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富可敌国的和珅反贪起家巨贪丧命
曾飞
和珅因贪而富，富到什么程度呢？
《富可敌国的和珅》载曰：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富可敌国的和珅在抄家后留下的清单让皇帝嘉庆都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八亿两银子，相当于朝廷十年的总收入。正房一所十三层共七十八间，东房一所七层共三十八间，西房一所七层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xx所，四角更楼十二座，堆子房七十二间，杂房六十余间，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 玉鼎十三座, 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 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百六千余两 洋钱五万八千元，制钱一千五百串，人参六百八十余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五座，玉器库两间，绸缎库四间，磁器库二间，洋货库二间，皮张库二间，……另有说，因家产庞大，抄家后整理费时费力，满清内档中只有初步查抄后部分的统计清单，其数折银总计仅千万余两，显然与和珅的豪富不符。和珅真正的家产数额向无定论。
而据李楠著《和珅》一书的考证，和绅的财产相当于“十一亿两白银”，“清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七千万两，十一亿，什么概念？十五年清朝的国库收入”。
巨贪和珅从一开始就忠心耿耿地为皇上服务，通过反贪立大功，博得皇上信任，而后依靠皇上赐予的权力继续贪腐发财致富。
《和珅列传》中记载了乾隆四十五年正月，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和办事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一一得到乾隆的肯定。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并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从此，和珅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君臣主仆、而且又成了儿女亲家的关系。
侯杨方《盛世启示录》载曰：
和珅是正红旗满洲人，出身于中等武官家庭，少年时家境一般，参加乡试未中。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袭了父亲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并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到了乾隆帝身边；六年后，被乾隆帝赏识，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跃成为乾隆帝最宠信的大臣，时年才26岁；随后又兼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和珅的官运还远未到头，乾隆四十五年，在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黩案回京后，成为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最宠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订婚；第二年赴甘肃镇压“回民暴动”，虽未立功，回京后却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乾隆四十九年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两年后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爵位从一等男、三等伯、一等伯，直至最高的一等公。
乾隆帝处理贪污官员不可谓不严厉，整个清朝因贪污被处死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共41人，而被乾隆帝处死的就高达27人，占了三分之二。在乾隆帝的意识里，天下是属于他一人，他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绝不会容忍臣下的贪腐行为，因此皇帝反贪腐是真心诚意的。由于乾隆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关注的反腐案件最终一定会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情况之复杂，官员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无法烛照一切，必然会存在灯下的阴影——甘肃贪污案的主审官，乾隆帝最宠信的和珅，恰恰就是整个清朝最大的贪污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章学诚和《清史稿》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也将乾隆帝晚年的吏治败坏归于和珅，最多认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珅蒙骗，这些均仅及表面，未触及实质，没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敛财、自以为是地操弄权术才是贪腐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么会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珅的所作所为？只是和珅的贪腐烈度之强，危害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为是、志得意满，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对和珅始终宠信不衰。乾隆朝诛杀的贪官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烈，这些贪官只是太过于肆无忌惮、超过皇帝的容忍底线才被清除，而实际上当时已经几乎是无官不贪，乾隆帝为了政局的稳定以及敛财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皇帝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样对贪腐深恶痛绝，没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舆论、民众监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独立司法体制，仅仅依靠少数人，想要彻底清除贪腐也是不可能的。
