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就是治吏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要治理好官吏却是难上加难。如今在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反腐与干部队伍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吏治的根本动力结构不彻底改革，官场腐败依然会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怪象。君不见，许多官员敢于顶风作案，不就是一句话吗?他们以为，别人被反腐无非是“站错队”，找错了靠山。而只要自己的靠山不倒，我行我素，依旧贪赃枉法也并无大碍。之所以有此观念，其实是千年官僚传统的延续，并非当今贪官们所独创。
从百姓把公权力集中托付给贤人尧舜禹，让他们引领众人对抗自然灾害，发展经济，造福大家之后，在巨大私人利益的诱惑之下，禹王朝开始专权，逐渐形成维护贵族的国家机器。治国就是治吏的要旨仅仅是迫使官吏的私利服从王族的“公利”，此“公”非天下人之公，而仅仅是王族之“公”，最多也只是顾忌逼急了老百姓会造反的大祸而已。但这就已经是一个天大的难事了，官吏以朋党、门生、乡党、外戚、阉党等等名目繁多的形式结成团伙对抗王族，分割其利益，而凶残地掠夺他们原本的主人而无所顾忌。因而几千年来的吏治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只不过是祸害时重时轻而已，而祸害较轻的时期就被讴歌为盛世。
对此，《韩非子·孤愤第十一》曰：“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也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意思是：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再说臣下犯了大罪恶，君主有了大过失，臣下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不同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即：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才能而任以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重用;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功劳而授以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效力，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土减少而私家更富，君主地位卑下而大臣权势更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控制国家，君主改称藩臣，相臣行使君权。这就是大臣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情形。所以当代的重臣，在君主改变政治情势而仍能保持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些臣下的罪行太大了。臣有大罪的，他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他的罪行是当处死刑的。聪时人看得深远，伯犯死罪，必定不会跟从重臣;品德好的人洁身自爱，耻于和奸臣共同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从重臣。这些当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祸害的人，必是腐败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挟持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掠夺财物，结帮拉派，串通一气，惑乱君主败坏法制，以此扰乱百姓，使国家危殆受侵、君主忧劳受辱，这是大罪行。臣下有了大罪而君主却不禁止，这是大过失。假如君主在上面有大过失，臣子在下面有大罪行，要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而孔子则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就是：君子关注普遍的公共利益而不结党营私;小人则结党营私而不关注普遍的公共利益。(《论语·为政》)
如今人民正逐渐恢复他们原本的主人地位。人民国家是维护百姓根本利益的利器。然而，官吏与国家的利益时常分道扬镳，此前是臣下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不同的，如今则演变为官吏与百姓的利益是相互不同的。于是官僚传统的阴魂依然不散，朋党帮派林立以掠取官吏的私利依然风风火火难以扑灭。小人当权结党营私而不关注普遍的公共利益成为官场常态。
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有著名的企业主与经理人的“猫与老鼠”的恶斗。即使是在惨烈的革命时期，依然出现过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汪精卫拉帮结伙出卖革命利益而终于叛国当汉奸;共产党在新民主革命中王明、张国焘等拉帮结伙，投靠苏联官僚，或叛党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出卖革命利益的恶性事件。
总之，那些恶棍的共同特点就是当官、当干部或当管理者的动机就是借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从中掠取自己的利益。与为百姓为社会利益而当官、当干部或当管理者的动机截然相反。
以私利和以公利为动力而作为的两种人客观存在。问题是吏治的动力机制结构到底有利于哪一种人的生存与发展，机制到底是淘汰为私利者而伸张为公利者;还是淘汰为公利者而伸张为私利者?不幸的是目前的吏治动力结构机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数千年的官僚传统之上，也就是延续着淘汰为公利者而伸展为私利者的旧机制。因而，不怕严打，愈反愈贪的怪象依然频现。
似此，吏治的深层结构，也就是吏治的动力结构必须改革。非此不足以彻底改变吏治，使官吏从维护贵族层私利的骨干转变为维护绝大多数人公利的骨干。
那么，这种机制或结构变革的要旨是什么呢?那就是用人铁律的脱胎换骨。历来“朝中有人好为官”，无帮无派难任用和提拔;不看能力与业绩，唯看忠心不忠心是官僚的用人铁律。如今务必彻底翻各个，彻底实行无帮无派才任用和提拔;重人品、重能力与业绩，看对人民对党对国家忠心不忠心的用人标准。
这简单吗?难呐!领导者只要是在内心的深处私心犹存，一切为人民仅仅是谋取权势的策略性口号，那么，这么简单易行的铁律也就变成难上加难的事了。有例为证，卫生系统的某些高官，被西医西药的国际垄断资本所给的私利所困，表面上重视中医，暗地里消灭中医中药，造成了中国不断的因为医病致贫的诸多灾难;金融股票系统的某些高官，被国际垄断资本所给的私利所困，表面上要改革股市，实际上只做表面文章，换汤不换药，根本不改动股市的赌博特性，实际上在为国际垄断资本打大赌场的保卫战，结果股灾依旧不断。然而这些劣迹昭彰的高官依然被重用。如此对表现恶劣的高官不敢痛下杀手，则深层的官僚传统动力结构就依然坚如磐石，难以撼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党管干部原则;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等也就难以落实。“朝中有人好为官”的潜规则依然会主宰着官场的生态，朋党帮派之乱也无宁日，封建时代的官僚积弊也就难以彻底清除。
对此，习近平同志早就尖锐指出过：“巡视中对用人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反映突出，违规用人问题十分普遍，干部制度形同虚设。有的地方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严重，有的热衷于寻求政治靠山，搞小圈子，架设“天线”。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花钱跑官买官，一定在当权后用权力把钱千方百计捞回来。从严治党，必先从严治吏，要抓住管权治吏的要害，严肃查处用人腐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10月16日)
一语以蔽之，从王侯贵族、官僚土豪的天下，回归到人民的天下，官吏治理的深层结构务必彻底翻新，从任人唯亲，拉班结派谋取私利的官场生态的污泥中脱出，建构全新的任人唯德唯能的用人结构和一心为民的干部新生态。非此，新国家就不可能有吏治的清廉高效，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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