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反腐”要治本，就得整党 ——从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三只“大老虎”落马谈起

　　钱昌明：“反腐”要治本，就得整党

　　——从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三只“大老虎”落马谈起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抓住当前治国的主要矛盾，大力开展“反腐”斗争。做到“有贪必肃、有腐必反”，“老虎、苍蝇一起打”，无论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还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抑或是“大内总管”令计划，不管其资格多老，官位多高，只要是“虎”，均一一打下马来。真可谓：大快人心，大得民心!

　　“反腐”斗争的深入发展，大大提升了全国人民对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也为这场斗争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反腐”怎样才能治本?因为只有“标本兼治”，并能从根本上杜绝“贪腐”顽疾，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依法治国，建设廉政的法治环境，才能使“反腐”从“治标”转为“治本”。这话听似不错，能建设成一个理想的、良好廉政的、一切能“依法办事”的法治环境，那有多好!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条，自然也就不会再有“贪腐”现象出现了。

　　然而，转身仔细一想，这话说了似乎又等于没说。

　　试问：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哪个政府没有制订过严苛的反贪腐法律?又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哪个政府没有“法办”过贪官污吏?可是官吏“贪腐”——这个政治学上的“老大难”问题，为什么始终没能解决?

　　良好的廉政环境是怎样形成的?是靠“法治”所能治出来的吗?任何“法治”难道不是由人去执行的?如果“依法治国”的人出了问题呢?如果“依法治国”真的能治出个“清廉世界”来，那么，官员的“贪腐”问题早就不会成为“世界性难题”了，难就难在“人”的问题。

　　“贪腐”问题为何越来越严重?

　　当今中国所以出现严重的“贪腐”问题，是因为没有“法”吗?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实行“法治”吗?非也!

　　事实上早在1952年4月，当时的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廉政一直是比较好的，堪称是一片“净土”。这是世界公认的。

　　上世纪80年代起，邓小平掌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贪腐”问题开始突出起来。他也确实讲过：

　　“风成于上，习化于下”;“令之不行，由上犯之。”

　　“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其时，揪出的“大老虎”有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倪利用职权为包庇走私罪犯被罚款150万元，竟向海关施压;又强行批准拨60万美元外汇额度为洪海公司支付走私货款。1987年案发，以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此人1989年9月任海南华夏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 1993年4月起任青岛银滩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任总书记，也讲反腐。1993年8月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为部署确定“三项工作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口号!任期内查办的“大老虎”有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4109万元，被判处死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收礼实物折合55。5万元，造豪华别墅供享乐3521万元，吃喝挥霍347万元，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刑16年)。

　　2002年以后，胡锦涛主政，十年内全面推行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2003年，“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2005年，推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中共推行反腐败“五年规划”。一句话，反腐的“法”——确实制订得越来越多。任内打掉的“大老虎”有陈良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8年涉嫌受贿240万元，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刑18年)和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2013年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涉经济犯罪金额2044万元，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回顾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90年代江泽民，直至21世纪胡锦涛几任领导人的执政史，清楚地表明：反腐法规不是少了，而是不断地增多、细化;“反腐”执法的力度不是弱了，而是不断地强化、深化。可是，反腐形势不仅未见改善，反而却越来越严峻了!这是为什么?

　　君不见，如今新揪出来的“大老虎”，已“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可谓：一只比一只“壮”，一只比一只“狠”：

　　徐才厚，官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案他因已病死，军事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因而目前人们很难知道此案的内情。但据媒体透露的信息，徐堪称为“国妖”，其所贪腐的数额远超大清第一贪官和珅。有报道称，仅徐宅地下室堆放的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点不过来，只好拿秤来称。据称这些现金足有1吨多重!(见《徐才厚案发被查抄现金达1吨重，仓库藏唐宋古玩》，“新浪网”新闻中心2014年11月20日15:16)另有报道，称其被查抄的赃物总值高达16亿元!

　　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法院认定其受贿金额达1.29772113亿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无期徒刑。

　　令计划，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现正由司法机关依法办理。

　　据海外媒体报道，令计划非法敛财高达837亿元人民币，其中仅被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有45亿美元。香港《争鸣》报道称，令计划家族的非法敛财规模仅次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周滨父子的贪污金额。据悉，周氏父子的贪污敛财金额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天涯网”2015-01-21 11:21:33《中国第二大贪令计划被曝非法敛财837亿元》)

　　按照“法治”要求，在“不告不理”的法律程序下，对“贪腐”分子，只能发现一个打一个，不可能真正打完。真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可见，现今中国的“贪腐”问题，决不是简单地靠“法治”所能根本解决的。面对这一局面，如果真的认为中国当前的“贪腐”问题依靠“法治”能够“治本”，那不是无知，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必须认清“贪腐”顽疾的病根