《和珅传》则曰：
和珅最初为官之初也很清廉，以清官自居，任外地处理案子的时候，百姓还曾跪送，久居官场则变得贪得无厌，他不仅爱财，更善于敛财，他能在20多年里积累起那样巨额的财富，同地善于理财和敛财分不开的，可谓“和珅爱财，取之有道”。
大凡贪官，最喜欢承揽工程的建设，一是因为承包工程名正言顺，是为了国家和皇上办事，办的好了，颜面上也有光彩，最重要的则是，承包工程获利最多。有时一个工程可以得到的利益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揽到工程，只有那些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才能办到。所以，能否承办朝廷的工程，也成为官员在朝中地位，实力的标志。和伸自然也不例外，他从皇帝南巡，扩建避暑山庄和扩建圆明园等一系列工程中获取了大量的钱财，其中最为风光的当属由和伸总负责的乾隆八十年的万寿庆典工程。
和伸因深得乾隆信任，每次地方上出现什么问题，乾隆总会派和伸和伸前往加以调查处罚，和伸也乐得做这类事，他一到地方，就是钦差大臣的身份，当地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要巴结讨好于他，他可以趾高气扬，从从容容的捞钱。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勤尔谨向乾隆奏报：“陕甘两省，年年不寸，大旱异于地方，又加上土地瘠薄，百姓贫困窘迫，若年年依靠国家，累及国库，臣等内疚，不如在甘陕实施捐监，全民交纳米麦，以此换得国子监生，得利应试之官。”也就是说，为了当地百姓能够活命，又不需从国库中调拨银两，只好命那些想取得监生资格的读书人交纳粮食，以此来换取监生身份，实际上就是把监生的身份明码标价向外拍卖了，乾隆明知这一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可是情形紧急，也就只好如此了，遂命浙江布政使王为望远处陕甘主持此事，并下了一道诏书说：“谁令本色报捐，该管上司，核实稽察，勿使滋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他储及监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勤尔谨是问。”此后，连续三年，陕甘奏报，连年旱灾，共有十五万人因损粮监生，从帐面上看，所捐的粮食已经超过了六百多万石，实际上旱灾是假，各级官员全都以旱灾的名义将捐粮侵吞，中饱私囊，就连乾隆特派去主持此事的御史王为望也贪污巨大，他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还遮掩事实，虚假汇报：“连年监粮太多，致使仓库充盈，装纳不下，拟另建新库二十座，特奏请皇上拨银。”乾隆拨给他十六万两银子，用于建造新库，没有粮食，建什么新库，这十六万两银子当即被各个贪官污吏瓜分干净了。
和珅在乾隆一朝，对朝政的最大改革也许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能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甚至有些巴结讨好的官员，即使没有犯错，也会先交上几万两银子，为日后未雨绸缪，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不消说，和珅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
和珅在朝廷内结集众多党羽之后，逐步形成一个网络，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贪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朝廷大员，又有封疆大吏（如一省巡抚等），还有自己的管家，总之，随着乾隆的昏庸和和伸的专权，这张网越铺越开，越撒越大，几乎无孔不入，在乾隆后期的贪污案中，几乎每一起都跟和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满清入关初期，由于连年征战，兵荒马乱，因此自清太祖至康熙，都注重发展生产，屯田积粮，丰殷国库，在这个时候，由于社会财富本来就所剩无几。所以在创业时期的开国功臣极少有贪污情形，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不少剩余，而官员薪俸又极低，故时而贪污发生。在雍正年间，已开始泛滥，雍正为了对付贪污现象，在执政之初便实行养廉银制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高薪养廉”，但这治标不治本。乾隆执政时期，由于祖上几代的休养生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国库收入也日渐增多。客观上为贪污提供了条件，而且，此时虽然号称“康乾盛世”，但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虽然乾隆雄心勃勃，尽是做到“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朝正是从他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在其晚年。乾隆晚年，各省官吏贪污成风，尤以湖北福建为最。
在乾隆时代，如果有人斗胆向当时的相爷和珅问一句：“相爷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此时的相爷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思索一阵他可能会回答道：“权力、财富。”可以说，和珅劳其一生都在追逐这两样东西，这也难怪和相，试想芸芸众生，熙熙攘攘，还不是为了名利几个字？只不过和相善于把握时机。他得到了他所想要追逐的，不管他采取了何种手段。在嘉庆四年，如果这位大胆的痴汉还惦记着以前权倾一时的相爷，再去监狱探望一下，他老人家，再问同样的问题，和珅肯定会不知道从何回答，因为此时的他正在思索：自己以往究竟在追求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自己究竟走错了哪步棋？……。狱中的和珅还在想卷土重来，如果他不认罪，嘉庆能奈他何？况且此时乃乾隆大丧期间，嘉庆小儿岂敢轻举妄动？只要自己不倒下，还有希望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古语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思来想去，和珅深感嘉庆无法对自己安插罪名。可是和珅打错了如意算盘。嘉庆皇帝下旨即刻抄和珅的老窝，不出数日，嘉庆从和珅及其重要党羽福长安等人处抄出了相当清廷二十年国库收入的财富。