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市场机制和市场失效

　　市场，自古就存在，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在商代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可惜留下关于商朝经济的历史资料较少，很遗憾，让后人很难吸取当时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教训。明代的市场经济也比较发达，有一些经验与教训可供吸取。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韦森《“商人”来自“商朝”?》：这两天读已故的著名现代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版)，收获甚丰。……读童先生的这部著作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现在看来，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市场经济和手工制造业就非常发达了。譬如，早在殷代，我们先祖的金属制造技术就已经很先进了。由此可以断定，作为世界五大轴心文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秩序的生成，并不比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晚，甚至可以说早了许多年。譬如，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市场分工就十分细密了，曾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工等“百工”之说。另外，从《易•系辞传》中谈到神农氏时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中国上古时期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就十分发达了。并且，《周礼•司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根据这一描述，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上古时期，朝廷官府就对市场进行控制、管理并进行分类了。读了童先生的这部书，才发现，原来有政府管理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读童先生的这部专著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们可以大致从语源学上开始弄清现在汉语中的“商人”一词的来源。在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童书业(2005，页4)先生考证道：“根据传说，殷代的祖先相土创作‘乘马’，王亥创作‘服牛’。王亥似乎曾驾牛车到黄河北岸去经营贸易。殷墟中发现海贝和玉等，都是远方的产物。《商书•盘庚》中说“具乃贝、玉”，贝、玉也就是所谓‘货宝’，大概都是交易得来的。贝、玉可能已经成为原始的货币。”根据这些记载，童书业先生认为，在殷代，手工业已经很发达，比较正式的商业也已经开始兴盛。童先生接着指出：“有人认为‘商人’的‘商’即是‘商代’的‘商’，其说法也不无道理”。如果此说成立，原来我们今天汉语中所说的“商人”，原来是由殷商时代“经商之人”而起的!汉语中的“商人”，原来与“商(代)人”有关。根据古代世界史上各国本族人往往不经商，而最早经商的多是外来人这一普遍事实，童书业(2005，页22)在其后的考据中还发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古代其他各国的情况。譬如，到了周代，殷商的“商人”可能还具有非国民性质的待遇。据此，童书业先生推想到，“殷商人民长于‘经商’，‘商人’的商就是‘殷商’的商，周代的商人可能多是殷商人的后代，这也可备一说”。

　　《明朝经济史之明代经济概述》：从正德嘉(靖)之交开始，至万历中期的70多年，为社会经济形态出现新变化、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商业性农业获得空前大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工商业人口猛增，农业经济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革。自正德末年起，农民大规模四出逃亡的现象已经有了转变。代之而起的是，由东南沿海地区农民首先自发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或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工商业;或就地迁业，弃粮他种，发展商业性农业，大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家庭手工 业和各种加工业。这个新动向表明：经过明中叶以来的长期动荡起伏，社会秩序已渐渐趋向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为：随着人们本末观念的更新，商品意识增强，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部门隐隐约约地闪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曙光;新兴市镇大量涌现，工商业人口大增，城乡市场网络开始形成;随着海禁的解除，民间海上贸 易得到新生。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农业经营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出现富裕农民的规模经营，集约化 程度提高。这种发展势头的到来，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国内大局比较平和，除南倭北虏的骚扰之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使社会经济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南方农、工、商业得以继续稳步发展，湖广、四川等地迎来了新的机遇，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特别是广大北方地区，生产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华北平原的发展更为突出。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北方部分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二是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明朝·经济篇》：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商业税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即3.3%，后来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从总体上看，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最多时是480万两。……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得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而如今更多的还得从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英、德、美等地区去获取相关的经验与教训。不汲取人类所有的成果和经验教训，理想社会是无法建成的。

　　这些经验与教训最关紧要的无非是市场机制对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灾难。在理论界，市场有效论者与市场失败论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基于资本的利益，一圈人支持前者，坚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基于众多平民的利益，一群人支持市场失败论，支持政府干预。但人们很容易陷于偏执，很少注意到市场的两面性——在负反馈机制存在的场合，它能维持经济的均衡，合理配置资源，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有利;在正反馈存在的场合，它破坏经济的均衡，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制造经济灾难，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有害。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失去了现实性，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近乎宗教的狂热。人们不再关注它的真理性，而只关注理论主张关乎自己的利益的一面，成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直接对抗。这种标榜着“理性”旗号的抗争，加剧的却是非理性的经济灾难。

