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一、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二、公共劳动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三、公共劳动(产品)这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四、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五、共产主义积累
六、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七、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八、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九、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十、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十一、非生产性劳动
十二、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和人发展的自觉状态
十三、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十四、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十五、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十六、关于价值生产
十七、关于货币金融
十八、共产主义的文化和文化革命
十九、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二十、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
二一、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二二、共产主义史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前言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共同从劳动、资源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解放的自觉组织。
当然，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要割裂世界革命的统一性，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尚未深入或尚未进入工业革命地区的革命，排出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体系之外。实际上这些地区，也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和通过共产主义的公共积累，才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围攻和在各无产阶级政权的互相支持中，迅速为本地区的工业革命提供基础，进而推动本地区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革命(以中苏为例)。
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历史，是随生产力发展人类各个时代不同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占有方式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所以要被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并不是因为已积累起来的先前劳动(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者(私有制)，以及与生产资料分离了的劳动者必须要与别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才可以有劳动的机会并生产自己，这一普遍苦难的社会生产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中间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的缓和的暴虐的阶级斗争，但终不能导致现代共产主义的结果(孔夫子王莽们的理想——井田制)。这不是领袖人物的能力的问题，更不是人民群众的意愿问题，这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中国历史上的不断的农民革命够彻底的了，但也至多只是达到土地的重新分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小农基础上的重新结合而已。原因就在于此。
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机器自动化生产对人类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减少和否定。这个问题恩格斯早就明确提出来了。
今天随着人工智能机器生产，及其与人类新的互联网交往能力、和物联网技术的结合的发展，随着它们与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如最近刚出现3D打印技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的结合的发展，这个问题就更加明确了。
这些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中无论是在生产性劳动中，还是在非生产性劳动中，人类劳动力需求的不断的缩小和智能机器自动化生产对人的劳动的替代。在这个条件下，如果还依然采取资本主义的按劳按资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分配劳动果实——无产者不得食，不劳者不得食，那么恐怕大多数人就要没有讨饭吃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共产主义的法权就必然的要提出来，不但生产资料这些已经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不能个人占有，并且，与愈来愈发展着的机器自动化生产结合着的劳动本身，也要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期的半是个人劳动半是社会劳动的半社会劳动形态，上升到完全的社会公共劳动形态。不简单是不劳者不得食，是在社会需要的总劳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合理的分配人们的劳动，最终在劳动趋于消灭的条件下，把劳动变成人的享受，并最终实现不劳者也得食，实现人类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
从这个角度讲，以前所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恐怕就不完全那么正确了。实际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既要部分的按劳分配，又要有部分按需分配。是按劳分配的逐渐减少，和按需分配不断的增长，一切随劳动减少程度的发展而定。
当然，当我们讨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也不是讨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经济学问题，因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根本就无所谓政治经济学问题。那个时候人类的劳动作为人类以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的生产活动已经消亡了,或说劳动被消灭了，人们在劳动消灭消亡的这个基础上也已经实现了他们新的社会生产和发展组织形式。从而作为研究劳动关系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那时也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所谓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它的第一阶段，即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是它第一阶段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本文之所以叫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而不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一是想说明共产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它实际已经存在过或者依然还正在存在着，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名称的被滥用，我们干脆把社会主义概念去掉，就叫共产主义了。
从十月革命算起，人类这个阶段的历史还不到100年。以如此有限的历史，完全搞明白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总的问题和方向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的短文参考了巫继学的《自主劳动论要》一书关于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的范畴，实际这两个范畴也不是巫继学提出的，而是卓炯提出的。
另外，再早网上就有朋友建议用共有制概念代替公有制概念，以彰显共产主义时代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网上搜索，持这种观点或提倡用共有制概念的的朋友中有阳和平、李犁。本文接受这个概念。
感谢前辈的付出!
本文是个初步提纲，目的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对共产主义认识的基本轮廓，对从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朋友，也算提供一个参考，大家共同进步。
一、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并不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像以往的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以共产主义劳动为主，但也同样可以有共产主义劳动之外的其它形式的劳动，如一定程度的个体劳动、一定程度的雇佣半雇佣劳动。因为那些劳动不代表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以忽略不计。
共产主义劳动有点类似于家庭内的劳动。在家庭里，财产——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公共占有的(共有制)，消费资料各取所需，生产资料共同使用。而劳动呢，不管是生产性劳动，比如在外面挣钱的劳动，或在自家田地里的劳作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如看孩子、做饭、扫卫生等家务活动——严格说做家务实际还算不上劳动，而只是一种活动，对整个家庭来说，不管意愿如何，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它都是公共劳动，不是单为自己个人的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当然这同时也就决定了作为共产主义劳动成果的消费资料首先要作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成果的公共占有制，然后在它的消费阶段上才成为个人的东西。
以前的劳动，基础的是私人劳动。发展到商品社会，劳动才成为一种为个人才为他人生产的社会劳动。当然，重心是在社会劳动中体现着的私人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是人人为私的虚假的共同体，这种虚假的共同体，不单体现在生产主体内部劳资之间，也还体现在通过商品交换链接起来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
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公共劳动，是为社会就是为自己的劳动，是联合的集体公共劳动。在这种公共劳动中，当各个社会成员联合起来为社会集体劳动的时候，他的劳动也就是为他自己了。所以，建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不管是生产主体内部还是之间的社会成员间的关系，才可以是真正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
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劳动(但他现实的存在了几十年)，所以他们质疑共产主义劳动及其积极性的现实性，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劳动场所就是劳改营，人们的劳动都是强迫的。实际上这些人只要好好分析一下他们自己家庭的或上学时班级的共产主义式劳动或生活就知道了。共产主义劳动当然有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形式的劳动都必须有的，没有劳动的组织性纪律性，任何社会组织形式都无法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但共产主义劳动又是生产资料共有制下的劳动，因而是处在主人翁地位的劳动者一种较为自觉自愿的较为积极主动的劳动，是在为集体提供公共劳动成果的同时实现自己自由生活的劳动，是在集体价值的实现中实现自己个人人生价值的一种劳动，是种讲究奉献的劳动。这种劳动在苏联的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存在了70年，在古朝中越至今也还存在着或部分的存在着。
当然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在家庭里在班级里就都愿意积极主动地奉献就没有懒人。反过来讲，既然家庭成员班级成员可以出现不积极的不主动的甚至偷懒的现象，那么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它的社会成员就也可以出现不积极的不主动的甚至偷懒的现象。不自觉的甚至偷懒现象实际是任何社会劳动形式都可以容纳了的，当然它要在一定的劳动纪律的束缚之内。所以说，说搞共产主义人们都不干活，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或坐井观天的东西。
另外实际上，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是一部分积极分子带领宣传群众包括非积极分子进行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封建社会，地主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剩余的被剥削的劳动大众则多是非积极分子，是作为积极分子的剥削阶级用皮鞭和饥饿政策加宗教愚民，带领作为非积极分子的劳动群众搞生产。
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分子是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青年突击队、是劳动模范、是以人民群众的认可作为最高荣誉的社会先进力量。是这些积极分子，用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辅以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用奖状和荣誉带领群众生产。
当然我们也承认，随劳动消灭进程的推进，生产率提高了，人们劳动时间和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分割，就应该因时因地相应地做好调整，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把这件事做得很好。结果在实际的生产组织工作中，就有了活少人多的局面(比如在集体农业生产中)，实际没有多少活，实际用工量没那么多了，但还要依旧全员出工，结果就有了所谓“磨洋工”的现象。实际只是没有相应做好人们劳动时间和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分割调整而已，这与劳动的积极性没有关系。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情实际还是很愉快的，活忙的时候劳动竞赛，不忙的时候，实际成了社交活动。工作安排永远都没有绝对合理，只要不耽误工作，只要能保持劳动者的心情愉悦，就是安排合理。
二、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最终要转化成公共劳动产品。
共产主义的劳动产品在分配之前是公共占有的，在分配之后总体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补偿当期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这是个人或家庭消费的部分，如米面油等;一是需要社会留存的公共产品部分。
