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走出家门回归社会为劳动者写真

走出家门回归社会为劳动者写真

陶  冶

 

17号接到李会长的电话，想到25号会议的举办，作为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一年一度的活动是不该错过的。去年因为回老家了，我的发言由会长代读的。今年我能参加会议，为纪念毛主席“5、23”讲话，也该发声，会长要我讲讲深入生活的话题。那我就想起了这个题目：“走出家门，回归社会，为劳动者写真”。

说起深入生活，自打我1972年开始从事群众文学创作辅导工作时，就没离耳和口。参加会议听的是这个，传达时讲的也是这个，跟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说的也是这个。后来听我的老同事，被誉为“神童”的诗人胡昭老师说“经历人生”，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咱们都在生活中，而且是底层人，无所谓“深入”的必要，只是脱不脱离的问题。可是，作为生人，能脱离生活吗？除非不吃不喝不动，那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生活的。作为现实的人，就自然离不开现实生活。后来，又有了说法，叫做“贴近生活”，“贴近”也好，“深入”也好，我总觉得是把自己跟生活分离了。最近两年，又出来个“走基层”，那是指高高在上的媒体人和高官们说的。作为咱们这样的普通“写者”或“笔者”来说，无所谓“走基层”的意思，因为咱们本就在基层。我以前就说过，我是写作的“写者”，说是作者就已经满足了，谈不上作家。因为老了，又总呆在家里，还总不停笔，面向社会责任感一发作，就秉笔直书，算是个写手，充其量叫个“写家”。尤其近年来写些纪实，也就是个记录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文学创作，不是作家所为的范畴，还属于记者的行当；但是，自己还没赶上由新闻出版署给发证的时候就离开新闻单位了，老旧的记者证也不顶用了，没有了记者身份。那算个啥？啥都不是！不过，也没关系，无关紧要，现在的头衔多了去了，有跟没有，其实差不了什么？做什么跟管什么，没关系的。一篇文章没发的人可以当中宣部长，跟意识形态没关系的人可以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咱们不讲这些，也不在乎这些。如果太在乎了能把自己气死，有啥用啊？咱们就是能干啥就干啥，能干点儿啥就干点儿啥。何况已经土埋大半了蜡头不高了，能看点儿写点儿发点儿微弱之声也就不错了。如果是所有网站都给关闭了，连这点儿微弱的声音也发不出了。你还想怎么样？

人有眼睛什么也不看是不可能的。人的脑子还没痴呆，要什么也不想也是办不到的。如果不甘心于蹲在家里等死的话，就要关心国家大事，用国家培养的这么点儿能力做点儿事情报效人民，报效祖国。所以，在我们还能行走的时候力争走出家门，回归社会，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是自然人，自然人是要吃饱喝足维持生命的。但我们不能只是自然人，如果是个单纯的自然人那跟其他动物没什么不同，我们还是社会人，所以要比其他动物高级的。既然是社会人，就要置身于社会当中，对社会负点儿责任。我们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就不能离开社会、脱离社会，从社会中来的就要回归于社会。如果觉得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或者游离于社会之外了，那就要尽快融于社会。不要管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都没理由远离社会。人还是阶级的人，因为人是有阶级属性的。我是穷苦劳动人民子弟，我是属于农民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我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待社会现象，发表见解的。

正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在老家我是始终置身于社会当中的。尽管在单位工作，也与社会保持联系，有机会还要利用一切渠道走向社会。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接触工农群众，与他们交朋友，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努力思想改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丰富生活积累，充实头脑。

我本来就是农民子弟，1957年初中毕业又赶上劳动教育，国家鼓励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作为毛岁才16的准青年，由于浅薄和蒙昧，拒绝学校保送上四平师范，报考了高中，明知道家里供不起读高中也要比量比量，考试完了就算完成任务了，第二天就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毛岁16周岁才15啊，铲地抱垄我拼命地跟啊，人家到头我也到头了，我拒绝别人给我接垄。可是，晚上记工分就是记8分，跟妇女一样。人家妇女下午歇二气儿就回家做饭了，我不是的。为了要挣满分10分，我就要求给牲畜铡草。铡草是俩人各抱一头，一个木拐子套在铡刀把上，一个老农民给铡刀里捋草。那是个技术活，有危险的。我们只管摁铡刀，但是俩人必须合把，动作一致力量均衡频率稳定。这样的活开始不行，但很快就掌握了，铡草的活我们包了，这样，我就才跟那个伙伴挣一样的工分了。半拉劳力的帽子终于摘掉了。

