，做情报保障工作。我们现在都知道，情报工作对于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自卫的手段。但是情报工作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进攻的武器。
开会遭国民党轰炸 中央运用无线电惑敌
解说：获取敌人的资料，是情报工作基本的要求。然而活学活用这些资料，则是情报工作的更高境界，罗援就听父亲讲过，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罗援：刚撤出延安不久，那么中央呢，在子长县的双湖峪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当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四架野马式飞机，到双湖峪地区进行狂轰乱炸。这时候总理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说是，怎么我们的行踪被敌人发现了呢?他就启用我们的一些情报关系。最后了解到，敌人他现在有了无线电侦测系统，通过无线电侦测，发现了在双湖峪地区有无线电电波，有无线电电台在活动，所以他认定那里可能是我们中共的一个高级指挥机关。
解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分析了获得的情报之后，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国民党使用的无线电测向仪器，调动国民党的部队。
罗援：把我们前线的各个纵队的电台，都集中到延安以东的延川地区，就在那进行无线电佯动，你可以发明码电报，也可以频繁地进行这种无线电问答，这都可以。但是这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清涧地区集结，这时候胡宗南的一个主力师，就是76师，它师长叫廖昂，给胡宗南就发电报，要救援，他说共军的主力已经朝清涧附近在运动。那么胡宗南就给他回话说根本不可能，共军主力正在延川地区，可能要向延安有所动作，我现在不可能去救援你。
解说：此刻，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对廖昂率领的76师形成合围之势，身处清涧这个险地，廖昂无力突围，只能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援。
罗援：廖昂再发电报的时候，就说现在共军已经登城，如果你再不来救援，我不成功便成仁。这时候胡宗南才知道上当了，再派部队去增援已经为时过晚，这就是说，情报工作在这个寂静的战场，在无形的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解说：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虽然险象环生，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却始终没有离开陕北，对于那一段经历罗青长一直难以忘怀。
罗援：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讲，有一次主席带着他和王诤伯伯，童小鹏伯伯到了黄河边上。这时候主席突然兴致大发，他就把手往腰上一插，就是现在说的摆了个POSE，然后把我父亲和王诤伯伯叫过来，说跟我一块，咱们照张相。后有黄河，前有追兵，敌人能耐我何?那个气势非常大。然后就叫小鹏叔叔给他照相，结果由于一些技术的原因，这个照片没有留下来，我父亲经常跟小鹏叔叔开玩笑说，小鹏同志你照了一辈子相，最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没有留下来。当时主席他为什么能在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在兵力对比这么悬殊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能坚守在这个陕北?一个是他的雄才大略了。另外就是陕北有一个特殊的这种地形，还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情报工作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汉年被迫面见汪精卫 解放后陷入冤假错案
解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罗青长开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经历。罗援说，父亲今年虽然已经是92岁的耄耋老人，但是对于往昔的人与事仍然铭记在心。他在回忆时还会经常提起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董必武、陈云，还有聂荣臻、叶剑英和陈赓，他们不但是重量级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领导者。
罗援：特别是还要讲到这个情报战线的，那些无名英雄，比如情报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以及北平五烈士，谢士炎等，还有永不消失电波里的原型李白。
解说：除此之外，情报战线上还有一批特殊的潜伏者，比如阎宝航、阎又文，还有韩练成以及沈安娜等人。他们之中有的人曾是国民党的高官、名将，甚至有人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但是罗青长非常清楚，他们为中共情报系统做出的贡献非同寻常，情报工作性质特殊，有些人不但遭到误解，甚至遭受冤屈，为此罗青长痛心之余，也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为他们奔走。
罗援：刚到军事科学院，我是在战史部工作，我当时翻阅以前的一些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就是“小开密电”。“小开悉”、“据小开悉”我回去就问，我说这小开是谁啊?我父亲说小开就是潘汉年。大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情报，都是小开提供的，所以当时主席对潘汉年的工作，也是赞赏有加的。当时社会部的一个老副部长陈刚，说是小开在上海耍得非常开，小开就是小老板的意思了，潘汉年风度翩翩，为人处事精明干练，确实把情报工作做得非常活。
