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14日新华网报道说：“温家宝：今年将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收入分配改革再成热点。
中华工商时报《收入分配改革核心是缩短贫富差距》指出：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必须认准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原因被扭曲了，收入分配改革就必定一事无成，甚至会成为一场蒙人的骗局。
对此，我们不妨先听听网友的说法。
2011年11月25日《百度知道》网友王韩提问：“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满意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错误，百分之五的人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财富。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领一部分人富起来。建国之初，党内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争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马列主义说‘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少奇和小平一派则认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所以……”
少奇、小平的精英养活劳动者的“伟大思想”，与美国布热津斯基、比尔·盖茨之流的精英养活垃圾人口的“理论”惊人地一致。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已经严重过剩，人类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人口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用“高技术”手段消灭80%的多余人口。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依此“理论”，贫富差距天公地道，根本用不着缩短。但这太过露骨，恐怕导致“垃圾人口”——劳动者的剧烈反抗。于是才有了一本正经地高谈“收入分配改革核缩短贫富差距”的必要。
然而，在中国，富豪依靠权势占有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劳动者日益沦为依靠出卖劳动和身体苟活的弱势群体，由此有权有势者以财生财，必然日益富裕，无权无势者甚至劳动的权利都要依靠别人恩赐，因而必日益穷困。两极分化成为必然趋势。不改变这种不正义的财富占有体制，贫富差距就不可能缩小。
请看事实：2011年08月14日新加坡联合晚报(杭州讯)中国贪官涉案款数再破纪录!今年6月底被当局双规拘查的浙江省药监局前局长黄萌，被爆涉贪贿总数达2亿人民币，家中藏现金5000万元，并拥有84套房产，其贪贿数额，超过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创中国被查处贪官新纪录。……51岁的黄萌，浙江大学毕业后，回原籍安吉县工作，从县计经委一路高升，5年就成为湖州市计经委副主任，37岁出任湖州市副市长，42岁官至湖州市长，2007年调任浙江药监局长，级别未变，但却是失势信号。据悉，黄萌涉贪主要是在湖州任职期间，当地有人早在10年前就开始举报他，但因其后台强硬，一直撼之不动。2009年5月2日，湖州副市长倪玲妹在家中坠楼身亡，据说也与黄萌有关系。还有，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查。此次案件牵涉十多人，5人来自李启红家族，包括李启红夫妇，李的一个弟弟、弟媳和妹妹。李启红的家族，有多人从事房地产业并雄踞一方，这在中山市已是公开的秘密，知情人称其家族资产保守估计有20亿。(《民主与法制时报》)
难道这样的富豪也是垄断高工资所造就的吗?造就这样的富豪只可能是无约束的权力。市长李启红“倒霉”了才落马。局长黄萌“因其后台强硬，一直撼之不动。”一旦“失势”，他才荣升“中国第一贪官”。而那些经济实力远远超越他的“清官”及其帮凶们实在太“委屈”了。
再看：2012年03月12日东北新闻网《揭秘中国最低调十大美女富豪》：杨澜，中国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民营媒体企业之一，现持有11家亚洲地区媒体类企业公司之股份。
百科名片杨澜：国内著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在国内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电视台担任电视栏目主持，以极具亲和力的主持风格倍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曾主持《正大综艺》，现任《杨澜访谈录》等电视栏目的主持人;曾被评选为“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中国妇女》时代人物。……
安普若经典文章Blog汇集，帮助杨澜一夜暴富的男人：高振顺，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友利电讯”“天地数码”的董事局主席，是香港资本市场有名的“壳买卖高手!”与杨澜夫妇联手通过买壳上市的方式控股了香港上市公司“良记”， 此后，注入有线网络概念，更名为“阳光文化”， 至此，杨澜夫妇等人聚富敛财的疯狂路线就开始了!
