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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新疆乐观生活十六年

2015-04-25 10:45:41  来源: 党史博采2015年第三期   作者: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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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蒙先生无疑是佼佼者。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在“文革”后担任过国家文化部长,还连续两届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出生于北京。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久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尽管这篇小说受到了毛泽东的过问与保护,亲口肯定:“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但王蒙还是于1958年5月因此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3月右派摘帽。1962年9月,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动举家迁往新疆。开始在乌鲁木齐工作,1965年4月又直接下到边疆地区伊犁的农村巴彦岱,兼任公社一个大队的副大队长,实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同”,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1963年到1979年,他在新疆生活了16年。在“文革”十年中,作为摘帽右派也好,还是作为臭老九也好,他都毫发未损。作为乐观主义者的王蒙,在新疆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他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各级干部,应该还是有启迪作用的。

 

  三次有惊无险的被批斗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也波及到祖国西北边陲的巴彦岱这个角落。虽然有人对他发起了三次“冲击”,但都是无疾而终,他本人也是安然无恙。

 

  一次发生在1966年11月。王蒙“三同”所在村庄里有两个人向他发难,因为他们因以往琐事对王蒙有所不满。一位马姓社员养的几只鸡吃了农药被毒死。马社员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曾与他吵过架的另一老农投的毒,一定要求“王大队长”秉公处理。王找到那位老农谈了话,老农矢口否认。王只好向马社员解释,说不能以吵过架来断定那位老农就是投毒人。但马社员忿忿不平。认为王蒙处事不公,便产生了忌恨。还有一位王姓社员,因为与一位林姓社员有些鸡零狗碎的矛盾,便不断向“王大队长”举报林社员是富农出身。而王蒙觉得林社员平时表现还不错,就没有多理会王社员的举报。马王两位社员看到文革之风刮过来了,便贴出了大字报。可惜连王蒙的名字也没有搞对,说要把“王益民”这条毒蛇揪出来。但那两位社员平时人缘实在太差,根本没有什么人响应。而王蒙虽然到村里才一年多,但他一来就做了扎根农村的打算,和各族农民很快就打成一片,群众关系极好。所以,连王蒙的维吾尔族房东阿卜杜拉合曼在得知大字报的消息后,都叹息道:“怎么能无缘无故地给一个人抹黑呢?这难道是‘造反有理’吗?如果这样造下去,早晚会变成造反无理的。”自然,这次“冲击”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但是,当地的社队干部们,多多少少风闻到王蒙的曾经当过右派的经历,出自于对王蒙的关心爱护,决定悄悄地停止了他的副大队长的工作。

 

  王蒙1965年4月下到巴彦岱和农民“三同”后,他的妻子崔瑞芳也在同年9月调到了当地的市区二中任教。两人工作地点相距五公里左右。于是他们就利用农闲或休息时间互相探望。1966年秋的一天,王蒙回到市区的家。夜半时分,他们被外面的一阵乱喊乱叫的噪杂声惊醒,继而听到门上发出“唰唰”的声音。因情况不明,他们只好以静制动,依然睡自己的觉。第二天早上去开门,才发现难以推开,原来是被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天白天,几个红卫兵闯进来,在房间里四下审视,决定把沙发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四旧”之物,用平板车拖出去游了一趟街。当红卫兵拖着沙发游街时,王蒙赶忙在屋里的三面墙上挂上了三幅毛主席像,其中一幅还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当那几个红卫兵回来时,发现了墙上的毛主席像,便盯着看。此时,王蒙机不可失地说道:“这不是毛主席也坐在沙发上吗?!”那位红卫兵噘了噘嘴,有气无力地嘀咕了几句,似问似答,讪讪地走了。过了两天,沙发也完璧归赵了。

 

