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在论及冯小刚时，都谈到他出身低微：曾为油漆工，在剧组跑龙套，等等。
但出身低微不是他的原罪。
相反，如果出身低微的人能够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那恰恰是一种励志“正能量”，也是社会规则比较公平，比较有活力的一种表现。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冯小刚，在他的经历中堪称奇迹的东西，并非是“由油漆工而著名导演”，而是他的许多作品是反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但他却仍然可以从这个社会和国家中获得了鲜花和掌声。
比如他的主要作品《集结号》【点击阅读】，把解放军表现成了他们的手下败将蒋匪军，无论是扮相还是内部关系都是这样，把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同时也是新中国立国基础的解放战争，表现成了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
结果如何呢？冯小刚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从此名声大噪。《集结号》获得了金鸡百花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政府奖)最佳故事片奖，今天还作为“红色经典”，经常被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这才是奇迹，才是最不可思议的，也是最耐人寻味的。
当然，这不是冯小刚一个人的奇迹。这种奇迹是属于所有按照和《集结号》同一逻辑表现中国革命史的电影导演的。
比如，张艺谋拍摄了《活着》，土地革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影片中都变成了一场闹剧。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在影片中，从北洋到新中国的历史，变成了文化上从黄金时代向黑铁时代演进的历史，甚至连日本军官青木都是“懂戏的”，只有新中国才是摧残文化的。
结果又如何呢？张艺谋获得的鲜花多于冯小刚，甚至成了“中国故事”的首席宣讲员。陈凯歌获得的鲜花不少于冯小刚。他们今天还是中国电影界的三头巨无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对这种“奇迹”给予全面系统的解释，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胜任的。这里只想给出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理由——严肃的文艺批评/电影批评的缺位。
从八十年代开始，严肃的文艺批评，就变成了某种“政治不正确”，被加封了“扣帽子、打棍子”的恶谥，逐渐开始从文坛、影坛淡出直至消失了。
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像是一个自我缴械的过程的。比如著名的“三宽”(即宽松、宽容、宽厚)原则，使任何非赞扬性的文艺评论都不能存在了。而不准“上纲上线”的要求，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中的定性分析，也不能涉及任何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文艺批评因此变得极为琐碎，只能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于是，文艺批评逐渐堕落成了“娱评”，成了一种恶俗的营销手段，事实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中国电影导演，由此进入了中国电影史，也可能是世界电影史上罕见的享有“免于被批评的自由”的时代。冯小刚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野蛮生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票房成了唯一指标。政治标准、艺术标准都不存在了。中国发展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也成了世界上制造烂片最多的国家，他们甚至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因为导演是盲目的，观众也得不到必要的提醒，“垃圾导演”和被他们塑造出来的那部分“垃圾观众”相互抚慰，自我强化，共同高潮。
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们主导的当代中国电影因此不仅害怕好莱坞电影，也害怕印度、泰国、甚至伊朗的电影，极力要避开他们的档期。
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化侏儒就可以大胆冒充文化巨人。
冯小刚在他的作品中，把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抖机灵、耍嘴皮了，他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变化也不能领悟，所以他才会在历史已经证明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时候仍然去控诉革命(如《芳华》)。他的影片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只有各种投机取巧和八方讨好。他已经落伍了，像“嚼过三遍的甘蔗渣”一样无趣，只能把食指含在嘴里，用带着心酸和嫉妒的眼光，看着《我不是药神》的辉煌票房。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化的健康与强大。而要建设健康强大的文化，当务之急是重建严肃的文艺批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革命文艺思想为武器的人民立场、中国立场的文艺批评！
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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