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理论解读连篇累牍，政策建议五花八门。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从长期或结构的角度给解读、提建议，认为长期增长的源泉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主张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一类从短期或财政货币的角度给解读、提建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失速，不干预就大事不好；一类认为上述长期、短期分析各有短长，主张不能以长期、结构的观点来否定短期或财政货币的观点，也不能以短期或财政货币的观点否定长期、结构的观点。其实，三种思路真假参半、似是而非，都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诊错了病情，开错了药方。
一、中国结构主义之问题
结构主义是一种起源于十九世纪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旨在探讨相互关系（结构）的方法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法国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哲学方法论之一。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形态的整体结构性，提出“多元决定”、“症候阅读”等概念，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毕竟，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二者都强调整体，而非构成整体的孤立的要素。问题是，结构主义所讨论的结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结构可以归结为一点：阶级结构。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高度凝练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还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判断，并呼吁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没有镇压”。连西方人都懂得，只要不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无论谈什么主义都可以接受。1949年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国务卿艾奇逊致函杜鲁门总统，提出了通过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促使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策略。此后，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征服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今后用武力对付社会主义已不是主要的方法，而应当主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由于阶级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太关键了，“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和平演变的方法尽管可以千变万化，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阶级斗争，让阶级斗争的话语从中国人的意识中彻底抹去。因此，不讲阶级斗争的结构主义，是西方人愿意支持的。搞财政、货币政策，更是西方人愿意支持的。而在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理论解读和政策建议中，除了一些网文之外，鲜有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对于阶级结构，中国的结构主义者是向来不谈的。面对阶级结构，中国一般所谓的结构主义一般都顾左右而言他，它所关注的结构要么太浅薄，要么南辕北辙。
在当下以及可预期的将来，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客观存在。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人要活着，就必须有生活资料的来源，要么来源于工资等劳动收入，要么来源于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等资本收入，从而都可以分为某个阶级，从而都属于某个阶级。虽然同一阶级内部的人也会存在斗争，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资本家的大鱼吃小鱼，但最主要的斗争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美国大资本家巴菲特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只不过我所在的富人阶级挑起了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当下的中国，一帮收入并不那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依据的不是客观实际，而是教条，不是紧张产生了阶级不解决不批评不斗争，而是紧张有人提阶级斗争！他们还自以为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稳定的什么真理。结构主义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两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听而不闻，避而不谈，能成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案吗？它要么将中国问题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好的结构主义），要么创造出更为深重的问题（坏的结构主义）。难道中国今天的种种问题不是某种结构主义思路导致的结果吗？——西方一种结构主义就提出了资本驱动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政策。中国城镇化有没有问题呢？从国家疏解首都功能等政策来看，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中国城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有资本驱动的成分。
有的结构主义者说，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周期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不是缺需求，而是分配结构和制度安排压制了内生需求与创业活力。短期财政货币刺激可以托底，但如果分配和制度不改，民营经济的制度安全感不建立、创业环境不优化，刺激出来的需求会很快衰减，中国经济就可能滑入L型——不是周期性下行，而是结构性台阶降级。简单说，他们“要民营、要就业、要创新、不要L型、不要过度刺激”。这些结构主义者根本不懂，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是资本与劳动的结构以及由其产生的私人利润与工资的结构。现在，一帮人将提高居民收入的希望寄托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劳动报酬提高、财产性收入提高、经营性收入提高和转移性收入提高上。他们给中国人民开出了空头支票，却觉得自己做出了理论上的创新。