  最后一次有惊无险是发生在1969年初。王蒙当初离开乌鲁木齐是挂职下放的。工作关系,工资关系仍在原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1969年的革命大联合时,文联的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委”致函巴彦岱公社革委会,声称王蒙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因此要扣发工资,只发60元生活费,并要求巴彦岱革委会冻结其存款。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王蒙,不会同意“大联委”的要求的,因为他们一直认为王蒙在巴彦岱“表现很好”。如果“大联委”有什么要求,让他们自己来做就行了。他们知道两地距离不近,乌鲁木齐方面是不会来人的。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难忘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感到在五七干校经受的是磨难。但是,当时也有些学员,心态积极,学会了苦中求乐。王蒙本来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干校生活也就注定是有所乐趣的。因此,他在干校三年,也至少享受到了三种乐趣:名利之乐,团队活动之乐和酒文化之乐。

 

  由于从1969年初起,王蒙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以至于他感到手头日益拮据。同时,离开了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已经六年,想回去探探“家”。于是,1971年初春,他乘长途汽车回到了乌鲁木齐,来到的文联。1971年4月,根据上级的决定,他和文联的其他人员一起,下到了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一直呆了三年。

 

  当时的五七干校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五七战士”,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政治问题”的革命干部,属于人民一份子。而另一部分则是有“政治问题”之人,挂在那里接受改造,以观后效。王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什么人,于是还是以静制动,见机行事。不久,在一次会上,他终于发现与会人员全部是“五七战士”,心里终于有了点底。在接下来的另外一次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得到了干校校长,原文化厅厅长的“确认”,他这才放下心来。既然是自己人,扣发工资就失去了依据,于是王蒙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71年底,他被扣的三年的工资两千多元人民币,终于回到了他的口袋里。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他感到是发了一笔小财。他妻子当时在信中就“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联的同事们,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同事们羡慕地说他是太“酷”了。王蒙懂维吾尔语,他知道维语中的“酷”与后来21世纪流行的“酷”并不相同,它的主要含义就是精明。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五七战士”的身份,还是“两千多元”的人民币,都是不小的收获。

 

  五七干校的团队活动也是很有乐趣的。王蒙总结出四大特点。第一是有活干,比起两派整天斗来斗去要好;第二是集体生活有其特殊乐趣,或者说热闹。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人,天性外向,生活在那里的汉族人因而也变得特别喜欢热闹,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就更加热闹了;第三是伙食不错----他自己就担任炊事班副班长;第四是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身在其中就是一种享受。每当举行文艺演出时,在戈壁滩上,皓月之下放声高歌,大家的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赞道是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其乐无穷。林彪事件以后,五七干校的管理松懈了不少,学员们也不大关心那些“国家大事”了,重点放在改善生活上。他们购买了金华猪仔和一批奶牛,每天都享受新鲜牛奶和美味猪肉。晚上经常性的活动是下象棋打扑克,每当鏖战到深夜时,带队的干部就提醒:“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新疆的维族人善饮酒,王蒙除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以外,又来了个第四同:同饮酒。他自己说是在新疆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文革时期的物资有些匮乏,特别是对建立在戈壁滩上的五七干校而言。因此王蒙和学员们的饮酒之乐受到了物资基础的制约。正当馋酒之际,他们听到离干校40多里地的新疆生产兵团的化工厂有散装白酒发售,王蒙就自告奋勇前往采购。在霏霏细雨中步行往返近百里,才买回来不少的白酒。新疆原来就有一种叫做“头屯大曲”的白酒,“头屯”是地名。他此次买的酒被维族学友们戏称为“头痛大曲”。但王蒙却无所顾忌,买回来当天就畅饮至醉,睡得很乏,大有一醉解千愁之感。他在做炊事工作的同时也种种地。他种植了鲜红的枸杞子,有粗通中药者告知泡酒可以补血壮阳兼明目,于是枸杞泡酒大行其道。后来没事时还跑到戈壁滩上挖野菜中草药,竟然还挖到了有些名贵的肉苁蓉,此为泡制补酒的好材料。王蒙和他的学友们那段时间就每天一边喝着壮阳补酒,一边痛骂林彪,尽享饮酒之乐。当回忆这段经历时,王蒙道:“这样的幸福生活也是此生难再。”

 

  “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

 