补偿社会成员当期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又可分成两部分：一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个人按需定量分配的部分，一是对参与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劳动者)的个人奖励多得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一开始分配，就同时包含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方面的基础消费。随着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在一个阶段上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此刻是劳动者，彼刻是非劳动者，为了公平，实际是二者间的轮替。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当期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缩小，当期非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扩大，与之伴随的是人们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
我们这里说的非劳动者，已经不单纯是指失去或尚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主要的已经是指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减少和为劳动力的分配公平起见，在劳动的计划调配中经常已经不再需要参加劳动的那部分劳动力。在共产主义社会，各个时期当期非劳动者的数量及其生活总量，一定程度代表着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和人从劳动中解放发展的总体状况(实际上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生活总量也有这个代表性)。
公共产品部分，也分为几个部分：一是社会公共消费部分，如教科文卫(卫就是免费医疗保健)、社会管理和国防;一是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公共积累部分，一是预防意外应急所需的必要的公共储备部分。
共产主义各个部分各个时期，具体的和历史的条件不同，实际的需要不同，公共产品在划分和分配上的先后侧重，就也可以不同。
比如也可以像巫继学教授(著作《自主劳动论要》)那样，把公共产品中的个人必要分配，仅仅看成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必要分配，实际那只是说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是划进了公共必要分配部分罢了(巫教授尚未涉及非劳动者这个范畴)。巫教授这个划分，在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管理上是必要的，但在分配上如果考虑到劳动消灭进程中非劳动者的发展和分配顺序问题，就要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至于分配中安排顺序的先后，体现的是各个时期社会关注重点的不同。比如照样以巫教授的为例，就实际反映了优先考虑劳动者利益，鼓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一种需要。当然，意愿归意愿，实际工作中，公共产品的分配因为它已经是公共产品，人们往往还是优先要考虑公共利益的(包含了社会成员按需定量分配的整体的必要基础消费)，然后才安排鼓励劳动者积极性的，不管是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都会是这种情况。再比如，各国工业化初期，为了保障高速工业化或说扩大再生产，也都是把公共积累看做重心，保持适当低消费的。这些都会因为时代主题而不同。
共产主义公共产品分配划分方式的不同，只有从共产主义经济史当中考察，这不是此篇短文的任务，所以不做具体论述，只做个总括。
三、公共劳动(产品)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共产主义生产在它的典型的意义上，当然不会是价值的生产，但既然共产主义是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自觉组织，那么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消灭前的各个时期，劳动的调节和节约，就依然是需要以人们在劳动中的时间消耗作为统计学依据的。一定时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量和个人的自由生活时间量，集体公共联合劳动时间的总量和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各部门劳动者劳动时间与其所提供的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比率及其互相关系，是衡量劳动消灭进程的指标和合理调配劳动的依据。
为了便于劳动消灭进程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时间)虽然也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和公共必要劳动(时间)，但划分方式与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注意，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与前面从分配角度讲的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已经不相对应。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仅指满足生产性劳动者个人需求的那部分必要劳动，在这里满足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需求的部分劳动，已经划分到公共必要劳动中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这个划分完全是为了组织生产管理和为了理解它的需要。同样，为了便于组织管理社会劳动和为了便于对它的理解，总公共产品中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的划分，相对上面从分配角度出发的那个划分方法，也就要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个人必要产品中现在仅留下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劳动补偿部分，而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消费部分添加到公共必要产品当中去了。
这样一定时期内，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既然是与个人必要劳动或产品对应，那么当期作为并不是生产性劳动者的其余所有社会成员——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就是与生产性劳动者劳动所提供的社会公共必要劳动或产品部分对应的了。或者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是与人们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必要劳动部分相对应的。这样便于理解以最终产品体现着的公共必要劳动和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关系，也便于考察人们自由生活时间(自由生活量)总体的发展状况，或说劳动消灭进程总体的发展状况。
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的划分，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具有劳动的组织管理学的意义。
首先，人们在参加联合劳动的时候，其劳动时间总不至于仅够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他总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为联合集体生产一部分公共必要产品。其次，人们也总要根据参加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按需定量分配之外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必要的奖励，以鼓励生产。
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这个划分就没有什么其它的意义了。因为公共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利益不过是通过人们的社会联合所体现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利益而已，个人和集体在这里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当然在更早期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残存价值生产中，情况就有所不同。既然是价值生产，这时的劳动就还不能完全去除私人劳动的残余。这时当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时，二者虽然已经没有绝对的冲突对立，公共必要价值虽然从换一个方向看依然是通过联合劳动联合劳动者个人的，但因为这时的劳动还尚有私人劳动的残余或说甚至是雇佣劳动的残余，公共必要价值也还尚有剩余价值的的某些残余，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讲，二者实际还会有所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才可以剔除。
四、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前边我们说，共产主义生产是公共劳动公共产品的生产。并且，共产主义生产将越来越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因为以公共产品表现着的公共劳动，将越来越少的使用人的直接劳动，直到劳动消灭，公共劳动没有了，公共产品却依然存在。而这个公共产品，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必要产品，正是随劳动的消灭进程的发展，人从劳动中的解放本身。
公共必要产品(劳动)是劳动消灭进程中，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但它首先是表现在为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再劳动服务，为人们自己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的。共产主义时代，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同时也就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劳动的时间将越来越少——与之对应当期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也越来越少;随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可享有的公共产品和自由生活时间却将越来越多——与之对应当期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或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资本积累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的生产停止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体系核心的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的屁股跑，为挣钱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个人创业的秘密。这个秘密马克思实际早就说的很清楚了，资本主义所谓个人创业，实际就是要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地租(现在演变成一切租金形式)，是这四家构成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分配剩余价值，只要进入不了这四家，就无缘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开不了工厂、办不了超市、开办了银行、搞不了房地产，就注定是无缘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创业平台，不是社会多数人的创业平台。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劳动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资料特殊的组合方式，由于它特殊的分配方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对立，使得劳动成果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联合的公共占有，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转化不成劳动者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社民党的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高额税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立的，它总不能大到威胁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程度，否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就要停摆。靠税收满足一下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还可以，但要同时满足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是消费，就是绝无可能了。所以社民党最终是构建不起越来越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群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和别人的生产资料结合时可以实现基本生活，但在无法和别人的生产资料结合时，连基础生活都实现不了。这在劳动消灭进程中，尤其表现为深重的社会灾难。
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则不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和分配体系，直接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时期，人们总会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一段时间参加劳动，另一部分时间自由生活。在这里公共必要劳动产品总是为人们当期的非劳动者或说劳动者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的。共产主义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停止了，那么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所以说，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生产的本质。
在这里，很明显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从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平台，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平台，是可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理想追求的公共创业平台。即使是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不是以奴役他人为乐，只要他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只是为了幸福自由的个人生活奋斗，一定条件下他都应该是乐于选择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平台实现人生梦想的。因为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中，挤进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不易，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更不易___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永远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里不被强烈的竞争踢出来。