解说：抗战时期，潘汉年一直在华东做情报工作，成绩卓著，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迫不得已与南京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
罗援：他实际上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他当时就是被挟持见了汪精卫，这个按当时的情报规定和制度来讲呢?他是允许的。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他也有机会讲清楚，他在跟主席交谈时，他说想把有些事跟主席交代一下，但是主席当时呢，误认为他是要谈那个饶漱石的事，所以把这个机会就错过去了。
解说：然而也就是这次，发生在抗战之中的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建国之后的1955年，陷入了一个冤假错案之中。
罗援：到了1955年，“高饶事件”的时候，这时候中央有一个规定，就说是所有的历史问题都要交代清楚，如果不交代清楚，以后查出来罪加三等，那么这时候潘汉年又想起这件事情，他就跟陈老总汇报了。因为当时华东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同志。陈毅同志说这个事太大了，说这个事你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那么潘汉年就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解说：在罗青长印象中，潘汉年的经历非常清楚，在与中央的往来电报中，每项行动也都是有案可查，如果指任潘汉年是特务、内奸，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罗援：后来总理说，这样，你去跟克农同志去讲讲，由克农同志组织一个审查小组，把潘汉年的历史上的问题，审查一下。那么后来李克农伯伯呢，他就组织了一个审查小组，由我父亲来担任审查小组的组长，组员有孔原伯伯的夫人叫许明，许明阿姨。还有公安部十二局局长叫狄飞。
解说：调查组翻阅了潘汉年的历史档案，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和文件类型两条线进行过滤比对。在罗青长的主持下，这项细致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三个月。
罗援：最后他们给中央提供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们提出了很多反证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当时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一言堂的这种一些不良的风气，已经逐渐在形成。那么在主席已经有定论的情况下，当时在李克农部长的亲自领导下，中央调查部的他们这个小组，能提供一些反证材料，应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主席已经有话，无法改变整个的局面。但是最后在审查的过程中，也没有查出更多的问题，所以，罗瑞卿伯伯他们又提出来，就说是对潘汉年可以假释。在文革前，潘汉年应该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自由了。
解说：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特别是“彭罗陆杨”事件的爆发，让潘汉年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受到假释也成为罗瑞卿包庇“坏人”的罪证，潘汉年第二次身陷囹圄，被判处无期徒刑。
罗援：那么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在会上很多人就提出来，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那么我父亲也就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去进行呼吁，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陈云伯伯，就陈 云同志登高一呼，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那么由于陈 云伯伯登高一呼，我父亲呢，他的工作就更加得力了。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最后，潘汉年终于平反昭雪了。
多年追随周恩来 罗青长受益匪浅
陈晓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罗青长出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一职。不过，他的这个身份，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罗青长对外的公开职务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对于周恩来，罗青长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罗援：我父亲一直在这个隐蔽战线工作，应该也就是直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从事这个隐蔽战线的工作。特别是转战陕北以后，他们有了更亲密的接触，因为当时的人非常少，而负责情报工作呢的，当时就是我父亲，他作为一室主任一直追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那么他们这种友情应该四十多年了，就保持这种上下级的关系，一直到最后，总理去世。
