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坚守道德理想 捍卫学术尊严
首先，加强道德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其次，加强道德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学术乃天下公器。”引领社会文明进步、提升社会道德风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追求和内在要求。第三，坚持人民至上，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恪守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否追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一直都是共产党人所秉承的区别是非善恶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区别一切政党属性的根本特征。第四，杜绝学术腐败、捍卫学术尊严，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转型，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逐渐影响科研学风。有的科研人员以钻营代替钻研，以权术代替学术，学术泡沫与学术匮乏并存，学术方向的误导与学术价值的迷失同在。当知识分子“弘道志毅”、“清廉自守”的群体道德形象被个别现象损害时，学术研究的公信力自然也就遭到败坏。这不仅仅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更是对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消极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杜绝学术腐败，对学术腐败实现“零容忍”。第五，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努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存在价值。一是要坚持为人民做学问。二是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四是要有超越功利的理想精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2日)
朱佳木：国史研究要重视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由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和散布，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以否定革命、“告别革命”为核心，以伪造、篡改、歪曲、“恶搞”历史为手段的政治思潮。我们同这股思潮的斗争，也不是什么学术观点之争，而是要不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理论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以及社会舆论界都有表现，在国史学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其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虚无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美化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歌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诬蔑为外因造成的，违反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二是虚无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步的伟大意义，否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抹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诬蔑共和国领袖和烈士、英雄、模范人物，夸大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把新中国历史描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三是虚无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树立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自觉性，增强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韧性。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
邓纯东：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
科学理论是成功经验和规律性认识的提炼与升华，对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形塑和导航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经历史与实践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底气讲核心价值观自信，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具有最广泛认同度。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就把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核心价值取向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其价值目标同样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充满活力的关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同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支持，成为我们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坚强支撑。二是“中国奇迹”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实践威力。上世纪初，当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困惑和迷茫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明确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有机统一，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国梦的提出和伟大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强大实践威力，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自信。三是马克思主义对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促进国家富强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追求。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无论爱国、敬业还是诚信、友善;以及国家、社会层面的各个价值范畴，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需要在实现这一目标和追求的实践中得到确认和彰显。
(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12月27日)
袁曙宏：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使用
严以用权，重在一个严字，要严格规范权力、约束权力、行使权力，不使权力失控，不使权力泛滥，不使权力专横，不使权力任性，切实做到公正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严以用权，关键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严格依信念用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严以用权，首先要立根固本，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不忘入党初衷、不忘为政初心、不忘用权初戒。理想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二是严格依规律用权。就政府工作而言，严格依规律用权对政府立法和政府决策等尤为重要，坚持科学立法、科学决策是提高立法质量和决策水平的不二法门。三是严格依法用权。严格依法用权，关键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按规则、按制度用权，决不允许超越法律、违反法律用权，决不允许搞特权、谋私利，切实保证权力始终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
(来源：《党建》2015年第12期)
王冠：全世界不应只有西方一种声音
美国权威皮尤民调(Pew)12月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正面印象，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的低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显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了逮捕国内共产党人、渲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论的“反共思潮”。我接触的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承认，这种思潮残余至今仍影响美国对华舆论。一位美国前官员曾对我说，当年麦卡锡主义等反共思潮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的治国精英们慌了，“他们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此时又出现了一种对工人阶级很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政府当时也怕乱”。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伴随着今天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全面崛起，在美国政坛，不论是信奉民主自由优越论的左翼，还是代表保守派的右翼，在战略上遏制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他们很容易找到的“最大公约数”。身在这样的“上层建筑”文化中，美国的报社、电视台、网站编辑部里的每一位记者和制片人很难不受其影响。此外，美国媒体和政府间微妙的“共生关系”也决定了媒体常为政府对华政策“背书”。在美国，政府虽然无权干涉或直接管控媒体，但媒体需要政府内部消息线人，而政府官员也需要利用媒体来“漏新闻”，于是精心考量后把一些内部信息漏给记者，通过制造舆论攻势给谈判对手制造民意压力，争取会谈时拥有更多筹码。同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美国政府战略利益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确”需要，很多时候决定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战略和军事问题的报道角度。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充分的、有感染力的表述中国的国际政策和政治主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除了勇敢地在国际舞台上用西方的话语讲述东方的故事，还要在宣传方面真正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给中国外宣媒体更大的维度去报道中国和全球议题，尤其是报道西方受众最关注的涉华敏感话题。敢于直面敏感问题是建立媒体全球公信力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民族成熟和自信的表现，这在国际传播中尤其重要。只有先通过平衡的报道逐步树立我们国际媒体的公信力，才能实现下一步的影响力。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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