　　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提关于学术与政治分野的主张：学术与政治分野，是兴国强邦所必须。学者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管理者、政治家采用适宜的学术成果，独立决策，直接对决策的后果负责。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势力授意下，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推出的所谓“理论”，不是学术;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而不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学术研究也不该被视为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明确学界与政界、商界的分野，是中国走向盛世的前奏曲，此曲必须奏响。

　　下面的评论属于学术范畴。倾向于从哲学的视角，也就是整体性而不是细则的角度关注市场的两面性及其对它的利用与限制问题。具体政策问题不是讨论的重点。

　　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美)约翰·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第2章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总是会让所有人受益的观点也是极端的。当然，当经济学家使用‘自由市场’这一术语时，他们所指的不是单个店主，而是组织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个系统。就整个经济而言，一共存在三类重要的市场：顾客购买包括丰田皇冠、理发服务乃至夏威夷假期在内各类商品的商品市场，企业以及其他雇主雇用工人的劳动市场，个人以及机构将其富余资金贷出或投资的金融市场。这些市场是各不相同的。经济学家通常模糊化其差异，将计算机程序员和股票指数期货像iPod 或罐装土豆一样处理，把它们都视做满足需求的商品。这种抽象的方法忽略了市场是社会组织的事实，但是它使得经济学家能够专注于它们背后的共同特征，如激励机制、竞争和价格所扮演的角色。基于某些原因，市场体系被证明是稳定的。它们通过使个人、企业以及国家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扩大了经济中的生产能力;通过为投资和创新提供激励，推动生产力和工资不断提高。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市场依靠自身利益而非政府的指令来指导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商业管理人员的决策，它并不需要封建君主或者全知全能的中央计划者来组织这一切。最早将这些观点组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斯密说：‘由于劳动的分工，使各行各业的产量出现大幅度增加，如果这发生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将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

　　市场的积极作用“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事实;但“将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现实是极少数人极端富裕和最下层人民的普遍贫困——所谓的两极分化。

　　这样的事实印证了什么呢?那就是市场机制对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失效所造成的灾难。

　　所谓的“市场机制”，其核心是价格机制。“在斯密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中，竞争在防止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也迫使它们供应消费者希望购买的东西，并削减不受欢迎产品的产量。商品价格向‘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回归，在这个价格水平上，生产者只能承担劳动力、原材料和租金的支出，并获得正常水平的利润。市场体系能使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并将价格与成本联系在一起，就这一点而言它是有效的。同时，它也是自我纠偏的，如果商品出现短缺，价格就会上涨，同时供给增加；如果商品出现过剩，价格就会下跌，同时生产收缩，直到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对这类调整过程的技术称谓是‘负反馈’，而且它在大多数稳定的动态系统里都很常见，如恒温控制加热系统以及人体内的荷尔蒙分泌系统。当一个初始的干扰发生后，价格变动使得抵消调整发生作用，它使市场重新回归平衡。……斯密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很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成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自由市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奇迹：它是一个神奇的、精巧的装置，将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以某种方式转换为对社会有益的结果。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亚当 ·斯密的天才闪光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从买者和卖者自主交易 (简而言之，就是在自由市场中)产生的价格，能够协调数百万人的活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这种方式使得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这在当初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很多人行动所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形成了经济秩序。”稍微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很多斯密的信徒以一种准宗教的狂热来解释他们的观点，并严厉地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这不仅是不明智的，还存在道德错误。

　　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范围应该加以限定，仅限于清除那些阻碍竞争性市场运转的过时法规，如价格控制以及特定行业准入的法律限制。“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触犯公正的司法，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将其产业和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层级的人进行竞争26。”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 “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这是一个法语词汇，意为放任不管。在18 世纪的社会背景下，放任主义涉及强化私有产权、降低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及废除中世纪经济制度的遗产，包括它的封建特权、对劳动者同业工会的限制、政府施加的对特定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地方垄断、对货币借贷者的敌对性态度以及对新生产方法的猜疑。“如果经济免受人为限制的影响，竞争将能确保就业，并确保资源的利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斯密这样写道。(来源：《市场是怎么失败的》)

