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王国

　　编译者按：本文来自Hood Communist，这是一个主要由非洲作者组成的写作集体，致力于运用媒体推动非洲反殖民的解放斗争。虽然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美国和西方国家，但对中国当代的网络文化也有一定借鉴和参考意义。

　　“博眼球”（visibility）与“追逐流量”（virality），已成为数字技术新殖民主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堕落，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公共生活的劣化，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剩余价值的榨取、精神状态的控制、日常生活的撕裂，已经深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可悲的是，许多严肃人士仍然只从肤浅表层来理解。他们谴责人们自恋虚荣、低级趣味、被“景观”洗脑，等等。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是由于物质基础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动，才在上层建筑呈现出来的病症。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资本变本加厉，在将劳动、土地、工业、物流和金融等纳入其扩张逻辑之后，正进一步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本身吞入血盆大口。它所剥削压榨的不再只是劳动时间，更是“注意力”；不再只是生产，更是“情动”；不再只是商品，更是“身份认同”；不再只是市场，更是意见与感觉。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数字领域是资产阶级统治进一步强化的场域，而并不是一种“中性”的技术发展。

　　在数字技术新殖民主义条件下，数字基础设施并非只是反映社会生活，而是按照帝国主义积累的要求重新组织社会生活。平台、算法、数据中心、云计算、推荐引擎、监控界面、生物识别档案、人工智能模型，都是一种新型统治架构中的工具。它们将资本的统治延伸至社会再生产的私人领域，同时加深对被压迫国家和地区的帝国主义掠夺——这些被压迫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矿产和能源，正是整个西方数字帝国赖以运转的物质基础。

　　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技术创新”、“生活舒适”、“互联互通”和“言论自由”，建立在掠夺全球的结构之上。被津津乐道的“非物质经济”，实际上建立在海底电缆、稀土开采、半导体供应链、军事化航运路线、遭受极端剥削的劳动力、内容审核工厂、仓储劳动体制，以及耗电量惊人的服务器农场之上。它在大都市中所呈现出的那种优哉游哉的运转状态，是通过在其他地区强化剥削才得以实现的。

　　随着物质基础发生这种变化，一种相应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形成：新的习惯、新的欲望、新的幻象，以及更加蜕化变质的自我认知形式。

　　“博眼球”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原则，“追逐流量”获得了天经地义的正当性。“审美”表演冒充政治严肃性。病毒式传播被误认为实质内容。获得关注被混同于拥有权威。“博眼球”被视为存在感的证明；拥有粉丝，就被视为英雄；被大众消费，被误认为自身魅力。

　　这并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变化，而是配合资本主义当前发展阶段的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的重组。

　　如果经济基础越来越依赖于对注意力的捕获、对数据的收割、对行为的预测以及对消费的刺激，那么上层建筑就必须生产出这样一种自我认知形式：他们心甘情愿地暴露隐私、编造故事、推销自己，逐渐将个人人格发展成一种商品。

　　因此，我们所目睹的并不只是所谓的“人们沉迷于不良网络文化”。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自我认知主体的逐步形成：将自我当成商品出售，似乎就等同于自由。

　　资本主义诱导人们，让人们误以为可见性=自主性，在平台消费=主体能动性，自我展示=“赋权”，算法认可=共同体的形成。然而，在这些幻象之下，隐藏着一种日益强化的圈占机制：每一种偏好、影像、反应、搜索和社会关系，都被转化为数据，汇总之后再重新投入资本积累的循环之中。在资本主义之下，生活本身正以越来越精细的颗粒度变得透明、可计算、可买卖。

　　由此，“商品拜物教”获得了一种新的技术形式。那些看似自由的自我表达，实际上受到平台设计的强制性机制、市场的激励、算法优先级以及帝国主义信息支配的结构性塑造。

　　个体将自我暴露体验为真实性的表达，但实际上却作为供资本攫取的原材料而发挥作用。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的一项精致的胜利。