1958年一化冻，水库工程就上马了，我就要求上工地修水库，具体活计就是用独轮车往坝基上推土。开始不会推独轮车，一推就倒。后来掌握了要领推起就跑，到地方一扬手车子就扣过去了，很好玩。为了跑得快把鞋都甩了。我的铁脚板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领工的看我干的欢，还总表扬，这样劲头更足了。就在干得起劲的时候，人民公社化了。作业区领导让我去当地小学当民办教员。因为我不想当孩子王才放弃被保送上师范的，所以，我说啥也不干。但是，公社化就实行军事化了，领导的安排就是命令，如果我不服从以后再有什么好事，也没我的份了。领导这么一吓唬，我屈从了。毛岁17就教二年级了。年末，因为实行供给制了，吃大食堂，学生住校师生吃饭都不花钱，一年的工分白挣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当农民。

1968年文化大革命到了深挖阶段，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我父亲日伪时期去3年劳工当了分队长，分队上边是小队，小队上边是中队，中队上边是大队。分队就是一个班，10来个人，分队长领这10来个人干活，就是个打头的。可是，负责清队的人以为跟解放军的分队一样，是连级。这样，我父亲就够杠了，可以打成历史反革命了。我不服气就写大字报辩解，不小心“败坏他人名声”的“人”字的一捺写在报头上毛主席那个放光芒的戴帽子的头像上了，说我在毛主席脸上打叉，要把红太阳抹黑。给我打成现行反革命，跟五类分子一起挂牌批斗。还抄了家，把我读函授大学的习作和日记都搜去了，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让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就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您讲，有多少动听的歌儿要对您唱……”因为我明白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整群众的，他们这样干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保存自己。因为，每个阶段就是一两个月，过了这个时段就转入下个阶段了。

不久就出来个“侯王”经验，“公办小学要下放大队来办”，贫宣队进驻管理学校了，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公社有9对夫妻教师，因为其中一个被看成有问题，就都打发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为了证实我当社员也能养活老婆孩子，第二天我就到生产队劳动去了。秋天割地最难的是割大豆，大豆扎手，但不能戴手套，空手抓豆杆不能直接上手，要从下上往上握，镰刀往后割，豆杆朝前摁，这样就很清脆的一声折断了。不然，可能连根带出来了。还一项活就是剪高粱头，也是一般人不大会的活。我也要掌握的。不会的就是用镰刀头搂，会的是用掐刀子切。掐刀子戴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其他4指收紧了，掐刀下去，高粱头就掐断了。庄稼上场了垛垛是个大活。一般都是老农民来干，就是要好的庄稼把式才行，否则就给垛歪了，我也试验过。豆垛是方的、谷垛是圆的，稻垛也但是圆的，稻垛的稻穗头比较沉，好垛。垛好的谷垛和稻垛不怕雨浇。这类活我都干过。打场的时候就是扬场，那是绝对的技术活，一般人是不敢操活的，扬出去就是一个团。我也学会了，用木锨把粮食粒撮起来扬出去要把木锨板斜个角度，这样抛出一条线，落地一大片，非常均匀，风就把杂质都飘走了。冬天就是刨粪堆的活，叫倒粪。东北天寒地冻，不会刨的就像鸡钳米似的，会刨的是一震一大块。怎么能这样啊？有窍门，就是利用杠杆原理，老百姓不懂，但是他们会做。就是把大镐（20多斤重）举起来的时候，增加力臂，往下刨的时候增加重臂。这样，下镐的分量就加大了。大镐下去就震出一条裂缝。再来一稿砸进裂缝里，用镐把一别，就下来一大块。这样特别出活。这些劳动技能，在我2006年写《皇天后土》时都用上了。是主人公纪英林辅导知识青年的几个劳动场面里用上的。