解说：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也让罗青长受益匪浅，在罗援看来，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事，都受到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罗援：胡耀邦总书记曾经说过，周恩来是全党楷模。就是说他的为人，道德文章，方方面面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这方面对我父亲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包括生活上，我父亲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看到我父亲呢，有一双棕色的皮凉鞋。但是他一直舍不得穿，我就问，为什么这个凉鞋你不穿呢，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总理那去汇报工作，看到总理正在跟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在那发脾气，为什么呢?他一打听原来是成元功看到总理的皮鞋，已经磨得没法再穿了，所以他就悄悄地帮总理去在外面订购了，量身定制了一双皮凉鞋。总理看到以后，说我的还能穿，我为什么要换一双鞋穿，你给我退回去。那么成元功叔叔说，这是量体裁衣啊，我是按照你的脚去定制的这个凉鞋，我怎么退回去。他说，你既然退不回去，你就给其他的人穿，给其他工作人员穿，反正我不穿。那么这时候正好我父亲进去汇报工作，总理说，小罗你的脚跟我的脚差不多，这双鞋就给你了。这样我父亲就得到了这么一双凉鞋。那么这件事一是体现了总理对于他的下属的关心，另外也是体现他艰苦朴素的这种作风，所以这些方面的言传身教对我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影响非常大。到现在呢，我父亲就把这双皮凉鞋先保存着，后来他又送到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那么从这一件小事就体现出总理对他的下属这种影响。
解说：建国之后，罗青长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其中有不少次都是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从1966年文革开始，罗青长与周恩来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
罗援：因为那时候呢，总理是在独撑危局，他周边的几个副总理，他下面的部长，很多都被打倒了。那么我父亲作为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所以当时还是经常伴随在总理的身边，总理也给他交办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保卫上的一些事情，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事情，统战工作的一些事情，那么我父亲都参与了。
陈晓楠：1975年9月，周恩来看到了《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海外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当即批示罗青长、钱加栋等人找相关人员对这份材料进行分析，弄了真相。罗青长还记得，在批件的最后，周恩来连写了四个“托”字，足见他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视。此时的周恩来其实已经癌症晚期，病情不断恶化。
罗援：总理是1976年1月8号去世的，1975年12月20号，也就是在临终前的十几天的时间内，总理醒过来以后，就多次提出来说要见青长同志，那么总理的卫士，就给我爸爸打电话，当时我爸爸也是非常想念总理了，所以他当时马上准备去，但这时候呢，又传出来消息说，这个事呢，还要请示政治局。那么当时政治局呢，正好是什么张春桥、江青他们这伙还都没有起床，这个事就传到了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总理已经病成这个样，想见谁就见谁。
解说：罗青长后来回忆说，他首先前往中南海西花厅，面见邓颖超，邓颖超特别叮嘱他，总理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要少说多听。
罗援：我父亲又到了医院，当见到总理的时候，总理的头发、眉毛、胡须都特别长，当时我父亲非常心痛，就说我代表我们党政军的这些领导同志们，祝总理早日康复。总理说，真没想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他说我的时间也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要谈谈工作。那么坐下来以后呢?总理关心的还是台湾问题，关心的还是台湾的一些老朋友，和为人民做出过有益工作的这些人，嘱咐我父亲不要忘记他们。总理当时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但他这个时候想的还是别人，他就说，对不起，你让我休息休息，咱们过一会儿再谈。然后再过了一会儿，总理再谈的时候呢?已经神志不是非常清楚了，这样，我父亲就退出来了。当时一直等到下午，想等总理再清醒的时候，再跟总理继续谈下去，再继续聆听总理的教诲，但是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别了。那么到下午的时候，邓妈妈来了以后，我父亲再问，就是说还能不能再看看总理。那么邓妈妈说，他现在可能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这样呢，我父亲就撤出来了，这是他和总理的最后一面。
解说：周恩来去世之后，遵从他生前的意愿，骨灰抛洒进江河湖海，作为周恩来的老部下，罗青长和总理生前党支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参加了骨灰抛洒仪式，陪伴周恩来走完了最后一程。
罗援：那么总理去世以后，我父亲作为治丧办公室的主要成员之一，去洒总理的骨灰的时候，选的最后一个播撒点，也是把它选到了黄河的入海处，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总理的骨灰漂过了大海，漂过了台湾海峡，漂到了对岸，那么也意味着了却了总理一个魂牵梦绕的这么一个台湾梦，这么一个统一梦。2008年是我父亲诞辰90周年，我也给我父亲写了一首祝贺他生日的诗。我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就是，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我为什么说要“喜盼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因为，我父亲应该说，他这一辈子都是在和国民党打交道，但是他现在仍然心系着祖国的统一，心系着宝岛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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