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被告人已经上诉,最终裁判结论以二审法院生效文书为准。
景树仁案这几天持续引发关注。他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案情猎奇,而在于它触碰了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建设当中一组核心关系:群众诉求表达权、网络治理边界、刑法的兜底定位。
一名底层务工人员,全程没有收受任何报酬,仅转发农民工讨薪求助信息;案件从最初涉黑骨干的定性,到审查起诉阶段剥离恶势力集团指控,最终仅以寻衅滋事罪个罪起诉、一审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这一降格过程本身,已经说明本案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存在重大争议,也向整个司法体系抛出严肃命题:基础债权真实、行为人无牟利目的、仅出于帮扶诉求转发的维权信息,是否具备刑事处罚的可罚性?
依法治国的根基,是罪刑法定、主客观相统一、比例原则。
刑法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同时满足法益侵害、主观故意、危害后果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依据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网络散布信息构成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而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一审裁判逻辑,是认定景树仁明知同案人员发布内容存在不实、不当关联,未尽核实义务持续转发,进而认定其构成犯罪。但本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基础事实:案涉多起纠纷的欠薪、欠款本源事实真实,并非凭空捏造;景树仁未参与谈判、施压、索要财物,没有获取任何经济利益,其行为动因是帮扶底层劳动者维权。
在刑法体系内,必须区分“核心事实虚假”与“局部表述失实”。
最高检的司法指引明确,刑法意义上的虚假信息,指向核心事实的虚构;仅存在评价性措辞过激、事实关联不当、细节表述偏差,属于表达瑕疵,原则上不能直接等同于司法解释所指“编造的虚假信息”。
更进一步,寻衅滋事罪属于故意犯罪,入罪以主观上明知信息虚假、具有起哄闹事、扰乱秩序的故意为前提。单纯疏于核实、轻信他人表述,属于过失层面的疏漏,过失不能成立本罪。
刑法是保障法、最后手段,谦抑性原则的核心要义,就是凡民事调解、劳动监察、信访处置、平台治理、治安处罚能够规制的行为,刑法应当保持克制,不得越过前置法直接介入纠纷。
最高法、最高检反复强调,要坚决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民间纠纷、劳资纠纷,避免犯罪圈不当扩张,这是统一的司法政策导向。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价值统一的立场审视,法治的价值不是单向管控秩序,而是秩序与权利的平衡。
国家持续部署根治欠薪专项行动,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作为民生底线,本质上就是以制度守护公平正义。
法律不鼓励借炒作裹挟舆论、编造信息施压,但是,法律同样不能否定公民善意帮扶弱者、传递合理诉求的正当价值。友善、公正,既要求每一个公民发声守法,也要求司法裁判守住权利的边界。
把无获利、诉求基础真实的转发行为归入刑事追责范围,会在社会层面形成明确的反向指引:普通人将不敢转发弱势群体的求助,劳动者本就有限的诉求表达渠道进一步收窄。
这与社会主义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相悖。
价值导向不是脱离法律的情理偏好,而是内嵌于司法裁判的标尺:一份经得起检验的判决,既要惩戒借维权之名造谣牟利、扰乱秩序的不法分子,也要避免挫伤社会善意,压缩正当监督的空间。
放到国家治理、中央顶层治理框架之下,本案的标尺意义更加突出。国家推进诉源治理、矛盾前端化解,目标是构建多元分层的矛盾化解体系,而不是把所有社会矛盾都推向刑事程序。
中央反复提出,健全劳动仲裁、调解、信访、行政处置的全链条维权通道,目的就是让群众的合理诉求有制度化出口。
网络表达,是群众监督基层治理、倒逼欠薪问题处置的补充渠道,它应当被规范,而不是被简单封堵。治理的逻辑应当分层: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刻意编造事实、捆绑机关、敲诈施压、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对于纠纷本源真实、行为人无牟利动机、仅存在表达瑕疵、危害程度轻微的行为,优先适用行政、民事手段纠偏、引导、教育。
刑事司法一旦在这类案件上边界失当,会产生超出个案的治理成本。一方面,会稀释寻衅滋事罪本来的打击目标,模糊“滋事扰乱秩序”和“帮助维权发声”的界限,弱化罪名本身的精准性;另一方面,会削弱诉源治理的制度效能——如果常规维权渠道失灵之后,群众连求助信息的善意转发都要承担刑责,矛盾不会消失,只会转入地下,反而增加治理风险。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追求的是良法善治,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分层治理、分类处置,而不是刑罚手段的泛化使用。
由此,本案的核心判断标准,始终要回归法律本身:是否满足犯罪构成要件、是否达到刑罚必需的危害程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二审的价值,就是通过对证据、主观明知、信息性质、危害后果的实质性审查,守住罪刑法定的底线,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作出法理、情理、治理导向统一的裁判。
法治的公信力,恰恰体现在这种疑难边界案件的尺度拿捏上。
打击犯罪,是为了维护秩序、保障权利;克制刑罚,同样是为了守护公民表达空间、保障弱势群体的救济渠道。刑法不能缺位,同样不能越位。
景树仁案的价值,早已超越一个人的命运。它是一次公开的法治测试:我们的刑法,是用来惩治恶意滋事、造谣牟利的乱象,还是用来约束普通人善意的求助转发?这道考题的答案,将影响全社会对法治的预期,影响基层治理、劳资维权、网络监督整个体系的运行逻辑。
司法的使命,就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给出一份能够经得起法律、社会、历史检验的回答。(作者:法度Law)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