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于内部治理行为称为内政，之于外部协调组织是为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是统一体，基于开放性需求，两者不分轻重。
外交的基本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构建国家间友好关系；二是解决好国家间矛盾与分歧；三是参与地区与全球事务的合作。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通常还有一般关系与战略关系之分，一般关系遇到矛盾和分歧时比较容易解决，而战略关系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则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特别是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时，外交可能会走向终点。
外交的终点是什么？当外交工作已经不能为战略利益服务时，它的功能就达到了终点，再坚持下去，战略利益将会被严重损耗，甚至是完全失去战略利益。外交工作达到终点的国家级反应可以是简单断交，也可以发展为战争。
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但当外交失效时，它必是战略止损的必要手段，如果不及时止损，各种战略利益可能会相继失陷，直至整个国家都要被敌人拖垮。
战略利益通常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只要是主权国家，都有这种利益；第二个层次是地区强权或霸权利益，只有部分国家拥有；第三个层次是全球霸权利益，只有美帝国主义拥有。
基于层次差异，不同国家会选择自己不同的战略利益，绝大多数国家都只是在主权利益遭遇侵害时会考虑诉诸战争，其它情况则不具有绝对必要性，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外，美国的盟友则表现有“美国例外”的附从行为。
战略止损的成功案例
从古到今，大国战略止损的案例有很多，不妨选择几个比较熟悉的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一：英阿马岛战争。
英国和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之争由来已久，通过外交手段未能解决问题，1981年，阿根廷内政陷于困境，外交上也非常被动，政客们冒失地想通过把马岛主权事实化来缓解国内矛盾，进而选择了军事行动。
英国距离马岛近万公里，且在马岛并未有较好的驻防，首先想到的还是通过外交手段劝退阿方，但这一招不管用，阿方以为“占领事实化”会让英方被动接受。
然而，瘐死的骆驼比马大，“日将落帝国”仍然保留了曾经的那么一点智慧和勇气，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战争，因为关系到它的脸面和核心战略利益，能到万里之外捍卫国家利益的国家，即使得不到尊敬，至少也还不至于被国际社会所轻视。
结果很简单，英国赢了，它捍卫了自己尚存的尊严，外交不能得到的结果，它用战争得到了，最近几十年，阿根廷再也未敢触碰英国。
与之相比，西太平洋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侵占事实化”并未引起战争。
案例二：美国发起两次伊拉克战争。
两次伊拉克战争，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现代战争，它不只是教训了伊拉克，还教育了世界，震动最大的是中俄，美国的新式战争完全是教科书级的，它逼迫各大国进行军事变革。
一般观点认为，美国第一次打击伊拉克是为了捍卫科威特主权，是为了捍卫国际秩序，第二次打击伊拉克是为了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二次战争的洗衣粉谎言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不必多言。
第一次战争，帮助科威特捍卫主权不是美国发起战争的最重要出发点，石油利益也只是附带利益，维护其自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才是根本。自二战结束英国退出苏伊士运河的主导作用之后，美国就是中东地区的真实领导者，并且是不容挑战的领导者。
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日益桀骜不驯的个性早已让美国大为光火，萨达姆如果成为中东之王，美国在中东的权威和利益都将损失惨重，教训伊拉克只差一个导火索，愚蠢的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恰恰是掉进了美国陷阱。
在美国眼里，中东不只是中东，更不只是石油，中东的近地点还有欧洲，两个区块，一起管理，这是美国全球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失去对任何一块的控制权都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在压制俄罗斯的长期战略中，这两冀必须齐飞。
美国通过两次战争有效实现了战略止损，强大的中东大国伊朗无论多没憋屈，都不敢冒险踏出危险一步，整个中东仍然由美国主导。