2001年04月02日青年报《杨澜：我不是一夜暴富》披露：作为申奥形象大使，今年2月24日，面对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杨澜做的《奥林匹克主义与文化》的陈述报告得到了评估团成员的称赞。在随后对评估团的联同考察中，评估团成员对杨澜说：“你可真是中国的明星人物啊。”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Asiaweek)分别从中国的商界、政界、体育界等评选出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未来发展最具影响力的12人，杨澜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一切，让人感觉杨澜的身上肩负着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而她在关键时刻总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很多人至今对杨澜的记忆仍然是那个说话节奏很快的主持人，很少有人把她和“商人”联系起来。人们也许更多地把她掌舵阳光卫视看作是阳光文化的形象大使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板。然而日前，在《三联生活周刊》中，中国官方首次就我国十省市高收入人士做出调查。杨澜和吴征以6400万美元的资产名列第三。由此，不得不让人承认杨澜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老实说，我没有那种老板情结，只是一直追求能够长期发展。当初做主持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慌感。主持人这个行当有某种吃青春饭的特征，我不想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选择‘从商’。(点评：国家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的公权力遇到了资本，于是结盟暴富没商量。这就是“公平正义”。即使不认为国家电视台拥有公权力，“竞业禁止”的规则也禁止这样发财。竞业禁止，又称为竞业回避、竞业避让，是用人单位对员工采取的以保护其商业秘密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措施，是根据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劳动关系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限制并禁止员工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同时兼职于业务竞争单位，限制并禁止员工在离职后从事与本单位竞争的业务，包括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其他业务单位任职，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兼职或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
女富豪杨澜与打工仔的贫富差距绝不是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垄断高工资”所造成的。而是持有中央台著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公权力与资本联姻的结果。可见，造成贫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是占有资本和土地矿藏等资源的多寡，而在中国占有资本和土地矿藏等资源的多寡主要由权力因素所决定。第二位的原因才是分配的不公，然而分配不公主要依然是由占有资本和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不公所导致的。欧洲国家以社会福利和高额所得税来补救这种不公所导致的差距，实践上也确实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鉴。但不能不警惕的是物极必反，特别是在资本权力的压迫之下，最终将导致高福利国家的破产。
2010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西蒙?库柏《福利国家破产了?》的文章指出：
In the welfare state’s heyday, between around 1965 and 1990 in continental Europe, it didn’t just give poor people dignity. It also helped people like my landlady’s boyfriend live lives that weren’t dictated by money. Now the demolition of Europe’s welfare states is stamping out the last remaining slow lives. In future almost every European will have to view life as a career.【译文】1965年至1990年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还帮助像我房东男友这样的人过着不受金钱控制的生活。如今，欧洲福利国家的坍塌正在毁灭最后仅存的慢节奏生活。未来，几乎所有欧洲人都不得不将生活视为一项职业。
If you had to locate the welfare state’s zenith, it would probably be the Netherlands circa 1976. That was the year I moved to the country. Few Dutch people then worked very hard, because most of what they earned went straight to the taxman. That was true i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at the time.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struggle to understand a subgenre of British pop of the 1960s and 1970s: songs against the tax authorities. Here are The Kinks in 1966:The taxman’s taken all my dough, And left me in this stately home,Lazing on a sunny afternoon.Life then was more about sunny afternoons.【译文】如果必须指出福利国家的巅峰时期，那可能是1976年前后的荷兰。我正是在那一年搬到这个国家的。那时，没有多少荷兰人会非常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直接流入了收税员手中。当时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如此。未来几代人将很难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流行音乐的一个分支：反对税收当局的歌曲。1966年奇想乐队(The Kinks)有首歌是这么唱的：收税员夺走了我所有的钱，剩下我留在这座豪宅里，懒洋洋地享受着阳光午后，那时生活更多的是阳光午后。
