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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要为真理而斗争

2021-10-21 14:04:52  来源: 天下2021   作者:狂飙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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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专访】

  受访者:刘继明

  采访者:“进步专访”采访组

  采访时间:2020年9月25日

  进步文化:刘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小说《人境》出版后,曾入选2016年度《收获》长篇小说排行榜和“改革开放四十年40部重要长篇小说”以及路遥文学奖提名奖,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在您的创作中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作品,将其与《子夜》《创业史》《艳阳天》和《平凡的世界》等文学经典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是“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但主流文坛对这部作品似乎并不十分重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继明:一部作品问世后有人说好说坏,喜欢或不喜欢,重视或不重视,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你所说,的确有一些评论家将《人境》同《子夜》《创业史》《艳阳天》等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经典放在一起讨论,但近四十年来,这些经典作品一直是被中国的主流文坛贬损甚至污名化,如果有哪个作家和作品被纳入这个序列,不仅不能带来荣誉,反而会遭到贬斥的。

  进步文化: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认为您是一个“强悍的思想者”,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您作品中的“思想力量”,但同时也指出,“正是这种力量,将他带到了文学之外”。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继明:李敬泽具有纯正的文学品味和出色的文学鉴赏力,1990年代中后期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几部中篇小说都是经他之手编发的。作为编辑家,他的眼光和趣味具有包容性,作为评论家,他对先锋派和“纯文学”似乎情有独钟。前不久,他在为青年评论家李云雷的评论集《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撰写的序言中说:“云雷的王国一开始就秩序井然、目标朗然,其中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元素:对中国现代以来历史道路的认同,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左翼传统得认同,相应的,他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观念持反思和批判的立场,他坚信文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所负的责任,他把这视为文学的光荣……”对李云雷的批评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谈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面感悟。可见,李敬泽的文学观点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更新之中。

  在我看来,“纯文学”论者划定的边界,也许正是“别一种文学”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某个整齐划一的边界,也没有所谓内外之分,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心或思想意识当中。例如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谁能说清楚他俩心目中的文学边界是什么呢?

  进步文化:2017年,您因在网上公开举报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被其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时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力挺陈应松,您以她涉嫌侵犯您的名誉权将她告上了法庭。两年多过去了,这两桩官司结果如何?您可否向网友介绍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刘继明:关于这件事的缘起,我已经在《我为什么要举报陈应松——兼驳方方》一文中做过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和陈应松的名誉权案,法院以“刘继明在未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认定的情况下,选择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举报陈应松,其权利行使方式明显不当”为由,判我败诉。这个判决是非常荒谬的,从事实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脚:如果有关部门已经“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认定”,我就用不着公开举报了;正因为有关部门对我以及其他人的举报不作为,我才不得不选择“通过网络公开举报陈应松”――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事实上,许多贪腐案件都是通过网络公开举报,才促使有关部门介入查处的。

  至于我诉方方名誉侵权一案的判决就更加荒唐,方方多次在微博微信上发帖为陈应松洗地,混淆是非,对我进行污蔑和诽谤,但庭审时她竟然辩称不是针对“特定个人”;更令人惊愕的是,面对如此确凿的侵权事实,从一审到二审再到省高院居然都采信了方方的诡辩。

  进步文化:网传湖北省纪委对您做出“党内警告”处分,对陈应松做出“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的处理决定,但陈应松否认自己受到了任何党纪处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继明:2019年4月1日,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一干人在省作协二楼会议室,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以“违反组织原则,行使举报权利方式不当”为由,给予我“党内警告”处分。我当即提出异议,并表示保留向上级纪检部门申诉的权利。二是向我通报了对陈应松的处理决定。纪检部门经过调查核实,陈应松的确存在违纪问题,但鉴于某些女学员不配合调查,涉事人之一柳某秧已病逝等原因,省纪委在陈应松的问题还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草率结案,做出了“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的处理。对于这一明显包庇陈应松的处理决定,有网友说,“对反映问题的人‘党内警告’,对有问题的人‘批评教育’,湖北纪委是不是吃错了药?”可见这个处理决定有多么荒谬。

  事后,陈应松到处散布我被处分的消息,当网上披露他也受到了党纪处理的事实后,他不但矢口否认,还威胁要起诉发表相关文章和讯息的网站,还炮制长文,恼羞成怒地对我进行污蔑和攻击,造谣说我有抑郁症,要“跳楼”,“多次诚恳认错”等等;

  与此同时,继我的车四个车胎被人扎破后,又被人喷漆,甚至有人对我发出死亡威助;此前,湖北潜江一位中学教师因转发我那封举报信和揭批陈应松,家里的大门曾被人深夜砍了七刀,并受到当地宣传部领导的打压……

  匪夷所思的是,有关部门不仅对这种黑社会式的报复行为视若无睹,而且在作出对我和陈应松的处理决定之后,迟迟不按组织程序对陈“批评诫勉”,当我向办案负责人提出质疑时,对方却闪烁其辞,甚至大光其火。其中的隐情不言而喻。

  进步文化:无论实名还是匿名举报,历来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许多人因此遭到疯狂的报复,“被失踪”,“被精神病”,“被跳楼”,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为知名作家,您面对打击报复,心理上想必承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压力,个人的权益和名誉也受到了损害。对于这个后果,您当初预料到了吗?是否想到过妥协和退缩呢?

