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5年2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陈云的家风建设，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典型诠释。他的工作作风延伸到家庭，成为子孙后代的精神富矿。
《陈云书风》、《陈云家风》封面
左起：于若木、董巍、陈怡初、陈云、陈小欣、陈汉洲、陈星
陈云是“共和国掌柜”，却一直称自己是“小学生”。坚持学习、坚持调查、坚持原则、坚持事实的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5年2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陈云的家风建设，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典型诠释。他的工作作风延伸到家庭，成为子孙后代的精神富矿。
今年6月13日，是陈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陈云纪念馆编写《陈云家风》、《陈云书风》二书，更加详实地展现了陈云的家风家教。
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亦是作风、党风。回顾陈云的家风家教，在党中央如此重视作风建设的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陈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领导人，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连60多岁的人，可能也并不了解他。”6月2日，《陈云家风》一书的编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骆振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描述自己探寻陈云的初衷。
1994年8月，因逢建国45周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领袖的故事》丛书。彼时骆振龙便作为责任编辑参与其中。
“这套丛书出版后，因为其内容展现了伟人的平凡事，涉及面广，在国内引起了很好的反响。”骆振龙回忆说，也是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陈云的故事进入了他的视野，也引起了他更多的好奇。
“毕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之后，他就很少在中央抛头露面了。”带着这分好奇，骆振龙开始试图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陈云画像。
2011年6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云画传》，而为了这本书的编辑，骆振龙几乎跑遍了所有陈云曾出现过的地方。“他的出生地青浦，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以及瑞金、福建等地方都去跑过。”骆振龙告诉记者，经过这次长时间的走访，让他对陈云的了解更为深刻。
“他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毫不济私，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骆振龙说。
江阴人王玉清，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陈云秘书。据其回忆，解放东北时，国民党军队曾一度占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并准备先全力“肃清”南满，再大举北上侵占全东北。
彼时的陈云，正主持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的工作，经过艰苦奋斗，北满局面已经打开。按照惯例，陈云可以继续留在北满开展工作，可南满岌岌可危的局面却让陈云异常担忧。
“根据地被压缩在长白山麓的四个小县的狭小范围内，总兵力不足四万人，面对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全力进攻，是很难坚持的。”王玉清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如果听任国民党军队占领整个南满，然后全力北上，那么我们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就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主动请缨前往南满，去执行对当时的东北全局而言最艰难，也最为危险的任务。临行前他给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鹤寿留下一封信说，“国民党中央军像一头野牛，正准备向北满冲来。我自问不懂军事，但一定要依靠那里的力量，把这头野牛的尾巴拖住，不让它横冲直撞。”
“原来我们是防守，最后变成战略反攻，总体来看，坚持南满从战略上说是非常重要的。”1938年至1941年期间担任陈云秘书的刘家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评价说。
这是对陈云在军事方面为数不多的记录。而以往每当人们谈及陈云，则会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他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陈云同志不仅亲自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直接领导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建国后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办公室主任、陈云秘书的邱纯甫曾撰文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也让他对陈云倍感钦佩。
尽管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如此成就，陈云也始终没有忘记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据陈云之子、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特别喜欢周末到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他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从这一实际出发，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陈云便想着如何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使农业恢复生产，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
陈云妻子于若木曾回忆说，当年春末夏初之际，身在杭州的陈云找到几个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一起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户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
确定这一理念可行之后，陈云很快就从杭州赶回北京，并得到了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一致认可。
就在回京的路上，时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问他，“现在的形势不宜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再郑重考虑一下?”周太和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他说你怕什么呢?我担任领导工作，就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现在自己有办法了，有路子了，就应当抓住这个时机来做啊。如果失去时机，就失去党的威信，失去人民的信任。这个机会不可失掉。”
可彼时陈云的这一提议，也最终未能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此后毛泽东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提议定性为“破坏集体经济”、“机会主义”。这也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被推迟到改革开放前夕。
这是继1957年陈云和周恩来提出经济建设要“反冒进”后，再次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与批评。也正是这些片段，展示出陈云敢于坚持实际，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勇气。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了自己工作的方法论，并一以贯之。这不仅让他从一个“高小学生”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掌柜”，也最终成为陈云影响整个家庭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精神内核。