然而，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如何被扭曲了的呢?请看：
[北京晨报]中国新闻社记者：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多年来强劲增长，但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您在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请问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更多的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限制国企高管收入，增加中等收入比重。温总理特别解释了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将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
【点评】合法的“居民的收入”至少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即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了，“居民”富豪杨澜与“居民”穷打工仔的贫富差距依旧。“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何况在政府滥印钞票导致人民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实际的“最低工资”也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降低。这是在“稳定”中国高度贫富差距的现状，而不是在减少贫富差距。
第二，调节收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也要增加中等收入的比重。
【点评】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应当与国际企业处在同一水平上，否则就不能吸引企业经营人才。随意减少企业高管的工资收入将断送“国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即使“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大幅度降低了，即使“限制高收入者”特别是高官的工资等收入，他们的其他“2亿元和84套房产”、“20亿的家族财产”的巨额财富还是依旧，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工资收入，甚至可以不要，因而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是依旧。至少李启红市长、黄萌局长之类的高官以及更多更大的隐形的高官富豪、富豪杨澜和打工仔(包括国企的“垄断”打工仔)、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继续加大。残酷的现实依旧是：“黄萌局长”之流拥有“XX套房产”，打工仔(包括国企的“垄断”打工仔)不得不“裸婚”，以免因为“刚需”而沦为一世房奴。兼营房地产的李启红市长之流与失地农民依旧是一个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一个风餐露宿、衣食无着，他们之间的差距依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仅仅“限制高收入者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而不触动权力换金钱的现存体制，就根本改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点评】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家住常熟市石屋小区25幢103室的赵崇沪说，母亲已92岁高龄，接到居委会送来的《第四年龄段征地保养人员医疗保障政策告知书》，发现竟然和70周岁的妇女一样须缴8000元，顿觉政策设计存在明显不合理。赵崇沪说，70周岁的老年人再活20年，在今天医疗技术水平较高的时代，可能不成问题，但对于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不要说再活20年，即使再活10年也非易事。补缴8000元，个人账户医保金每年有800元，参保费需要10年时间才能返还。对于尚能再活20年的老人来说，是合算的，但对于80周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只要不能活满10年，则少活几年的费用就算是作“贡献”了。“个人账户医保金每年有800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笔者有一次鼻子不小心碰伤出血了，到医疗改革后的新“中医院”去止血，一次收费1050元，这已经超过了农民一年的医保年费;第二次修补手术需住院，费用在3000元以上，则不是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所能承受的。如果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耗资4.8亿元，内部配置国际顶级进口设备，只有副厅(局)级以上官员才能入住的奢华医疗保障设施比较，就有天壤之别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许就是这个概念：天壤之别的贫富差距，这算什么玩意儿?
第四，保护合法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
【点评】当今倡导“依法反腐”，反腐不得越轨。黄萌局长“失势”，所以他的两亿收入从合法变成非法，被依法取缔了。而在前十年里黄萌局长的“合法收入”受到保护，尽管早就有人检举。还有无数隐形的“黄萌局长”至今依然得势，他们可能拥有百亿以上的收入、无数的房产和数不清的女人(他们把女人也当财产)，那当然依法受到保护，因为那是“合法收入”。而只要女富豪杨澜不违法经营而被依法判定有罪，女富豪杨澜与打工仔的贫富差也就理所当然被依法保护，因为那真是合法收入。然而这是在依法“稳定”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贫富差距。
他(温总理)进一步阐述了收入分配的三个关键要点：
首先是要为所有的人创造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均等条件，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
【点评】2012年09月24日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昨天中午，一名衣着“清凉”的年轻女子高举广告牌出现在江汉路步行街，声称要“出租自己”……很明白，如今的中国社会在创造了如此“均等条件”之下，让武汉出租自己的美女与中央台名主持人杨澜的创业“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让在深圳4千元叫卖肾脏换路费的陕西打工仔和兼营房地产的女市长李启红之流的创业“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这何等壮观!笔者由此哽咽而无法评论……
