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书少，只是本能地觉得，时下流行的“顶层设计”，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要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它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前苏联盖达尔可为前车之鉴。
精英们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但是马列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最可笑的是，精英们以精英之腹度马列之心，总是很可笑地批判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等几个人在实验室里捣弄出来的，他们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书是马克思的书，几千万人读死了！这种轻佻的论调，不是视群众为群氓又是什么呢？
有朋友劝我：何必发那么多牢骚，应该搞出高学术水平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方案，才能说服听众。比如说：“假如你上台你推行什么政策？”这个问题的肤浅性在于：不懂得经济纲领和社会政策是对过去的斗争历史路径依赖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那要看我是怎么上台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上台后和新中国领导人上台后的纲领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欧领导人上台主要依靠外力而不是群众运动，而新中国领导人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眼下还是精英们的表演时间，只管师母已呆就好了。有一天台下的观众看厌了，自然会你方唱罢我登台的。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让群众看到，顶层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实际上，马克思和这种精英式的设计论完全没有共同点，马克思奉行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维新变法是不是实验？辛亥革命是不是实验？哪一次不是人头落地？再说了，那一次革命是几个专家教授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为什么能够吸引千百万人参与？
倒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这种试验有的是由众多私人分散地进行的，有的则是由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进行的，尽管有些试验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试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包括野蛮的殖民掠夺甚至世界战争等等。
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亲身体会过殖民掠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不会忘记群狼争夺造成的社会痛苦。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灾难，却堵塞为了争取社会利益的试验机会，才迫使人民选择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人民无法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痛苦，进行革命和反抗斗争乃是正义事业，是为了阻止不道德掠夺必须付出的代价。
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革命。是否承认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是群众路线和精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谁制订的方案，只会对谁有利。无论顶层设计出多么美妙的方案，例如这次提出的“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就算用屁股想一想都知道这只会成为滥发奖金、公款私存的借口。只要在实践中排除了民众的参与，什么方案都是虚伪的。正如主席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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