案例三：俄罗斯打击车臣和收回克里米亚。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车臣成为俄罗斯的一个联邦小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该地区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西欧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就一直心存忌惮，它们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从前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到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问题让俄国的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1994年的第一次战争，俄政府军虽然保持优势，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车臣武装仍然处于西方的支助之下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直到普京上台，俄罗斯才改变这一格局，他以彻底地、绝不留死角的饱和打击让车臣共和国走向和平，并且让西方势力不再能借此处兴风作浪。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既是两国间的矛盾，亦是西方与俄国的矛盾，外交博弈从未间断，直到2014年发生质变。俄罗斯捕捉到准确情报，乌克兰准备通过外交手段把克里米亚让给北约做军事基地。这一行为倘若真实发生，对俄国而言，将是致命性打击，这是关系到俄罗斯最最核心的战略利益，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聪明而又勇气的普京，没有让乌克兰的愚蠢和西方的疯狂得逞，他用战争行为却又不需要战争牺牲的另一种教科书式行动收回了克里米亚。
普京的两次铁腕行动既实现了战略止损，又实现了战略力量的扩张，他让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俄罗斯有能力、有胆识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侵略者将付出沉重代价。
案例四：毛主席出兵朝鲜和打击印度。
具体过程，大家都清楚，此处不展开。
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目标：朝鲜半岛仍在中国可触摸范围之内，而不是全部落入美国之手。
毛主席决定打击印度，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目标：中印边境保持几十年平静，麦克马洪线没有被印度事实化。
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主动实现战略止损，并且也给全世界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形象：不要轻易跟中国开战，不要轻易惹怒中国。这种形象维持到毛主席逝世，至今仍留有余味。
战略止损的另一种形态
当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法止损时，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讲，最终会失去该领域的战略利益。
案例一：甲午战争的失败。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彻底失败为结局，但这个失败不是一次战争的失败，是累积效果，是多次被侵犯毫无作为的后果，是畏战的结果，是“等待思维”的结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借琉球生番事件出兵台湾，清政府在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没有下决心与日本决战，迫于外交压力选择屈服于日本，琉球从此成为“冲绳”。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海军在伊东佑亨舰长率领下，悬挂法国国旗侵入到膨湖列岛，登岛后，又换成日本国旗，清军守军不但未与之交战，反而大办宴席款待日本海军。这一次行动，让伊东佑亨坚定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
1894年四月，朝鲜东学党叛乱，清军负责平定叛乱。此时，大岛圭佑刚入朝鲜，还未做好战争准备。袁世凯等屡电请济师，不被上所，求归，又不被允许。鸿章不欲战，将以赔款息兵，日本索银三百万两，朝鲜大哗，和战无定计。五月二十日，大岛圭介已经准备妥当，责朝鲜独立自主，勿认中国藩属。二十一日，大岛率兵入皇宫，杀卫兵，掳朝王，命大院君主国事，凡不听日本者皆逐之，政令无巨细皆听倭命。
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得知北洋海军用“高升号”运兵至朝鲜后，以“吉野号“为首的日本舰队在海上进行追击，并在朝鲜海附近击沉”高升号“，一千多中国军人葬身海底。在悲剧发生前，邓世昌曾力谏出动北洋海军主力围打吉野舰队，但被李鸿章拒绝，李仍然坚持朝鲜问题可以用外交解决。
一次次外交失败，一次次错失机会，一次次丧失战略利益，酿成了最后的彻底失败。
案例二：历史上的台海危机。