几个问题：
1、有朋友就会提出：税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成果。
答：这其实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命题。
答案很简单：算不上。因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职能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或说是为了满足随劳动的消灭进程全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的消费，而税收至多只能满足一下政府职能部门有关的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它是承担不了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职能的。在共产主义时代，税收作为价值生产的残余，其职能将完全为公共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取代。
2、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这些是仅能解决一时之需的社会救助体系，是靠在业年轻人养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靠在业健康人救助生病需要救治的人，靠在业劳动力救助失业的劳动力。这样的救助体系，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随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所能吸纳的劳动力的逐渐减少，这种用社会救助体系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办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3、“量化宽松”多印钞票能不能维持住“福利国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不能。
“福利国家”用最终承担不起它的各种税收、各种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维持存在越来越庞大失业救济人口的社会生产，势必会造成社会寅吃卯粮负债过活的局面，这就是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高负债运行的情形。“量化宽松”多印钞票，仅是一个赖账行为，只能解决一时所需，不能无限期的使用。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改良方案最终是行不通的。
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分为两种形式：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五、共产主义积累
共产主义积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要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资本积累，共产主义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当然这里已是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它不是哪几个实力有限的私人资本家从饼子油条开始，由小到大像乌龟爬行一样的积累(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小农小资产阶级还进入不了资本积累的范围)。共产主义积累从一开始就是全社会规模的公共劳动积累，是农民小手工业者也可以通过合作化加入到劳动的计划调配行列，从而也可以加入公共积累行列的积累，可以是规模空前庞大的社会积累。
资本说到底是支配社会劳动力的权力。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在支配劳动力。有多少资本或说有多少钱就可以支配多少劳动力，资本少了可以支配的劳动力就少，资本积累就是劳动力支配权的积累。而在落后国家，资本的这种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既要同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国际资本竞争——往往有被挤垮吞并的危险，又要同内部根深蒂固的小生产力量斗争，而小生产因为它的低效的性质决定了，在相当时期内它的劳动是进入不了资本积累的。比如中国革命前原有的和改革开放后新生的小农，每家每户就那么几亩地，但就这几亩地只要还要种，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就离不开，所以大量的劳动力长期离不开农村农业。本来大农业中三五十个人干的活，在这种条件下就必须要100个人去干。小农条件下劳动力的不可调配性，就注定了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化再生产发展的无法高速进行。也就是说它是与高速工业化相矛盾甚至冲突的。
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集体的全民的共产主义共有制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积累已经突破了资本的局限，它直接就是联合劳动中劳动力社会规模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和调配。本来农村被小农经济束缚着的100个劳动力，现在可以有50个甚至更多调离去搞工业了。同时，由于共产主义劳动的公共劳动性质，人们建设新生活的冲天干劲，农闲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城市的义务劳动，则进一步加大了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能力。所以，作为从开始就是社会规模的公共积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共产主义公共积累都是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比拟的。苏联中国朝鲜各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朝鲜70年代非农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就占到了总人口的70%，并成为当时重要的中等发达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能有计划的组织调配劳动力，公共积累可以空前发展的结果。
有人糊涂的或别有用心的喊叫：像中国这样原本的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从而反对合作化、集体化、反对共有制和社会主义。这些人恰恰忘记了，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如果不搞合作化、集体化、共有制，如果不走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路子通过迅速搞起公共积累完成工业化，单凭分散的私人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无法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际强权资本抗衡的。在国家空前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单薄的私人资本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也根本无法达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本身的需要。农村的小农经济也会成为快速工业化的障碍。
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资本的积累规律，那么就共产主义积累所可以实现的规模和效率讲，共产主义无疑是最符合这个经济规律的。更何况在落后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还避免了多数民众的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这点上中国的发展相对印度巴西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就是实证。纵使我们有过曲折(大跃进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调配过度)，但从总体的结果讲，无论是从总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从人民的生活上，中国总体比其它同期发展的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还是要高，也没出现其它国家那样的贫民窟。
不单如此，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相对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逐渐的显现出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贫弱和中国政府的强大逐渐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时期强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残余还存在，而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共产主义积累相对资本主义积累不单有上述的优点，更重要的，共产主义积累已经完成了相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质的飞跃。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已经异化到了如同一个无限扩张的肿瘤一样，无休止的侵夺倾轧着整个社会肌体;而共产主义积累，则完全是可以掌握在社会本身的需要和掌控之内的。资本主义是一切为资本积累服务，共产主义是一切积累为人的需要服务。即使偶有失调，也还可再调，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积累一样无节制扩张，资本积累停止了，社会生产也就要停摆了。而实际上，人类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总是要有个限度的，投资积累也就应该有个限度，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并且也没有必要无止境的扩张。
六、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是同一着的。当我们说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的也是绝对公共产品生产的过程。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主要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早期。由于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要，由于扩大再生产对公共积累的实际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还不够发展，就有必要加强绝对公共产品从而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产品或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是指挖掘群众中潜藏的巨大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公共产品生产。
在各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往往是存在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的。如前所述，小生产社会里大量的劳动人口往往被束缚在农村每家每户的三亩二分地上;而小生产之外，不管是奴隶的封建的还是资本的劳动关系中，由于劳动的私人性质和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对立，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都无法真正充分地挖掘。
而随着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共有制的建立，随着劳动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性质的显现，劳动者由于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翁，从而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必然会从劳动人口的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调配和最大化的发挥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两个方向上结束私有制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浪费的局面，为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服务。
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首先是发掘了这部分实际是被浪费了的劳动力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生产。这个过程在一部分国家是通过工农联盟国家有计划的向国家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人口实现的。比如苏联，1917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18%，到1985年已经就已上升到65%;又如朝鲜，它在农业实现合作化现代化的同时，到上世纪80年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已超过了70%。这两个例子都是典型案例。在中国，上世纪50年代也曾经出农业人口随工业化大规模向工业转移的局面，但由于60年农业的歉收和诸多条件(农业生产率满足不了需要、还债、缺乏平衡内需所必要的对外贸易)，这一进程实际是被打断了，再加上人口基数大，总体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工业化对农业人口的吸纳还算不上典型事例。中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富余劳动力的挖掘，主要是通过地方工矿企业甚至广大农村人民公社社队自办社队工商文卫服务事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实现的。到一九七八十年代，大批的社队工商企业发展起来，并在80年代形成了乡镇企业(实际就是原有社队企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潮的蔚为壮观的局面。
通过发掘闲置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还表现在军队的参加生产劳动(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的开山筑路)、及工农兵学生机关工作人员的义务劳动，这些都是挖掘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生产的形式。
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中国还包括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充分的利用好农民农闲时的劳动期间。我是农村长大的，从我记事起，每到冬春两闲，各家各户的壮劳力都要听从公社调遣组织去搞农田水利建设，所谓“挖沟”“挖河”。而这基本是不用国家花什么钱的，一般是在集体经济提留中管顿饭吃就行，或者至多是给几个公分，通过微调集体分配做些物质鼓励就可以的。总之，充分利用好劳动期间，这也是延长劳动时间的一种形式。正是利用这种形式，我国从建国到76年兴建了大小水库85635座，修整的河流和农田水利建设不计其数。不用花国家多少钱，奠定了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的出生地进入1980年代，农业就实现了自流灌溉，从那以后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稳产。
