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视频整理，其中极少部分内容为作者增加)
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召集世界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领袖和科学家，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全球精英”高层圆桌会议。史称“费尔蒙特会议”。这个会议讨论2000年-2100年内“全球精英”要处理的重大事务。 500个“全球精英”中有当时还不是总统的小布什、英国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斯、比尔.盖茨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人。
据与会者透露，到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参与这个会议的精英们似乎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人口，他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这些垃圾人口多数分布在目前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这些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地球精英的“邪恶轴心”。
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的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未来的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将其余的4/5的废物人口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
如果其余的80%人口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1/5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对那无用的4/5人渣实施喂奶，那就产生另一个方案，就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
而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
早在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有篇讲话，他说：“只要这个星球上还有共产主义的火花存在，那么我们西方世界对他们的封锁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说出了真实想法。
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它想永久保持在全世界的一极独大的霸主地位，所以任何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崛起都被其视为不能容忍的，它要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些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包括现在的中国和俄罗斯。用句简单的话来说：美国要独大，中俄都太大。
虽然目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美国在近半个多世纪里仍然把战争的烈火焰煅烧到了全世界。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对外用兵125次，年均2.5次。1992年到2001年美国对外用兵67次，年均5.5次。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讲到：“这一天将会来临，当我们看到强大的领导力覆盖全球。”
前苏联解体的背后重要推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是冷战结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苏联解体这一超级的历史嘲弄，留给了世界争论不休的种种疑惑，而留给俄罗斯的，则是社会的倒退、国家的衰落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俄罗斯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过去我们总认为我们和西方的争论是主义之争，现在明白了是民族利益之争，可惜我们明白的太晚了，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解体了。
1989年8月15日美国《基督教真言报》的文章以骄傲的口吻写道：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已成功的发展，三万颗核弹头和用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它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所以专家们预言说：“它的覆灭是最近2-3年的事，而我们则应当对那些伟大计划给予应有的评价，塔夫特制定了它，罗斯福润色了它，而且而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彻底执行它。”
1991年11月，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抑制不住激动地说：“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苏联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尼.亚库普佐夫谈到苏联8.19事件时说：“我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这一幕是不是和我国1989年的“六四”时期有惊人的相似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其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毫不隐讳地写道：前苏联的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至。他透露，关于前苏联的体制，在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政府并不感兴趣。美国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甚至露骨而傲慢地说：谈论前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象调查一件神秘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他在书中详尽批露了美国政府采取隐蔽的斗争策略及手段，逐步动摇苏联领导集团对自己制度的信心，诱循其一步步走向解体的具体过程。
历史不能假设，但研究历史的假设有助于研究现实和未来。从苏东剧变无数种如果的推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没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冲击，苏联的存在和稳定不一定就是必然的，但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的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一个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锐意进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话而失去执政根基的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则一定是必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授指出：“苏共亡党意味着假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决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因为(苏共)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这些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高纲领，它放弃了共产主义，这样它在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它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了，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它了。”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了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最终胜利者，同时也理所当然的使中国成为了美国的下一个对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针对美国对华战略明确指出：“对美国来说，是在未来彻底遏制中国，还是在接触中改造中国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战略选项。刚刚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成功搞垮了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在空前的胜利中，受到巨大鼓舞的美国精英们，在慎重权衡后，大胆地选择了后者。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接近、接触和接纳中国，逐渐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才能更有力的分化和瓦解中国，这是战略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而效果最好的方式。”
1992年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说：“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
担任美国总统后，克林顿进一步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对此持任何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它，正如柏林墙最终还是倒塌了一样，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选择了接触加遏制的全新战略方针，逐步解除“六四”风波后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政策，转而开始实施以经济主导的全方位渗透。他们一方面更加确信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渐近渗透，逐步动摇战略对手的根基，用软性战争将其击垮是最佳战略选择，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较量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自然落幕。
美国政府驻前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1964年就露骨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利益相一致。我们的目标过去总是“驯化”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遏制战略加道义批判只取得了甚少的成功，所以为何不改成遏制加颠覆?”
