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骑手大飞，是一位热心助人并充满劳动权益意识的骑手。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有过艰辛的打工史，也在这一过程中磨练出了团结工友，争取劳工权益的正义感和行动力，比如本文中所记2022年9月他组织几位骑手一起申请劳动仲裁的经历。面对站点蛮横的工资更改，大飞和工友们没有屈服。
仲裁没有成功，现有的平台霸权和司法实践下，外卖骑手和平台间的劳动关系很难确立。更让人心酸的是，大飞在2023年年末被诊断出胆管癌晚期。大飞跑了六年外卖，长期饮食和作息不规律，而平台和专送站点没有为他交过一分钱医保。尽管他一直都在为争取劳动关系而斗争，但法律的不到位使得他没有办法享受劳动者应有的权益。
本文作者是大飞的朋友，呼吁大家能伸出援手，救救这位有正义感和奉献精神的骑手大哥。有了大飞这样的存在，劳动者的互助和团结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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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奇
我认识大飞是在2022年9月，当时他和几位骑手因为不满专送站点变相降工资而申请了劳动仲裁。这个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因为当前劳动者的原子化，集体诉讼案件无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当中都是很少的；二是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所以好奇他们仲裁的诉求是什么。
后面了解他所在的北京市美团D站点，在当年5月1日公布了新的工资规定。之前骑手的单价是全勤9元一单，非全勤8.5元一单。但是改规则之后，变为：在全勤，全月差评单量小于两单，准时率大于99.3%，并无其他违规的情况下，基本提成7.5元一单。单量大于600单，奖励1元一单；单量大于1200单，奖励1.2元一单；单量大于1500单，奖励1.5元一单。当时，他组织部分骑手向站长表示抗议，而且拒绝在同意书上面签字。站长非常蛮横，宣称“不签不让干！”大飞发现，尽管他和同事没有签同意书，但是6月和7月的工资，已经按照新规则来计算。6月份的工资少了943元，7月工资则少了1271元。他很气愤：“站点不能这样横行霸道！”但一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展现骑手的力量。
大飞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图源：作者。
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份民事判决书，与D站点属同一配送商的Z站点陈骑手起诉站点，认为本人系由站长招聘，在该站点从事配送工作，且工作中站长对其进行管理，因此与配送商存在劳动关系。陈某要求配送商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补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该案件一审的判决，海淀区人民法院支持陈某，要求配送商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
于是，大飞与站点的四位骑手，在法援律师的帮助下，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配送商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共计11个月。
仲裁时间漫长，加之疫情影响，直到半年之后，大飞的案子才开了庭。这个时候愿意坚持仲裁的只有两位骑手了：一位是大飞，另一位骑手曾经是队长，被怀疑撺掇了这次的仲裁，直接被站里拉黑了。大飞与援助律师准备了将近100多页的证据，踌躇满志地走进仲裁院，但是不过半个小时功夫，就一脸失落地走了出来。“对方请了律师，什么都否认了，连站长和经理是自己的员工都不认！”除了无奈，大飞更多地是不甘和愤怒。仲裁员没查看自己精心准备地那厚厚一沓证据，反而主要问了公司一些事实问题。公司方的律师全部都否认了，否认大飞在他们站点工作过，否认站点是自己在管理，否认了工资条聊天记录等证据，甚至连经理和站长是自己的员工都否认了。大飞很失望，认为司法途径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自己得不到法律的公平正义了。
大飞的遭遇并非孤例，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很难确立，难以得到先行法律的保护，骑手就这样在本就不平等地劳资关系中赤裸裸地被蹂躏。
近年来，平台的配送单价不断下降，除了上述专送站点的规则修改之外，乐跑的单价从2020年的8.10元降到2023年的7元，普通众包则从2019年的5元降至去年的3.1元。由此，骑手本来跑八小时就能挣的钱现在要跑超过十小时才能挣回来。大多数骑手都把单价下降的原因指向其他骑手，认为疫情期间跑单的人太多，把单价拉低了。但是，大飞对此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把骑手当作竞争对手，反而把他们看作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伙伴，组织了集体仲裁。
大飞的进步意识和行动能力来源于从小经历的困苦生活和艰辛的打工经历。他出生在山东临沂的农村，全家只有2亩多的地，只够种口粮。小时候父母需要在附近的木材厂干活来支撑家庭。由于家里的经济原因，大飞15岁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最初是在父母所在的木材厂工作。因为涂料毒性大，后面转到了青岛的电脑刺绣厂，随后又来北京当保安，并升任区队长，下面管理近30人，积累了一定的组织经验。结婚回家做了一些零工，2015年又去江苏昆山的轮胎厂上班，主要工作是给轿车轮胎外胎印花纹，这是一份高危的工作，但工人与厂里签正式的劳动合同，工资每月为6000多元，包吃包住，还有社保五险一金。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了解“劳动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无奈有一次过年回家，被发小灌醉骗了钱，欠债累累。
当时听说送外卖收入高，他就在2018年来北京入职美团站点当外卖员。当时每月收入有7000-8000元，骑手也签劳动合同享受社保。不过随着外卖平台的垄断程度加深，2019年4月起平台开始试行第三方外包和劳务派遣，取消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合同。大飞此时也申请了劳动仲裁，告配送商不签劳动合同。当时，配送商有点害怕，私下答应给他几千快钱要求撤诉。他看到全站点只有他一个人表达不满，觉得有点势单力薄，只好接受了和解费。但在2022年的9月的行动中，他看到其他骑手也有相同的诉求，于是与其他骑手共进退，没有颠倒黑白让队长背锅，也没有屈服于站长地淫威而提前退出，而是一直与被拉黑地骑手共同坚持到仲裁结束。这彰显了他作为一个外卖工人，对自己的阶级身份的认同和对团结的渴望。
术后的大飞还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图源：作者。
大飞为人十分热心，帮助了许多人。去年他在送单期间屡次感到肠胃剧烈疼痛，但顾不上去医院看病。到后来，实在撑不住了, 决定回老家检查。临走前，他还想尽办法帮助受工伤的室友——另一位骑手老葛。可惜没想到，这么有热心和正义感的骑手，自己病倒了，却没有人帮忙。大飞跑了六年外卖，但是因长期饮食和作息不规律而并被诊断为胆管癌晚期，平台和专送站点没有为他交过一分钱医保。尽管他一直都在为争取劳动关系而斗争，但法律的不到位使得他没有办法享受劳动者应有的权益。
大飞前期的手术费需要八万元，但新农合没有垫付功能，家人已经把所有存款掏空，但仍需向亲戚开口借钱。手术费新农合预计只能报销40%左右，而术后的化疗基本不在报销的范围之内，因此还需要向大众筹款十万元。大飞是家里的唯一劳动力，他的父母身体不好，在当地的板厂打零工，每年挣到的工资只够他们自己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用。大飞的妻子在家里带两个还在上初中和小学的孩子，平时也没有收入，大飞倒了以后整个家就垮了。我是大飞的朋友，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救救这位有正义感和奉献精神的骑手大哥。有了大飞的存在，骑手的互助和团结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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