  王蒙在新疆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为什么即使在全国大乱的情况下,他和家人却能独享平安呢?与王蒙相识60年,相伴55载的崔瑞芳女士(已于2012年3月去世)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王蒙来到伊犁后,始终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与当地群众‘三同’,尤其尊重兄弟民族,热爱边疆一草一木,又在极短时间里学会了维吾尔语,完全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这就使他置于人民群众的保护之下。确实,整个‘文革’当中,我们没有被抄过家,没有被动过一根毫毛。”2009年9月,王蒙在一家有名的电视台做嘉宾,当主持人问到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各民族的贴心朋友时,他回答道:“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你有文化管什么啊,你得向农民学习啊。”“这个就是说,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蒙是怎样通过三同,和民族兄弟打成一片的呢?

 

  1965年4月,王蒙来到了巴彦岱的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经过短短的熟悉过程后,即分到二大队一小队参加生产劳动,后又担任二大队副大队长,住到了一生产队水利委员,维族老农阿卜都拉合曼的家里。这家的女主人叫赫里倩姆。在六年的时间里,王蒙只要没外出,差不多每天都喝她烧的奶茶。房东家养着一头奶牛,女主人每天挤的奶主要做奶茶。王蒙早上总是一面看着赫里倩姆以娴熟的技艺做着奶茶,一面欢声笑语地唠着嗑,开始是结结巴巴的汉语维语加手势,慢慢维语越来越熟练。王蒙为了彻底与维族农民打成一片,下苦功夫很快熟练掌握了维语。以至于有次他在房里用维语朗诵毛主席著作时,一位偶然路过的的维族大妈还竟然以为是电台的广播。赫里倩姆的第一碗奶茶总是端给了王蒙,有时还会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老王,泡!”然后王蒙就兴致勃勃地“泡”起来。这个“泡”就是把馕,维族人的主食,掰成小小的碎块,泡在奶茶里,细细咀嚼,慢慢品尝。一开始,王蒙并不大习惯这种象幼儿园里的儿童吃东西的方法,但赫里倩姆却很认真仔细地教他。当看到王蒙吃得很地道,而且连一粒馕渣都不浪费的时候,赫里倩姆开心地笑了。晚饭后一般是摆龙门阵的时间,阿卜都拉合曼一家人和王蒙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听王蒙讲故事,讲科学,讲笑话,讲外面的世界。说到同吃,最有趣的还是封斋期间。维族是穆斯林,封斋期间是白天不吃不喝,只是在天黑前和天亮前各吃一餐饭。因为白天饿了一天,晚餐往往就特别丰盛。他们对王蒙是关怀备至的。白天赫里倩姆照样烧着美味奶茶给王蒙饮用,照样把做好的各种大小馕饼供王蒙享用。晚上再一起共享最好的晚餐。凌晨他们吃饭王蒙睡自己的觉。王蒙睡醒后,赫里倩姆就把饭加热送过来给王蒙吃。

 

  刚搬进阿卜都拉合曼家里时,王蒙住在一间约六平方的小库房里。房里原来有些杂物,墙上还挂着一个面箩,九把扫帚和一张未经鞣制的生牛皮。牛皮发出阵阵怪味。他去市场上买了一块羊毛毡铺在矮炕上,这样牛羊膻味可都配齐了,但王蒙也很快习惯了这个新疆“特点”。当他仔细环顾这间充满新疆特点的小屋时,发现门有点歪斜,门楣处露着一处三角形的大缝。三天后,这个三角缝引来了一公一母两只燕子安家,叽叽喳喳,欢声笑语。阿卜都拉合曼和赫里倩姆看到后激动得逢人就讲,老乡们也都激动起来,他们说,老王真的是个好人啊,你看,那么多年别人住的时候燕子就不来,老王一住进来,燕子立刻就来了......。这样的好人怎么能一直让他住库房呢,于是就建议他搬到了正屋。这一住就是好几年,老房东和王蒙的感情胜过了亲生父子。王蒙深切地感觉到:毛主席说得对啊,知识分子就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患难与共,欢乐与共。那年头时不时的还有大学老愚公,全民办水利的活动。一到这样的时间,王蒙就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去工地,住进地窝子(就是挖在地下面的住处)。尽管地面上也有条件较好一些的板房,但他更喜欢和普通社员住在一起。为此,他还写诗一首:“地窝心头暖,河滩战岁寒,蛟龙应俯首,公社志征天!”

