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如今中国谁在“共同富裕”，谁在“共同贫困”？

如今中国谁在“共同富裕”，谁在“共同贫困”？

曾飞

　　一提起“共同富裕”，网友的感慨良多。

　　网友“温巴乔夫”说：“共同富裕最终就是大家玩完！——FUCK OFF（滚开）。给共同富裕扣上绝对平均的帽子在(再)加以攻击，正是郑（必坚）这类小丑的偷梁换柱的技俩。　　

　　网友“妖言”说：“本来就是王国之道（王道？）的想法，都推行几十年了，结果怎么样？富裕的人是有了，社会却越来越不公平了。”

　　网友“觉中”说：走什么道？走共同富裕的道才是正道，走我暴富你暴穷的道就是邪道！

　　网友fwgg说：“搞些理论有何用，看看老百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知道了！”

　　网友luoshangsi说：一个GDP每年以8%以上速度增长的国度，一个财政收入每年以12%以上速度增长的政府，官员的财产自然与时俱进，但是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财产增长速度肯定远低于这个速度，敢问，这些增长的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按：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步伐仍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2001年至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9.7%。）

　　网友luoshangsi之言一语中的，老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速，那么这些增长的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

　　这谁都明白，那些增长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静悄悄地落到无良官员及其团伙的口袋里去了，落到与他们内外勾结的国际垄断资本口袋里去了。

　　先前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这一点。如今又添新案例。

　　2012年11月13日《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等文章披露：“惊天大案暴露了百姓贫困根源和临头国难。据《财经》杂志报道，就在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充满希望之际，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光健的一封举报信如同青天霹雳砸向全国13亿人民：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完成了国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二步：把集体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电力行业国企改制的一般规律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把国有资产变成职工集体资产;第二步是再把集体资产变成私人资产;第三步就是把国内资产变成外国资产，彻底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制度约束，实现“蛹化蝶”的全部过程。虽然大家都在这样干，都在玩抢劫国有资产的游戏，但是鲁能却玩的太大玩的太急了，如此天文数字的惊天黑幕把整个中国都惊呆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额国有资产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购者是谁?一个新的中国首富诞生了，整个中国却不知道这个首富是谁?不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鲁能集团处级干部，全国各地属下几十个总裁都不知道，目前站在前面的是一个36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背后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背后干脆就是内蒙大草原几个放羊的，放羊的背后是谁，谁都不知道，估计这几个放羊的自己也不知道，其身份之神秘恐怕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难以做到。媒体报道中只是忽明忽暗闪现着一个人影：现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原山东电力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振亚，只是这个副部级的总经理和那几个放羊的之间有没有关系，媒体并没有解释。……”

　　于是中国谁在共同富裕，谁在共同贫困的答案也就一目了然了，一些无良官员及其团伙利用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空手套白狼，鲸吞了巨额的国民财富。他们凭此等强盗般的手段实现了“共同富裕”，从而被他们窃取了大半之后剩下的国民财富也就只能是全球的低水平，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公平”分配这些国民财富，至多也就只能是“共同贫困”而已。这和平均主义有何干系？这和“国企垄断工资”高于私企的工资的“不公平”又有何干系？当然，如此把贫富悬殊的责任推给国企是“良性循环”：神秘官员和他们背后神秘的资本私有化国企鲸吞鲁能集团738亿国有资产符合“道义”；压低国企工资，以维持神秘官员和他们背后神秘的资本私有化之后企业的超低工资残酷盘剥符合“道义”。这就是强盗们的逻辑。

　　而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国民财富的掠夺则是静悄悄的，而且无所不在。仅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一项，单单从2005年到2009年短短的四年间，人民币从8.3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6.83元兑换1美元，升值21.5％，换言之，美元贬值21.5％。仅此一招，就使中国近2800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来源：2009年05月20日产权导刊《美国利用美元霸主地位盘剥世界人民》）

　　无良官员和美国垄断资本何以能如此无所忌惮地私吞中国的国民财富呢？因为中国高官的权力不受民众监督。天朝官官相护也成“天理”：“你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