　　如果人们愿意理性思考，就不得不承认：

　　官吏“贪腐”，必需具备两个要素：“私利”加“权力”。两者缺一不可。

　　“私利”，是私有制的产物。只要推行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就会有“私利”问题。在私有制的社会推行官吏制度，这又为“贪腐”提供了第二个要素——“权力”。当“私利”与“权力”在官吏身上结合，官吏的“贪腐”问题也就产生了。

　　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是原始公社时代，也叫原始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那个时候，氏族领袖们尽管手中也掌有权力，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因为那时均不存在“私利”问题，所以他们身上也就没有“贪腐”问题。

　　只是到了五千年前，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随着阶级的形成，随着国家的产生，随着官吏的出现，这才有了官吏的“贪腐”问题。

　　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进入阶级社会，从建立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建立官吏制度起，也就有了官吏的“贪腐”问题，此后每个朝代都有贪官存在。见著于史书的著名的大贪官就有：春秋的羊舌鲋;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王温舒;东汉贪官的梁冀;西晋的石崇;北魏的刘腾;唐朝的仇士良;北宋的蔡京;南宋的贾似道;元朝的阿合马;明朝的刘瑾;清朝的和珅……等。其中尤为典型的如东汉末年梁冀之贪(仅抄没家产达30余亿钱!);北宋末年有蔡京之贪;明朝末期有刘瑾之贪;清朝中期的和珅，以及晚清官场的普遍贪腐等。

　　一般说来，大凡新王朝初建政治清明之时，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力遏制官员的“私利”(如明太祖采取严刑峻法“铁腕治腐”)，吏治稍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王朝的中后期，政治逐渐黑暗，吏治日趋败坏，直至出现“十官九贪”、“无官不贪”局面，这时实际上也就到了王朝衰亡之时。

　　在推行私有制的条件下，官吏贪腐问题，只可能“治标”，不可能真正“治本”。中国历史上不管哪一个朝代，其“吏治”所以无法摆脱由“清”到“浊”的发展规律，这是几千年来一直推行私有制的必然恶果。显然，官吏“贪腐”问题，是伴随私有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最后也只能随着私有制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别无他途。

　　毛泽东时代为何比较清廉?

　　1949年新中国建立，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几千来的私有剥削制度，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尽管这一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遗留着大量的旧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就为解决官吏“贪腐”这个“老大难”问题提供了前提。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与人消除了利益对立，成了同志之间的平等与协作的关系。剥削制度被消灭，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成为非法与可耻，这又反作用在意识形态上，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人们的“私利”观念。

　　与旧社会“做官当老爷”和“升官发财”不同，在新社会，把担任领导职务当干部，看作是当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岗位可以有不同，职位可以有高低，但都是干革命，都是为人民服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人们之间互称同志，各以对革命贡献的大小为荣辱，耻以职位高低论价值。其时，社会上虽然仍然有老板、官员，但人们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相反，这些老板、官员，恰恰喜欢以“普通劳动者”自居。

　　毛泽东时代最大的“贪腐”案，就是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刘、张均是中共高级干部，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都立过战功，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建国后在和平环境中，他们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沦落为贪污犯。1951年案发，检察机关查核刘青山总计贪污旧币1.84亿元，张子善贪污旧币1.94亿元。经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执行枪决。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旧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为1元，也就是说，刘青山1951年贪污的旧币1.84亿元，折合新币为1.84万元。时刚毕业的大学生月工资为58.5元，也就是说，张的贪污数额相当于一个新大学生26年的工资。

　　综观毛泽东时代，自刘青山“贪腐”案以后，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再没有发生过比这更大的贪腐案件。干部队伍，总体上都比较清廉。历史证明，毛泽东时代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所以能够成为少有“贪腐”现象的清廉净土，除了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当时执政的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坚强的、坚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政党。

　　这个共产党，有像毛泽东这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坚强领导，能始终坚持党纲中奋斗目标;这个共产党，重视自身的建设，能用毛泽东思想哺育全党，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并在组织上进行吐故纳新;这个共产党，能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的联系，获得了人民群众打自内心的爱戴与拥护;这个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全党一致、上下同心，为着一个共同的崇高革命目标而奋斗。

　　“反腐”要治本，只能整党

　　中国所以会出现严重的“贪腐”问题，说到底，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要治国，首先就得治党;“反腐”要治本，只能整党。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话过时了吗?没有!

　　只要中国的宪法未废，只要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未改，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未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治党，才能名正言顺，才能言行一致，才能切有实效。

　　中国共产党仍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当今中国仍是共产党的天下。要问当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只要人民还没有造反)?结论还是：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党的问题。党的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党的领导层必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6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治国历史经验，按照《党章》对党员的要求，认真整一次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统一党;去端正党员的思想认识，清理那些混入党内的内奸和已背叛了共产党人奋斗目标的异己分子，中国的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整党可以让党员重新牢记党的奋斗目标，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前进;整党可以让党风重新清正，从根本上遏制“贪腐”问题;整党可以让中国的“官老爷”重新做人，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整党可以让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身正，不令而行。”只要党和国家领导人自身过硬，只要中国共产党自身过强，只要言行一致，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的事就一定能成，中国就会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