 

  同吃同住还有同劳动。给房东大娘把水挑满这样的家务活,王蒙基本上给包下来了。房东家不富裕,水桶都是一大一小,扁担是一条歪歪扭扭的,有点像麻花一样的木棍。那东西一压在肩上,不但硌肉杀皮,而且滚来滚去不听使唤。春夏秋三季,要走大半里地。冬季就更远一些。当遇到枯水季节,或是水质有些不甚理想的时候,他就沿着田埂再往远处走几百米,从另一处渠头挑水回来。他挑水时,脑海里经常浮现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战士宿营百姓家,临走时把百姓家水缸挑满的情景。这是他就想:这也是党的传统,党的教育,党的胜利的泉源啊,我能够忘记吗?至于集体生产劳动,更是以快乐劳动劳动光荣的心态参加。他特别喜欢每年春夏之交的扬场,因为那活技术含量高一些,要有“韵律性”。抄起木锨,选择方向,金色的麦粒象一幅精美的画面展现空中,瞬间落成一推,转眼成了一座座大小不一的金山,麦秸麦麸和尘土则随风被扬弃。此时,王蒙觉得比做操跳舞蹈还过瘾。扬场要等风,有时候轻松休息,有时候连夜赶场。休息时给场上拉来几袋西瓜哈密瓜,边吃瓜边和老乡们天南地北地聊天,真的感到全身都舒坦。他还喜欢装车卸车。扛麦子上车时,最重的麻袋达115公斤。他猛吸上一口大气,咬牙一扛上肩,踏上颤颤悠悠的跳板,进车厢,肩膀一抖,甩下麻袋。此时吸上两口伊犁河畔的秋天芬芳的空气,不免有几分得意,几分舒爽。那种感觉就别提有多美了,他甚至想振臂高呼一声:“侯王将相,宁有种乎?”

 

  尽管很长时间以来,农村干部的名声不大好。但是,王蒙对那些农村基层干部同样很有感情。他坚决反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攻击、谩骂村干部的做法。他在担任了副大队长的职务期间,跟随大队长和书记检查春种秋收,风雨中查看屋漏防汛……,他享受过的一次免费招待不过是在瓜熟季节免费饱吃了一次瓜。婚礼割礼、盖房上梁、争先评优、唱歌跳舞、甚至调解家庭纠纷等等,他和村干们都不落下。许多村民,不管懂不懂汉语的,见到王蒙,都会用汉语直呼:“王大队长”,几个村干不管年龄大小,也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王哥”。文革期间有段时间搞夺权。他们这个大队被一个姓穆的人夺了印把子。上台后为了树立权威,对王蒙也摆起了架子。有一次训话时问王蒙到别处去为何没向他请假。话音未落,其他社员七嘴八舌道,老王是好人,对老王要客气点。这位穆领导立刻哈哈大笑,称他和老王压根就是铁哥们,大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深情厚谊。穆某人过了不到一年的队长瘾就壮志未酬了。老村干们重新上台。1971年王蒙去乌鲁木齐试探单位情况时,二大队的老书记对他说:“唉,老王,你是个好人。你到乌鲁木齐,好,就呆下,不怎么样,就回来。那边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那边没有你的户口?我们给你上户口。那边没有家?我们给你宅基地,派人帮你盖几间大房子,咱们还要修果园,我们这儿接着呢,老王,放心!”

