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坛读了永恒少年的《停止译经，走出洞穴》，当然不能标题字面理解，不是真的号召人们停止翻译外国先进的东西，通读全文我的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华人缺乏自己的话语体系，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个理解没错的话，我赞同永恒少年的看法，顺此还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正如标题所说，既要强化“译经”，还要提高“注释”水平――总而言之提升到哲学和文明进步层面，既要拿来主义、向外学习，亦要提倡国学。】
我们这里说“软件”、“软件工程师”，那边说“软体”、“软体工程师”――这事我一直拿来做举例，来说明两岸分裂造成的文化差异，不加注意持续下去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实质性伤害。这是“术语异称”现象，该例所指是由两岸分裂造成，其实我们遇到更多的有他更复杂的原因，比如“电压”与“电势差”、“稳恒电流”与“持续电流”、“直流电”与“稳恒电流”、“向量”与“矢量”，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许多术语不止两个异称而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弄得人不胜其烦，比如“向量积”、“外积”、“叉积”、“矢积”至少就是四个异称了。以上所举都指向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事实上人文社科领域的“术语异称”现象也是相当严重。
我记得十多年前教育部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件事，其他拿你没辙，这事还管不了？教学领域的事尽量做到术语统一、教材统一，但依我所知，这事竟然不了了之，没了下文，情况依然如故――教育部官员的信心被打到了极低，可见情况的严重性。“术语异称”现象重头显然不在两岸分裂而是另有原因：
比如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过几轮大翻译，外文资料或由日本渠道来，或由前苏联渠道来，或由其他西方渠道来，照理说这类大翻译应该有个国家层面的统筹和协调，包括术语统一事宜――就象秦时代的“书同文”、“车同轨”、“权同衡”，但在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过程中，这步工作似乎排在了后面，“救亡压倒启蒙”、“救亡压倒一切”在这方面似乎也有所体现――以夷制夷，翻译要紧，翻译以后的其他事情（比如“术语统筹”、“注”、“疏”、“释”）放在以后，今天回过头来看，他已然成了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绊脚石。
再比如一个原因，中国的治学传统受“师徒制”影响较深，近代化后虽然转轨到了“学院制”，但是传统的东西还在深刻影响。“道统”是中华文明的特征和特色――西方文明好像不见。“道统”讲的是文化传承的合法性，失去了“道统”，讲的再有理也不受待见；古代的许多治学大家，他的大半时间精力都耗在了“道统”上，他引经据典的“考据”都在证明某种“合法性”――而“道统”只能在“师徒制”闭圈中彰显。
“师徒制”下的治学是个封闭结构，再加上汉字“象形”、“指事”、“会意”的自闭性（所见达意，无需交流共识），不同的封闭圈对同一个对象可以建立不同的形义系统，并形成传统得以传承――比如“仁”这个对象，显然孔子的“仁”、孟子的“仁”、荀子的“仁”他们仨各不相同，虽然他们都是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仨都可以通过解析“仁”这个字的造字结构、古义、今义来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传统，都是在“师徒制”封闭圈中，通过训诂、考据、注释来建立，完成传世的；反观古希腊“学院制”下，与中国等价等位的几个传统，他们是通过公理-命题、辩论-逻辑，假设-证明等一系列操纵来建立，同样得以传世的。
于是“师徒制”＋“训诂-考据-注释”下，古代中国典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并且相比于西方几乎以几何级的数量增加，然而呈现的却是破碎割裂状态――就象一麻袋土豆，一堆沙子，看不见其中的结构和联系，真正传承到后世，影响后世有用的东西少得可怜――中国本土不曾产生过科学，也不曾出现真正的哲学，既使宗教也停滞在极原始状态，离巫傩鬼神地祗之类不远――当下中国声音在国际场合微弱，这也是个原因。
除了大翻译缺大统筹，“师徒制”影响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聚集，各原始民族都带来了各自文化、民俗和语言，术语异称也就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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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场合缺位已成共识，究竟因何而起？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翻译，拾人牙慧”。
我不太苟同，原因太多了，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禀赋、国民性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前面借“术语异称”问题论述到，古代中国在“师徒制”＋“训诂-考据-注释”传统下，典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并且相比于西方几乎以几何级的数量增加，然而真正影响后世为后世所用的少得可怜，并且大都以格言、语录、章句、辞赋形式呈现――这就怪不得“过度翻译外来文化”带来的冲击。
论坛读了永恒少年的《停止译经，走出洞穴》，当然不能标题字面理解，不是真的号召人们停止翻译外国先进的东西，通读全文我的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华人缺乏自己的话语体系，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个理解没错的话，我赞同永恒少年的看法，顺此还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正如标题所说，既要强化“译经”，还要提高“注释”水平――总而言之提升到哲学和文明进步层面，既要拿来主义、向外学习，亦要提倡国学。
