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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目的,还是手段?——金融为谁服务:金融的分野

2026-11-18 17:42:4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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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摘要
  • 社会主义金融被概括为政治性、人民性与“血脉”定位的统一,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 金融在信用中介、支付、期限转换、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等功能上具有共同规律,相关技术工具、法治框架和监管经验仍可借鉴。
  • 两者存在四方面分野:金融权力归属、积累逻辑、风险社会化方式和时间视野不同,社会主义金融以公共制度、生产性积累和长期发展约束金融资本逻辑。
  • 金融应被置于手段位置,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主导、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为劳动者与人民服务。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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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目的,还是手段?

——金融为谁服务:社会主义金融的内涵及其与资本主义金融的分野

  金融在技术层面是一套中性的工具:信用中介、期限转换、风险定价、资源配置。但金融从来不只是技术。货币流向哪里、信用授予谁、风险由谁承担、收益归谁占有,每一个环节都嵌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的分野,归根到底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用不用工具”,而在于金融究竟是资本积累的自主主体,还是社会再生产的从属环节;在于金融运行的最终受益者,是少数掌握金融权力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劳动者与人民。厘清这一分野,既需要正面界定社会主义金融的内涵,也需要诚实地面对两者之间在一般规律层面的联系,更需要在区别处把话说透。

  一、社会主义金融的内涵:政治性、人民性与“血脉”定位的统一

  社会主义金融的根本属性,首先不在于它采用了何种金融产品、何种市场结构,而在于它被嵌入何种制度本体之中。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并将“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置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的前列。这不是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对金融权力归属的制度性回答:金融不是独立于社会生产之外的自治领域,不是少数专业精英依据模型与评级自行其是的封闭系统,而是国家治理和人民福祉的构成性部分。政治性解决的是“谁来决定金融的方向”,人民性解决的是“金融为谁运转”。两者合在一起,意味着金融的合法性不来源于其自身的逐利能力,而来源于它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服务效能。

  由此衍生出社会主义金融的第二个核心内涵:金融是“血脉”,而不是“大脑”或“心脏”。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把金融从产业与商业的信用中介逐步提升为支配整个生产关系的主体。银行从商业信用的中介者,变为资本信用的支配者,再变为虚拟资本运动的控制者,最终成为“总资本的自为形式”,即金融资本。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不再是服务于“肌体”的循环系统,而反过来成为决定肌体存亡的中枢。社会主义金融的制度本体则要求以银行国有化和国有金融机构主导来阻断这一异化路径,使金融回归“血脉”位置:它输送养分、清理代谢、维持循环,但不能取代肌体本身成为目的。

  第三个内涵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的制度化。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过剩资本持续涌向金融领域,生产性部门受到抑制,国民经济“脱实向虚”。社会主义金融并不否认金融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但它拒绝把这种相对独立性绝对化为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意味着金融的利润来源被明确限定在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之中,金融的扩张必须以生产性积累的扩张为基础,而不是以对既有财富的再分配和索取权膨胀为主要手段。

  二、联系:金融的一般规律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

  承认区别,不意味着否认联系。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之间存在着无法抹去的一般性纽带。金融活动的基本功能——支付中介、信用创造、期限转换、风险管理——在任何现代经济中都是共通的。社会主义银行仍然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管理流动性、配置资产;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仍然要形成价格信号、分散风险、动员储蓄。否定这些一般规律,不会使金融变得更“社会主义”,只会使金融变得更低效、更脆弱。

  更深一层的联系在于,资本主义金融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工具、法治框架和监管经验,并不因其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自动丧失参考价值。信用评级、资本充足率监管、支付清算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这些制度装置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运行,其运行效果取决于它们服务于何种积累逻辑。社会主义金融的成熟,恰恰体现在它有能力把金融的一般规律从金融资本的支配性逻辑中“剥离”出来,重新嵌入以生产性积累和人民福祉为导向的制度框架之中,而不是以“特殊性”为名拒绝学习,也不是以“一般性”为名照搬照抄。