仅仅提出分配结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分配主要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如果非要采用结构主义的话语，那么，中国经济的病因是公有制企业发展不足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公私结构的失衡。公有制企业才是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主要企业形式，所以，宪法规定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必然还需要有民营企业，必然还需要民营企业发展，有些民营企业具有公有制企业的某些性质，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真正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逻辑性问题。因此，尽管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不能就此认为，应该将建立民营经济的制度安全感作为政策目标。民营企业重新得到发展，也不过40年左右的时间。
结构主义的所谓让民营企业安全感充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极力主张让有着更好经济基础的人再有更强的安全感，却绝口不提让经济基础很差的普通劳动者有最起码的安全感。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宪法修改上突破了原来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已经赋予一些具有违法倾向和违法行为的民营企业充分的安全感了。而在赋予这些民营企业充分的安全感后，广大工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安全感没有了。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国国企工人本来理应安全感充足的。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有企业被破产了，大量国企工人被下岗了。而正是在大量国有企业被破产、大量国企工人被下岗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这可见，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胆子是很大的，安全感应该是比较充分的。民营企业家没有了安全感，还可能有其原来的盈余所编织的安全网，而工人没有了安全感，就难有退路了。
在当下，当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保护后，民营企业家们无论怎样创新，都难逃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都不可能产生安全感。不仅实体店生意不好做了，就是电商生意也不好做了。连985高校的毕业生都开始有人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没有安全感了。大量工人失去原来正规的工作，又正好是民营企业家们用机器替代人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提让民营企业安全感充足，就必然造成全国范围的对民营企业的“有法不依”和“违法不究”。这样一来，违法的民营企业都将得到保护了。这也就是说，为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民营企业的一切违法都可以得到原谅了。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结构主义主张将动摇中国国家机器的现实根基和根本威慑力。从逻辑推理看，中国的结构主义者不仅主张要让民营企业成为法外狂徒，而且要根本改变中国宪法，要让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中国宪法的最高原则，才是真正的让民营企业安全感充足。由此可以看出，片面鼓吹给民企以安全感，必然走上虚化宪法，动摇国本的邪路。因此，结构主义决非简单的学术表达，决非纯经济的思考。
中国的结构主义者无法看到，与其说让民营企业安全感充足，不如说让中国工人安全感充足。让中国工人安全感充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切实落实宪法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规定。落实了这一条，工农联盟就可以巩固。如果工人连安全感都没有，怎么领导国家，怎么领导工农联盟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指导地位，中国所有法律的制定、执行都应该严格限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围内。中国的结构主义是违背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这只要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就不难看出。
结构主义者甚至违背中国的政治纪律。结构主义者要求的民营企业安全感其实还暗含了一种含义：贪官的安全感。众多案例揭示，一些所谓民营企业的发展常常是与贪官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贪官的支持，许多民营企业就发展不起来。基于此，要让民营企业有安全感，就必然要停止今天中国的强力反贪。然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与中央对着干了。因此，关于这一点，他们就闭口不谈了。
结构主义者貌似中庸，实则偏执。结构主义者又要发展资本，又要就业，却没有搞清楚二者不可兼得——资本越发展，就业就越难以保证。诚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原有资本的积累，新资本的形成，确实会带来就业的增加。但资本把工人看作是赚钱的工具：一方面，资本会极度地压榨工人，延长其劳动时间，压低其劳动报酬。至今为止，中国工人996的现象恐怕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资本随时可以大比例地解雇工人。当经济下行时，解雇会使得经济螺旋式降速，从而使得既要不成资本，也要不成就业。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私人资本，也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
结构主义者貌似价值中立，其实不然。结构主义者所谓的又要发展资本，又要就业，是虚实结合。发展资本是实，是真，保就业是虚，是假。提出保就业是为了为他们提出的发展资本的真实目的提供盾牌。他们知道，按照他们的主张，就业很难保，但如果不提保就业，只提发展资本，他们就会成为中国舆论场上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知道，要让工人有安全感，要让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就必须在融资可得性、准入开放等支持资本、发展资本市场采取谨慎态度，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无序扩张。
结构主义者貌似支持资本，其实，它只是支持大资本。美国曾经出现中产阶级阶层，但过去几十年中，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已经在萎缩了，现在，就连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工程师们也面临解雇的压力了。有观点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尤其股市、期货市场）起到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割韭菜和制造经济难民。大量中产甚至一些高净值人士都变成了被收割的对象。如果说二十年代中国搞革命有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那么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结构主义者就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右倾冒险主义。
