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一个名叫郭春平的人吗？西历2010年12月29日，国家领导人考察北京的民生工作时，在朝阳区某小区看望了廉租房住户郭春平，郭春平当时的廉租房租金是每月77元。几天后，有人在网上发帖称，郭春平是公务员，而非廉租户，其女儿经常到国外奢侈旅游，77元月租也是造假等。今年年初，有关部门证实，郭春平廉租户身份属实。网贴属于造谣，造谣者是南方某市的公职人员。事后，造谣者发布了手写的道歉信。我说的郭春平就是这个人。
从前面的报道以及造谣、辟谣过程，大家知道郭春平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廉租户。但这几天，郭春平又引起了媒体关注。原因是郭春平在77元的廉租房住了不满一年，最近被管理部门要求搬出去，退还廉租房。怎么回事？《北京市廉租房管理政策》规定，城八区申请廉租房的居民必备条件之一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960元（含）”。郭春平表示，她女儿今年有了工作，她自己的失业补助金也加到每月780元，母女俩平均月收入1150元，超出标准190多元。所以，郭春平当初符合廉租房的标准是对的，现在要她搬出去，也是对的，符合制度，符合依法办事。
但我总觉得这里有点问题。《北京市廉租房管理政策》有退出机制，按照规定，各区县管理部门要对廉租户“家庭住房、收入、人口及资产状况进行检查，对家庭收入连续一年超出规定标准的，取消其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停发租房补贴，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收回廉租住房”。因此，郭春平家庭的收入状况是在最近的调查审核后，确定她已经超出了标准，因而，她需要在6个月内搬离，搬离以前的租金按双倍计算。当我们说法制社会、制度重要的时候，有时候不得不考虑一下制度、法制的合理性。在这个事例中，如果按照制度，让郭春平搬出廉租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制度是否太僵化了？
假设郭春平搬出了廉租房后，她女儿又失业了，平均月收入又降到960元以下，她们是否又可以搬回廉租房？再假设，等她们重新符合标准又搬回77元月租的廉租房后，她们家的人均收入又超过了960元，是否又要搬出去？因此，当她们始终无力买房时，过于僵硬、机械的规定，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少麻烦。所以，我认为，廉租房的退出机制可以宽松、灵活些。按现在的介绍，收入连续1年超出规定标准就失去资格，北京有关部门对于郭春平这样的情况，也给了6个月的宽限期，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我觉得，如果有人收入增长了，仍想长期住在廉租房，也未尝不可。但应该有相应的政策。首先，不能空置或转租；其次，如果收入发生变化，不必硬性要求搬离，可以调整月租，哪怕其月收入已经达到1万元，如果仍然想住在廉租房，只要月租调到与市场价相适应的最高档即可，没必要一定逼着租户搬离。
当然，这一做法会带来一个问题。收入超过标准的人不想搬离的多了，就算提高房租以体现公平，但符合收入标准的低收入者想得到廉租房的机会就少了，这个问题涉及到廉租房的数量。在我看来，如果廉租房的数量足够，除了用来照顾低收入者的那部分房屋资源外，其余部分实际上可以成为政府的长期收入之一，还可以作为调节市场房租价格的手段。这种方式用李昌平的话说，就是“种房子”：不是一次性地卖地换收入，而是把几十年的地租分摊到各年份。它既有利于控制房租价格，也有利于降低新房的价格。所以，当政府多建廉租房的时候，对大多数人是有利的，只要政府改变急功近利快收钱的心态就行。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么一来，至少对于靠房地产发大财的房地产商和金融资本来说是不利的。所以，当政府偏向资本家时，不愿多建廉租房也就很正常，全国廉租房目标实现难度加大，遭遇类似郭春平麻烦的人就会增多。
但是，这还有一个问题。当低收入者人数过多，按北京城区标准说就是人均月收入低于960元的人数过多，建多少廉租房都不够时，这种盘算也将落空。政府不仅将投入大量的资金建廉租房，而且还无法有合理的收支平衡，只能大量地补贴。有人说政府就该补贴穷人，好比说郭春平这样的低收入者即便月收入一千多元，也应该补贴。话是可以这么说，但补贴的钱从哪里来呢？除非像美国一样可以直接印钞票，那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整体上发展经济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这才能有钱补贴。国有企业也是政府收入来源之一，但如果变成国企员工的特权，对于全社会也不利。所以，重庆很多发展民生的资金，就来自于国有企业利润提成比例的加大。换句话说，国企内部花费少一点，花到社会民生的多一点，也是减少贫富差距的手段之一。再则，减少贫富差距同样重要。如果像美国一样找种种理由给富人减税，结果加大了贫富差距，又要补贴队伍不断壮大的穷人，政府哪里来钱？只能寅吃卯粮。所以，贫富差距缩小，政府再少收点税，那倒是个合理的选项，因为需要补贴的人群减少了。
所以，说制度、说法制都没问题，但制度和法制都是活的，它有一系列相关要素构成互动的影响。就郭春平的事例来说，她计算自己的房租支出、消费支出和收入，对于要求搬离廉租房感到不满，这都很正常。用某些精英的话说，人性自私，我也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要求郭春平在这件事上学雷锋，那才荒唐。但精英的问题是，他们对制度设计者的道德没有要求，那就很容易像美国那样在制度设计中埋下隐含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由于被极为专业的技术术语遮盖，像郭春平这样的百姓即便拥有选票也难以分辨，甚至使得制度设计者利用民众的自私，把政策引向制度设计者需要的方向，从而造成美国华尔街革命所称的1%和99%的关系。
所以，我与精英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并不否认每个人自私的权利，就好比我认可郭春平为自己的利益而盘算、而不满。但是，我认为制度设计者应该是大公无私的，应该是“先忧后乐”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全盘考虑到全社会多种利益的平衡。关键在于，这种考虑未必是郭春平这样的人能够清晰明了的，就好比郭春平可能一辈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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