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更加明确提出：“美国将在世界所有国家推动民主运动及建立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在世界上根除‘暴政’。因此策划不流血的革命，在全球推行驯化改造，便已经成为布什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务。”
1997年6月，美国发表被称为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宣言》，签名者包括后来布什政府的重量级人物――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泊尔，甚至还包括了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这个计划明确提出，21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该计划认为：中国构成了美国的最大威胁，要求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和进行军事威胁。他们还特别强调，重视中国的政权更迭问题。这实际意味着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秘密战争的重点目标。
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讲得很明白：“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就形成了。”
布什上台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来自美国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军队、智库和大型跨国公司每年研究、分析、预测中国各方面走向和问题的专题报告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有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出台，其内容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而且，大多数是长期跟踪调查，很多研究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大多数民众和广大党员干部对美国自然情况及中美近代以来历史关系的脉络基本熟悉。但相对而言，各级政府和社会研究机构对美国的深度研究却均未形成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美国的不仅只有少数专业职能部门，且研究内容和范围也相对有限。一些所谓学者精英又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新特点，以深度了解美国的面目出现，或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或对美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公众的认知。
2010年国防大学专门对美国的政治及对外政策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在问卷内容设计上突出了对美国政治本质的基本认识，即对中美战略博弈的认识等内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高中级干部对美国霸权本质性有较明确的认识，但对美国的政治本质、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势和策略伎俩特别是对我实施“隐性攻击”的手段及威胁，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很多人对美国的总体了解程度竞与民间一般的概念化认识相差无几。
“转基因”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其他生物中进行基因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符合介入者选择需求的变异物种过程。“转基因”看起来并不是对原有物种的破坏，而只是运用现代基因遗传技术对物种进行一点点介入性的改造，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基因改变，不仅使得原来物种的完整特性不覆存在，而且也使得新的物种特性完全被介入者控制。
美国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美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
2013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该事件的发起人是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张启发。
张启发，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1953年12月出生，湖北公安人，中共党员。1985～198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做博士后。 先后任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中心主任、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亚洲水稻生物技术合作网络指导委员会主席、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武汉)主任。
张启发的头衔：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兼职教授、
美国麦克耐特基金会植物学国际合作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亚洲水稻生物技术合作网络指导委员会主席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曾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这样说道：“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迄今为止这依然是美国政客们对其实施政治转基因战略最为直白、最为形象的描述。在他们看来，以美国价值观作为武器来改造世界，重建国际秩序是进行政治转基因最为彻底、最为有效的办法。
尼克松说：“在我们使物质世界改变面貌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在政治上改造世界，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说：“越战之后，美国更多地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这是一种以军事优势为后盾，而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为主要武器的一场软战争。第一个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其结果是美国以完胜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更强调使用所谓“巧实力”，力求不战而驱人之兵，因此也更加重视以政治转基因、颜色革命等方式对目标国家隐蔽实施政治更迭和政权颠覆。现实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积极，也更加巧妙地以政治和文化渗透实施软性战争，不仅已成为美国维持霸权的一个大战略，而且也已成为西方政治家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大规模隐蔽杀伤武器。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现实威胁和危害更加不容忽视。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和美国涉华利益所构成的冲突风险及成本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设计中极力避免硬对抗的必然考量，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中美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又给美国实施各种隐蔽渗透和软性攻击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以政治转基因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的肢解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精英们的优先战略选项。而这也正是希拉里所说的“殊途同归”的真正涵义。
综合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的政治转基因战略不仅早已聚焦中国，而且隐蔽集中在以下五条战线展开。
一：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二：政治渗透;三：文化渗透;四：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五：组织渗透。