利用劳动期间，当然还包括城市中的义务劳动。
注：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民的劳动期间已经有条件为中国的新兴资本利用，开始为资本积累服务。
最后，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依然是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及产品生产的常规形式。
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实际上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其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阶级社会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劳动者的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无一不是在阶级压迫下进行的。所以，就不存在探讨它的劳动积极性问题，因为它总体都是消极的。
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已经成了自己社会的主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生产，总体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觉的劳动生产。非此，我们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劳动中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广泛存在的共产主义劳动竞赛。而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中，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加强，往往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中完成的。本人的岳父曾经在生产队务过农，也在工厂上过班，文化不高，他就经常提到当年工作时青壮劳力互不服输自觉的劳动竞赛场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在机械厂上班，提到为争先进积极工作，至今还自豪自己是入党积极分子，虽然自己至今还不是党员。有一个阿姨是河南人，她讲河南公社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过度劳动问题，但即使是有些过度劳动，也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新获得主人翁地位的人民大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战天斗地的冲天热情。
绝对公共劳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在特定条件的早期共产主义建设中，是必然会存在的。尤其20世纪存在的像苏联中国等原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由于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起码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经历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以促进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增长和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中国，这个过程集中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即“三面红旗”。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工业产品15年超过英国的跃进目标，建成了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斯大林的苏联完成工业化，则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
而一当工业化完成，机器工业建立起来，随着机器自动化生产的逐渐普及应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在公共产品生产中所占的地位，就要逐渐让位给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了。
七、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工业革命是消灭劳动的革命。那么，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的发展，就必然的表现在机器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上。在过去我们叫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今天电脑机器人互联网物联网技术都发展起来了，一切毋宁说是自动化生产。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就是通过不断提高共产主义劳动的技术构成和生产率，所进行的不断的减少人的实际劳动的公共产品从而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产品或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主要是在那些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特定条件国家，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尤其是那些机器生产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则主要是相对公共产品或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将越来越是，不断减少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
非如此，人们就无从自觉的组织好劳动的消灭进程和人们从劳动等自然束缚中的共同解放。共产主义生产也就无法转变成人们愈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绝对公共产品的产出量是与社会生产它所投入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的，投入的社会劳动量越多，得到的公共产品就越多，反之越少;在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随机器生产的发展，同样的公共产品量，生产率越提高投入的劳动量就越会减少。
所以，在两种公共产品或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中，在刨除了补偿劳动者所消耗劳动的个人必要产品后，真正能不断增加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量的，还是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如果说公共产品总量代表社会总生活量，那么公共必要产品的总量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总量本身。
人们可实现的自由生活量的多与少，总是与人们特定劳动时间可生产的公共产品总量的多与少有关，从而与当期可生产的公共必要产品总量的多与少有关系的。公共必要产品的量在总公共产品量中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口——当期的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总量就越大，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的程度就越高。当然，这里的生活量已经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那个生活量，已经不再或越来越不再是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关系意义的那个生活量(参见我的《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与生活量的问题已经重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尺度下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对比关系。
注：关于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详见《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本是人与自然，人们总要耗费一定的劳动量去获取另定的生活量，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取尽可能多的生活量。
八、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劳动的质量，直接的是指人们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和质量。这个使用价值的质量就是它相比部门同类产品的相对效用。
我在别的文章(《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中已经说过，产品的相对效用是就部门同类产品或商品的效用差别讲的。使用价值的效用就是使用价值在实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减少人的劳动上所能达到的能力。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中，共产主义者更应当自觉地组织好各部门所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用在消灭劳动能力上的有组织的更新发展。
所以，这里要重点重提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
部门同类产品的效用更新问题，即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是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问题。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们，一直以来一直以马克思当年在政治经济学上否定效用问题讨论的必要性为依据，而否认今天使用价值效用问题讨论的必要性，这不管是在在共产主义生产实践中，还是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叙述中，都是天大的错误。
产品的效用更新承载的是人们更新了的新的生产生活效率和生产生活质量。如果说机器自动化生产发展推动着人本质的实现，那么任何新出现的更新了的先进机器自动化生产设备，都首先是作为更新了的产品或商品存在的。任何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建立不起可以有效促进产品效用的更新发展的机制，就不能有效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就不能有效推动人类的进步发展;同样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建立不起可以推动产品效用发展的有效机制，它就一定是不能生存的(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中国的工业本身还给它的共产主义公民提供不了像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一样质量优越的工业用品)。不但是不能生存的，甚至还是反动的。反对讨论产品效用问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也一定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效用更新机制我在《生活量和劳动量的关系问题》一文中已经讨论过了。那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产品的效用更新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呢?它是完全不同于价值规律的一套新的东西呢?还是延伸了价值规律的部分内容呢?
实际上，它们可以有共性的内容，又可以有不同的内容。
共同的内容：不管是共产主义条件下，还是非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的效用发展阶段可以不同，但效用的本质不会有什么不同。效用——更具体说某使用价值相对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相对效用，就是它满足人们需求的发展程度。既然部门内部同类使用价值的相对效用——也就是它们各自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程度，各不相同，那么新效用使用价值的推广问题，实际就是人们对部门新老效用使用价值的选择问题。消费者对产品或商品的选择问题，实际也是对它背后的具体生产厂家即具体生产单位的选择问题。这也就进一步牵扯到部门各生产主体随部门产品效用更新不断的产业升级问题。这无论是在商品社会，还是在非商品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社会对各部门带头效用更新生产主体的激励方式可以不同，而这就是要谈的区别了。
而这个区别点在于：商品社会，它激励效用更新的主体，是靠价格和占有市场时的持续利润;而共产主义，则可以靠效用更新主体在公共产品分配上增加的份额和持续时间。两者其实也还是相似。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产品在分配的时候，有一个个人必要产品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又分，一是所有社会成员按需定量分配的个人消费部分，一是奖励劳动者消费的部分，而这后一部分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不同，还是会有区别的。具体都是需要实践本身解答的内容，这个地方理论叙说已显苍白。
在探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把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及其对科技发展，对效用更新发展机制的影响和作用，考虑在内。
社会交往能力，顾名思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能力。这个能力随技术条件的不同，是各不相同的。有仅凭两腿交往的能力，也有今天在电脑前足不出户天下事尽收一网的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对社会生产力对人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商品社会之前，人们社会交往能力从而社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生产与消费分离，产生出了专门从事社会交往的人——商人，提高了社会的交往能力，才促成了生产包括自然认识方面的专业化分工，才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认识自然能力的巨大的发展。
市场形成以后，对自然的认识即科技是直接与专业化的生产结合在一起为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的，这为各部门使用价值相对效用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后盾，实际使部门内部各生产主体一直处在不断的效用更新发展竞赛当中。但这时候，与生产分离开来的消费者，在产品的效用更新中，还一直是处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上的，虽然他最应该关心产品的效用，但他对产品的效用更新除了选择消费，却无缘更多的参与能力。
然而，随着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中介隔离作用，总会有那么一天会被社会交往能力的充分发展所冲破。比如从今天的网络瞬间交往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端尾。届时，由于普遍瞬间交往的实现，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占有所需的所有各领域资料，那时自然认识的专业化分工将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有条件成为各领域的顶级专家，科学将不再是某少数专家的专利，人类将获得对自然认识能力的空前的跃进。届时，随市场中介的消失，尤其在共产主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消费与生产将逐渐重新统一起来，消费者与生产者将重新统一起来，届时产品效用的直接消费者，将直接参与到产品效用的更新当中。同时，由于科学的普遍的普及和发展，人们也将自觉的组织他们各自生产条件的持续的自动化改造，组织发展他们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