　　在此情势之下，笔者斗胆说一句赞赏的话：党员高官俞正声是条好汉！敢担当！

　　2012年11月10日新京报《俞正声：若中央决定 愿意公开财产》报道：俞正声说，这个制度还不够，上海市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对于是否会带头公开财产的问题，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作为官员，怎样管好家里人、管好身边人？对此俞正声说，自己夫人已经退休，没有任何职务或兼职。孩子是自己谋自己的职业。

　　俞正声只是说说而已吗？可能不是，据说他已经开始做了。据2010年03月08日解放日报《俞正声：我的财产早就申报了 可以去中纪委查查》的报道：有记者向俞正声提问，“中央要求高级领导干部申报财产，你个人申报了没有？”俞正声笑着回答说，“我的财产早就申报了。这次，中央是扩大申报范围，要求申报住房、配偶子女工作等情况。我们按照规定每年如实申报。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去中纪委查查。”但愿俞正声表里如一，真正继承周恩来、朱镕基、吴仪等等老一辈党员干部的一身正气；但愿新一届领导高层都能如此，为人民而当敢于担当。似此中国民众辛勤创造的巨额财富才可能由全体民众来公平合理地分享。但愿新一届领导集体有此胆略，则民族甚幸！

　　另外，所谓“共同富裕”，首倡者是邓小平同志。他的名言是：“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他的设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容易，特别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鲸吞国有财富，立马富了起来。可是这些富官贪心不足蛇吞象，巴不得让穷人更穷一些，好让自己富上加富，哪里肯先富带后富？于是此路没能走通，邓小平晚年对此很是懊恼。

　　由此，网友刘瑞评论说：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幻想，没有真正的共同富裕，希腊在这方面做得很典型，在未来的50后，中国还继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会阻塞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发展分工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人惰性的产生，差异化的缩短，让人们生活的动力受到严重阻碍，所以，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转型要倡导缩短贫富差距，但是不代表不保留差距，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社会！

　　网友“专业指导论文”评论说：听起来这句话（指“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很欠扁，但话糙理不糙，共同富裕最终就是大家玩完，欧洲的福利社会已经是撑不下去了。以中国的人多资源少，走这条路，大家玩完的更快。合理的社会，是应该给大家更好的发展空间能够多劳多得。只想书生气的谈些理想化的事情，那大家都很容易。

　　网友“阿巴拉古”评论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举共同富裕的招牌，人们的生活永远也不能都是一样的好，反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享受幸福生活才是共产党的主张，必须严惩贪污腐败致富，损公肥私致富，垄断致富、欺诈致富等不法致富。‘双轨制’、‘让一部分人’，那不是共产党。至少不是真共产党，就像郑必坚那样的共产党。

　　总之，“共同富裕”的愿望是好的，不“共同富裕”最终也是行不通的。但这样的笼统提法确实有点理想化，现实性有些欠缺。因而与其含糊其辞地说“共同富裕”，还不如直说“全体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也就是“资源合理分配，财富合理分配”更加现实可行。否则，像希腊那样依靠社会福利来减少贫富悬殊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过度依靠加税来满足高福利的需要，豪富可以避税，中下层负担必然过重，结果是就业不如失业，人们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国家最终会因此而走向破产。相反，放任贫富差距扩大，希望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又不用福利来缓解贫富悬殊，则极少数富豪的消费需求有限，中下层无力消费，社会需求必然凋零，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即是如此。用国家和民众的债务来拉动需求缓解危机，结果积累成更大的危机。这是不“共同富裕”导致的经济癌症，无可救药。