第二年春天用拖拉机耙稻地，免不了把稻池埂子被豁开了。为了保住水，必须随后给堵上。东北的早春，刚开化，脚底下都是冰茬，当时没有水田靴子，就是光脚下水。很少有人干的，而且是早堂。我也去干。就这样，到9月末归队时我就挣了3000工分。跟我一起回生产队的，有的一天农活没干。我的工分也没用了，但也有收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除了学会了农活，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劳动技能外，就是一个跟我同龄的社员哥们跟我说的一句话“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就这句话使我打消了悲观情绪勇敢地面对现实。就这句很普通的话，一个刚刚而立的农民的话让我受用终生，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什么挫折，我都坦然面对，不在乎了。

1970年冬，由于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抄家了，我的日记和文艺习作（有剧本）都被专案组审查了。我的反动思想没审查出来，却审查出我的“写作才能”了。到需要宣传县“双先”会议精神，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时候，公社领导就想起我了。我从被审查，到送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到接受党委的“重要”安排，这不是“大翻身”有了用武之机了嘛！我白天上班教课，晚上趴在土炕上写了一部独幕话剧《挖山凿井》，宣传好书记（大队）刘景山的事迹。因为在这之前，一个在县委工作的函授大学同学下乡采写刘景山的事迹找我帮忙，结果我竟然成了“主笔”，所以，我就把我占有的资料用上了，写得很顺，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但是光独幕话剧不够一场演出，我就写小演唱，小歌舞、快板、对口词、相声、歌曲等等，各样形式都用上了。一个半小时的晚会节目全是我自编的。全公社巡回演出完了，就赶上县里举办文艺汇演，我们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独一份，被特约参加了。我就被县文化馆发现了，于是，1971年春借调去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征文活动。

这时，毛主席的《延讲》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重要语句都熟记于心：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把这些毛主席的话作为我工作的依据，作为我邀稿的由头。于是，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了。

搞征文活动向别人发邀请函，征集别人的文稿，自己必须带头写稿子，而且要拿出至少是比较上乘的文章来。于是，我就硬充好汉不自量力地“操刀”了。从此，开始了我文学创作道路的征程。因为是纪念毛主席《延讲》的文章，我必须对《延讲》有较深的理解，才能跟业余作者（其实发表作品的很少，大多是文学爱好者，还未发表作品，充其量是个文学青年）约谈。这就是有水浮船了，随着“教学相长”就有了后来的“水涨船高”了。等我接触（他们承认我是“启蒙老师”）的文学青年发展成业余作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高多少了，就把接力棒交给比我有能力、水平高的同事。等他们发展成省作协会员的时候，由于我的一篇文艺评论（《评沙叶新的两部剧作——社会效果要放到社会实践中检验》）遭来无端的批判，我则赌气改行到总工会搞职工思想教育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能力，只能在“写”上有点儿用武之地，虽然弃文却未搁笔，仍然不忘《延讲》精神，下厂矿，跑基层，积累工人方面的素材。因为领导知道我是个“写手”就把我当秘书用了，凡是举办什么活动或召开什么会议，需要请市委领导到场讲话的时候，都是我给写讲话稿。我写讲话稿从来不现找材料做参考，我就根据会议的主题结合我占有的第一手资料按我的想法来写。因为我经常下基层跑工矿和企业，对各单位的熟悉比领导还清楚，所以我写的“报告”真地能报告好多一般人不知道的真实情况。又因为我的认识比较深刻，所以，我归纳的几点意见都和符合领导意图。我的讲话稿到市委领导手里都不改动，偶尔的顶多是有点儿补充而已。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先进典型，我就写文章宣传他们，积累多了就编印小册子发到基层。能发表的上面就采用了。这期间我写的东西说不上是文学作品了，但是都是写工人（职工）的，其中不乏转业到工矿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我写他们都是真实的，并不满足于事迹材料的程度。所以我写的“材料”颇有可读性，属于报告文学之类的。我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8年，别人都认为我是浪费了、屈才了，为我惋惜；可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自己是大有收获的。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熟悉农民，但不熟悉工人。毛主席让我们为工农兵写作，就要写工农兵，不熟悉怎么写，写什么？

