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国民党，倒是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恐怕是当前网络上被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了。大家所热衷讨论的，似乎主要都是一些纯军事的因素，比如双方的歼敌数量，自身付出伤亡的人数，收复或丢失领土的面积等。如果单论这些因素的话，我个人认为，从整个抗战阶段来看，共产党的表现毫无疑问是全面领先于国民党的。当然，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的这一阶段(也就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战略防御阶段)需要除外。因为此阶段八路军新四军的地量尚不够强大，敌后根据地尚未普遍建立，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法宝——“发动群众”——所需要的广大敌后人民还没有普遍地与八路军形成合力。
但是，对于参与抗战的各个政治力量的“业绩”的考量，还有一些纯军事指标之外的其他指标。那就是在执行抗战的具体行动中，哪一方更能将尽量多的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哪一方在发展经济和建设工业方面表现得更好?也就是哪一方在提高中国实力，使得国家强大，使得中国今后不再遭受外敌的侵略方面更有办法?等。这些指标甚至比纯粹的军事指标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如果要判断哪个政治力量在抗战中表现的更好，那个在抗战胜利后更适合领导中国，这方面成绩的权重甚至会高于纯粹的军事成绩。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岛国侵略，实在是因为民众一团散沙，没有组织起来建设强大的工业和国防的缘故。
将这个道理推而广之，一个政治力量在本民族、本国家遭受侵略需要对抗外敌时，不光是要表现出其会打仗，会更好地保存自己，会更多地消灭侵略者，会收复更多的国土等方面，还要证明你在赶退侵略者之后更有资格来领导所在的民族和国家进行建设，能够改善民生，建设强大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绚丽多彩的文化，从而实现民族真正的复兴。如果仅仅是军事表现突出，那么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只能保证此次抵抗外敌的胜利;而带领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今后不再遭受被人肆意侵略的厄运。
那么就这些因素而言，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哪一方表现得更好些呢?
先看文化领域的表现。不管是从总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还是实际的文艺作品成果方面，共产党麾下的文艺战线相对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比如，那些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大江南北的鼓舞人心、旋律优美的爱国歌曲，就几乎全部出自延安，或者与共产党的影响相关。国统区的文艺作品虽然也偶有亮点，但大都是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
再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表现。老实讲，在这方面，国民党在大后方的表现还是不算很糟糕的，至少在遭受日本空军长期“无差别”轰炸的情况下，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度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当然，这和全国金融资本基本全部来到了大后方导致财力雄厚，国际援助的物资基本全部给了国民党政权一方，以及天府之国四川本身的富庶不无关系。但是我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能够在军饷被停发、被顽军和日寇双重封锁的情况下发动大生产，解决困难，自给自足，则更属更难能可贵。以陕甘宁的大生产运动为例，从1941年底发动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底，共产党就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自给自足，还能够主动承担其他根据地的人员的给养，以至于到1943年8月，毛泽东在就抽调各个根据地的干部来延安学习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有“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等语(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最后我想说一下工业建设(特别是国防相关的工业)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实现中国强盛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客观地讲，战时不论国共双方在工业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并且都有一定的成果。至于双方成绩的比较，我虽然对于国民党大后方和共产党边区和根据地的工业史不算太了解，但是我最近偶尔获知的两个著名化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却庶几可以达到“一叶而知秋”的效果，可以拿来作为评判的依据。这两个化学家的研究领域都涉及最基本的国防军事化工产品——烈性炸药。如果可以完全自主地大规模生产烈性炸药，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减少自身伤亡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个真正想要全力抵抗日本侵略的政府，在有自己的科学家和实业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的时候，是应该毫不犹豫、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的。
第一位化学家是侯德榜。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侯先生是中国化工先驱企业永利碱厂的厂长和技术负责人。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尤其是炸药的重要原料。在抗战爆发前，工业制碱一直采用所谓“苏尔维法”。这种方法是19世纪后期由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的，虽很实用，但是需要大量消耗食盐。1937年抗战爆发，侯德榜先生带领永利碱厂和技术人员西迁到了四川。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苏尔维法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永利碱厂决定向德国购买盐的利用率可高达90%～95%的察安制碱法，但当时的纳粹德国与日本暗中勾结，除了向侯德榜一行索要高价外，还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苛刻条件，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侯德榜决定“自己干”。他带领永利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试验，终于研制出新的、后来被国际化工界命名为“侯氏联合制碱法”的新工艺，使盐的利用率达到98%以上，将世界制碱技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但是，在国民党的大后方，这个“侯氏制碱法”的全部图纸不得不在保险柜里沉睡多年，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入川交通阻塞，永利川厂被迫停建，中间试验无法进行”。说白了，在抗战的大后方，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和实业家的辛勤劳动是基本没有形成有形的工业和国防实力的。
第二位故事主角名叫汪德熙。他在当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在1938年下半年，还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的汪德熙和其他一些爱国学生从校园来到了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因为机缘巧合，当时冀中根据地拥有三船制造烈性炸药的主要原始材料——氯酸钾。汪德熙在八路军冀中技术研究所，在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和日军的重重包围的危险环境下，成功地稳定了氯酸钾化学性质，解决了利用氯酸钾制造烈性炸药的关键问题，使得八路军第一次(估计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可以自己生产威力与当时国际军工水平相当的烈性炸药。后来，汪德熙和其他知识分子还研究出了以日本发给中国老百姓的“肥田粉”为原料提炼硝酸铵的方法，制备浓硫酸的方法和工艺，以及用这些原料制作无烟药和烈性炸药的方法和工艺。更可贵的是，八路军的军工厂根据这些成果，迅速地完成了烈性炸药的批量生产，并将其投入了实战。利用这些炸药制作出来的新式炸药包、地雷、手榴弹，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比如，1938年9月，汪德熙在战场亲自操作引爆自己研制的炸弹，就将日军的一列火车的车头炸飞了，并摧毁了该火车上满载的日军军火。从此以后，八路军和游击队所使用的地雷里面就不是原始的黑火药，而是真正的烈性炸药了。由于这种真正的烈性炸药的实用化，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才能给日本的交通线、车站和碉堡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让日本军队不得不以更多的财力和军力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影响到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格局。
若对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加以比较，就很能看出一些问题。从客观条件来说，当时大后方搞工业确实也面临很多困难，总不至于比敌后根据地，特别是挨着敌人心脏地带的冀中根据地还严重吧?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根据地，居然就能让一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大显身手，通过实业为抗战和民族的工业基础做出实际的贡献。而国民党在大后方，在已经有相当基础、有很多热心为国的科学家和实业家存在的条件下，在工业方面(至少在上述两个故事所涉及的国防重化工方面)的表现只能用“相形见绌”来形容。
所以，不论是从纯粹的军事指标来看，还是从在文化、民生、工业，以及民主政权建设(包括廉政)方面来看，国共双方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孰优孰劣，是很容易判断的。其实，稍后不久，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就用实际行动对此做出了最权威的评判。
顺便说一下两位著名科学家后来的故事。侯德榜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印度;1949年，他听说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拒绝了印度塔塔公司十万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汪德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到祖国，参与了中国自主制造的更高级的炸弹——原子弹的研制，成为中国核化学的奠基人。两位后来都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汪德熙的故事，我是最近收看北京卫视的一期《档案》节目“敌后神功”知道的。这期节目的主持是以扮演周恩来知名的演员刘劲客串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央视的《东方主战场》在热播之外，北京卫视《档案》栏目关于抗战的很多节目也都是很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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