1996年，李登辉成功访美，这是一次制造两岸分裂的重大危机事件，实质上开启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大门，也实质上破坏了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外交共识。大陆军演几乎被世界认定为武统决心，甚至在台湾内部也近乎接受战争。不过，一切预设都没有变成事实，“台独”开始以从隐蔽走向公开。
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这之前的1999年，针对台独顽固分子陈水扁参选，大陆发出了强硬警告，并有重要人物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了重话，释放了陈若当选会面临战争的讯号。然而陈顺利当选后，两岸保持原有状态，并未有任何动静，甚至连经济影响都没有。之后，陈推动了一系列政治上分裂两岸的动作。
蔡英文时代，是台湾由暗独走向明独的时代，美国也已经由暗挺走向明挺阶段，美官方人士和美军方力量进出台湾本岛已经如同在自家院子散步，没有底线。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政，正在或将要变成集体问题。
案例三：南海国际化倾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海虽有争端，但没有国际化，双边争端在可控范围内，一场西沙海战就可以教训越南。到了八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因为资源价值被无限放大炒作，南海争端开始被西方利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方只专注于经济中心，对其它问题都采取韬光养晦，一切争端都依赖于外交，甚至有人公开发出“即使主权被侵犯也不诉诸武力”的表态，令人惊骇。
当美国决定重返亚洲并确定其西太利益成为美国重大战略调整之后，南海就成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大布局的最重要水上战场，它的目标当然不是维护小国利益，它的长期目标是瞄准“中美热战”，推动“南海国际化”只是其各种手段中的一个环节。
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化”是一种短期现象，它的外在表现仍是和平，岛屿主权是各归各位。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未必还是如此，南海上的岛屿最终归属会变得不可预测，一旦热战国际化，南海的历史格局可能会发生颠覆性巨变，谁是各岛屿的长期主人真不好确定。应对这个可能的趋势必须出现在中国战略规划师的规划蓝图中。
战略止损的大国担当
战略止损，对不同国家而言，有不同的实现手段，大国有大国的方式，小国有小国的方式。一般来讲，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战争，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则很难选择战争，小国若无大国依靠，面对不对等敌人，除依靠联合国框架，别无它法。
如果是大国，当外交手段失效后，战争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手段。
目前，西方势力和相关邻国对中国战略利益的侵害已经造成了三个明显影响：
第一，中国领土领海主权国际化倾向明显，并且还有继续扩散的可能性存在。
第二，战略利益被侵害后，外交上的惯性抗议可能在民众中产生厌倦情绪，不排除在心理上积累不自信的病根。
第三，主权上被事实侵害和底线不断被突破的量变效应已经让敌对势力看到了可利用时机，它们结伙打劫有“八国联军“的新苗头。
如果继续依赖外交手段，战略损耗会越来越大，止损已成当务之急。
战略止损，需要有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也即国家最核心的战略利益。
国家统一，毫无疑问是全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促统一“取代”反分裂“当然是最重要的战略换档。
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广自己的“统十条“和”三步骤“，”统十条“是基于和平统一及武装统一的两个过程谋划，还包括统一后治理台湾的系统方案，”三步骤“是纯武统进程的谋划。
“三步骤“中的第一步是中国大陆实现战略止损的最好选择，即外围收复。它包括收复金门和马祖、收复膨湖列岛和收复台湾本岛周围的所有附属岛屿。
必须承认，外围收复是战争行为。不过，这个“战争“不同于一般战争，形式上是战争，也许可以做到没有伤亡，或者只有少许伤亡。主要手段是重兵用围堵令其臣服，缴枪则不杀，抵抗将面临毁灭。
讲到这里，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出兵干预怎么办？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必须指出，如果害怕美国干预，任何时候都会害怕，你进攻本岛时，美国同样会干预，如果抵挡不住美国外围干预，直接进攻本岛，最终仍可能被美国制服。
首先实现外围收复的好处在哪里？
其一，检验我方备战水平和能力。如果连外围收复都困难，后期挑战就更不稍提了。
其二，检验美国的干预能力。接受美国的挑战，早应对比晚应对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联军化协同化能力会越强。
其三，积累经验和信心。几十年来，我们没有主动进行过有世界影响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在各个层面，都削弱了敢战的勇气和信心，需要实战积累，需要有扎实的成果鼓舞军民。