结构主义者由于没有抓住根本的结构——阶级结构，必然在创造出巨大的逻辑困境的同时留下巨大的逻辑空白，表现出方法论上的无知和语言上的贫乏，因此甚至连资本都加以唾弃。比如，他们可能既比较正确地反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又错误地提出民营企业安全感不足问题。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民营企业。有民营企业家指出，中国一些企业家已经很富有了，可是，面对财富的时候，照样贪婪，没有底线。只有读过历史，看过哲学，懂得合道的民营企业家才能长久。用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只有厚德，才能载物，才能驾驭财富，而不是被财富驾驭。中国的结构主义者根本不懂哲学，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策建议上，都表现出巨大的惯性、路径依赖，照本宣科，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刻舟求剑。
二、中国干预主义之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流派来说，干预主义既包括凯恩斯主义，也包括货币主义。在西方，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势同水火，在中国干预主义者那里，二者仿佛毫无违和。关于赤字，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国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工具；关于货币，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提法：货币拜物教。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于赤字和增发货币、货币化都是极度排斥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界和决策界由于接受了干预主义而在相当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大传统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了。
干预主义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裁判员运动员的隐喻来理解政府和资本或市场的关系。裁判员-运动员的关系太简单了，而政府与资本或市场的关系太复杂了，二者没有同构性。实际上，政府历来都是经济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而且是决定比赛结果的重量级运动员。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或者需要巩固资本的统治时，政府只能下场支持资本形成或私有化。当米尔顿·弗里德曼给南美国家开出私有化药方时，是要政府来推动私人资本形成的。而私人资本的形成是有利于美国资本进入的。当杰弗里·萨克斯给俄罗斯开出休克疗法时，也是要政府来推动俄罗斯私人资本形成的，也是有利于外国资本控制俄罗斯经济的。在需要维护资本的统治时，按照这种隐喻，政府只能是小政府，只能立法、裁决、调节资本，不能替代资本。可是，当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时，美国政府下场参赛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裁判员-运动员的隐喻是连弗里德曼自己都不信的，不少中国学者却把它当真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人通过攻击公有制企业软预算约束、人浮于事、效率效益低下对中国公有制经济体系进行了由局部（管理体制）到整体（制度框架）、由小（小企业）到大（大中型企业）的系统的清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种干预主义，看似是中国的创新，实则基本采用西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框架。1997年以来，当国退民进的改革还没有结束时，中国就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而暴露出内需不足，一些人就提出扩大消费的政策思路，试图稳定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局面。2007年，当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后，这种干预主义得以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使得中国将提高居民收入作为重要目标。
（一）财政货币干预主义
这种干预主义鹦鹉学舌凯恩斯，但有时，它把凯恩斯直截了当的赤字政策话语换成投资拉动的话语。在当前，这种干预主义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它错误估计了形势。一方面，它完全无视中国投资率应该明显下降并且投资增速确实下降的事实。见下文分析。另一方面，它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大事不好，必须干预，主张“短期不能等死”，“这三年中国别倒下”，“不要在最需要托底的时候犹豫，不要让短期失速演变成长期停滞”，因而需要"再投资拉动"，需要大规模赤字。它的判断是，“企业和居民在资产价格下跌后，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此时无论央行怎么降息，私人部门都不借钱、不投资、不消费。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部门加杠杆——财政支出直接创造需求”。如果不加大财政支出托底，经济会进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制度改革、分配调整、创业环境优化是慢变量，三五年内难以见效，而当前经济的失血是按月按季发生的。"制度改革优先"在当前通缩环境下等于"什么都不做，等着市场自己出清"，会导致日本式的长期停滞。当前最大的风险不是"改革慢了一点"，而是经济失速、资产负债表恶化、预期螺旋下行，到那时候任何改革都推不动。简而言之，他们认为，狼来了。
然而，它根本没有证明，既然英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年均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年均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并且都经历多次经济危机，何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4%左右就大事不好？由此看来，他们所谓等死、倒下、长期停滞都是一种虚假的恐吓和威胁——如果不投资，不发债，中国经济就不得了了。这完全是目的不纯的带节奏的谬论。
第二，它定错了目标。十几年前，有人提出保八，也就是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并主张用投资拉动的办法。现在，换了或加了一些人，提出保持百分之四、五的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用投资拉动的办法，即赤字财政。“2026年4.5%—5%的GDP增速不是虚荣，而是就业、地方财政、银行资产质量、社会预期的生命线。低于这个增速，很多结构性改革根本没有空间——你不可能在企业大面积倒闭、财政收入断崖式下滑的环境里推行痛苦的改革。”没有任何严谨的理论能够证明，8%或4%~5%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底，需要托底。
美国在1929年发生大萧条后的几年时间里，经济增长率为负值，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受到威胁。而到了1936年才有凯恩斯的《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即使有了这本书，也没有及时发挥影响力。罗斯福的新政也不是简单的托底。中国在1949-1976时期，多次经济增长率为负值，中国也没有什么托底之论。他们把应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创新”地应用到拥有8%或4%的增长率的中国。