 

  1990年,王蒙夫妇重访新疆。他们来到这位老书记家里拜访,王蒙自豪地指着老书记家的房顶说:“你还记得吗?1968年你上房梁的时候,我还来帮过工呢!”“啊,是啊,我们忘不了。”老书记答道,“你也要记住我们的成绩。我们保护、培养了一位作家,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伊犁的巴彦岱......。”老书记的诙谐的回答引得众人一阵欢畅的大笑。

 

  王蒙曾多次“回家探亲”,每一次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场面。当地的农民群众、农村干部、知识分子,都一直把王蒙当做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处,主人都杀鸡宰羊款待,倾吐着说不完的话;分手时,依依不舍,洒泪话别。在一个村庄,有个叫做古丽尼莎的妇女一见到王蒙,就一面叫着“老王哥哥”,一面抱住他痛嚎啕大哭不止,在场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在乌鲁木齐,有位已故维吾尔著名诗的遗孀,塔塔尔族人,搂着王蒙痛哭失声。在场的一位新疆文艺界的负责人动情地说道:“做人能做到这样,一个作家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2009年,王蒙随全国著名作家新疆采风团又一次回到新疆。当采风团到了当年王蒙生活过的那个村时,那些维族老农,见到王蒙就纷纷跑上来拥抱,有的痛哭,有的泪眼婆娑,激动不已。采风团中的作家们,没有不为之感动的。

 

  “王蒙将来要当部长!”

 

  王蒙是从心底尊重各族农民兄弟的。尽管他们整体文化水平不够高,见识不够宽广。但是,王蒙认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智慧却是不能低估的。在文革期间,王蒙所擅长的的笔杆子基本休工了,他把他的遭遇告诉了房东阿卜都拉合曼。阿卜都拉合曼沉默了许久,思索着,思索着,然后断然说道:“老王,不会老是这样子的。不要发愁,无论如何都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有三种人是不可缺少的,第一种是国王,一种是大臣,还有一种就是作家和诗人。因此呢,您现在在这儿,每天扫地也好,农村劳动也好,这是暂时的,你早晚还要回到你的文学的岗位上。”这位老农的智慧、常识和信心真的赛过了许多读书人。难怪后来王蒙感概,如果我们知识分子都有这种眼光和信心,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和思索,许多发生在读书人身上的悲剧,应该也是可以避免的。

 

  阿卜都拉合曼的信心很快就应验了。1973年,王蒙离开五七干校回到乌鲁木齐搞创作,算是回到文学岗位了,重新拿起了笔杆子。虽然受当时环境限制,发挥不了多大的文才,但毕竟可以读书写作了。特别是有机会读到了一些外文翻译过来的内部资料,为他文革后施展才华储备了不少有用的知识。他最初的创作任务是和几位画家合作搞连环画,他负责文字。文革时的创作是一种遵命文学,来不得半点卿卿我我的内容。如果有这方面的内容,肯定会被封杀。有位画家总想在作品中添加坤角,王蒙觉得这样做除了自找麻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数次提出反对意见。那位画家于是煞有介事地说给王蒙算了命,宣布:“王蒙将来要当部长!”此言一出,不但王蒙笑得来了一个前后滚翻,大家也爆笑成了一团:这句话不是癔语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没想到这句戏言在十多年后还果真应验了,王蒙于1986年当上了国家文化部部长。但在他骨子里,一直是把自己当做普通人看待,总把与人和谐相处摆在做人之道的首位。当部长的时侯,经常早起穿着一双拖鞋在胡同口排队买油条。“队友”们说,人家这部长,还真的没架子。还有一次他去文化部下属单位外文局谈工作,顺便到老专家杨宪益家里看望。当发现杨家顶棚的灯泡坏了时,便登桌爬椅,为他们换了灯泡.....。他与许多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亲切质朴,都是与他在新疆16个春秋铸造的底层本色密切相关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么多维族农民爱着他,是因为他自己一直坚持主动地往“阶级兄弟们”这边靠。

 

  王蒙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王蒙,是他们的关心爱护,伴随王蒙及家人走度过了16年的艰难而美好的时光;王蒙也以自己的善行暖言深深地感动了新疆各族人民。维吾尔诗人乌斯满江是这样说的:“(王蒙)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尽量挖掘其他民族灵魂中美好闪光的东西,引起心灵的震惊。”他在翻译王蒙的散文《新疆的歌》的时候,写下了自己的心情:“译到这里,我也哭了,我是流着泪译这篇散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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