对于农民，我是熟悉到骨头里了。我的祖辈是农民，而我自己也当了农民。参加工作（当时添表时是“参加革命”）后，被送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差俩月就是一年，1975年底到1976年末、1977年初到1978年初又当了两整年（基本路线教育和落实承包责任制）工作队。当时是作为提拔对象被选进工作队的，可我对提拔并无兴趣，我是作为“深入生活”的机会和途径接受的。我白天跟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跟社员们一起开会、学习（读报、学习中央文件、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唯生产力论”，学大寨以及后来的落实中央1号文件），睡觉前就记录心得和素材。遇到雨休时便就着行李卷写作了。我写的都是农村题材的稿子。由于，我有个致命的缺点，不能按责任编辑的意图修改自己的稿子，不善于“答卷”，就宁肯不发表，也不忍痛割爱，致使一些当时很有发表价值的稿子变成了废稿。2010年夏天回老家，由于当地电视台采访我，我把那些陈稿翻出来了，看见了那么多的抄得一遍又一遍的稿子（其中《她有颗金子般的心》上万字竟然有3份手抄稿，由于我宣传她的劳动成就，因而她获得“五一奖章”），我都不知道都花费了多少精力，哪来的那么多时间？粗略地看看，我写的东西尽管未能如愿面世，但是，我不后悔，那些东西作为我的文学营养，早晚是要被吸收到我后来的作品里的。

我曾接触的文学青年都陆续发展起来了，都入了省作协了，而我却进京搞起新闻，当了编辑。虽然这也是青年时期的梦想，但是，已经搞了文学的人再去搞新闻当记者或编辑，总是觉得意义不大。由于所在的杂志社是理论性的，编起来觉得枯燥无味，尤其是看了一些所谓的教授、专家、领导的文章把一个很简单的所谓“思想”论述得“重要”得没法了，觉得可笑又无聊。我就主张即使是理论刊物也要有人民性，也要反映工农兵的意志。我还是用毛主席的《延讲》精神指导自己的编审工作。但是，杂志要创收，要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我无可奈何了。心里暗骂：“如果给钱就干，那成什么东西了？”但是从家乡漂来北京，总得有个工作干吧，委曲求全也好、适应潮流也好，我写不了工农兵了，就采写比较好的能代表工农兵意志的领导干部。可是，我毕竟已经飘到“上边”来了，与基层脱离了，不甘心又有啥办法？直到到2002年正式退休时，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了，才得以写出6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郑培民》。我以前发表的所谓“作品”汇集到一起，也比不上这一本的分量重。我为什么要不顾一切、不惜一切写这部书？原因跟我在搞职工思想教育时是一样的。自己无权无势，人微言轻，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没有惩治的能力，我就树立正面的典型，给他们提供镜子。我在老家那面写了一拨又一拨的先进典型，文字上宣传了，得到社会的承认，就树立他们为“职业道德标兵”（我在本省开了这个头，全国当时还没有）。我可是“创造性”地开展我的职工思想教育工作的。我的想法都超出了常人所想，竟然力排众议把一位我看好的（在处理“双突”干部时免职的后来又上来了）本市领导给命名为职业道德标兵由市总工会给表彰了。我把这种办法叫做“播种荣誉”，一般情况下，人若得到了肯定接受了赞扬后，多是严以律己再接再厉好上加好的。这个表彰对象从市到省一直是廉洁自律的好干部，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为国家反贪局领导了。