　　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自由市场推向极端。斯密和他的后继者们也相信，政府有责任保护公众免受金融诈骗和投机性泡沫的侵害，它们在18 世纪和19 世纪的英国都普遍存在。为了防止信贷崩盘的反复出现，斯密主张禁止银行向投机的借款人发放银行券。“毫无疑问，从某种方面说，这些限制可能被视做对天然自由的一种侵犯，”斯密写道，“但是，这种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可能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要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所有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是最民主的政府，抑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制人们建筑隔离墙，以预防火灾蔓延，这也是一种对天然自由的侵犯，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对银行活动的限制如出一辙。”关于金融市场是理性的、自我纠偏的机制的观点，是最近40年的一个发明。在此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与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的观点一致。后者在其1841年出版的《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一书中，麦基将投机性狂热，如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和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南海泡沫，与女巫的布道、千禧年主义者以及其他集体癫狂的事件进行比较。从麦基对金融持有偏见的看法到格林斯潘乐观看法的转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它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看不见的手”理论的误读，因为斯密从来没有打算将它应用于金融领域。

　　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就是负反馈能够起作用。在负反馈不能起作用的场合，所谓的市场机制也就失效，商品价格不但不能向自然价格回归，反而越来越背离自然价格，一路高歌猛进，直至崩溃。最典型的不过于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经济危机反复在这个领域开始爆发。可怕的是人们自身的利益所造成的偏执性，故意把部份场合能够起作用的市场机制夸张成在一切场合都能够起作用。因此人为地制造了经济灾难。

　　市场失效的灾难后果

　　“与负反馈相反的过程是正反馈，它会放大最初的波动。正反馈在引发核爆炸、快速的人口增长以及股票市场泡沫等方面发挥作用。”(《市场是怎么失败的》)在正反馈起作用的场合市场机制失效，某些决策者的私利所造成的偏执性使得他们故意把它视为市场机制照样能够起作用而坚持自由市场的政策，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忽视金融危机的预警信号，坚持政府不干预政策，坚信自由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结果放任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的灾难。

　　历史事实是，在2003～2006年，当住房价格加速上涨时，很多关于房价的担忧不断见诸媒体。这些预警信号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拒绝相信房价下跌。随着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诺萨福特关于全国范围内住房价格单向上涨的观点，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官方认可。2003年4 月，艾伦 ·格林斯潘坚持认为美国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2004年10月，他指出房地产本身不会导致投机，并解释说 “在房子出售后，房子的所有者必须搬走并寻找其他住处”。在2005年6月国会山的听证会上，他承认一些地区存在房地产 “泡沫”，但他排除了全国范围内出现泡沫的可能性，并认为住房市场是区域性的。尽管不能排除一些地区住房价格的下降，格林斯潘总结说：“这些住房价格下跌即便发生，也不会产生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对于青年经济学家拉詹关于政府有必要对华尔街的薪酬机制进行某种程度干预的建议，美联储副主席唐·科恩坚持认为：“以长期的风险为代价获取短期的利润、对客户隐瞒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或使其声誉处于危险之中，这并不符合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高管层的利益。因此，关于需要政府干预薪酬机制的市场失败，我并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来源：《市场是怎么失败的》)

　　约翰·卡西迪指出，自由市场机制经常会失效，市场经常通过价格系统向我们发出错误的信号。例如，一旦泡沫开始产生，自由市场就不再能够理性或有效地分配资源，它通过提供快速且不费力的获利机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不正当的激励，使他们以一种个体理性但集体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市场失败现象普遍存在，包括垄断、博弈论、选美竞赛、隐藏信息、灾难短视、不确定性以及投机泡沫等。

　　市场机制失效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斯密“将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和“确保资源的利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的许诺并没有实现。天涯经济论坛《自由市场主义是如何失败的?》的文章指出：“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事实上全球最富的300人拥有的财富比全球最穷30亿人(几乎相当于地球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不过实际情况其实更加糟糕：全球最富有的200人拥有大约2.7万亿美元的财富，远远多于35亿最穷人口2.2万亿美元的财富总和。还有一个数据更加残酷地说明了世界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将会进一步加剧。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最近20年，1%最富者的收入增加了60%，金融危机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速了他们财富的增加，其中0.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最快’。”