第一条战线：对我实施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政治走向渐近施加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来说这却是一次凤凰涅槃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相互汇聚、融合。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消长。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竞争较量。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相互渗透、斗争。在这样当前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现实的回答：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具有比西方更优越的发展优势，而且要历史的回答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优越的制度优势。如果是第一个问题中国已经用自身发展的奇迹向世界给出了确切答案的话，围绕第二个问题的斗争则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我的经济文化交往合作中从来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逐步向把握政治话语权拓展，以经济上的接轨促进政治上的并轨。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近式影响我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政治转型。特别是谋求间接影响左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向。
“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国家体现自已国家意志的柔软触角。”――这是一家西方媒体在不经意间对这一组织进行的精确概括。
当前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境外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以种种名目大量涌入中国，他们深入而广泛的活动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产生着其官方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卡特中心、亚洲基金会等长期以来都不遗余力的积极为我国的基层选举和地方选举改革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
美国“亚洲基金会”项目发展主任艾伦.C.邱越伦说：“西方社会之所以热中于此，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民主的种子和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原卡特中心“中国农村选举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帕斯特更加明确地表示：“为推动中国的演变，不仅要谴责政府的停滞，而且应对它向自由化运动积极给予鼓励。”
2004年在美国国务院和卡特中心的联合邀请下，来自我国一些党政部门的领导和高校学者组织的四个代表团赴美国观察总统选举。短短数天，美方安排了大量密集的访问、座谈，并对代表团的整个行程做了极为周到、周密的安排。他们精心的投资很快得到了所需要的回报，代表团回国后，参加活动的某市人大常委会干部竞在网上发表文章称：选举是政府获得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和执政基础，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活动来完成国家权力的更迭，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成熟的表现。美国主流媒体长期恪守真实、自由、快速、中立的新闻原则，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
我党政干部各类出国学习考察的活动也已成为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巧妙施加影响、进行隐蔽渗透的重要途径。
美国著名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明确提出：要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
一些“基金会”受美国驻华使馆的委托，专门务色所谓“年轻有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以各种名目分批送往美国培训考察，而有的“基金会”则专门以我各级党政干部为攻击对象，实施长期的所谓“资助”项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指出：“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已成为哈佛大学非常有影响的和政府学院优先支持的项目，从中国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第二条战线：对我实施长期、广泛、全方位的文化渗透，企图逐渐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
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并不惜动用各种国家资源加以长期推进的战略工程。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运用文化力量来潜移默化地推行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不仅是瓦解对手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按照美国战略构想来塑造世界的最重要也最隐蔽的策略手段。
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希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因此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他坚定地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二战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积极发挥文化渗透的战略作用。1946年，在参议员富布赖特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美国文化历史上著名的《79-584号公共法修正案》，即所谓的“富布赖特”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美国的文化侵略提供保障。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门特法案》进一步明确了美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宗旨和任务。从此文化渗透由一种对外文化关系战略正式上升为美国国家战略。这一战略不仅指导了数十年文化冷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后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本依据。
艾森豪威尔认为：“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
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更加明确的指出：“在大国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应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为此，美国政府始终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向中国大力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美国精英们相信，把和平演变中国的长远希望放在下几代人身上，放在社会底层方面，是实现其政治转基因战略的理想选择。因此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底层植入西方的信仰体系始终是美式文化战争的两大主攻方向。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露骨地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徙，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尼克松也曾直白地表述：“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将其行动指南中针对中国的部分加以充实完善和实用化，内部代号为“十条诫令”。“十条诫令”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
为了以文化战的方式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高高筑起文化的壁垒，另一方面以贸易自由为名千方百计打开和占领这些国家的文化市场。1998年《华盛顿邮报》曾自我炫耀，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1999年上升到1000亿美元，2001年则达到了1600亿美元，超过该国其他任何行业。
今天在自由贸易旗帜的掩护下，大量西方文化产品合法的涌入我国市场，正潜移默化的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以年轻一代为主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缺乏有效抵制和积极引导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以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文化时尚和个张扬的自我表现。低俗、媚俗，庸俗的品位和一些极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在市场至上、利润第一的理念引导下甚至已成为一些大众传播平台的主动选择。而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已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徙已悄然逼近1亿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毕京京说：“由于缺乏主动作为的认识和能力，当前一些领域和机构思想混乱、立场混乱、组织混乱的现象确实存在，在一些社会舆论和业务工作中，西方的观念、理论和立场，正在潜移默化地产生严重的影响，并逐渐掌握了话语权。这是我们急需认真研究和切实加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