  刘继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浙江龙泉多名群众举报当地高管涉嫌贪腐,被举报者不仅没有受到查处,举报群众反而遭到了公安部门的“反调查”;湖南新晃县一中教师邓世平因抵制和检举揭露该校校长腐败问题,被其外甥指使人灭口,埋在学校操场跑道下面,还到处放风说邓世平是卷款潜逃,十六年之后邓的尸骸才被发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而言,我的遭遇并不比他们更惨,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灭口”。这两年多的经历,的确使我感受到了报复者的狰狞和猖狂。但报复者的诬蔑和诽谤,法院的荒谬判决和有关部门对我的不公正处分,非但不能让我妥协,反而会激发我斗争到底的勇气。

  进步文化:网络学者滠水农夫在《有一种光荣叫“污蔑”》中说,“刘继明之所以甘冒如此大的风险,不是他毫无心理准备,而是其内心坚定执着的信念,促使他勇敢地与丑恶不义作斗争,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这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更不是无事生非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深刻呈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分裂,知识分子的分裂,是知识分子要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是附在既得利益阶级的皮上做一个没有自主灵魂的犬儒,还是附在人民大众的皮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问题。”作为当事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继明:滠水农夫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在这些人心目中,哪有什么“主义”,有的只是“利益”罢了。正因为如此,陈应松才联手方方,一边颠倒黑白,污蔑我的举报是“诽谤构陷”和“突破做人的底线”,一边指使人写匿名信到省纪委对我进行诬陷和栽赃。种种迹象显示,这起事件的背后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涵盖了司法、纪检和文学界,甚至可能还有黑恶势力介入。为了彻查陈应松涉嫌违纪违法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我已向中央纪委等部门提出申诉和控告;同时,鉴于法院对我诉方方侵犯名誉权案的错误判决和裁定,我还将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这不仅是为了所谓“维权”,我只是想看看,公权力被那帮东食西宿的家伙糟蹋到了什么程度。

  进步文化:去年,您的随笔集《辩护与呐喊》在台湾出版,著名学者孔庆东先生在《基于良知的呐喊——序刘继明<辩护与呐喊>》中说,“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陈映真……都为中国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闸门。……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泼满血污,遭受到布鲁诺、伽利略的厄运。而那些污蔑与构陷,其手法之卑劣、逻辑之荒谬,已足为时代良知再次趋向泯灭之明证。刘继明由一个‘文化关怀’的小说家,自我扩展为一个‘唤醒良知’的呐喊者,不过是对此观察清晰之后,力挽狂澜而不能的杜鹃一鸣尔。”请问,您是不是想通过对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人物”的书写,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呢?

  刘继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借用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古今皆然。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反思,我对自己的思想脉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启示。张承志先生曾说,“在如今这种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敢于说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我算不上是“真勇敢的人”,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还是可以的吧。