　　有效地利用市场工具

　　有论者指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家高连奎说：“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80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90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前十年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今后十年我们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东施效颦只能葬送中国。他又认为：“任市场造成的危害肯定比干预市场造成的危害要大的多”，“凯恩斯是‘财政干预主义’，佛里德曼是‘货币干预主义’”。然而“中国特色”却是权力干预主义，其败北恐怕要比凯恩斯和佛里德曼更狼狈。如今中国走向何方?中南大学教授孙锡良说：“似乎准备把市场完全交给资本”。这是怎么回事?正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的。

　　凯恩斯主义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为基础，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当代西方经济学派。提出政府干预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可作为经济政策指导的基础，政府的介入可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凯恩斯主要政策主张首先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而市场的缺陷不能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能调节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的只有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量，只有政府对经济积极有效的干预作用才能保证经济的 持续繁荣，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五大功能：宏观经济的制衡功能、 市场竞争的保护功能、整体效益的优化功能、经济结构的协调功能、公平分配的维护功能使现代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成为必然。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主张需求管理政策。不能仅仅靠私人经济力量的自发调节。凯恩斯全面地论述了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萨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经常地表现为不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指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 或 “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并且政府应该试图将资金投入到那些能为国家提高设国产里的生产活动中去，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按照有效需求原理的逻辑结论，政府干预的途径是刺激消费和扩大(私人和政府)投资，对此，凯恩斯提出应扩大政府支出来扩大总需求。通过政府扩大开支来扩张总需求。他指出，“某种程度的全面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他主张通过政府举债的方法来扩大政府的开支，而政府为解救事业所增加的开支应主要用于公共工程项目。(《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

　　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牟取高额利润服务的。它适应资产阶级消除经济危机的迫切心理，因此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予以实施。主要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支规模急速膨胀，赤字财政遂成为这些国家的基本财政政策，国债积累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有的国家则以不同方式把税收、公债、社会福利支出、公共工程投资等财政政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自动稳定器加以广泛运用。(广东财经大学《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概述》)