第三，它开错了药方。财政货币干预主义者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定错了目标，而且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们的投资拉动一直是基建投资拉动，而不是创办新的国有企业。从这一点看，他们连洋务运动主义者都不如。他们认为，增加的赤字只能让现有的基建企业来花。他们认为，基建是撬动收入预期的支点。因为基建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和"挤入效应"，在短期内创造工资、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从而修复收入预期，再带动消费和私人投资。他们没有意识到，基建投资是一种低效率投资。因为基建的收益率一定低于制造业的收益率。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基建投资一旦完成，就难以维持原有的就业了。而如果新建生产性企业，工人们就可以连续进行生产，从而保有就业了。于是，他们的投资拉动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将中国投资从高收益部门转移到低收益部门，他们实际上是在拉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基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他们不承认基建趋于饱和，他们还提出了新基建。实际上，中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基础建设水平，而新基建中存在种种难题和不确定因素。比如，5G基建一度被炒得火热，现在则悄无声息了。而在中国炒作5G基建时，美国在酝酿着AI革命。他们更没有看到，过去的基建投资造成了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割裂——“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基建的收入被少数人获得了大部分，而大部分人仅仅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收入。基建早已丧失撬动收入预期的功能了，如果收入预期真地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重要的话。——实际上，他们只是鹦鹉学舌西方预期理论。财政货币干预主义者的思路完全被乘数效应理论完全限制住了，从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思维能力。
第四，它耽误了中国发展，从而误国误民。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道路、住房等基础建设上的投资过大。过大的基础建设虽然不无益处，但如果中国早就投资芯片、软件，中国今天的GDP水平应该会高得多。投资基础建设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技术、工人都比较成熟，但它的货币价值是很低的。反过来，中国如果早些投资芯片、软件，中国不仅不用给美国付出太多的费用，而且极大增加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投资芯片、软件需要战略性科学家的参与。与这些事后诸葛般的干预主义者不无联系的是，中国芯片、软件的发展不得不依靠一批有雄心壮志的人的艰苦奋斗。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1978-2012时期，中国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中国经济既然存在明显的政府驱动特征，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怎样以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实现美国那些由顶级企业家所驱动的经得起检验的技术、产业创新（如芯片、计算机语言、操作系统、AI）呢？这些问题都是投资拉动的干预主义者没有考虑的。中国如何避免美国那种经不起检验的创新（如金融化）也是投资拉动的干预主义者没有考虑的。
第五，它与结构主义合流。有的投资拉动的干预主义者正确地反对基建投资，正确地看到，中国在一些与美国竞争的关键领域进展缓慢。实际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投资都是工厂投资先行，而不是“基建先行”。在改革开放后，也有许多地方是工厂投资先行，而不是“要致富，先修路”。但他们错误地以为这些投资领域的主体只能是民营企业，因而主张中国政府提供让民间创业冲动持续涌现的制度土壤。这样，他们就与中国的结构主义者合流了。在某些关键领域，虽然中国采用民营企业的方法也可能迅速追平美国，但如果有国家的支持，国企的介入，中国对美国的追赶会更快。——美国政要已经深刻感受到，美国的民营企业难以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竞争了。他们大谈特谈投资驱动模式边际收益递减，却没有意识到，投资驱动模式边际收益递减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民营企业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当前中国资本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民营企业，必然导致投资泡沫。这即使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也是不利的。然而，他们的主张并不仅仅是一时的投资主体，而是关系到今后中国怎么活的问题。如果中国不断沿用他们的主张，今后的中国人将主要活在民营企业，即私人资本的支配之下，他们还想让中国政府努力造成这种局面。他们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他们在拿着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
他们所谓的投资拉动实际上是让老百姓给吃饱喝足的民营企业纾困，让老百姓给吃饱喝足的民营企业“走个面”。他们从来不谈让吃饱喝足的民营企业给老百姓“走个面”。
第六，它是西方经济学教条的畸形支脉。老实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它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因为它具有解决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重大功用。中国的财政货币主义者把西方经济学教条拿过来用，实在是邯郸学步，并在遇到中国的新问题时刻舟求剑。有的财政货币干预主义者将目标放在反通缩上。他们以为，今天中国面对的通货紧缩仅仅是经济下行导致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托底，债务-通缩循环会自我强化。实际上，今天中国通货紧缩是当前中国生产自动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自动化了，产品的价值必然下降，必然推动产品价格下跌。因此，通货紧缩是中国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可以说，这是很好的结果，非常难得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宜以发行巨额债务的方式或增发货币的方式来人为地引起通货膨胀或者维持价格。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今天中国的通货紧缩主要不是经济下行引起的，而是主要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对于这种通货紧缩，政府应该顺应，而不是强行逆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这应该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把各种非交易资产推向市场、拉动广义货币两位数增长的做法，以后不会再有了。应该看到，货币化进程结束，意味着商品化、市场化也必然结束。这是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重大逆转和进步。
（二）扩大消费干预主义
这种干预主义相比财政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有更紧密的联系。