2002年刚刚转入退休生活，我的老乡、校友湖南省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事迹被中央领导肯定之后，我就进行了俩月的采访，3个月的写作，完成了60多万字的书稿。有人称奇，有人发问：“郑培民到各地各单位的讲话你在场吗？你怎么知道的？”有个教授朋友说：“看你写的书，你就能当省委副书记了！”其实，这里面的“窍门”还是毛主席《延讲》里说的，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中去，才有创作的源泉。我能那么顺利地写出郑培民，就因为我对生活的积累有了一定的基础。农民想什么我清楚，工人想什么我也清楚。郑培民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好干部，他自然了解农民和工人，心里装着农民和工人。这样，他在群众跟前怎么做、怎么说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能把他在场该说的话都从我的心里想出来，落到纸上。这个，如果我不熟悉农民和工人，就想不到郑培民的心事。因为我曾给当地领导写过讲话稿，我就能给郑培民写“讲话稿”。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郑培民是“做官先做人”。做官我没做过，做人总还是做了吧。在做人方面，我跟他有相似之处。年龄，他比我小一岁；家庭，他是城镇的小市民家庭，我是农村的庄稼院。我们的经历都是那个如火如荼的毛泽东年代，我们怎么成长起来的，都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上大学了，我没上正式大学，但我也享受了高等教育。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我都经过了。就是当工作队，我也是有生活的。所以，在写他大学期间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时，带队的老师跟我说，进点当天晚上，大队召开欢迎会，干宣队代表讲完了，工宣队代表也讲了，带队老师临时叫郑培民代表大学生讲话，他二话没说，军宣队代表讲完他就开口了。讲话不到10分钟，掌声好几遍，也不知道他反应怎么那么快、讲得那么得体、那么恰到好处。我就根据这位老师的简单介绍，写出了郑培民在当时的讲话，从心里淌出来一个字都不用改。若不是我熟悉那段生活，若我不是也当过工作队，我能这样随心所欲吗？

至于2006年写的8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皇天后土》就更说明问题了。主人公是比我年长9岁的翻身农民，是从1957年打井抗旱开始兴修水利工程，1959年就当上全国劳模的。他在1958年带领社员修运河的时候，正是我在当地修共安水库的时候。挑双土篮子运土，往堤坝上登的生活我都有的。他身处的那个场面我都仿佛就在眼前。他对社员的感情，尤其是对“五保户”的感情我都能想到。他跟妻子晚上去参加夜战，把4个孩子撂在家里，等他俩收工回家，大儿子躺在房门口睡着了，这样的场面我是懂得的。不到10岁的哥哥盼着爸爸、妈妈回家，坐在门槛上等，一是为了防止妹妹弟弟们跑出门外，二是防止家畜闯入门里，所以就在门口处坚守，结果夜太深了，竟然睡着了。如果我没有1958年大跃进时搞深翻的生活，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为了增产，积肥是很重要的。生产队在挂锄时耪草皮子割蒿草沤粪，就是搞压绿肥，起猪圈粪、起大粪往上浇。这样的活我都干过。冬天的各家的厕所，比较好起，因为都冻成砣了。最好起的是公共厕所，一人多深的粪坑啊，粪便就堆积的像柱子似的立着，用铁镐往根底下一刨就倒掉摔成几段，用锹撮起来扔上来就装进车里运回生产队了。因为，这样的活我也干过，纪英林跟我说他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自己赶着粪车去公社的社直单位，卫生院、粮库、学校、畜牧站、信用社、粮管所等单位去起厕所。这个时候都放假了，厕所很少去人用，方便。我就能写的很顺利很真实。

主人公纪英林同志从大队书记干到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他却始终跟社员兄弟们在一起，不离开红石岭，拒绝到公社当一把手，拒绝到县里当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拒绝到省农业处当处长。他就是要守住农民的根本。直到1976年后，他还是想把红石岭的大队书记的担子担下去。他是陈永贵式的模范人物，他没“上去”，也就没有“下来”。他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一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按毛主席的指示，为体现共产党的宗旨干到现在，仍然受表彰、挂奖章。我特别理解他，赞成他、欣赏他。因为我也是属于他这样的只想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想拼命往上爬的人。我们也都属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我们的心是相通、志是相同的。若不是这样，我才不写他哩！

我写了《郑培民》后，有人请我写所谓的“企业家”，说可以先给一半劳务费，出书的费用不用我管，稿子写完就全部兑现。我谢绝了。我的理由是，现在的企业家不偷税漏税的太少了，多是做假账应付国家。他们要发展，要找靠山，要打通关节，不行贿是不可能的。再就是他们有钱了就什么事情都干了，不说“五毒俱全”也差不多了，能洁身自好的是凤毛麟角。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也就轮不到我给写了。

