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彭”真相

庐山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彭”真相　　

现在一提起庐山会议，人们不禁就会联想起：是彭德怀为民请命，上书揭露了“大跃进”中的弊端，因而得罪毛泽东挨了批，并被撤职罢官，成为历史上的一大冤案。这一联想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深入研究一下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原来事实真相并不完全如此。　　

庐山会议召开的背景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基本胜利完成，正面临怎样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同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对“照搬苏联模式”做法的反思。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文，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提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任务。文章论述了关于处理经济、政治、中外关系等各种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另外，又因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做法，《人民日报》在4月、12月，先后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　　

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基本消灭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由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人们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同时，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的危害，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会议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八大选举毛泽东为党主席，为强化集体领导体制，还选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事务。毛、刘、周、朱、陈、邓等6人共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组成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4月又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力图根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意在调整党内外关系和干群关系，充分发挥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后来却因毛泽东和整个中共中央领导层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遂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同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于两个阵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竞争的意识形态，当赫鲁晓夫表示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的想法之后，毛即提出中国可以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还在莫斯科期间，毛在审定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建设高潮。　12月2日　，毛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大会上宣布了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目标。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大社的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大跃进”的思想。号召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

4月，刘少奇一行从北京赴广州。在旅途的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他们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聊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这是“人民公社”提法的第一次出现。以后在河北新乡办起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山东农村时，肯定了“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在中共取得“反右斗争”胜利、在全党上下“左”倾思潮日趋严重的气氛下召开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关论述，重新确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还着重论述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在会上一致通过。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并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也许就是因为中共全党受到了“反右斗争胜利”的鼓舞，其时中共党内可说是高度统一。　　

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从毛泽东到其他与会领导人显然都有点头脑发热，普遍地滋长了骄傲情绪，这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他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一度陷入了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1958年）的钢产量为1，070万吨，要比上年翻一番！估算本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后实际产量为4000亿斤）！会议还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的传统风气，历来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党中央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国人民立即行动，为了完成高指标，上上下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农业产量“放卫星”与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结合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展，在农村大刮以一平二调三收款（平均主义、公社无偿调拨各队的物资和现金）为内容的“共产风”，到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确立上，毛泽东作为中共决策层的主要领导人，应该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甚至一些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同样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特别是刘少奇在　1958年6月14日　、　6月30日　、7月14—18日、　7月19日　，在北京、天津、山东曾多次发表讲话，这些讲话对鼓吹“左”倾思潮，以及后来形成浮夸风、“共产风”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如“　6月14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的谈话”。在谈到妇女解放时，认为妇女必须从包括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必须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竭力推广他树立的样板，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办起食堂后，只需40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把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些社会服务性事业，当作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趋向。认为这样的公共事业办得多了，能普及到全社会，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到了那时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有戏院、电影院、图书馆，小孩子多大年龄上什么学，小学、中学、大学。（刘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

再如“　6月30日　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这里说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就是指后来的人民公社），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还要发枪练操，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进一步指出：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1958．6．30日）

……如此等等。　　

北戴河会议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共产风”越刮越凶。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做法，实际上是一部分人无偿地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公共食堂“撑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结果，则是把集体历年积余的粮食全部消耗殆尽。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先后到河北、河南等地农村视察，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开始有所觉察，并着手纠偏。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一些超越阶段性的错误，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两种界限，批判那种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认为这种“共产风”实质上是一部分人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必須坚决纠正，予以退赔。并确定了人民公社“三级（社、队、小队）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接着，在11月下旬在武昌举行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史称武昌会议。会上又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落实纠偏。重点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无根据地宣布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和在银行的存款等永远归社员所有，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

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毛泽东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全会也看到了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在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要求计划的指标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观依据，并使各项指标互相保持适应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原定各项指标。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其不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实际上是让刘少奇接班）得到全会一致同意。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继续纠偏，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彻底纠正“共产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同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即上海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会议纪要，并进一步调整了国民经济部分指标。随后，二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客观地说，自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出现“左”倾错误以后，总的说来，毛泽东还算是较早发现，较快纠正。然而，由于大政、方针的错误是一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问题。因此，尽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直至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努力纠偏，但“左”倾错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庐山会议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庐山会议与“批彭”真相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重要会议。严格说来，庐山会议是紧接着的两个会议：先是　7月1日　——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是　8月1日　——14日的中共中八届八中全会。　　

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成员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　　

　7月1日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包括“读书”、“形势”、“团结”等18个问题，要求大家展开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形势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整个会议气氛轻松，被称之谓“神仙会”。　　

　7月10日　，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年7月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　　

　　7月13日　晚　，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　7月16日　，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到会成员讨论。　　

彭的信除了开头与结尾以外，主要内容有两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封信中讲的其实大多是“好话”，根本没有什么“坏话”。　　

如：“通过大跃进，基本上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起积极作用。”“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彻底擺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行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技术人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如果要说信中也讲了一些“坏话”，其实最严重的也无非是：“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现象。”　　

今天客观地看来，如果仅仅是为了揭露了“大跃进”中的弊端，那么彭的信根本就是一种多余，因为他在信中所讲的问题，都已在西北小组几次发言中讲过，且这些“左”倾错误“已基本解决”（彭自己的评估）。更何况信的基调丝毫没有与毛泽东关于“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的评估二致，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总路线”的问题，更不存在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信中处处都在肯定毛的伟大）。　　