思想文化领域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其效果却往往大于真刀真枪的战场。党的历届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邓小平同志也早就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我们大惊小怪……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已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
胡锦涛同志曾尖锐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习近平同志也深刻指出：“西方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决不希望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不能抱任何幻想。”
第三条战线：充分运用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广泛对我实施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
尼克松曾说：“媒体已经成了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美国前国务卿阿尔布莱特则更加明确的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需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2010年1月，美国参议员鲁格尔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的文章，鼓吹美国国务院应该利用网络技术来为美国的全球自由推广运动服务，开展所谓“迎新运动”。鲁格尔自信地预言：这种“迎新运动”必然将会对中国年轻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更为露骨的谈到：“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
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大选中获得连任，选情引发社会争议。为利用网络煽动更大规模民众反应，希拉里亲自插手干预美国推特网站例行的停网检修维护计划。她说：“这是一种表达民主的方式，推特的使用不仅对伊朗人民、对世界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许不算个推友，但很明显这真的很重要。”
在随后的日子里有200多万条推特信息被50多万人发送出伊朗，高峰时每小时有20多万条。关于伊朗游行集会的推特信息被发布。这些比电视直播更加及时具体和带有明确立场的信息迅速在世界各地引发强烈反应，然后这些反应又被反馈到伊朗，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为了进一步利用信息工具加大对伊朗的持续打击图谋，200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并据此拨款3000万美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美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和媒体基金，协助伊朗人绕过因特网审查。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就如同伊朗的悲剧事件，它也让人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伊朗人有能力将世界各地的观众与伊朗国内的人们连接起来，他们利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对当地政权的抵抗，确立支持民主的政治意识。”
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控制和运用，业已成为美国向世界各目标国家发动政治打击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
2010年12月，由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掀起的社会冲突视频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最终导致统治长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倒台。突尼斯事件即随后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和北非中东大乱局，既是美国新兴媒体战争效果的经典体现，也是其未来更大规模运用这一战争样式的实际检验和预演。毫无疑问，它们的下一个目标早已瞄向了中国。这绝非是耸人听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刘晓北说：“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一直掌握着网络核心资源。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采用双重标准。对内严格控制，对外则肆意放大。利用其在互联网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网络干涉主义，强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暗地支持敌对势力对我展开干扰破坏。截止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手机上网用户已达4.2亿，互联网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新平台。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绝对控制网络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四条：对我实施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
精确致导武器自越战后期问世以来就以其高效费比、低伤亡率以及日益突显的节点毁伤、体系破击的战略功效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青睐。当前，精确打击不仅已成为美军的主要作战样式，而且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未来战争的形态。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军事上的新形作战样式，也正在对美国政府成功的转变为政治上的打击利器。
在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下实施精确演变，以日益成为美国对外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在美国精英们看来，与军事上的精确打击一样，政治上的精确演变依然是代价最小、破坏力最大而隐蔽性最强的高效费比攻击方式。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始终高度重视以我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为主要对象长期施加影响，积极培植代理人集团。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些重要群体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势和走向，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向我隐蔽推销美国价值观念，企图使中国各级权利机构的思维逐步西化，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思考和行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方式诱导和纵容中国的领导层出现尽可能多的腐败现象。正如艾伦.杜勒斯曾经说过的：“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现实表明，以两套手段展开的精确演变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治攻势长期奉行的重要策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他们或以大肆吹捧为手段，或以优厚条件为诱饵，或以掌握证据为胁迫，或以共同利益为同盟。总之，千方百计对他们选择的中国官员、学者进行拉拢利用，收买利用、威胁利用和策反利用。借此机会既大力培植亲美势力和“第五纵队”又广泛制造所谓共产党制度腐败的社会舆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王朝山指出：“精确演变就是有选择的、目标明确的演变。对于这一点美国可以说有一整套的手段。没有足够的内应，要想塑造、掌握和颠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基本是不可能的。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历来把精确演变、把在目标国培养大批代理人作为它一以贯之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丧失警惕，最终吃了大亏的国家就太多了。”