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实际就是生产生活工具的发展。生产生活工具的发展，其实质不过是人类用一种比一种更先进的人类自己文明自己创造的生产工具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不断延长直至最终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生活工具，把人从资源劳动等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最终实现成为人。以上，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当然，这个过程中必然同时伴随着共产主义法权的逐渐扩展和实现，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最终意义的人是无法实现的。
九、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自然日即生活日。人们的生活日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伴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劳动量的减少和自由生活量的延长趋势，一般就通过两个形式表现出来：假定日劳动时间不变，则通过劳动日的减少和纯粹的自由生活日(如休假)的增多表现出来;假定总劳动日不变，则通过生活日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表现出来。实际是两种情况的结合。
共产主义生产在实现了人们各自的基本生活之后，最终来看实际是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十、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前面我们把公共产品做了两种划分方式，在实际分配中的划分方式，和在生产中为了便于生产管理的一种理论的划分方式。前者，我们把非劳动者的消费放在个人必要产品的社会成员按需定量消费中，后者我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放在公共必要产品的中。也就是说，在前一种个人必要产品中包含了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和所有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劳动奖励，而后一种个人必要产品则只包括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和奖励。
在后一种划分中，除当期生产性劳动者外的所有社会成员所消费的公共必要产品，作为社会总生活量刨除了社会总劳动量的剩余，直接的就转化成了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十一、非生产性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除了生产性劳动，还有非生产性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非生产性劳动是指除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等生产性劳动外，不生产公共物质产品但又必须从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公共物质产品中获得消费资料的社会劳动。
非生产性劳动是较原始的社会就产生了的。如，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在阶级社会，非生产性劳动往往与剥削、镇压、防御有关。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在它的初始阶段也还有镇压阶级敌人对外防御等职能，但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社会管理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科教文卫相关的社会活动。
然而，社会活动从来都不全是劳动。
劳动首先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有关。它或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或是通过为社会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服务从而可以从社会那里谋求一定的生活资料。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虽然人们在一些很基础的服务和生活品上已经可以实现部分的按需定量分配，但另一部分生活资料还是要按劳分配的。所以，对一些专业的从事非生产性社会活动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活动就依然还保留一定的为谋求生活资料的目的，就也还是有劳动的性质。比如我们在网上讨论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出于兴趣，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就仅仅是社会活动，如果是以挣钱为目的，就是非生产性劳动了。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工具已经代替了人本身，劳动完全消灭了，人们的社会活动已经完全不再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那时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才不再具有劳动的性质，才彻底归于社会活动。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公共必要产品除公共积累部分和储备应急部分，其余都将直接转变成人们的自由生活时间。非生产性社会活动也将越来越与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交融在一起。
当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随工业革命在消灭劳动上的发展，随着人越来越多的从物质生产领域脱离解放出来，一方面进入按需定量分配的生活资料会越来越广，各自分配的量也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交往等社会活动又将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其中一部分需要专业人事所从事的活动将作为非生产性劳动存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性劳动在不断的消减——这个消减与生产性劳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并不矛盾，与此同时非生产性劳动就也要得到相应地加强，同时非生产性劳动和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的内涵外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同样会得到不断的拓宽。在这里公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就要转化成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奖励基金。
十二、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和人发展的自觉状态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劳动的消灭进程是在社会的生产目的之外非自觉地自发的以对资本有利对社会不利的方式向前推进的。资本主义时期，大众要靠劳动吃饭，但他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它有没有劳动的资格要资本说了算。资本有生产资料，他要靠劳动的价值体系挣钱，但他又要靠生产资料本身的发展尽可能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挣钱，所以这种生产必然是自相矛盾性的，并且，这种矛盾还不可调和。社会生产要正常运行，资本不是把所有权交出来，就是停止机器自动化生产消灭劳动的进程。所以，资本主义根本是不可能最终承担起工业革命消灭人类劳动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成。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任何人都已经不可能靠特意的剥削谁的劳动过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共同面对的才直接就是自然本身，一是要维持一定的使用价值产量，一是要在向劳动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并同时尽可能的减少人的劳动。共产主义生产直接就是人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解放的大规模地自觉组织。
具体的实践路径不是单纯的顶层设计，而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与群众活生生的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山西的合作化自发的走出了经验，就向全国推广;大寨的集体农业管理做得好，就向全国推广;鞍钢的工业管理经验好，就向全国推广;当然，进人80年代，哪里的的农村依靠集体经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搞的好，就也应该向全国推广，但这时全国的总方向已经不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了，而是越来越向相反的方向了。总之，方向定了，就要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寻找解决一切问题的合理办法，然后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全局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革命的群众路线。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矛盾和问题总是会有的，但只要坚持革命的群众路线，方法总比困难多。
谈到共产主义对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和人发展的这种自觉状态，共产党内部就一定会有人提出，像中国这样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是否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未为不可，一定条件下也不谓不是一个不错的甚至必须的选项(这个问题实际最早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当然他后来否定了)。但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必须要解答几个问题：1、改开后中国按照这条路子实际已经走了30年，像中国今天这样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超出实体经济需要的富余资本，如何节制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的节制它，它不是要向金融资本转变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就是要继续蚕食国家实体经济的份额，俨已成势如之奈何?2、如何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脱化变质的问题。而现实的共产党实际已经脱化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党，党的皮囊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窃国的烟幕罢了。3、共产党已经有过的比较成功的共产主义实践经验如何对待的问题,是统统弃之若破履呢，还是总的坚决继承?
鉴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路线最终会获得胜利，为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建议是：要充分吸取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宝贵历史经验、各国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宝贵历史经验，开创出一条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新路子。
1、鼓励共有制经济主体创新产品和服务，这是前提。同时鼓励个人创业，鼓励个人在向劳动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问题上勇当排头兵。
2、当个体或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体现出该领域的发展前途的时候，公共经济部门开始向私企参股投资或私企向公共经济部门申请融资(过去所谓公私合营，实际是共有制的初级形式)。这样既保障了共有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大，也是私企业主所求之不得的。阿里巴巴们能向私人幕资，为什么就不能向国有或共有经济部门幕资呢?能扩大企业规模，能有靠山扩大企业影响，是任何私人小型企业都求之不得趋之若鹜的。
3、重构大型共有制商业企业平台，以优惠的价格为各种企业的产品销售服务。包括参股或收购阿里巴巴，或另起炉灶构建和阿里巴巴一样的甚至更好更先进的国有公共商业服务平台，为全国工商业服务。
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在充分吸收过去统购统销系统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一部分基础生活品重建升级版的统购统销系统，以为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服务。
4、征收适当高额继承税，进一步锁住资本积累的咽喉。
5、金融共有制，金融是无产阶级专政管理经济工具，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
6、在公私企业的工人群众中重建党的组织，党委领导职工大会，履行共有经济成分赋予的职责。
7、逐渐把条件已经成熟的公私合营企业改造成更高级别的共有制企业。
凡此种种。总括一句：在党的领导下吸收一部分资本主义因素可以，但必须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而不是动摇共产主义方向，是在人发展的自觉状态下的可控政策补充，而不是像改开以来的直到今天依然没能控制住势头的对资本的放任自流。
只有这样才可以，既充分发挥个人在历史进步(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中的首创作用，又避免了资本积累无限扩展对整个社会肌体的危害。而当个人的进步作用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企业已经是共有的了。
实际上共产党只要能恢复革命的群众路线，就根本没必要把经济问题想得那么可怕。人民的经济学最终不过是落在有饭吃有好东西用上。只要能吃饱穿暖，只要能促进先进生产生活工具的发展，就坚定的根据既定的方针走自己的路子是了，根本没必要跟在资产阶级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
以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农田水利和农业机械化建设为例。国家不花一分钱，全国搞了那么多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学实验，无疑都是为提高产量和为农业机械自动化生产服务的，我们当时已经在按制定好的80年代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加紧实施。这都是全国规模的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如果实现了，即使是推迟实现，中国农村的面貌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以朝鲜为例，它在70-8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农业当时的机械化和化肥化，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30%，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反观我们自己，进人新世纪已经10年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竟然依然是个农业农村的问题!