压缩一下话题，这里我略谈“翻译”与“注释”的问题――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介入，“翻译”是个既窄又恰当的切入点；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国学的失落”中――如果中外交流中存在“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场合的缺位”问题，那么与之相对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则存在“国学的失落”问题，应该对应于“训诂”与“注释”问题。
无论“翻译”与“注释”还是“训诂”与“注释”，都是相当专业的话题，本文无意涉入，只谈问题及成因，虽是表面现象，思考一下也无妨。
我们知道，训诂、考据、注释是研究“国学”的基本工具，但在多轮“国学”热中很难见其踪影――既使在专业团队中，这与当下治学的急功近利有关。中国传统的治学环境大致是“师徒制”＋“训诂、考据、注释”――虽然也有“书院”这类叫法，现在虽已转轨到“学院制”。中国的学术传统与编织修造的手工技艺传统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浓浓的“师徒制”味道，西方传过来的“学院制”发轫于古希腊学术传统，今天“师徒制”已压缩到很窄一些领域，但是惯性作用仍然存在。
无论国学还是外来，要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必得过了“注释”关――古代中国的“师徒制”传统在精神领域应该摒弃，但是传统的治学工具应该有所继承，注释不仅要解决棘手的“术语异称”，还有更深层次的其他问题。传统治学中，作为一种体例，“注”是“注”，“释”是“释”，两者不可混淆――“注”是对原文进一步的挖掘、扩展和理解，包括人名、地名、事件背景、词义等等，“释”在“注”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注”，是“注”的两次方，当然一定会有三次方、四次方。
我的行文里，如果非得界分“注”与“释”的两者之别，那就用“注解”、“注疏”表达“注”的含义，用“阐释”表达“释”的含义。很多情况下人们在书籍的空白处写几个字，以备忘或加深理解――这就是“注”，有时这些“注”篇幅大了，内在关联性强了，就会单独出版。这又是一本著作，性质上是“注”，另外一个人读了这本书，在空白处也写几个字几行字，也是“注”――但是相对于最早最原始的那本著作，那就应该是“释”、“阐释”了，但对一般读者实无必要区别他们了，都是“注释”――他就是一本书，一本著作，性质上是对某某经典的“注释”；比如华人对《易》偏好，子作十翼谓《周易》，《周易》就是对《易》的注，今天或历史上无数复无数的关于“易经”的书籍，都可算得上关于《易》和《周易》的注或释。
随着时间的流淌和沉淀，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原著、注、疏、释……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哪个是哪个？对我们大部分人大可不必深究，但对专业工作者则是必须的，尤其所谓“国学”，那是最最基本的功夫。这是国学的规范――他是古人治学“训诂”、“考据”、“注释”的基本功之一，对于外来之学也需要强化“注释”。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过几轮大翻译，外文资料或由日本渠道来，或由前苏联渠道来，或由其他西方渠道来，“翻译”以后怎么办？必须“注释”。“师徒制”传统下的“翻译”必然带来“术语异称”，必须在后续的“注释”加以解决。
外来之学首先遇到的就是“翻译”问题，等价于国学就是“训诂”问题――他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文字学”。读懂文章不仅要靠文本，很多情况下还需研究文字。拼音文字与汉字完全两种体系和规范，拼音文字的理解只需在文本中建立意义，而汉文很多情况下需要文本外支持，这就需要“训诂”，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治学条件要大大优于古人
古人对文字的理解大都靠“猜”，我们今天不仅靠“猜”而且靠“理”，我们今天一个中等水平的文字学家的治学水平也要高于许慎――他是古代中国最最伟大的文字学家，我们今天小学生都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水平也高于古代经学家必备的《尔雅》，这全都得益于甲骨文的发现，得益于考古学的建立，得益于诸学问间交叉引用工具的建立。
这许许多多条件是古人不曾有的，他们想都想不到，他们聱牙佶屈几百上千字，我们也许几行字就可到达。“训诂”相对于外来之学就是“翻译”问题――之所以也算个“问题”，几轮大翻译都是在“救亡”、“以夷制夷”这类逼仄环境下进行的，难免急就章，今天条件好多了，应该更从容些，所说“术语异称”现象应该更少发生了。
古人的治学工具“训诂、考据、注释”必须有所扬弃和创新，新的工具和条件不断涌现，比如计算机、信息化、大数据、IT、网络、学院制、交叉引用、简化字、普通话等等，应该糅合进去；对待外来之学同样――当然国学与外来之学遵循两种规范。
抱歉！不能再说了，进入专业禁地了！最后再总结一下：
首先感谢永恒少年提出话题。这个话题很早就想说了，前几次在“取消英语考试”、“压缩英语学习时间”讨论时就想谈谈，不过那时总感觉“顶风作案”，有点不妙，罢！罢！罢！今天总算一次机会。
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场合缺位是个事实，但他并非“过度翻译，拾人牙慧”导致，原因太多太复杂了，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禀赋、国民性哪样都存在嫌疑，不能独独推给“过度翻译”；西方人来之前，中国文明已经五千年，但他竟然未建立过条理清晰的“宗教＋哲学＋科学”体系，直到西方人来之前仍在踽踽独行，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真正留给后代有用的东西，大都以格言、语录、章句、辞赋形式呈现。
这一切不能怪西方人，不能怪“过度翻译，拾人牙慧”，中国文明本根上，或其原始发生上存在原因――100年前我们已解决了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繁体字向简化字的过渡，但类似的本根问题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甚至还未暴露，没引起注意，今天我借“术语异称”现象再次把他烘托出来，他一定存在本根问题，我请教过许多学者，西语体系没有这么多“术语异称”现象――严重的说，“术语异称”就是语言不统一呀！自己都如此，谈何国际话语权呢？
真的不能怪西方人和“过度翻译，拾人牙慧”，要到咱自己的文明本根上去找原因。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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