  此外,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金融不可避免地处在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竞争、博弈与相互渗透之中。跨境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美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都会对社会主义金融的运行构成外部约束。这种联系是结构性的,不以主观意愿为转移。社会主义金融的自主性,不是通过切断联系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在联系中保持制度定力、在开放中守住风险底线来实现的。

  三、区别:四个不能模糊的根本问题

  联系的存在,恰恰使区别更加需要被严肃对待。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的区别,不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程度差异,而是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方向性分岔。

  第一,金融权力的归属不同。 资本主义金融的运行规则在根本上由私人金融资本主导。列宁一个多世纪前的判断在今天依然有效:少数大银行通过“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绝大部分资金,金融资本成为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中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金融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其制度含义不是简单的“国有化”,而是把金融权力的最终支配权从私人资本手中剥离出来,交由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公共制度来行使。金融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属性、货币政策的国家自主性、信贷方向对公共目标的响应能力,都根植于此。

  第二,积累的逻辑不同。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核心动力是“剥夺性积累”:通过定价权、垄断地租、高利贷、国债投机、资产证券化等手段,金融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对劳动者财富进行再掠夺。社会主义金融的制度逻辑则要求以“生产性逻辑”约束和替代“剥夺性逻辑”:金融的收益应当主要来自它帮助实体经济创造了多少新增价值,而不是来自它在价值分配中攫取了多少份额。这不是说社会主义金融中不存在任何非生产性金融活动,而是说制度设计的方向必须是抑制金融成为独立的剥夺性积累主体,而不是放任甚至鼓励这一趋势。

  第三,风险的社会化方式不同。 在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中,金融风险在繁荣时期被私人化地攫取为利润,在危机时期则被社会化和国家化地转嫁为公共债务、失业与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规模救助金融机构而以紧缩政策让普通民众承担代价的路径,是这一逻辑的集中展演。社会主义金融以“防控风险为永恒主题”,其深层含义不是简单地“消灭风险”——金融天然携带风险基因——而是让风险的管理和处置服从于社会整体稳定和人民基本福祉,而不是服从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本质上是对金融风险社会化方向的一种制度性约束:不能让金融体系的私人损失转化为普通人的生存风险。

  第四,时间视野不同。 私人金融资本的考核周期是季度、年度和任期的,其积累逻辑天然倾向于贴现未来、透支长期。社会主义金融的制度优势之一,在于它能够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来配置信用:对基础研究、战略性产业、绿色转型、共同富裕相关领域的金融支持,很难用短期利润率来证成,却是一个社会长期生产性能力的根基。这种“长期主义”不是靠金融机构的自律来实现的,而是靠金融权力归属的公共性和国家发展战略对金融方向的引导来保障的。

  四、未完成的张力

  指出区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金融已经在一个无摩擦的制度真空中运行。恰恰相反,只要存在市场经济,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就会在金融领域持续产生作用。国有金融机构同样面临盈利考核,金融市场同样会产生资产价格波动和套利激励,金融创新同样可能衍生出规避监管的通道。社会主义金融的实质,不在于否认这些张力的存在,而在于能否通过制度设计使金融的资本逻辑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使金融的生产性功能压过剥夺性功能。

  普惠金融就是一个具有症候意义的领域。社会主义金融把普惠金融提高到本质特征的层面,意味着金融资源的可及性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制度目标,而不仅仅是商业策略的补充。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推进,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号召或行政摊派,它需要一套能够把“服务小微、服务劳动者”与“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统一起来的制度能力。这种能力的建设,比任何理论宣示都更能检验社会主义金融的成熟度。

  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最根本的区别,可以凝结为一个问题:金融是目的,还是手段?当金融成为目的,资本积累的自我循环就会把社会再生产当作自己的条件而非目标,金融的繁荣便可能与多数人生活的改善背道而驰。社会主义金融的制度承诺,是把金融重新放回手段的位置——它是血脉,是工具,是社会用来组织生产、分配风险、延长社会时间视野的一套公共能力。这一承诺的兑现,不取决于对资本主义金融的简单否定,而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利用金融一般规律的同时,始终把金融权力的缰绳握在人民手中。

  【文/小小,作者原创投稿,原载微信公众号“新思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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