第一，扩大消费的观念是过于笼统的。有些消费是不合理的，不应扩大，而应缩小。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实际上就是承认，一些消费是不合理的，是应该缩小的。
第二，扩大消费干预主义陷入了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的思维锁定之中，又忽视了凯恩斯对于消费稳定性的观察。扩大消费干预主义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因此，他们力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称居民收入占比）。中国居民收入确实提高了，但消费依然没有提振起来。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有一些工人、农民子弟实现了阶层跃迁，但大部分收入得以提高的居民实际上是原来一些收入较高的人，收入低的人大多依然处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地位。他们虽然绝对收入提高了，但相对收入并没有提高多少。因此，他们的消费也很难提高。即使提高，也被高房价、高医疗价格、高教育价格拿走了。因此，中国的消费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阶级地位与价格体系的函数。如果中国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价格高度扭曲，中国消费率就无法提高。
第三，扩大消费干预主义忽视了社会制度因素对消费的制约或促进。如果中国提高私人消费率，就必须提高普通居民收入，而这依赖于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但民营企业由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许多中小企业处于生存的边际，很难提高劳动报酬。大企业又面临很大的风险，也需要留足利润来抵抗这种风险。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人们收入即使提高了，也并不一定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储蓄。
于是一个可能的思路就是提高公共消费的国民收入占比。什么是公共消费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食堂属于公共消费。住房除了私人住房外，也可以搞公租房之类的公共消费。然而，如果政府把提升公共消费作为政策的目标，就必须注意防止支出膨胀。比如，西医的医疗成本很高。而中国现在的医疗体系过分偏重西医，普通的老百姓又很难支付得起西医的费用。因此在医疗领域，中国应该以预防为主，大力发展中医事业。如果大力发展中医事业却不改变原有的政策思路，就必然引起资本向中医中药领域的大面积涌入，就必然让资本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攻城略地。
第四，扩大消费干预主义没有提出扩大合理消费的真正方法。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弄懂历史。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储蓄率大概是5%。当时中国的任务是提高储蓄率。只有提高储蓄率，才能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投资率就达到了20%，大跃进的时候，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0%左右。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投资率从5%拉到30%多甚至40%以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由于当时粮食产量很低和浮夸风等因素，也在河南安徽等省份的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投资率常年维持在40%左右，推动了中国发展。中国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实现了储蓄率的提高？不想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知道今天怎样才能历史性地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我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储蓄率的历史性的提升提供了条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实现这么大的储蓄率的提升。那么，今天中国降低储蓄率靠什么呢？也只能靠社会主义制度。
第五，扩大消费干预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消费率受到发展主义所决定的投资率的严重制约。中国计划经济初期一穷二白，中国人憋着一股气，要实现多快好省的发展是正确的。在那个时期，中国压低消费也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也可以采取发展主义的政策，但40%的投资率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太高了。很明显，这么高的投资率下，大量投资的使用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40%的投资率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的重心在相当程度上放在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房地产企业。房地产并不是一个高技术的产业。它虽然带动了许多行业的发展，但本身的扩张是粗放的。就从这一点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40%的投资率的使用效率肯定是不高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投资拉动上，就必然是片面的。中国必须提高投资效率，而不能简单地维持高投资率。实际上中国的投资率应该下降了。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而是过高的投资率必然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浪费，必然威胁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和证券体系）的稳定。只有当中国确定了提高消费率的目标之后，投资率才能真正下降。但中国提高消费率到底是提高私人消费率还是提高公共消费率还是二者的某种组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美国是高消费国。这一方面是美国人民被强制消费了，另一方面大量消费是富人消费。美国的这种高消费模式显然不能成为中国提高消费率的模式。
三、结构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共性问题