  进步文化:从1990年代中期的“文化关怀小说”到新世纪初兴起的底层文学思潮,从前些年自筹资金创办《天下》杂志,到近期与文坛腐败势力作斗争,您始终以一种“异议者”的姿态对现实进行介入和批判,并强调这种批判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因此有人称赞您是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有读者在您的公众号文章下面留言:“你就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你就是当今不畏强势而始终恪守良心和天职的一代豪杰!你吹响了向一切邪恶势力斗争的号角,每一个有良知守正义的中国人都是你的坚强后盾!”“支持刘老师!您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您是一名勇敢的追求正义、光明的战士!”等等。但与您在普通读者和网友中得到的支持相比,您在文坛却显得很孤立,正如滠水农夫的文章说,文学圈不少人对您产生了误解乃至敌意。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刘继明:在当下中国一部分知识精英在成为利益铁三角的“一角”之后,操控政经文化资源时那种有恃无恐和飞扬跋扈,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学界同样如此。所谓“只论立场,不问是非”,在某些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底线”,不过是“朋友圈”互相包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幌子。事实证明,真正突破所谓“做人底线”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为了给自己构建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们甚至故意混淆举报与告密之间的本质区别,炮制出所谓“做人的基本底线是不举报不告密”这样的谬论。而即使在西方国家,检举揭发一切违法乱纪行为是每个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层面制定了严格的保护举报人制度。可在他们那里,举报涉嫌违法乱纪者是“恶人”,违法乱纪者倒成了竭力袒护的“好人”,如此善恶颠倒,是非错乱,完全置社会公理于不顾,实在令人咋舌。可见,精英利益集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道德多个层面,对人的精神乃至整个社会肌体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毁损。因此,我在体制内文学圈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和排斥也就毫不奇怪了。但通过这件事,让我认清了某些趋炎附势、虚与委蛇之徒,我和他们原本就不是同一类人,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进步文化:您早期的文化关怀小说经常出现一个特立独行,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文人知识分子形象,如《前往黄村》中的黄毛,《海底村庄》中的欧阳雨秋,后来,您又在《放声歌唱》中塑造了因状告黑心老板无门,爬上法院大楼高唱“跳三鼓”的民间歌师钱高粱;在中篇小说《启蒙》中,您还讲述了著名作家蕖伯安由“为人民受难”的知识分子堕落成为“权贵利益集团”大佬的故事,蕖伯安被椿树岛的原住民举报后竟然指使黑社会让其失踪,当他被告上法院之后,轻而易举地便通过人脉关系将案子撤诉了。我们发现,这些人物和故事跟您近年来的遭际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更像是某种预言。您还曾写文章公开支持工人维权和进步青年学生的声援活动。这是否表明,您已经由一个“坐而论道”的作家,成为了一名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行动知识分子”?在经历“举报事件”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继明:如果说举报事件发生之初,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但在遭受长达两年多的疯狂报复之后,这种怀疑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我确信自己的行为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面对邪恶和丑行,我无法像大多数人那样保持沉默。正如托尔斯泰在《我不能沉默》一文中说的那样:“我希望我对这些人的揭发,有能引起我非常希望的通过某种方式,把我从他们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来,我现在生活在他们当中,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罪行的参加者。”

  前不久,在激流网读到一篇讨论“五四”的文章,作者说:“今天谁是能够唤起群众斗争精神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可以如何施展他们的英雄气概?谁是真英雄,谁是逞英雄?反性骚扰运动中的揭发者和控告者是真英雄,她们不惜暴露自己受到上位者依仗权势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向社会舆论揭露丑恶、寻求公道。挖出被统治阶级蓄意隐瞒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比如朱利安·阿桑奇(维基泄密)、爱德华·斯诺登、恶俗维基。统治阶级罪行的污点证人是真英雄,比如爱德华·斯诺登、约翰·珀金斯……总之,任何对于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恶行丑态的揭露,都是英雄的行为。古人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已经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儒生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有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揭露利益集团的谎言和丑行,这不是高深的文化运动,而是所有平民都可以参与的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的所有成员和帮凶都是舆论打击的对象。揭露丑闻、围观丑闻、分析根源,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而今天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这第一步开始做起……”

  我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个正在加速腐败和堕落的文坛“圈子”进行了彻底的决裂,想到从此我将摆脱身处体制时无处不在的名利诱惑与羁绊,开始自由的写作和生活,我就有一种解脱之感。我这种感觉,对那些整天在体制内争名逐利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我说了,我做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至于成败胜负或别人怎么看,已经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可能永远缺席。

  进步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坛,您被认为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左翼作家之一。也曾有人指您为“极左”。您接受这种指控吗?

  刘继明:在西方语境中,“极左”跟“极右”一样,都是具有同等政治权利的中性称谓,但在当下中国,却是右派公知们对左翼人士的一种污名化。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以“左”“右”划分不同的群体,已经很难表达人的价值取向。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说两年前还可以接受“左翼“或“左派”之类的标签,但通过这场斗争,我已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这样说,可能有蠢货要说我是“自封”了,尽管在当下中国的與论场,“马克思主义”像“左派”那样非但不是一项荣誉,反而会被视为异端。对我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西马,也不是那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改头换面的伯恩斯坦主义,而是萨米尔.阿明说的“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国际歌》中的“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仍然是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方方、陈应松及其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他们的疯狂报复不仅不可能将我击倒,反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正义继承”的道路。正如我在《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扎》一文中写的那样:“作为比张承志晚一茬的‘六十年代生人’,我没有染上许多同时代人身上习见的那种轻慢、怯懦和势利。换句话说,我还有感动、愤怒和行动的能力。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伟大的六十年代’赐予我的一份遗泽。”

  进步文化:您在写完长篇小说《人境》之后,曾表示要封笔。现在您还是这种想法吗?

  刘继明:我的确有过这种想法。我觉得自己已经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再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现在我改变了这种想法。写作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且是一种斗争的形式。正如加缪所说,我们身处“涨潮的海上”,只要还活着,就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划桨,“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主动地去介入,而是一种义务兵役。”

  进步文化:最后,请谈谈您近期的写作好吗?

  刘继明:我正在写长篇。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我一直在远离武汉的某个海岛上闭关写作,具体内容暂时不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这部小说的规模远远大于《人境》,是我又一个“意外的收获”。

  进步文化:祝大作早日问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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