　　上海证券报《高连奎：凯恩斯从未失败 佛里德曼从未成功》：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挖坑-填坑”，佛里德曼的理论，被称为“直升机撒钱”，但这些都是比喻，都是为了说明道理，而进行的简化，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会去挖坑，也没有任何一个央行行长开着直升机去撒钱。大萧条时，罗斯福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是，修建了几千个飞机场，几万个体育场，这些一直到现在都受益。伯南克实行佛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是购买债券，不会撒钱。凯恩斯主义在美国从来就没失败过，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实践，主要有三大阶段，一个是罗斯福时期，一个战后的艾森豪威尔时期，一个就克林顿时期，这三个实行凯恩斯主义时期都成功了，而且都成功的相当辉煌。罗斯福新政在历史上早已留下美名，不仅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英国、法国，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就没有美国的经济恢复，就不可能在二战时拯救英法，那现在英法可能还是德国殖民地。……在美国历史上凯恩斯主义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被采用，这与美国政治有关，凯恩斯是民主党的政策主张，共和党一般不会采用，那共和党怎么办呢，那就是佛里德曼主义。佛里德曼的核心理论是“单一货币规则”，大家知道，货币政策调整，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利率调节，也就是货币价格调节，一种是货币数量调节，一般的条件存款准备金率。佛里德曼的所谓“单一”其实就是只调节货币数量，不管货币价格。调节货币数量是根据一个固定的公式，而不管现实的经济状况。佛里德曼本身是个反政府主义者，他的初衷也是要紧缩货币的，但是事态不一定按你的初衷发展，美国在套用佛里德曼的货币发行公式时，不仅没有起到紧缩货币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超发货币的作用，因为佛里德曼的货币公式里有个“通胀加数”，结果是货币发的多，通胀越高，下次发行的时候，加上一个高通胀，货币就发的更多了，以此循环，货币越发越多，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惨败，美国的滞涨就是这么来的。滞是因为高利率，涨是因为货币发的太多。等沃尔克上台后，佛里德曼的主张就被废掉了一半，等格林斯潘上台后，“单一货币政策”就彻底被废除了。……只要发生经济危机，肯定是生产过剩，即使现在的经济危机不再直接表现为制造业的生产过剩，而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仍然是生产过剩，比如美国这次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房地产过剩，房地产过剩，房子卖不出去，就想出各种办法，鼓励没有收入的穷人买房，最后穷人还不起贷款，演变成了次贷危机，又扩散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国家债务危机，但从源头上还是生产过剩的问题。……中国搞凯恩斯主义本来成功了，但2010年下半年开始又搞了佛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紧缩货币的结果就是，600多位知名企业家跳楼或跑路，15万家小企业破产，温州、鄂尔多斯、神木三个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全民破产，从2012年又不得不开始稳增长，教训不可谓不惨重，中国应该吸取这次佛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教训。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货币政策的对决，可以称为“凯恩斯大战佛里德曼”，也人指出”“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这里面根本没有哈耶克什么事，当然哈耶克学派也不闲着，也是动作频频，哈耶克在宏观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主张，哈耶克的主张是“私有化”，中国去年抛出的“世行报告”，核心就是国企私有化，这就是哈耶克主义者背后运作的结果，但后来没有得逞，但他们掀起了铁路私有化舆论高潮，却取得了成功，铁道部撤销了，所以哈耶克主义者喊出了“大快人心”的感叹，下一步的主张就是私分铁路，“送给官员”，这能否成行，还有待观察。所以本次对决的结果就是凯恩斯完胜，佛里德曼完败，哈耶克小胜。——不过，高连奎似乎过度张扬了凯恩斯。特别是在中国变了味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不是从未失败，而是失误连连。凯恩斯、佛里德曼和哈耶克五味杂陈，混杂成了中国式怪胎。4万亿投资拉动，超量印制钞票再加上政绩工程浪费、官商勾结腐败和私有化掠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空置房遍地、房地产泡沫空前、经济结构失衡、环境严重污染，结果是喂饱了官僚资本，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空有其名的GDP上去了，国民平均收入却停滞不前，财富又向极少数官绅土豪高度集中，结果还是穷困了百姓。

　　不管论者如何众说纷纭，反正近十年中国的折腾，依然走着老路，以前照搬苏联，后来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模式。目的也令人可疑，似乎不在意人民大众的福祉，而只关心官员的先富起来。因此也就只有人云也云，没人愿意去认真分析市场为何时而有效，时而失效，时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时而制造经济灾难。如此瞎子摸象，永远不知全貌，胡乱“设计”，自然走不出自己的路来。

　　对于市场失败，巴托尔在《剖析市场失败》(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的论文中指出，第一种市场失败是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第二种市场失败是所谓的“公共产品”问题，第三种市场失败是溢出效应或“外部性”。历史经验表明自由市场机制经常会失效的领域，最典型的莫过于行业和渠道垄断、投机性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性泡沫。在这些领域，负反馈不存在，反而出现正反馈，它会放大最初的波动，价格不但不会向“自然价格”回归，反而会一路飙升，制造泡沫，直至泡沫破裂，陷入经济灾难。在“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景下，“看得见的手”就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防止出现经济灾难。完全把资源配置交给自由市场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理论。

　　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中国的经济学者就必须鄙视拍马经济学，抛弃紧跟美国垄断资本跑龙套和拍官僚资本的马屁的伪经济学。转而认真总结一下历史经验，抓住市场何时负反馈起作用，何时正反馈起作用，在每一种市场机制失效的情景下，政府如何有效干预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了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引导中国经济能够有效利用市场这个工具，促使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达到资源的利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富裕的良性结果。

　　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是，如果把资源配置交给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则会被资本所控制。那么，由谁来控制资本呢?到底是华尔街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还是全民所有的资本?这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它决定市场工具最终为谁谋利益的问题。如果人民大众对公有资本的控制问题一直被置之不理，不认真进行改革，建构人民大众控制公有资本，公有资本引导市场的有效机制，而放任资本控制资源配置，那么必定会让华尔街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一统天下，人民大众最终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