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南方日报记者周豫《“香江健笔”张立解读中国文化生命力和竞争力 中国文化重归“中道”是大方向》说是：“世界四大文明就留下了一个中国，中国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不断向上的、延续性的，就跟长江大河一样滚滚而来、没有中断。现在中国人有个弊病——习惯把一些东西公式化、僵化，中华民族3000年文化有它的内涵，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体验。一个民族能够活下去几千年不死，既不树高招风、同时也躲得过风雨，同时还需要有优质的土壤。中国虽然曾经受过很多入侵，不管那些少数民族来自哪里，最后都归依于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现在开始，未来30年的境遇、30年的躁动就会走向“中道”。现在很多人讲国学，思想就开始集中了。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是龙蛇混杂的时期，但重归中道是大方向，这个迹象已经出来了，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我们碰到了好时期。”
如今的中国有人跟着美国人的腔调说是没有信仰的时代，或是以为是“龙蛇混杂的时期”。然而，从西方寻找精神支柱失望的中国人终于明白，中国的生生不息还是只能回到中华文化的根基上，一个不断传承与包容发展的文化。中华文化的生存智慧简单地说就是：变易、中道、和谐。由此她才能够生生不息，滚滚向前。
因而，张立所评“重归中道是大方向”也就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所言之“中道”必须是中国传统源远流长的执中之道，而不是西方亚里士多德至善德行的“中道”，不是佛教超越有无的“中道”，也不是儒家的中庸的恪守礼制的中庸之道。更不是折中主义或和稀泥的所谓中道。这样的“龙蛇混杂”必将澄清，而后显出清澈的上善之水——“允执其中”的中道。
由此，笔者在《“执两用中”浅说》一文中指出：“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哲学方法(注：允执其中、执两用中)，就是因为表达的深奥难懂和艰难的技能而导致门槛过高，普及困难，因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由一代圣人孔子等精英、贤者去运用，谓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也就是把圣人运用“执两用中”而得出的成果制成信条，用于教化万民，治理社会。……但是，与儒家哲学在社会治理上的成果并存的是不可忽视的贤人精英政治的弊端与祸害(注：圣贤们允执其中刻意执出了个封建礼制就是中的信条，用被扭曲了的所谓中道哲理来为统治者服务)，特别是到了后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就直接把儒家哲学篡改成奴化统治的罪恶工具了(注：封建礼制就是天理，百姓要唯理是从，甘当奴才)。因而，要不留遗憾，就必须努力做到“民可使由之，也可使知之”，尽我们之所能，在努力提高民众的伦理道德水平的同时，注重普及“执两用中”的哲学方法。”从而能够回归到中华传统中道哲学的正轨上。
中道并非中庸
“中道”不是儒家恪守礼制的“中庸”之道。这一点笔者在《孔子管理思想：中式管理的基本形式》一文中已经做了阐述：
“孔子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允执其中”的继承。《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十六字心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述了中华的主流传统。它的主旨是允执其中。而实现执中的方法是“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传统就是执两用中，持中致和。“允执其中”是变易达到和谐的通路，这要借重于“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易卦模式。
“《易经》由阴阳两端的符号化开始，用两端的中间组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构造出了一种用以描述事物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系列及其哲理。帮助人们执两用中，持中致和。但这种结构图式系列工具相当复杂，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和使用。这就使《易经》长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难普及于世。也就是说，使用易卦模式执两用中达成持中致和的社会成本过高，难以实现。
“孔子则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点上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会成本较低的中庸之道来达成持中致和。
“所谓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 《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礼”。中庸就是谨守礼制，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经过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众易于信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代圣贤所教导的“允执厥中”被孔子转换成了比较简单的礼、义 、和等信条，用于教化万民，达成社会的和谐。”