　　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并非从零开始创造这一进程，而是充当了一根巨大的历史杠杆。在隔离条件下，数字领域不再只是社会生活的补充，而是成为社会存在本身的基础设施。工作、哀悼、亲密关系、娱乐、政治表达、教育、购物，甚至孤独，都越来越多地经由那些由资本拥有、监控并从中获利的平台来实现。互联网原本只是局部性的社会中介，如今变成了全面中介。社会关系本身已经平台化。

　　随着这一转变与网红文化、平台明星、货币化的亲密关系以及算法驱动的发财致富心理同步发展，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也随之出现。他们的权威并非建立在劳动、斗争、学习或集体纪律之上，而是建立在“博眼球”的指标之上。他们的合法性是数字虚拟的。他们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拟态社会关系。他们产生的社会功能往往是转移大众视线、刺激欲望消费、制造情感过剩和混淆意识形态，即便他们自认为是在反抗现存秩序。

　　这里必须明确一点：技术新殖民主义的上层建筑所生产的，并不只有庸俗的反动派，它同样生产自由派的伪激进分子、囤积“审美”趣味的所谓“异议人士”、追逐发财致富的“觉醒者”，以及那些自封“中立”的人物。他们兜售政治严肃性的各种符号，却不愿接受政治严肃性所要求的纪律。

　　他们精通各种姿态表演、口若悬河、情绪拿捏。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扭曲之一，就是那些被算法推到台前的人，仿佛也因此获得了阶级斗争的检验和认可。这是灾难性的。因为即便是在那些自称反对现存秩序的空间里，领导权也可能落入这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具备“审美”和口才，却缺乏意识形态严谨；拥有存在感，却缺乏纪律；有自我意识，却不承担责任；有个人魅力，却不接受问责。

　　由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那些口口声声反抗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内部，获得了寄生、壮大的土壤。

　　列宁教导我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策，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发生特定集中与重组、并产生相应政治后果。

　　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方法论理解数字技术新殖民主义：它并不是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不幸的副产品，而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一种强化形式。在这一形式中，数字系统成为积累与支配的双重机制，而依附地区和被压迫地区则以更加暴力的方式，被整合进这一秩序的物质代谢过程之中。

　　马克思则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流、数据指标、朋友圈、话题趋势、算法推荐，以及平台无休止的规训过程传播开来。

　　意识形态如今以惊人的速度和亲密程度流通，并且披着自我认同、社会联系、时尚、社交和博眼球的外衣。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像酸腐学究一样骂街，更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面临的是一项政治任务。

　　我们必须反抗这种蜕化的上层建筑，重新确立衡量政治严肃性的标准：遵守纪律、勤于学习、谦逊待人、明确责任、追求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的清晰，以及最重要的：扎根于人民之中。

　　但是，如果不将这项工作与对物质经济基础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它仍然是不充分的。革命者必须具备技术素养。我们必须研究算法、数据攫取、平台治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数字劳动体制，以及支撑计算能力的帝国主义供应链。我们必须理解青年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被资本捕获，欲望如何被诱导，愤怒如何被传播，以及依赖关系如何被人为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盲动的反技术情绪，而是真正的革命能力。

　　因此，我们必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与“追求流量”的逻辑相对抗。我们必须将正面价值从“博取眼球”中切割出来，使领导权与转发量脱钩，使真理与点赞人数脱钩，划清政治严肃性与“审美”表演的界限。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指出：斗争的对象不是虚无缥缈的几种错误观念，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结构——这是一种物质秩序，有一套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装置为它服务。

　　因为，如果大众分不清“博眼球”与价值、混淆“流量”与真理、将算法推送与科学理论混为一谈，那么资产阶级统治所获得的就不仅是被动服从，更是主动欲望。

　　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高度复杂的统治，它使得被压迫者主动渴望那些管制他们、支配他们的形式和制度。

　　面对这种高度复杂的统治，我们必须以更加严谨的意识形态、更加精确的理论、更加过硬的技术能力、更加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毫不妥协的态度来对抗它——绝不能混淆媒体景观和革命意识。

　　文/Yohana (Hood Communist) 编译/杨昊

　　hoodcommunist.org/2026/05/01/a-discourse-on-the-new-petty-bourgeois-so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