既然如此，那么，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早已退居二线，刘少奇已经接班国家主席。唯一能解释彭德怀写此信动机的，就是彭与刘少奇等的矛盾与斗争，写这一封信无非为了要追究刘少奇等一线主要领导成员的政治责任。这在彭信末尾的字里行间中是有所表露的：　　

“现在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按：既然‘已基本一致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写这封信呢？！）目前的任务……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以上引文均出自《彭德怀同志于195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见《彭德怀自述》）　　

这里，请大家注意引文中本人标上重点号的“一般的”这三个字，什么是“一般的”？公认的理解自然是指面上的、普遍的，也就是说，对一般的同志可以“不去追究个人责任”。那么，对那些“特殊的”，非一般的个别人呢？依照彭的逻辑，当然就在追究、清算之列矣！　　

也许就是因为彭、刘（一线领导人）矛盾的缘故，结果就这么一封无棱无角的信，在讨论过程中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声。除了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信的精神，张闻天作过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外，从7月17——22日，会上竟然出现一派激烈反对与批判声。　　

面对着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斗争：一方面是自己刚“扶”上马的接班人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另一方面是彭德怀（包括张闻天等）几个重量级“反对派”，他们之间现在正在进行着不肯调和的斗争。毛泽东夹在在其中，处于两难境地。怎么办？为了维护大局和统一，　7月23日　会议上，毛泽东被迫终于在会上发表讲话。讲话总的精神就是维护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的权威，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条。这从《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首先批评一些不愿听“坏话”的同志。这完全是一种处于仲裁地位、调解两派矛盾的一种口气：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　　

其次，承认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了些问题。　　

“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第三，在讲到“左”倾错误时，毛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　　

最后，联系历史表现批判彭德怀立场动摇，说是犯了右倾错误。毛既然是要保刘，自然就不得不批彭。但彭在信上讲的并没什么错，没有多大的文章可做，于是只能联系彭在历史上的表现（特别是在高饶问题上）给他戴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自1945年七大、特别是1956年八大以来，刘少奇实际上一直是中共领导层的第二把手，是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权威维护人（他主持的七大党章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后成为毛泽东的公认的接班人。1959年2月他正式取代毛泽东当上了国家主席，实际上已开始“接班”。

毛泽东　7月23日　的讲话，显然是为了维护以刘少奇为代表新的一线领导的威信，虽给彭定了“右倾”错误，批了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但并没有要定反党集团的意思。

此后，与会成员基本上按毛泽东讲话中的基调统一认识，开展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彭开始不服气、想不通，但他出于对毛的尊崇，最后还是承认自己犯了“‘右倾’错误”。“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損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彭德怀自述》）　　

彭还在“自述”中披露，毛泽东23日讲话后，中央就不断有“同志”来找他谈，帮助他端正态度，提高认识。“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他们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彭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未予承认。事情到此已告一段落，　7月31日　，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然而，　8月1日　，准备下山的毛泽东突然改变主张，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批判、处理彭德怀。　8月16日　，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会突然改变主张，拉高了对彭的斗争？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据毛泽东警卫员李银桥回忆：　7月31日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另据权延赤回忆，“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究竟是那些“领导同志不干了”？会议中又是哪些人“吵得厉害”？李银桥和权延赤在回忆录中都使用了“曲笔”写史，然而看的人还是可以心知肚明的。无非就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人无疑。　　

原来彭德怀虽是开国元勋，但为人耿直、任性，与其他几位元帅、与刘少奇等许多人关系都不和谐。开国初因抗美援朝后勤需要与东北处于前、后方关系，彭曾与高岗交往较多，为此在1955年的“高饶事件”中，（高岗认为中共内部存在“白区的党”与“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分，党是军队“创造”的，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视刘等为“白区的党”的代表，联合饶漱石等人搞非组织活动分裂中央——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与周恩来）险被牵渉。毛在八届八中的批彭讲话中提到，“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6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7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10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9个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跟他本人、跟黄克诚也讲过，我说你们怎么工作法？10个元帅，跟9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

显然，彭德怀在军队、在党内高层中的人际关系较为紧张，这也是他在庐山会议上挨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毛泽东所以最后下决心“批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彭与当时赫鲁晓夫的关系问题。　　

彭德怀曾先后于1957年、1959年两次访苏，一次是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隨毛泽东一起去的，毛回国后彭留下继续访问活动；第二次则是率中国军事代表团专门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两次访苏，他均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多次与赫魯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面。彭曾被赫魯晓夫赞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受到器重。　　

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就明显感到中苏在对美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对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愿意实施“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诚意也有怀疑；赫鲁晓夫则对毛泽东的战争观与“人民战争”的思想深感不安与“嫌恶”。可是，期间彭德怀却又不识时务地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说“苏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好榜样，我们回国后，要用特殊的、适合中国军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实施。”彭的这些讲话这自然会引起毛的疑虑。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第二次出访苏联与东欧各国刚返回抵京，紧接着6月20日，北京就收到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赫鲁晓夫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这无疑使毛泽东对苏联非常不满。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直指手划脚，这使毛极为反感。可是，彭德怀偏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有怀疑，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已经“纠偏”的形势下，彭却还要曾亲自到乌石、平江去调查情况，并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年产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现在竟又写了这个（在毛看来“左”倾错误已经解决）纯属多余的万言书；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彭在客观上就是在呼应“苏修”的内部反对势力。为了防止在中国真的形成“亲苏”反对派，毛泽东决心要在党内铲除一切可能存在的亲苏土壤。既然彭德怀已在毛的心目中成了具有亲苏倾向的“危险人物”，彭也就理所当然地要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被“拔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