现在没有人代表工农兵了，因此我也就自然写不出工农兵了，即使我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也没有人看的。你看那电视上，报道的几乎全是企业家和种田大户的发展和发达，再不就是个人奋斗的“创业”成功人士和一夜成名的演艺人才。就是这些“人物”正在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引导到出校就想挣大钱的邪路上去。我们当初的“从脚下起步，从手头做起”的信条已经被看成“老掉牙”的处世准则了。现在是发展资本主义，颂扬资本家的时候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已经失守了。我还写吗？有个写作能力比我强的高水平的作家同事，给我发来个30集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的梗概，写一个有心计的青年农民“改开”之后到城里闯荡挣了点儿钱开了眼界，回村把土地集中到一起合作经营，可以机械化耕种，省下劳力搞多项开发。这也就是时下流行的组建农民合作社，是歌颂土地流转的。我说土地连片机械化耕种，那是新鲜事吗？我在《皇天后土》里写的红石岭大队早就是（1976年）土地连片机械化耕种了。我告诉他，咱们不给修正主义做注脚！他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就偃旗息鼓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就不写跟现实走的、为修正主义抬轿子的小说和电视剧。我看不起那些违心的或出卖良心的御用理论家和作家。有的宣传部门和党校的理论家们，除了给人家做注解，自己还有什么？可是我不赞成人家又能怎么样？他们就是干那个的，是要靠那个吃饭的。我就是自己做到不被御用而为工农所用就算了。前几年在看到郭明义之后又看见了杨善洲先进事迹的电视报道，我认为这才是应该大肆宣传的典型人物哩！

红石岭大队在纪英林同志的带动下，全体社员经过千辛万苦改造、平整、连片的9块“三保”（保墒、保肥、保水，也称“海绵田”）高产田，农村改革分田到户后被分成了一档几垄的单干田，他心里难受极了。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那等于把他们的孩子给支解了一样的。我在每年回老家时，因为给父母上坟而路过五奎山的宏伟电灌站处，我心里感到无限悲哀。那是我在借调到县文化馆之前，公社修宏伟灌渠，就是要把大柳河水引到五奎山跟下，用三级扬水站把水调到到山半腰，通过30多里的渠道罐入共安水库里，冬储春用，以保证我们公社水稻的种植。共安水库就是1958年上半年我参加兴建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是有限的。修了宏伟电灌站和宏伟灌渠，就把这个水库跟我们县最大的磨盘山水库连接上了，保证了水源。而30里宏伟灌渠也在经途当中把那些很不起眼的小水库也灌满了，这叫“长藤结瓜”。公社领导这样一番规划是很受县委和地委赏识的，所以很快就上马开工了。当时我刚被“解放”，公社党委就跟学校领导说好，让我参加工程指挥部工作，负责战地宣传。我跟一位“五七战士”办《战地快报》，他字写的好，钢板字尤其地道。我就写文章，他就搞刻印。我俩得心应手，《战地快报》办得很有作用；但是，我并不满足，还用连环画的形式，把好人好事，把火热的战地场面，画成图片（那时没有照相机），一幅一幅地展出，或者像“拉洋片”似地，到各工地段现场展出做宣传、鼓舞士气。这样的工程是造福于后代的，我是尽我所能了，可以说是使出浑身解数十二分努力了。心想，这样浩大的工程我能为之做点宣传鼓动工作，留给后人是多么有意义的呀！可是，谁能想到后来会走回头路又单干了，那30里长的灌渠废了，摆在铁道边上的电灌站也废了，那（直径有2尺）粗大的铁制管道还趴在山腰，山下的机房就成了遗址。我现在是一个跟农村已经没了关系的人，还这样惋惜，纪英林同志他能不为他30多年前的30年时间的努力而惋惜吗？我特别理解他当时（从农村改革起挺到1984年）被迫接受分田的痛苦，写下了他瘫卧土地发问苍天、呼唤毛主席时撕心裂肺的悲怆场面。

什么叫感情？什么叫懂得“三农”，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懂得做女人的不容易吗？为什么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毛主席为什么那么理解农民？为什么他要为农民的翻身解放不惜一切？就因为他曾经是农民。而我们党后来的领导人，有谁是毛主席那样的出身？有谁跟农民有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

尽管说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是，领导人也有“一言可兴邦”的可能性。既然可以“兴邦”，也可“毁邦”的。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是都有过的。