　　所谓资源合理分配，是指财富的来源，其一自然资源，其二劳动，缺一不可，让某些人依靠特权独占自然资源，诸如掠夺农民的耕地建摩天大楼，霸占矿场或旅游资源发横财，这就是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由此必然产生严重的贫富悬殊，妨害全体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像杭州那样的旅游资源开放，大家共享而创造更多的财富，那是正道；像海南那样，有权势的人霸占海滩牟取暴利，造成无序发展，那是歪道。在市场机制（无形的手）中，歪道主要还有垄断、暴利、投机、欺诈。在充分竞争中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获取合理利润，而利润（积累成资本）主要用来继续发展经济，而不是奢侈消费，这样来发展经济才是正道。有些事关经济的要害部门需要国家垄断，譬如金融和石油等，但国家垄断不等于国企垄断，依然需要国企之间的竞争来防止垄断的危害。因此政府不该直接经营产业（如铁路）和国企，国企（公企）应当组织成诺干大集团，市场化经营，公企私企充分竞争，官员不该插手。这样公企掌握最主要的资源和公共资本，保障民众的劳动权，防止私人资本过度盘剥，并维系市场正常价格，经济健康运行，这样才能维护民众分享社会财富的公平性。而用于个人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资源，如土地、水资源、海域，包括居民住房用地等，则政府不应收取补偿费用，而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用以大规模经营的企业或个人，譬如商业用地、工业用水、旅游美景等则必须对相应的社会机会成本作出补偿，政府应当收取补偿金。正道促进民众分享社会财富的公平性，使大众富裕；歪道则破坏民众分享社会财富的公平性，制造两极分化，这必须用有形的手来加以制止。而有形的手能否加以制止，关键在于这只手的公正性，一切为了牟取暴利的腐败的权力让这只手不但失去应有的作用，而且毒化市场，导致社会更加紊乱。诸如，潘德孚医师说：“现在的医学，可以叫做市场医学。市场医学究其实，是个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结合起来，岂不就成了怪物？！”（来源：《反思现代医学病理学》第六章）市场医学让无良官员和无耻药商等勾结起来，用平民的病痛和死亡来谋取私利，制造贫困。还有，不良官员与房地产奸商勾结在一起，土地价格超高，各种费用超高，银行房贷利率超高，房价超高，一帮有权有势者勾结起来制造无数房奴，长期、大量、惨无人道地盘剥平民百姓，制造贫困。另外，无良官员与无耻商家互相勾结，对他们所霸占的资源譬如稀土金属矿产和湖泊水域资源等采取掠夺式的开发，因此浪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生态，甚至破坏社会的和谐，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制造贫困。由此，要解除民众的贫困，不能只在财富分配方面下功夫，而不在资源分配上下工夫。

　　所谓财富合理分配，是指财富在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比例上应当合理，劳动的收入必须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样才能保证民众分享社会财富的公平性。据有关专家的研究，目前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而在OECD的国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部分都在60%以上，高时达到90%。美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70%左右。（来源：2010-01-07财经看点《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例偏低：合理还是不合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比例关系到民众生活水平，民众的购买力与生产的再投入的关系。资本收益过高，生产扩大过快，而劳动收益太少，内需疲软，结果发展失调，产能过剩，只能依靠出口来维持生产的继续发展，而如今全球需求疲软，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陷入不可持续的泥潭。生产不可持续发展，民众也就更难脱离贫困。那么，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究竟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最好呢？这也是一个优选问题。可以用华罗庚0.618法用最少的实验次数找到最佳答案。其二，按劳分配意味着不是平均分配，不是刘少奇的一平二调，吃大锅饭，穷过渡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按照劳动者的能力与劳动质量来分配报酬。那么报酬的差距是必要的。但是，差距过大了造成不公平感，影响劳动积极性；差距过小了伤害了有能力的劳动者，也影响劳动积极性，这对经济发展和民众分享社会财富都不利。究竟劳动报酬的差距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最好呢？这还是一个优选问题。同样也可以用华罗庚0.618法用最少的实验次数找到最佳答案。另外，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还可以利用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的辅助手段来弥补，但必须适度，过度了危害也很大。

　　总之是，解决了“权力在民众监督下公正运行”的问题，“资源合理分配，财富合理分配”才现实可行；解决了“资源合理分配，财富合理分配”的问题，“全体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才现实可行；解决了“全体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的问题，“共同富裕”才现实可行。所谓“科学发展”也才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之中，中国的经济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民众的普遍富裕才具有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