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毛泽东，经历了情绪的巨大起落。在针对农村“共产风”，“反瞒产”，“一平二调”等瞎指挥、乱作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毛泽东期盼着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到来。他几次下去巡视，听取各级领导汇报，收到各地的报告，大都一片好消息，使他十分高兴。然而实际上，农村的困难从1959年就开始出现了，1960年更严重。这种情况长期被掩盖，直到问题成了堆，到了无可掩盖时才反映到他那里。按照毛泽东后来的反思，农村的严重问题“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在得知农村困难真相时，先前的“莺歌燕舞”，“捷报频传”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一下子对毛泽东的精神造成很大的打击。一心想尽快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努力得到的却是事与愿违的结果。怎么会这样呢？毛泽东陷入了沉重的苦思。为了扭转对基层实际情况“不甚了了”的状况，毛泽东以带头自我批评的方式，大声呼吁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摸清情况，
在这之前，毛泽东偶尔也收到地方问题的报告。他只要收到这类报告，都会马上作出反应。1960年三月，毛泽东读到一个关于山东农村问题的情况简报，就以极严厉的口气批示：“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
但是，这类反映实情的报告很少，淹没在一片“报喜”声中，所以当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
一九六〇年夏天后，农村问题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特别是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大面积饥荒以致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性使他大为震惊。也许对毛泽东震动最大的是“信阳事件”。河南信阳地区的一些干部对群众捆绑打压，到了践踏法纪，草菅人命的地步，中央调查组报告揭露的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触目惊心。毛泽东完全不能想象，共产党的干部能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恶行。所以盛怒之下的毛泽东第一判断——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紧接着，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农村问题。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史称十二条），毛泽东即刻审改完毕，指示“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口气极为急迫。由于一些干部的所作所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完全突破了一般工作作风错误的性质，这就不能不让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现状产生极大的忧虑。
此时，毛泽东对于农村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判断，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周恩来也持同样的判断，他在为中央拟写的指示中说：“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
1960年底到61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农村的干部队伍状况做了如下分析：“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认为干部有六类情况：“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人祸”问题的，他所说的“人祸”，一方面指领导机关由于脱离实际而造成的政策失误，另一方面就是指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
自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就密切关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一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班子烂了，毛泽东说：“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对第三类人(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定要从领导岗位拿下来，第四类人(糊涂人)如果不认真改正错误也不能当第一书记。”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干部的判断建立在一个基本点上，那就是对人民群众有没有感情：那些违法乱纪，坑害农民的行为，只有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才干得出来。
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听取浙江省委领导人汇报时，对干部队伍问题的思想根源作了分析。他说：“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些干部，毛泽东的方针是“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要按群众意见办事。”毛泽东又说：“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可以注意到，在广泛了解农村现实情况后，毛泽东最初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反革命复辟的判断此时有所变化，把其中多数人纳入需要进行教育的人民内部矛盾。
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分析了农村干部队伍状况。他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有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
从《毛泽东年谱》这段时期的记录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农村干部队伍的情况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从一开始高度警惕“反革命复辟”的敌我矛盾问题到后来逐渐把重心放到对绝大多数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和整风上，教育的对象包括原先列入“死官僚主义分子”而被视为敌我矛盾的人，也包括原来认为问题不大但实际上犯有“五风”的社队。也就是说，把需要严厉打击的敌我矛盾大大缩小了范围，而同时大大地扩大了教育面。他在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道：“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从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谈到：“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后，毛泽东就把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到5月毛泽东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5月20日政治局通过，正式下发，史称前十条），毛泽东集中精力抓了这个事情。
从这段时间他的讲话、批示，可以看到，毛泽东一方面敲响警惕“反革命复辟”的警钟，要求全党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必要性，同时，在如何开展运动的指导方针上提出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明确运动的性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时已经意识到干部队伍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还是在领导层，在于领导层是否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并承担起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引导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责任。
第二，在重在教育的原则下，坚持团结大多数的方针。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第三，坚决地依靠广大群众。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实际上，从下达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整顿“五风”起，毛泽东就一再强调发动群众，“反对恩赐观点”。他指示：对于坏人当道的地方，“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对于干部的评判和处理，“要按群众意见办事。群众能原谅，允许他改，允许他过关就行；群众不许过关，就要撤职。”毛泽东一贯把群众路线作为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在这里，他再一次强调要让广大群众成为鉴别和评判干部的主体。
第四，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改变干部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这一措施，让干部放下官架子，把自己置于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这些原则与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一贯坚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苏共发生蜕化变质以及中共执政后干部队伍中滋生官僚主义的形势下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和针对性。领悟毛泽东发动“四清”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是理解这一段中共党史以及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经之途。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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