现在说20年后农村再没人种地了，是杞人忧天，但根据当前农村青壮劳力大规模入城的情况看，10到20年内农村原先以所谓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地占有和使用方式，恐怕确实是要难以为继了。所以17届3中全会以来连续两届政府力推新的农地改革——所谓四次土改，实在是有其必然性的。问题只是在于配合所谓农村城镇化的所谓土地流转(12年以来已经开始实施)的这个方向!这可能是个祸国殃民的方向!反动透顶的方向!是国家动乱之始。
如果不走这个方向，那就只有两条道路。一是拖，但不管是结合农业生产的需要看，还是从资本扩张劫掠的趋势看，恐怕这次是拖不过去了。拖不过去那就只剩下重走合作化集体化的一条道路了。有没有可能呢?有。不但是可能，而且还很实际。我曾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农民朋友进行过讨论。这个朋友所在的村庄12年城镇化改造搬迁，13年村里的土地被镇政府规划要求大面积承包给少数几个私人，村民问包不到地的人怎么办，镇政府的人回答是可以给包到地的人打工，结果村民抗议暂时把问题搁置了。我的这个朋友也不是有多高觉悟，老说给集体干活出工不出力。我就问他，现在的问题是不给集体干就得给地主干，二者恐怕是必居其一的，那么给集体干不愿出力，给地主干就愿意出力了?!这是其一。第二条，现在农村种地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了，再过二十年这些人的养老怎么办?(指着打工的儿女是胡扯了——自己还苦不过来)地主会管吗?绝对不会!但搞集体化，未来不管是谁家的子女哪几家的子女实际主持工作，靠集体公共劳动都可以轻松解决全村老人——也就是现有的壮劳力，的基本养老问题。所以重新集体化正是农村现有劳动力未来的切身利益。最后这位朋友表示称是，如果说农民利用农闲劳动期间出外打工赚点外快，日子还挺滋润，那么失去了土地的纯粹打工仔不管给谁扛活就都是无比可怜的了，所以除了集体道路未来怕是没有别的办法。
说到这里，当然就我的课题来说话题是扯远了。不过，一句话：也只有重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才可真正实现——资本主义道路是彻头彻尾的倒退!并且以当前中国的技术条件，一旦集体化重新实现，中国农业成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就会自动实现。这是从好了说，实在不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多数农民重新走上给地主资本家扛活的道路也不坏，让小资产阶级撞撞南墙，他就知道走哪条道路更合适了。
再看工业。
由于共产主义历史的有限，有关我国共产主义工业领域生产自动化改造的实践还不充分。但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建立起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自动化升级改造的阶段。如果当时没有做好，现在则完全可以凭借中国天量的外汇储备，完成中国总体工业制造自动化水准向世界先进水平的升级改造。不但要能买别人的数控设备，还要能造自己的数控设备。要能让自己的数控装备工业达到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达到用自己的数控装备装备自己的数控工业的水平。这个目标达到了，中国的工业化赶超阶段就完成了。否则，拿几亿农民工的劳动和耗竭儿孙的资源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换来的外汇储备，就真的只是一堆废纸了。
十三、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劳动的消亡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首先是个具有人类史意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物质世界是运动的。人类以外的一切生命界——包括动物界，都是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生产自己。动物界能活动也只是发展了它们对物质运动的适应性而已，也丝毫改变不了它们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生产自己这个基本事实。
只有人类才开始不再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这种自在作用，而是能够否定着物质运动对人生产的这种自在作用，开始能动地驾驭物质运动生产他们自己。这是人与动物界分离的本质界限。在这里，劳动正是以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以物质生产为目的，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本身。
这个地方，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劳动和活动的区别。当我们说到劳动的可以消亡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是容易混淆了劳动和活动的区别。从本质意义上讲，劳动是人类以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物质生产中人对物质运动地能动驾驭。所以，首先动物的生产活动就不能叫劳动，因为劳动是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而动物的生产活动还只能是对物质运动自在作用的适应。
然后，在人类这里也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叫劳动。劳动是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即使衍生性的非生产性质的劳动也必然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一切不以获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活动，就也不是劳动，而只是一种活动。比如上网聊天，如果是为了挣钱，就是劳动，如果不是为了挣钱而只是出于兴趣或意愿，就不是劳动，而只是社会活动。再比如人类所谓的“脑力劳动”(有人说，脑力劳动能消灭了吗?!)，如果它是与物质生产或获取生活资料(挣钱)有关，那么它就叫劳动，如果与物质生产或获取生活资料无关，只是出于本能兴趣意愿，那么它就也不是劳动，而只是一种人的活动。再比如在自己家里做家务——所谓的家务劳动，因为它既不是处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它往往处于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也不是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它仅是以消费生活资料为目的，所以准确地说所谓家务劳动就也不是一种劳动，而只是一种活动——即家务活动，即使这种活动是带有一定程度和强度的劳动形式的活动。
所以，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的是人类劳动的消亡和消灭，而不是说人类活动的消亡消灭。人的劳动是可以消亡和消灭的，人的活动永远都是消亡消灭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要严格的区分好劳动和活动的区别，搞明白劳动区别于活动的不同的内涵，否则就可能要出笑话。有一次我和一位老马列探讨这个问题，老同志反驳道，劳动怎么可能消灭呢?!人本身作为生产工具也不可能被代替，性工具能被替代吗?!说完过会儿老同志自己都笑了，是呀，性生活是劳动吗?性工具是劳动工具吗?
那我们为什么说劳动是可以消亡消灭的呢?
就是在于劳动是以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上。
相对动物界来讲，人是一种能够能动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自在作用生产自己的动物。但在发展中的人这里，人们又是以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作为工具(这时的这个生产工具已经上升为劳动工具)驾驭物质运动的。也正是因为此，劳动才成其为劳动。
劳动的消亡或被消灭，基础的就是人本身作为自然产生的劳动工具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否定，人类逐渐地置身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外。
人本身作为自然产生的劳动工具在劳动中的功能，无非一是作为人驾驭物质运动的动力源和简单杠杆存在，一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程序执行者存在。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人在劳动中的这两项功能早已无可争辩完全可以下结论是可以被机器生产的发展所取代的了。
而一旦人在物质生产中的生产性劳动消亡消灭了，那么生产生活中人们的一切衍生性的非生产性的劳动，以及各种人类活动中带有劳动形式的活动，就也要处在消灭消亡当中了。
也就是说，劳动总是与发展中的人相对应的，最终意义的人则一定是与他们从来劳动中的最终解放相对应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的消灭消亡和那时的人们依然可以自愿地自觉地组织和参与甚至保留一些劳动是不相矛盾的。这和我岳父虽然退休了但也还依然愿意在楼底下摆持个小菜园没有区别。
总之，劳动是以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作为劳动工具，物质生产中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当人本身作为劳动工具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否定了，劳动也就历史地被否定了。
劳动的产生和消亡消灭过程，实际也就是人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只有在劳动消灭的地方，发展中的人才真正实现而最终成其为人。并且，从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实现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这点讲，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人的实现过程。
十四、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这个地方我要引用我《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关于四部类生产的一段话。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把v看做个人必要劳动、把m看做公共必要劳动。
我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马克思曾经研究两大部类生产再生产。根据生产生活革命的特点，我们则把社会生产进一步分成四个部类研究：
1.基础生活品部类 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 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 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 c4+v4+m4
注：部类的总f=m，u正负对冲掉了(f=m+u，各自所指从《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理解)。
在效用竞争中，其中1部类不断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基础生活品; 2.部类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提供物质条件;3.部类为人们生产方式的革命提供物质条件。4.部类不管是从生产范围上还是从资源利用方式上，不断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束缚。
在这个部类区分中，实际的交换是这样的：
【V1、m1、V2、m2】内部交换，1.2.部类的人既得到了基础生活品，又得到了生活方式品，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
【V3+m3+V4+m4】与【C1+C2】交换，3.4.部类的人得到基础生活品和生活方式品，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同时1.2.部类得到生产方式品和物资原料品，实现再生产和生产方式革命;当然，通过1.2.部类对4部类资源的消耗和对原料半成品替代商品的选择性交换，这个交换还促进了人们对于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要求和发展。
【C3、C4】根据3.4.部类各自与1.2.交换形成的的定价内部交换，实际上既是完成物资调拨以继续生产，也实现了各自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同时也还促进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拓展范围的发展，总之是还促进着人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进一步要求和发展。”
关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革命是减少直到消灭人的劳动的问题，我很多地方(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辨正》里，包括《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已经强调过了，这里不再做说明。我这里要同时强调的是，在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消灭资源束缚的问题。在人的物质生产中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有两个：一是人本身，一是自然界。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人提供有限的劳动力;自然界这个自然生产的生产工具，为人提供有限的自然资源。两者都是自然界物质运动在人生产目的之外对人物质生产自在存在和起作用的结果。 随人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不断发展，人对物质运动驾驭能力的充分发展总有一天会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和人获取资源能力同样的有限对人的束缚。资源是因为它的有限性和人获取它能力同样的有限性才成其为资源的。人类迄今为止一切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总是与各个时期人们对劳动和资源的占有方式和利用方式直接联系的。劳动和资源束缚的否定，或说劳动和资源的消灭，在消灭以劳动资源为基础的社会的同时，将重塑未来的人类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在它的第一阶段上不但是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同时也是资源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
十五、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关于分配问题，我们开头已经有讲。
以前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才实行按需分配。我认为以前这个提法是值得重新商榷的。完全的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前段人们自觉地组织他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中，是有其优点的，它便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也便于劳动的调配。但也有过于强调劳动的平均化的倾向。也不便于理解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怎么一下子实现按需分配的。
共产主义前段，在总生活量中，随劳动量的不断减少和自由生活量的不断增多，人们自由生活的实现程度已经愈来愈不再依赖于劳动的多少，而是越来越依赖于随机器自动化生产公共必要劳动产品在公共劳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发展的程度。所以，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根据进程的发展状况，在共同占有的公共劳动产品的分配中，实现和逐渐扩大部分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比如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
而这样也就把人们从基础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
人类的生存斗争脱胎于动物的生存斗争。
动物对自身的生产依赖于它们所控制不了的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自在存在生产自己，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依赖于弱肉强食的它们间的互相关系生产自己。因而，动物的生产必然的表现为生存斗争，既和自然界斗争，又和自己的同类斗争。
人类已否定着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已经一定程度的把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把握于自己的掌控之内。但就人类还必须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和还必须要依赖于与他人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内才可以生产自己而言，就他们依然是与自然的斗争和人与人的斗争而言，人的生产活动就依然是生存斗争，是动物式生存斗争在人类这里的延续。只要劳动束缚否定不了，只要个体生产能力的局限性否定不了，只要人还要在与他人的联合中和联合外继续与他人的斗争，人的生存斗争就最终否定不了。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为人们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组织，也就是最后消灭他们生存斗争的自觉组织。在劳动消灭的这个进程中，必然是以按劳分配的逐渐被否定，和按需分配的实现和逐渐扩大为前提的。劳动的被有组织的自觉消灭，按劳分配的逐渐被否定，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人从生存斗争中的不断解放和最终解放，正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应有之意。