当前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现实风险早已不容忽视，少数学者及官员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轻率处置巨额国有资产，客观上导致国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后遗症。有的政府部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
党内少数腐败分子和政治变节分子或公然损害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或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卖国的言论，疯狂程度令人瞠目。其行为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早已触及法律底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于善军讲到：“近年来我们军队和地方有些核心要害部门先后发生了出卖情报、叛国投敌的严重案件，有的腐败问题也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腐蚀渗透直接相关。往往是商业贿赂在前，情报窃密随后。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国家还利用他们掌握的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着中国出境资金的走向，有些腐败官员向境外转移赃款，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些行为、资料都在西方情报部门的数据库里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系统一直都在搜集我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寻找他们的“猎物”，因此，做好新时期预防惩治工作，要特别重视从防经济腐败向防止政治腐败延伸。从防思想演变向防政治演变扩展。”
第五条战线：对我实施政治干预和社会渗透，积极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的所有民族分裂势力背后，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身影。在境内外的所有民族分裂活动中，都可以听到美国的声音。
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干涉，不仅是始终的、一贯的，而且是公开的、粗暴的。大量来自美方的资料表明，美国不仅直接策划了西藏武装叛乱和达赖外逃，而且长期对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给予大量资金支持。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每年对西藏分裂活动的资助就高达170万美元。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变换手法以民族、宗教、人权和环境等大肆歪曲攻击西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西藏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达赖集团的支持，近年来美国国会不仅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提供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相关资料显示，西藏流亡政府年度财政经费的九成来自美国为主的西方一些国家。从1979年以200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邀请达赖访美达23次。美国的一位议员曾经说：“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达赖是在我们需要时可以随时出现的宗教领袖”。
“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取缔以来，美国不仅通过各种媒体大肆歪曲事实向中国政府发难，而且一直通过人权组织、美国之音等秘密渠道对其给予资金支持。美国“法轮功之友”从2001年起每年向“法轮功”组织提供近200万美元的资助，2002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悍然通过由极少数反华议员提出的决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对“法轮功”的所谓迫害，从而使美国对“法轮功”的支持进一步公开化。
2005年在美国的干涉下，热比娅赴美。美国反华势力迅速将其纳入麾下并加以充分利用。2009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即“世维会”每年从国家民主基金会接受21.5万美元用于所谓的人权研究和推广项目。而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是来自美国国会。大量证据表明，这家自称是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实际上早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外输出民主、制造动乱和实施颠覆活动的大本营。
热比娅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疯狂地叫嚣：“中国政府执意要消灭两族人民，所以西藏和维吾尔两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向中国政府提出自由诉求，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
2008年发生的中国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从始至终都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曾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起草了立法草案的艾伦.温斯坦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干的事情，很多都是中情局25年前偷偷摸摸干的”。
除了利用所谓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开煽动、破坏和颠覆活动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机构还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社会广泛开展渗透活动。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多达500余人。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多达400余人。这样庞大的规模在两个国家的驻外总领馆中极为罕见。大量资料表明，这两个总领馆的职能早已超出了国家的外事范围，他们不仅长期对我香港内部事物实施干预，而且已成为了半公开的反华、反共的前沿阵地。6.4集会、7.1流行、抵制国民教育、占领中环等等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活动的背后，无一不闪现着英美总领馆的身影。同时策反中国官员，搜集各种情报，制造各种具有大威力的舆情炸弹也早已成为他们利用香港特殊环境开展渗透的重要职能。
尤其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治渗透的目标也始终瞄准着中国军队。美国前驻华武官奈尔曼曾以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为名，写出一份在美国高层引起较大震动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里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其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密不可分。国家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但当国家军事战略失效，或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后，其国家战略也会因此受到质疑而破产。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问题。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无影无踪。”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这样说：“各种资料表明美国已将影响中国政治方向和政治品质的工作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和推动。其主要的方法还是内部渗透和外部施压。内部以培养亲美力量和所谓‘民主力量’为主，外部以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呼吁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为主。今后美国一定会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利用日益增多的两军各级交往，在这两个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见见微知著，筑起牢固的政治防线和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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