家庭成立学习小组
于若木，是陈云家庭生活中第一个被他直接影响的人。
1938年初，于若木与陈云结婚。据她回忆，刚结婚时，陈云接连用三个晚上给她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们传为佳话。
实际上，不管是陈云自己，还是于若木及他们的几个子女，学习始终都是陈云家庭的主旋律。
据陈云之女陈伟华回忆，文化大革命中，陈云以“战备疏散”之名，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郊区的一家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陈云此行带去了很多书。他当时对家人说，自己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
“在江西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去过，他跟我们谈的全是读书的问题，他让我读《共产党宣言》，读马列著作，还教我学习方法。”陈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这之后的1973年8月，回到北京的陈云，给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当农村小学教师的陈伟华寄了一封信。
“他在信上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如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姨、姐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并希望我也参加。”陈伟华在文中说，“首先学的著作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分头阅读，然后每星期天用上午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父亲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我，先通看一遍，然后再看哪几页，对哪几页必须细读。凡遇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陈云长女陈伟力也记得，有一次她与父亲讨论了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父女两个争来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没弄清楚。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后，特地把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请到家中，请教了这个问题。
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也是陈氏家风的一大特色。据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全国解放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于若木当时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本来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班，但于若木同志从来是自己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有搭过他一次便车。”
之后，于若木调到中科院工作，单位在香山，平时住在单位，周六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家。改革开放后，有人就此事采访她时她回答说，“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68年，陈云之女陈伟兰被分配到西藏。据她回忆，在去西藏之前有人曾给她出主意说，可不可以让她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别去西藏了。“那时我也很天真，回去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情，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她说。
“父亲常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怎样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一个普通人，不能以革命功臣的子女自居。”陈云之子陈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20世纪80年代，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时，陈云正洗手准备吃饭。看到陈方后，陈云顾不得吃饭就把陈方叫进办公室，告诉他当时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而且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他才让我回去。”陈方在文章中说。
陈云这样的教导，一直传到孙辈。“爷爷从小教育我们为人要低调，所以我从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就从来不会跟同学们说我家里的事，我的同学也都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陈云的外孙女陈怡初也在回忆他的文章中说，直到1985年，自己用毛笔写下“祝爷爷长寿”并送给陈云的照片，被刊登到《中国少年报》上时，她的同学才看出端倪。
“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陈云同志的家庭之所以能有一个好家风，说到底，首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作风，凡要求别人做的都是自己已经做到的。”朱佳木在《陈云家风》的序言中写到。
陈云家风再出版
时间回到2014年9月25日，当骆振龙拨通朱佳木的电话时，他还没想到这次的图书策划，要以“家风”为主题。
“当时只是因为在编辑陈云的系列图书后，对他有一颗敬仰之心，所以想在陈云诞辰110周年之际，为他做些事情。”今年已有60周岁的骆振龙，2015年8月将从出版社退休，因此他并不想给自己的出版生涯留下遗憾。
骆振龙说，他在与朱佳木通完电话，并请示陈元得到许可后，就在2014年10月份到北京，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商量出书事宜。
当时恰逢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对陈云孙辈进行采访，想做一个关于陈云的纪录片。而陈云孙辈们讲述的陈云记忆，是2005年版《陈云家风》中所没有的。再联系到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反腐和八项规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的强调，骆振龙才有了以家风为主题的策划方案。
长期担任陈云秘书工作的朱佳木，对陈云家风也颇有感触。朱佳木在为《陈云家风》写下的序言中说，组织和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胸怀国家与民族兴亡，以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愿为中国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因此，当他们在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后，往往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崇高追求和人格、情操去感染家庭的成员，从而形成革命的家风;当革命胜利、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他们成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后，……会自觉、慎重地看待手中的权力，并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们也能做到谦虚朴实、平等待人、公私分明、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助人为乐，从而保持革命的家风，为普通人家梳理榜样。”
“在所有这样的家风中，陈云同志的家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范。”朱佳木这样写到。
在这样的主题之下，骆振龙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陈云和陈云家风，“不想做过分的宣传，也不希望刻意地拔高。”他说，只有把真实的陈云及其家风反映出来，才能让大众真正受到教育。
陈云夫人于若木、陈云子女及孙辈，以及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众多关于陈云作风及家风的内容，在这一主题下汇聚成流。
“孙辈们关于陈云的回忆是新的内容，还有一些是新写的回忆文章，即使有些回忆文章曾在别处发表过，放在这个主题下也是新的角度。”骆振龙说，“在新时期，通过多个角度展示陈云家风，效果才会更好，对我国当下的家风家教，也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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