因为毛主席《延讲》指示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就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我放弃了文学创作，不写小说了，也不写剧本了；我写正面的纪实文学。因为我不是个目标集中的“写家”，我是搞文学辅导的基层文化干部。发表作品是为了增强辅导能力，不是为了自己当作家。我可以说是“样样通样样松”。散文、小说、故事、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杂文，甚至歌曲都搞了。如果，我定向了，专攻一种，也许成功得快些。但是，我是不拘一格的，任其自然发展。

到北京后，写的东西就更杂了，访谈、通讯、简论、随笔、漫谈，遇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但还是注意要写对人民大众有益的。至于无益也无害的休闲、无聊的所谓“娱乐”性的东西我一概不写。自从接触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两个网站之后，自然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很崇尚鲁迅，他是新文化的一面旗帜。以前，我写了不少杂文，但是未能全部发表；而今天，面对现实，我就觉得又有学习鲁迅的必要和机会了。于是，我把写文章在网上发表当成匕首和投枪，像当年的鲁迅那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小时候，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就给我煮两个鸡蛋吃。到我走向社会了，开始独立生活了就不用妈妈给这样过生日了。有一次，我翻看了《万年历》，发现自己的生日是公元1942年5月22日，就觉得我的出生是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总结讲话的。于是，对毛主席的《延讲》感情更深厚了。现在，不妨用小品节目里白云的台词仿说，“我就是专门为这个《延讲》而生的！”这样一想，更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在跟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忘我奋战。在战斗间歇，我还要写我已经排入计划的志愿军回国后的生活，以便完成我“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使命。我佩服丁玲（还有陈企霞）先生在被重视的时候不飘然，在被错误批判的时候不记恨；像刘绍棠同志那样理解党妈妈的错打，浩然同志那样甘于被冷落，一如既往地不变信仰，热爱毛主席，坚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像魏巍老那样不畏强权打压仍然追求真理，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跟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接触后，我禁不住写了些网络文章，我写的东西还是出自于劳动人民的心里，是为他们代言的。我也不忘写劳动者的典型人物，如在中山公园做卫生间保洁员的宋淑敏，我不仅采访她，还跟踪她，我写的《仍然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的女保洁员》发表后，跟帖多了，有的说这样的人物该当人民代表、该当劳模、该进妇联当干部。

尽管这样，我还是远离了劳动群众。我每年回老家都尽量找机会接触农民，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去我当工作队时蹲点儿的生产队看看，跟老社员们交谈。我还想跟他们“三同”一段时间；但是，都是匆匆忙忙蜻蜓点水似的离开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啊。今年3月15日，我狠了狠心带上病老婆到武安市淑村镇白沙村住下来，一住就是50天。给我的感觉是回归了。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还挽留，我老伴儿说：“不能不走了，就是住娘家也不能呆这么长时间啊！”

这次去白沙村是邯郸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赵凤章邀请的。去年11月份他就跟我说白沙村值得我去看看写写。我答应了；但是老伴儿有头晕甚至昏厥症，离不开人的。拖到今年我觉得该抓紧了，就动员她跟我一起去的。赵凤章到邯郸车站接的，5月6日赵凤章又陪同我们回来的。

在白沙村我不仅受到了礼遇，结交了新的农民朋友，采访了丰富的素材，还跟为我们服务的孩子们（其实也30大多了）相处出感情了，都愿意认我老伴儿为干妈。我不仅觉得白沙村村美，可爱；也觉得白沙人美，可爱。我用《白沙村采访纪实》为名写了连载文章在集体经济网发表了，我还要写部《美丽的白沙村》正式出版，宣传宣传这个后起之秀，走私有化道路走不通了，又恢复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村庄。

我这辈子就是一条小鱼，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水的。我是1993年6月来北京的，虽然不是居于庙堂的官人，高高在上，但也等于跳到岸边的小鱼几乎要窒息了。这次有幸回归水里，又恢复了生机。用流行语说，又接了地气。用我自己的话说，又落地生根了。我想，我把生命撂在白沙村50天，我所获得的营养还能滋润我20年。我只要大脑不萎缩，不痴呆，我就不能搁笔，我要把劳动人民给我的一切还给劳动人民，为劳动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1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