结构主义和干预主义在媒体上频频亮相，貌似博学多才，实则鹦鹉学舌西方，刻舟求剑中国。他们的主张，不管是肯定民营经济发展，还是主张刺激政策，都是西方经济学的陈词滥调。如果民营经济发展好了，国家就好了，英国就不会已经衰落，美国就不会正在衰落。如果刺激政策总是有效，凯恩斯主义就不会在美国遭遇货币主义的背刺。如果说中国过去采用力推民营经济的方式促进了发展，那么，在民营企业占比已经如此之高的时刻，还主张把国家的主要注意力聚焦在稳住民营经济上不是刻舟求剑又是什么。他们似乎也没有想，民营经济不断挤出国有经济，是否会颠覆和终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他们的政策，最终的结果恐怕就是在中国建立起私有制的统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结构主义或者干预主义其实是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合体在中国的变种。凯恩斯主义是以私人企业的支配性地位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在中国，由于还没有建立起私人企业的支配性地位，因此，中国的结构主义或者干预主义大都指向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他们甚至不顾中国早已债台高筑的事实。他们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无限期地推迟，把本该在每一历史时点上展开的社会斗争与社会建设，兑换成了一张指向未来的期票。他们无视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任务，而本来，如果共同富裕能够实现，中国内需问题将迎刃而解！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判断：结构主义和干预主义者们对中国实际、世界科技前沿、产业前沿、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太弱智了。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中国实际，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他们根本没有大量的文献阅读功底，从而基本上只是在兜售他们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他们为了给人以理论创新的假象，炒作资产负债表衰退、L型增长、K型增长、创新、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民营经济、就业等话语。而实际上，他们连对理论上的孰优孰劣都缺乏正确的判断，而只是选择性地学习了某些经济学名词。他们有人或许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根本没有入脑入心。他们可能只是在用马克思的词汇，讲新古典的故事，还宣称自己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当他们这样做时，不仅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排斥了世界实际。他们已经多次面临现场翻车的窘境了。他们透支历史给予他们的人生机遇已经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了。
四、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结构主义和干预主义不能被中国所信用。按照它们的思路，中国将会走上欧美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撕裂与对抗的老路和邪路。而真正能够解决分配差距、财富差距和真正能够指导中国实现发展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
第一，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中国舆论界和理论界的主要舞台。有学者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刻意剔除剥削、垄断、殖民、债务奴役、阶层掠夺核心议题，将经济学窄化为价格、供需、增长、效率、模型的纯表层运算。改革开放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登上中国舆论和学术舞台提供了条件。而这反过来必然给结构主义和干预主义创造出发声的舞台。虽然这种情况在十八大后已经得到纠正，但当前，一部分主流媒体（报纸、杂志、网络）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的发布和报导依然是不足的，一些由资本掌控的媒体表现出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这种格局如果不改变，就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为此，要减少全社会对资本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概念的肯定性使用。
第二，要系统培养和使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才。1978年后，中国长期比较重视反对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比较重视反对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强调，这就为大范围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政策体系、政策理念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中国80后、90后、00后出生的年轻人很少接受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训练，而一些50后、60后、70后的人走上了贪腐之路。这说明，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非常重要。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落到实处，必须培养和重用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个工作应该继续进一步加强。比如，应该加强批判性研究和研究的发布。降低英语在国民教育中的权重。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在国民教育中的权重，同时降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国民教育中的权重和国外杂志发表的权重。同时，应该在干部人事方面加强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党史、军史、经济史等方面的考核，并作为干部晋升的重要依据，推动干部队伍的管理水平和专业能力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高。
第三，要在经济政策上系统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案。（1）坚持宪法，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国资委要放松对央企和国有企业的行政管制，将自己的职能聚焦在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公有制企业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要注资成立新的国有企业用于解决高科技研究和产业化问题。有报导指出，中国科研投入猛涨，华裔科学家在回流，国外科学家也在向中国流动，并且已有很大的规模。新建国有企业要充分吸收和运用这种力量。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要注资收购一些关键行业，如批发行业的民营企业的部分股权。要逐步稳妥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防控资本掠夺工人、农民，防控资本掏空金融。（2）在企业管理上，要吸收鞍钢宪法和华为模式、胖东来模式、格力模式等先进的经验，要推行技术民主、管理民主，确保和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可以从推行八小时工作制、解决灵活就业工人待遇问题、选拔好的企业管理者、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有自己的工人队伍、尽力挤出经济中的空转成分等方面入手）。要从工人中选拔企业管理和政府干部。（3）要构建合理的薪酬体系，抑制不合理收入。（4）控制物价，保持物价平稳，允许高价格商品跌价，而不是允许发生通货膨胀。（5）谨慎对待证券化和资本市场发展，防止形成资本收割机制。（6）改革国内流通体制和对外贸易体制，解决国内企业无序竞争问题。有观点认为，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陷入了无休止的价格战，利润越来越薄，投资回报越来越差，整个行业陷入“越干越穷”的死循环。（7）逐步地在波动中提升汇率，改进中国商品的国际交换条件。等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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