其次，要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
【点评】呜呼!在深圳4千元叫卖肾脏换路费的陕西打工仔，武汉举牌“出租”自己的美女，无数次上访无门的失地农民，谁关心这些“弱势群体”啦?倒是“熊”哥们这群“弱势群体”举国关心，主流媒体高声鼓噪……
第三，要重视财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
【点评】重视财政，已经够重视了!2011年08月01日大众日报《贾康：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以更好解决公平问题》称：“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再创新高，财政支出继续加大。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6875.82亿元，同比增长31.2%，这一增长数据引发了人们关于财政收入增长是否太快、是否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形成更大压力的揣测。……贾康认为，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以更好地解决公平问题。未来将通过加大诸如资源税改革等方式提高财力，现有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没有时间表。”原来如此!那些被退休金亏空吓到了的退休老人，那些害怕因此延迟退休年龄的老工人们可以安心了吧?别太乐观，专家正在建议63岁退休呢!股市没钱了，退休金强制入市。吓死人了!很难相信“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以更好解决公平”的鬼话。可以看到的现实倒是财政有钱了，全国摩天高楼林立，政府政绩工程加码。2012年7月，Emporis地产数据库发布了一份世界在建十大最高摩天大楼排行榜，这些摩天大楼的平均高度约567米，其中5座在中国。……如果算上长沙的“天空城市”，那上述高楼的世界排名又要下降一位。……“天空城市”，建成后比迪拜塔还高10米，可号称世界第一高楼。还有，网友“蓝色阿威”爆料称，辽宁抚顺花了上亿元盖了个“大铁圈子”做景观建筑，有网友将此与苏州的“秋裤楼”归为“特色”建筑。据了解，该建筑名叫“生命之环”，是一座巨型环形城市景观建筑，坐落于辽宁抚顺市沈抚新城。“生命之环”的平均直径高达157米，相当于50层楼高，当地官方招投标信息显示，“生命之环”计划投资金额总计过亿元。(9月13日新浪网)……据了解，“秋裤门”总用钢量超过12.5万吨，而这些用钢量可建造8艘瓦良格号航空母舰。而抚顺的“生命之环”整个建筑所用钢材达3000吨，具体能造多少飞机大炮笔者不得而知，但倘若能把这些钱财用在改善民生上该多好。湖北麻城的孩子还没有课桌，每天扛着家里吃饭的旧桌子上课;云南受灾地区的百姓还住在帐篷里，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一位老爷爷步履蹒跚的背着病重死去的孙子，往震后的家乡走去，要是当地能有基本的医疗设施配备该多好，他可怜的孙子就不会死……而这些干部队伍里的“吸血鬼”却将救命钱用在了这些不值一文的“废物”身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让百姓们苦不堪言。——财政有了钱，政绩工程立马上，贪官笑开颜!这就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官僚共同富裕吧?这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让官僚收入更容易?
总之，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必须承认劳动创造(包括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财富，而不是所谓的“精英”创造财富。资本和土地等资源也能够产生财富，但资本本身就是积累的劳动，土地等资源也必需渗入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因此，生产资料，资本和土地公共所有(不是官僚所有的所谓“国有企业”，而是全民所有的“公有企业”)为主的体制是贫富不过度悬殊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劳动的收入和资本的收益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平衡，分配的公平合理才有经济基础。不断把罪责归之于“国企”，企图找到消灭公有企业的借口，用心相当歹毒。缩短贫富差距，不是把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国企员工拉回血汗工厂的低水平，而是把所有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提高到好的公企的水平上。根据劳动的差异而产生的收入合理的差异是必须的，这不可能造成天壤之别的贫富悬殊。唯有不劳而获，以权力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才会造成惊人的贫富悬殊。不能把“国企”中个别人违规滥发福利的错误说成是“国企”垄断拉高两极分化，当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这是在混淆视听，为官僚大面积的腐败以权力生财造成两极分化的元凶打掩护。分配制度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教授等科技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收入高一些，合理合法;让市长李启红、局长黄萌之流及其帮凶凭权力掠夺，无法无天。民间资本为社会创造价值，只要不是丧尽天良的非法暴利，资本的合理回报在现阶段也是合理的。把资本的回报用来发展生产，与用来个人奢侈是不同性质的现象，应区别对待。前者应当鼓励，后者应当用高额所得税来加以限制。企业劳动报酬不只是定期提高工资数额，更重要的是在人民币贬值的环境之下，要确保实际工资水平的水涨船高，而不是名义工资的提高(实际上反而降低了)。企业员工的工资应当有合理的分布曲线，不许可高度集中在高管手中。“国企”经营者的报酬不仅要与盈利水平挂钩，还应当与利民原则的贯彻挂钩，与企业员工工资分布曲线的的合理性挂钩，这才是合理的激励。当前“国企”的问题出在官僚插手，把国企官僚化(如石化)或官僚直接经营国有资产(如高铁)所造成的腐败而加剧两极分化。因而“国企”必须改为“公企”，企业化经营，不允许官僚插手，不许官僚转任企业的领导人而吃空公有财产。同时，必须尽快制定两个重要的法律：反暴利法和高层公务人员公布财产法。并立即清除所有的裸官，禁止投资移民。不杜绝这些制造两极分化的真正诱因，贫富悬殊问题就无法解决，所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难有实效，容易成为官僚暴富继续扩大两极分化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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