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以百姓心为心才能大治

　　以百姓心为心才能大治

　　曾飞

　　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

　　大意是善于治国的领导者永远没有成见，而以百姓的见解来作为自己的见解。完善的见解我就肯定它，不完善的见解我就补益它，这就得到了“善”的真谛了;实在的见解我就听信它，不够实在的见解我就审定它，这就得到了“信”的真谛了。好的领导者处世，危惧不安，为天下而浑浊其心。百姓都把视线集中在领导者的身上，但领导者都闭塞之。

　　老子认为一切精微的道理都来自无名之朴(朴，未经加工的原木，比喻事物的原本状态和固有规律性;无名，未经人的意识加工的原本状态)。百姓的见解符合这个原则的，则信从之，作为间接的知识增益的来源;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则审定从之，直接从无名之朴那里求得印证。正因为如此，圣人不盲目自信，对待知识诚惶诚恐，不敢自以为是。百姓如果迷信领导者，误把领导者的话当为真理来顶礼膜拜，这样就会误事，所以领导者必须阻塞这样的视听，破除这样的迷信。

　　老子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

　　大意是令我耿耿然有知有觉，走在大道上，唯有邪路歧途最可畏惧。大道很是平坦，而人们偏爱走捷径。官府很是整洁华丽，田野却很荒芜，仓库很空虚，当权者却服饰华丽，带着利剑，美食至厌，财物过剩，这是说当权者盗窃民众的财物用以奢侈行事叫做“盗夸”。盗夸是不符合道的啊!(不符合道当然会失败的。)

　　老子以行于大道喻依道行事，以邪路歧途喻不依道行事而自作聪明走捷径歪路。因而强烈反对当权者穷奢极欲，美宫殿，好美食而贪财色，认定那是违背道的邪路。

　　老子还认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大意是执政者用正来治理国家，用奇来用兵，用不妄自生事来取得天下。我为什么知道事理是这样的呢?因为天底下的忌讳越多，百姓就越贫困;臣民的权术、权谋越多，国家就越昏乱;臣民的狡智越多，邪恶之事就越滋生;法令越是昭彰，盗贼就越出越多。所以圣人说：“我做到无为(无为指不违背事物的规律性妄自生事)，百姓就会自己依照规律发展;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己端正;我不妄自生事，百姓就自己富足;我无妄作的欲望，百姓就自己复归于本性。”

　　《老子》四十五章说过：“清静可以为天下正”。本章之所谓“正”，就是“清静”。静即归根，复归到无名之朴。也就是遵循道的行为，称为“正”。以正治国也就是遵循道——事物的规律性来治理国家。兵可以用奇谋和出奇的军事行动来获胜，治国就不可能用权谋甚至权术来制胜。领导者单纯使用智谋来治理，臣民就会争相仿效，非大乱不可。单纯突出法律刑罚的作用，在刑罚够不着的地方，犯科多起。于是罪犯越来越多。在典型的偏用法治国家，譬如秦国，以至现今的美国，罪犯的的数量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因此只有国家领导人不自作聪明，不自己乱拿主意来进行治理，让自己的行为端正，符合事物的规律性，这样才能有效治理国家。所谓端正，就是一切行为都遵循道，绝不自己滋事。所谓的“利器”，三十六章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特指治国的锐利工具，也就是“想要夺取它，必须故意给予它”之类的政治权谋。如果政治权谋国民普遍使用，而不以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喧宾夺主，使社会陷入权谋混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国家必然衰败。唯有国家领导者行为端正，一切尊道行事，民众才能不受干扰地回归本性，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老子数千年前揭示的治国安邦之规律，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人们，特别是执政者不能忽视之。如果执政者深喑此道，人们也就无需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