然而，在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初期，既然劳动还没有最终的被消灭，那么生存斗争就还不可能真正的彻底被消灭，而只能是部分的消灭。或者说，人们基础的生存斗争消灭了，但人们为更好生活的斗争(残余的劳动束缚)还要继续。
或说，个人基础生活品可以按需定量分配了，但生活方式品还是需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
这也就促使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生活方式品革命推进消灭劳动的进程上面，直到生产生活方式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生活方式品也进入按需分配领域，人从生存斗争中彻底解放出来。
所以，共产主义前段应该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存的阶段，是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按劳分配的逐渐消亡的阶段。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按需分配是怎么样会一夜实现的。
共产主义前段存在部分生活品按需定量分配的问题，实际也已经不再是什么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业已存在着的实践问题。比如在共有制单位即使不开工的时候，也还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生活费的，这个生活费的基本内容自然的就包含了个人或家庭一段时间所需要消费的食品水电房租交通通讯等基础生活品的基本费用来，而这一定程度上实际已经是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
十六、 关于价值生产
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取消的。但计划生产要在取得主人翁地位的群众实践中，逐渐的上升到主要的地位。
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自发地在调节人的劳动，但由于生产的无ZF状态，这个调节节约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的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实际更深层次上是一种相比无ZF状态生产，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计划经济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消定产根据需求变动的计划，在今天已经实现了电子商务时代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
我们说，商品、货币、价值生产不能随便取消，是因为取消商品货币不是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内容。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是自觉的组织好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商品、货币、甚至资本，作为手段，有时还会需要加强，但总体随核心工作进程的发展最终是会一并解决的。包括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分工、阶级差别，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的实现，都会自动的消灭。所以，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都会迎刃而解。
十七、关于货币金融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和货币。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的劳动券，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工具;对政权来讲还可以是财政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和看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十八、共产主义的文化和文化革命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在劳动消灭进程中，它首先是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共产主义的文化，也必然首先是在这个规定性当中寻找定位——就是为共有制基础上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服务的定位。
任何的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都是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奴隶社会的文化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封建社会的文化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也是一样。一句话概括，它们都是为剥削剩余劳动服务的定位。共产主义的文化也是为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可再生产服务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不再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剩余劳动的生产服务，而是为所有人从劳动中解放的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服务。 共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公共必要劳动如果要能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必须要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观念的人来主持生产。而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政治挂帅，必须要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挂帅。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放弃政治挂帅，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挂帅，搞什么思想多元，不过是退却投降的表现。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当我们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宣传人人的时候，共产主义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而当我们放弃政治挂帅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真的复辟了。 所以，关键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塑造新人——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在群众中持续的进行共产主义文化革命来教育群众。
过去的文化多数都已经被打上了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的烙印。所以以私有制文化为根的旧文化就要破除。什么破坏传统破坏文化，该破的就的要破。当然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从孔夫子，佛陀、耶稣、穆罕默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成分(他们思想中实际最早的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成分)，又要得到充分的挖掘，为今天的共产主义事业所用。
文化是什么?就是文明教化。是哪些人需要文明教化?是动物一样只知道自己吃吃喝喝自私自利的人，才需要文明教化。所以古代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是在私有制产生以后，为了拯救“礼崩乐坏”，为了克制不争气的人类的私欲，为了“斗私批修”，才产生出来的。所以，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思想都是有“斗私批修”成分的，都是梦想大同、极乐、天国的，总之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空想共产主义成分。我们今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发展，是和古代的这些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区别只是要把天国从来生搬到现世。上帝能造出世界，我们今天也要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世界的新世界来。
为了建设这个新世界，共产主义者必须要善于让宗教和旧文化的精华成分为共产主义服务。共产主义文化革命不是一般的要破除一切旧的文化，只是破除旧文化中被旧的统治阶级利用夸大了的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成分。
还有共产主义文化还是，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服务的文化。集体主义光荣，劳动光荣，为集体劳动更光荣，为人民服务光荣。
不光是荣誉问题，实际是个前途问题。在阶级社会，人们要生活的好点，就要进入剩余劳动的分配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要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不是进入生产资本就是进入商业资本，不是开银行，就是要拿租子。资本主义的一切个人奋斗，不过是最终要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而这对多数普通劳动者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共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人人都可平等参与的公共创业平台，可以共同参与到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去。而这也是资本主义所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即使单纯从个人利益上讲，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分配体系，也总比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分配体系，对多数人来讲更有意义。并且，即使从可以进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体系的少数人的角度讲，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分配体系也更有稳定性和实在性，因为进人和维持住在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中的位置，是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实现的，任何私人企业都上不了永远不会被踢出剩余价值分配体系的保险。所以，如果真的理解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平台的意义，那些已经不愿再在市场中颠簸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是会拥护共产主义的。
另外，共产主义文化还是与劳动的正在消灭和已经消灭相适应的。首先与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相适应，然后与劳动的已经消灭相适应的。
前者，不用多言，我们说劳动最光荣，是因为劳动是达到最终消灭劳动——人解放的唯一手段。只有人类劳动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才可以最终消灭人的劳动本身。人们的一切德行，再高不过人从劳动资源中的解放和共同解放，努力为人的这一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人类道德的终极内容。
后一点，既然是劳动在逐渐的减少和已经处在消灭进程中了，既然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在不断的延长，那么共产主义文化，就一定也是要与这种发展着的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相适应的。这个自由生活当然也必须有它的物质基础，长远也还是要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本身服务，不管是否已经自动化生产，人们的生活基础总要围绕物质生产展开的，然后才可以谈到越来越多的向广度深度延展着的科教文卫等等劳动外自由社会活动(一定阶段上还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不单劳动要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延伸——这与劳动的消灭进程不矛盾，人们劳动外的科教文卫等自由生活也要向它的广度和深度延伸。这个时代，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的解放，由于人们普遍的即时交往的实现，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的认识能力，和对物质运动的驾驭能力，迎来了一个空前的跃进(这已经可以从苏联以来，人类在科学方面的巨大的进步看出端尾)。
十九、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一条是资本主义的路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在如何推进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在如何构建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问题上，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也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革命的群众路线，一条是少数精英主观主义的顶层设计路线。
革命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才是的革命主体。同时这条路线相信，人民群众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中，蕴含着革命各个阶段阶段性的发展方向及其实施方案。不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巨大的，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矛盾，都可以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找寻解决的办法。然后树立样板，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全局的发展。同时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提升出来的一切革命方针政策，都可以从群众进一步的实践中检验它的对错并作出新的调整。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法 。
另一条路线就是少数上层分子脱离了群众首创和群众检验的主观主义的精英顶层设计路线。这些人不相信或根本看不到群众中发展着的革命实践，不是从群众的实践发展中寻找下一步运动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自己办法的对错。而往往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子里，或某些理论家自己还搞不明白的理论教条里，寻找下一步运动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子里检验自己办法的对错。结果这些人往往往下看看不到群众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实践，往前看又看不清共产主义运动的明确方向，所以就只能“摸石头过河”非左即右，最后一样，多数就是只有不断地往后看往回看了…，实际上这些人多数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袋出发，最后作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这些人死都不会明白，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本本，更不是他们中某少数人为问题的解决所思考出来的本本，其主体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和蕴含着各个时期阶段性方向和实施方案的作为基本方法的革命的群众路线，二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说缺一不可呢?