其四，削弱美国在台湾本岛周围的备战。如果台湾本岛周围的主要点位被解放军占据，本岛也就是一座孤悬海上的被困之岛，美国要突破外围的中国第一层防御将消耗巨大。反之，若外围战略要点被台湾让渡与美方，则会对我方造成最危险的掣肘，即使我方能拿下本岛，后期也将面临非常大的治理风险。
其五，逼迫台湾走上谈判桌。外围收复一旦成功，将可以在此基础上逼迫台湾当局坐上和平统一的谈判桌。中国可以向世界表明自己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努力，但不会容忍分裂者的永久拒统，在给出时间表的前提下，如果台湾不愿意和平统一，大陆方面就可以借外围优势从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对本岛进行全面遏制，以实现最低成本的两岸统一。
胡锡进一直在推销另一种“共识”：只要大陆动手，几十个小时之内可以武力解决统一问题。在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的感召下，甚至有人喊出“台海早上炮响，晚上去本岛举红旗”的梦想。
本人没有这种幻想，不要低估美国，也不要低估台独分子。
推行战略止损的第二个重要切入点是中国南海。
中国在南海九段线主权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争议岛礁事实化“，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莱等国均事实上占据了我国的部分岛礁，成为短期难以逆转的战略损耗。
中国在南海方向面临的第二个最严重挑战来自于美国，它正在或将要把南海问题全面国际化，甚至不排除有把中国在南海进行孤立的可能性。南海主权申索国的最狡猾之处在于把主权利益跟美国进行捆绑，比如说借石油开采绑定美国公司。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争议国家在南海架设的每一口钻井平台，都类似于一个隐性的“主权争议点”，只要战争触及该点，就可能挑起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因为这会被美国视为“国家利益”。
中国在南海方向战略止损的可选择着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再与争议国家就主权争议诉诸国际机构，不再需要什么“共识”，主权之争永远不可能有共识，宁可搁置，也不要共识，一旦借国际机构达成所谓的共识，很可能就把自己的核心主权利益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最终变成“非争议主权”。
二是要敢于抓住合适时机诉诸武力。这个“合适时机”非常重要，既可以是敌方主动制造时机，也可以是我方诱敌深入，没有时机，就没有导火索，没有导火索，战火就无法点燃，战略止损就无法落实。
战略止损的可能方向
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战略止损的成功案例，也熟悉了战略止损的不理想实践，还能找到战略止损的一些可行办法，最终能否实现战略止损还存在变数，它取决于捍卫战略利益的决心和勇气，“等战略机遇”和“造战略机遇”是两种选择，与之相对应，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等的结果可能是失，造的结果可能是得。主权危机，会衍生出无限多种的其它各类危机。
有人把战略机遇点定在2035年，说到那个时候，衰落的美国完全不是中国对手。
然而，本人并不认同这个预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久，早2035年之前，不是战略成功，就是战略失效，两者必有一选，且越早越有成功的希望。
“等机遇”和“等强大”等来的最大不确定之处是什么呢？
是完全不可预料的战争形态。
我们的演习，欧洲的演示，美军的演习，都是平淡的演习，没有人能看出有多大的新鲜感。然而，一旦有大型热战登场，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新型模式，绝对是演习中从未演过的套路，成或败，就在这个“不确定”之中。
请“幻想派”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不确定”，“几十个小时解决问题”的思想只会害国害民，只会麻痹国人精神，没有一丁点正面作用，花几年或十几年能解决好问题，就是最大程度上实现战略止损，就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历史功绩。
附言：
1，有人问及如何看待震旦学院老师对南京大屠杀的胡言乱语？答：发生在震旦，不奇怪，发生在复旦，也不奇怪，那里都是精日集中的地方，开除是不够的。死亡人数，只是估计，可能超三十万，可能不足三十万，当然只能是大概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实，日本不认罪也是事实，如果忽视这两个事实，刻意去钻牛角尖，那就是精日，就是在国人的伤口上撒盐。若论精确数，二战的哪一个伤亡数是专人认真清点过的？
2，如何看待胡锡进在总编位置上退体？答：胡退而不休，胡仍是两面派的文代表，最终会倒向资本派，这是他的人生归宿。
3，如何看待作协新组成？答：不知道为何非要这个协会？我等民间网络爱国泥土文章写作者能搞个协会吗？
写于2021年12月18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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