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场所的阶级斗争常常表现为工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对抗老板、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益。那么在此基础上，工人们是否能更进一步，踢开老板，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于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者Katherine Sobering在2022年出版的《人民的酒店》一书，就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不少企业破产。但这其中许多企业的工人，并不是坐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而是联合起来接管和重开了自己的企业，通过工人集体自治的方式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鲍恩酒店的工人成立巴乌恩合作社、接管并继续经营酒店的故事，就是阿根廷这波工人自治浪潮中的一个范例。《人民的酒店》一书基于丰富扎实的田野材料，细致描绘了鲍恩酒店工人接管企业的过程，和合作社日常运作的状态与机制。在民主自治的过程中，工人们学习着经营管理知识，学习如何处理工人中间的种种矛盾，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让工作场所变得更平等、更自由。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展示了工作场所自治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成果，还在于它坦诚地揭示了工人们在尝试民主自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工人们试图去应对（或者未能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对民主自治实践形成制约。这些严峻挑战中，有些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企业带来的生存压力，有些是来自于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困境，也有些是来自于工人群体内部具体、微观、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些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最后一个方面的挑战尤为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同语境下的其他民主实践也往往会遇到的。民主实践并不只是关乎一系列制度、规章和机制，它更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状态，是塑造和维持一种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对于如何在集体中存在和行动、如何与他人及自身相处的探索。不管是一家企业、一个工会，还是机构、志愿者团体乃至学生社团，构建一种持续的、健康的民主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复调适，需要不断的交流、相互理解与集体思考，以及“琐碎”、日常但艰巨的情感劳动。从这个角度讲，民主总是处在一种不断被建构着的“进行时”中，它是没有“完成时”的。这是《人民的酒店》一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在书中，作者通过“真实的乌托邦”这一概念来理解工作场所民主自治的实践。这个概念源自已故学者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其涵义在于：人们在试图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时，应该将目光放在那些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落”和“缝隙”中已经存在的、展现着反资本主义原则的细小实践，并去思考这些细小实践中如何蕴含着推动整个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影响甚广，但也伴随着批评与反思。一些批评者质疑：局部的细小反资本主义实践，和整个社会层面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过渡是否就一定那么顺利？前者是否真能给后者提供指导和启示？
这一质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工作场所民主自治的思考。这种民主实践的确体现了反资本主义原则，但整个社会层面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需要的不只是工作场所、企业层面的民主自治，而更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经济运转与资源分配方面宏观决策的民主参与。换句话说，在工作场所的“小民主”之外，更需要宏观经济层面的“大民主”。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还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都很难找到在“小民主”基础上构建 “大民主”的有效尝试。这些历史恰恰反过来告诉我们，在缺乏宏观经济层面的“大民主”的情况下， 工作场所层面的“小民主”也处处受限，随时面临异化、衰败、难以为继的危险。
如《人民的酒店》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在工作场所层面构建健康、持续的民主自治实践，已经是困难重重的艰辛过程。可想而知，在宏观经济层面构建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自治，要更难上千百倍，甚至可能会艰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但宏观经济民主既然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一环，就需要且值得人们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反复摸索。我们在面对民主实践的相关问题时，可能需要一种“智识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这也是本书带来的一个启发。
十三月评论
原书标题：Sobering, Katherine.The People's Hotel: Working for Justice in Argent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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