比如光有共产主义方向没有群众路线，会出什么结果呢?就会出刘少奇他们大跃进前后的错误——先是左的不行，出问题了，又右的不行，要退回去单干。反过来，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群众路线结合，就出毛泽东的办法——调查研究，制定农业60条、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利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从而搞好共有制经济管理。结果也没有单干，三年农业生产恢复了。
那么，光有群众路线，丢掉共产主义方向，又会怎么样呢?那就可能会出邓小平万里们的路子了——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一路向私有化方向速跑，结果全面复辟了。这个地方的实质实际是什么样立场的人依靠什么样的基本群众的问题，修正分子眼中的基本群众和马列毛眼里的基本群众自然是不会一样的。
总之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结合，才是共产主义时期的真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结合，一切的本本只要它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就都是反动的东西，不管名义上是不是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
二十、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
在全人类结束资本主义时期之前，人类将持续存在共产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共产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坚持而不是废弛无产阶级专政。
一般来讲，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对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复辟行为，对劳动存在时代由于残存的生产力争夺生产力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倾向的斗争和拒止。
重点来讲，从苏东中朝等共产主义国家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看出，虽然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已经变剩余劳动的生产为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虽然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依然尚不能完善到可以有效防止那些本来公共产品的管理层不再有机会窃取公共劳动成果成为他们个人的剩余劳动成果，不再有机会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所以，完善新政权的上层建筑，确保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基础能够健康的生产和再生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今后实践的重点，而这本身就是在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就是要求落实好群众在新社会的主人翁地位。逐步完善社会所有成员对社会共有生产力直至其总和的占有权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权，使亿万群众对自己生产力的维护权，上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手段，对抗社会上一切由于残存的生产力争夺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和分配这一共产主义经济基础进行破坏的力量和倾向。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巩固和确保马克思主义(马列毛)在整个运动中领导权永不旁落，就是要确保群众中的马列毛能不断的上升到领袖高层的地位，而不是只有公共劳动的管理层——这个最容易出现叛徒的阶层，才有资格自称马列毛。
无产阶级专政的完善过程，实际就是共产主义民主(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无所谓这个民主)的实现过程。
二十一、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要让农民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农民没有好处，资本所及之地，农民只能失去土地，沦为靠做打工度日的无产者。
要让小资产阶级知道，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95%是人是进人不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的，资本所及之地，绝大多数人将失去生产资料最终沦为无产阶级。
要让资产阶级知道，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容易保持的，即使挖空心思，在无限的竞争中，多数人还是会被踢出来。
要让所有人知道，只有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平台，才可以保证每一个人在社会总劳动的不断减少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不断增加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保障所有人从生存斗争中的真正解放。
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的人民联合起来，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二十二、共产主义史
从古代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人类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以来，“大同”、“天国”、“极乐世界”“乌托邦”等有关人类美好社会的想法就不断在人们脑子里憧憬萦绕，这是历史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
共产主义由少数人的个别思想观念到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所造成的不断壮大的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结果。自从工业革命揭开了机器自动化生产对人类劳动消灭进程的序幕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就伴随着全球各地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起来。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共产主义首先会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实现。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拓展和最终实现，扩大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在不影响资本积累情况下资本对无产阶级一定的让步的条件，一定时期内实际减弱了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经济危机爆发的强度，和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爆发的时间。使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一时没能实现。
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的变化，引起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化、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最终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这个体系中，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要解放，而资本的竞争和经济危机又总会迫使新老帝国按实力的消长变化，不断武力重新瓜分世界市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这样殖民地人们的民族革命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力的同盟军，并且因为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考虑到它的前途，它也必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的组成部分;而帝国主义战争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总的爆发，又总会严重地削弱资本主义的整体力量和严重的削弱资本主义部分集团的力量，从而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的条件。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上升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如果说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列宁则完成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分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一战、二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两次集中大爆发，正是因为这两次资本主义体系大的危机，共产主义才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苏联、东欧、中朝古越，等资本主义的边缘半边缘地带，这些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东德、法国、意大利，由于帝国主义强盗的内耗，共产主义也曾经在那里成为现实或将近成为现实。
列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毛泽东发展和延伸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有关论述。
无产阶级一经取得政权，共产主义就进入了实践阶段。现在如果要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做个评价，可以说总体是成功的，共有制、共产主义公共积累下的工业化、共产主义新人新文化，以至于今天它也还在依然延续。
如果说还有什么缺点，则主要是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就要求社会的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起不断成熟的新的上层建筑，以更有利于对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保护，核心是如何防止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管理者们，窃取人民赋予的公共财务管理权为私权，把公共积累窃取成少数人个人的私产，从而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破坏人类历史的进程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提出并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共产主义就上升到毛泽东主义阶段。
如果说列宁主义解答了夺取政权和初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主义则回答了如何巩固共产主义和发展共产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主义的核心是，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权和共产主义前提下的群众路线。
然而，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主要是在工业化还不够发展的资本主义边缘半边缘国家进行的。包括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都还是部分的带有追求民族独立革命的成分。这就不得不带来共产主义力量在人民中甚至革命领导集团中，现实的思想的力量对比的脆弱性。当强力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过世之后，共产主义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交织，就逐渐让位给了民族革命的“现代化”诉求;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由于缺乏上层建筑的有力保护，也就逐渐成了被它的管理阶层巧取豪夺的私有剩余积累。这样文革结束以后，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各主要共产主义国家逐渐重新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苏联解体、东欧异帜，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掠夺式资本积累也已经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进入向金融领域和世界市场寻求增值和价值实现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方面是资本横扫环宇，。。。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出现，这个新的中心地带的出现，它的资本与老牌资本主义中心资本的冲突，其的影响绝不会低于德国日本崛起时对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影响。火山在积蓄能量，冲突已经开始(￥对抗$，钓鱼岛)。
这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危机(其影响将如一战二战)，目前还远不能说是到了资本主义最后的总危机的程度。上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一定程度的扫清了各原资本主义边缘半边缘带动国家民族资本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但远还没有达到各自民族经济容纳不了互相冲突甚至直接与世界主要资本国冲突的程度，也就是说，世界范围内资本还有个发展的余地。但正是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中国的发展，使得这次危机有了不同以往的崭新的特点。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当中，现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倒更像是欧美日等老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以至于它都不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了:不搞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光靠税收，福利国家就难以为继;不印钞票，财政就难以为继;不靠出口，就业吃饭问题就难以为继。并且，由于新兴资本帝国们的壮大(有核国，打不起!)，一时还看不到他们如何向外转嫁危机的办法，而只要危机转嫁不了，照旧制度它们注定是混不下去的!
总之，通过本次危机(不管它最终是否会发展到热战)，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实际已经有了向老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转移的倾向。如果无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能如二战中的力量，这次共产主义的前程就不会仅仅是一个东部德国，而可能是美国或欧洲和更为广大的开阔地带。
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的时代的来临。
通过这次危机，民族革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将进一步脱去色彩，人民的隔阂将进一步消除，革命将只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更深的联合。
3013.12.25——2014.0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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