可见儒家(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是去除其有益的的部分，利用其维护礼制的弊端，进一步扭曲的官学)“中庸”的实质就是扭曲中道传统，把执其两端，民用其中的“允执其中”扭曲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执两用中的主体从百姓变为圣贤等少数精英。由他们指鹿为马，把封建礼制指定为中，要求万民恪守。譬如《汉书·董仲舒传》曰：“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礼制被指定为中道，要万民守礼，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庸”也常之宜，中庸也就含有常守礼制之宜。如此偷换概念，让中道蜕变为中庸，以利于统治阶级奴化万民。
由此，笔者恳请国人注意，任何独尊儒家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极少数人既得利益，而非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此邪路必须反对，容不得他们浑水摸鱼。
一言蔽之，回归“中道”是发扬传统精神，宣扬“中庸”或以中庸暗中偷换中道哲理则是封建复辟，两者相去十万八千里。
至于中道哲理，到了现代就表现为“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精神。详细的阐述请看笔者的《人本辩证法(人本中道哲学)》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一分为二”还是“执两用中”?》。
中道不排斥对立斗争和转化
在当前关于中道精神的诠释中，有些刻意宣扬中道至和谐，攻击对立斗争，甚至企图以此来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功绩。中央党校的王某教授就公然诋毁革命斗争，把革命当为罪恶来谈论。此教授竟然说：“你(共产党)把逻辑给改变了，你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政党，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似乎“革命”与对立斗争都是万恶之源。企图彻底否定革命斗争，维持特权统治的永久“和谐”。对此，既得利益的当权者默许并包庇之。
我们需要先尊重一下历史事实：商汤革命或汤武革命。成汤是商的开国君主，契之后，名履，初居亳，为夏方伯，专主征伐;夏桀无道，汤兴兵伐之，放桀于南巢，遂有天下，国号商。商汤开武力革命夺取天下之先例。孔子也认同：“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后还有商周革命。中道传统精神不但不否定对立斗争与转化，而且在变易的理论中阐明了对立斗争与转化的机理。
对于变易的机理，笔者在《人本辩证法(人本中道哲学)》一文中已经作了阐述：
“中道哲学反映事物变化与发展的规律有两种关于序列的演化：一是模变，二是位变。
“变化法则——一个事物可以通过改变结构定向地演化成另一种事物。(模变)
“模变是一个序列变动其中一个位的数字：0变为1;或1变为0。(也就是该位置的属性从阴、静、弱变为阳、动、强，或者相反)如M00[000000]，变化其中的某一位数字，就变成另一模式，如M01[000001]。
模变反映了一个事物可以通过改变结构定向地变化成另一种事物。……
反模式的意思是两个模式的序列前后倒置;如M49[110001]与M35[100011]，M7[000111]和M56[111000]。反模式在《易经》里称为“综卦”，又称反卦和覆卦，指将一卦反覆(颠倒)过来所得到的卦。如损M49[110001]与益M35[100011]两个模式互为反模式，两个模式综合起来，才表达了两个事物相互对立，又能互相转化的现象。
覆，就是颠倒过来，互相转化，有损就有益，在自然界表现为能量不灭定律，在军事上表现为敌损我益，敌我双方战争主动权能够互相转化。这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内部的对立统一所描绘的可能是实际事物的同一种表现。但不同的是在人本辩证法里，对立斗争与互相转化现象被表征成模式与反模式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两个概念的相互联系。而不是一个概念一分为二而构成的对立统一体。在《易经》的卦名里，“综”，就是综合，相互统一;“反”，就是相反，互相对立;“覆”，就是颠倒过来，可以互相转化为对立模式。这也就是说，“对立统一”的现象不是普遍现象，而是模式与反模式(反卦、覆卦或综卦)之间才有的特殊关系，并非一切模式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这就明白了为什么用黑格尔辩证法来指导人们的行动，会出现矛盾斗争扩大化，也就是斗争哲学的错误。
可见，矛盾对立、阶级斗争、战争、对抗、竞争、争夺等现象实际存在，但并不是“普遍规律”，不是在任何事情、任何时间里都存在。对立统一的现象只存在于两个互为反模式之间，转化为对立模式也只产生在事物发展到了极端的时刻才能发生。因此，唯有用执中的方法看问题，才不会遇事好走极端：要嘛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要嘛绝对没有阶级斗争;要嘛一概竞争，要嘛绝对反对竞争，而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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