如此巨大的财富，让嘉庆又惊又喜，惊的是和珅能在短短时间敛集如此巨大的财富，更对和珅恨之入骨了，喜的是此来国库可以丰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治和珅之罪，能让天下臣民俱皆臣服。和珅数十年所敛集的财宝为他敲响了丧钟。至此，和珅慢慢省悟：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无论房子、黄金、珠宝、土地一样都不属于自己。那些东西不过暂时抽自己代替上苍保管，最后物归何主，尚未可知。所有财富统统都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更深深体悟到人为钱死，鸟为食亡的真切道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是有的话，和珅肯定会动用自己的万贯家财为自己买上一库房，钱财再多还不是没用，能洗刷自己的罪状吗？非但不能，反而会使嘉庆的谕示中增加一条自己的大罪，不过没关系了，人一倒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以往对付人时还用找什么借口吗？
和珅终于用一条白练了结了自己的性命，并留下了一首诗绝命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令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对此，李楠著《和珅》一书道是：“乾隆决心反腐倡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整治官吏，不过整治来整治去，最大的贪官却终日陪在自己的身边，同饮美酒共高歌，这其中的道理还用说吗？”——官家的体制内反腐原本就是如此，用贪官，反贪官，俞反俞腐，直至王朝覆灭，周期律是也。
时过境不迁，到了如今，官家的体制内反腐依旧，贪官则猖獗如故，和珅杀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杀不完，吏治理不清，理还乱。
有李楠腾讯微博曰：【中国100年】……奴隶没了，奴才还在；妓院没了，小姐还在；嫔妃没了，三妻四妾还在；鳌拜没了，和珅还在；锦衣卫没了，秘捕还在；蹭皇粮没了，公款吃喝还在；纳贡没了，特供还在；宫廷御用戏班没了，文工团还在。——总之，中国千年的封建官僚统治何时寿终正寝还费思量。于是封建官僚的一套统治权术依然活灵活现，活跃于人世间。
有网友幽默地说道：“如果纪检书记的房子比局长的多，你该怎么办呢？”民众终于不再信任“体制反腐”了，不得不自己来反腐，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允许贪官刮地皮。这可伤透了官僚的心，于是主流媒体惊呼：“网络举报是一把双刃剑。‘误伤事件’提醒，监督和隐私各有边界。如脱缰之马的‘网络监督’真假难辨，一旦践踏到普通公民的‘隐私领地’或者危及集体权益，必将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不安。”因此“针对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按：回到官家“体制內反腐”是也）。”（人民日报《须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通俗了讲，民众反腐要不得，“会使整个（官僚）社会陷入不安”，务必纳入官家的体制内，也就是由官家以制度来反腐，这样才不会使整个官僚层“陷入不安”，彻底动摇官僚统治的根基。终于还是要回到满清等封建时代的“体制内反腐”的传统轨道上去的。结果当然是历史周期律的延续：用贪官，反贪官，越反越贪，民众永远当冤大头，最终民众忍无可忍，王朝人亡政息。然而，自喻为精英的高官们难道不懂历史，不惧历史周期律吗？不然，官僚们心里很明白：从腐败到人亡政息还需时日，还能享受一段三妻四妾，灯红酒绿的神仙生活；让民众反腐而掌握权力与利益则顿失腐败利益，失去了贪官刮地皮的巨大利益，如坠地狱，生不如死啊！于是宁可坚持“体制内反腐”而不顾什么周期律实在是官家的“理性”选择。民众对官家体制内反腐如果还有期望，那实在是最悲催的事了。须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如果民众掌握了最高权力（人民民主），可以有效监督官吏，附属于人民最高权力的体制反腐当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最高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的体制反腐已经熊了数千年了，如今也不可能牛起来。
主流媒体人民论坛《学者称我国亟待确立新政治观：重新解读政治信仰》的文章对此也心知肚明，直接宣称：“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自古以来封建帝王与官僚分赃的制度哪里还需要现代精英们来“顶层设计”？这在数千年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并一直执行至今，早就成了“道统”，那就是孔子的所谓“礼治”。也就是说官员有多大的权许可有多大的利，但不许僭越，这就是所谓的礼制。最后的潜规则自然是谁的权大谁通吃，美其名曰“藏富于民（臣民）”——“用贪官，反贪官”，先重用贪官，允许和珅之流“适度腐败”，搜刮藏匿民财，最后嘉庆君站出来反大贪官，名利双收——“反贪官”则占尽正义、爱民之誉；“反贪官”又没收其财富，贪官这等高等臣民所藏匿的财富尽归最高权力所有，则得实利。到了现代中国的封建社会主义，由于国外还有终极主子在，国内官僚权力背后还有外国主子的超级权力，于是贪腐的财富最终还得大部归国外主子所有（渠道五花八门），国内的附庸则分一部份残羹剩饭，这就是“现代政治”利益分赃的潜规则。如果说还需要“顶层设计”的话，无非是把这些潜规则变成显规则而已。由此制度，大权力反小权力之贪，越反越贪则是必然之势。要维持如此的“良性循环”当然只能搞“体制內反腐”，绝对不能让民众参与。汲取历史的教训，人们站在“利益”的视点上观察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官方为何秒杀“网络反腐”，一反办事拖沓的常态，即刻推出网络后台实名制，以威慑暴民的捣乱了。这与官家派出浩浩荡荡的英雄武警，动用催泪弹、武装直升机秒杀反日游行是一个道理：“宁赠友邦,不予贱民”。
至于何为“体制內反腐”？网络上有妙文《苏绰谈权术：用贪官，反贪官》，把精英统治的权术解说得淋漓尽致，无需笔者解读了，读者自己欣赏吧。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史籍中并无记载。而在下有幸得到一部千古不外传的秘籍，是专门讲述治国之道的书，其中就有一段就说到二人的这次谈话，现为读者节录如下：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看明白了吗？用和珅，杀和珅，没收了和珅相当于朝廷十五年国库收入的巨额赃款而名利双收就是体制内反腐的巨大成功。历史的“经验”不可掉以轻心啊！反腐不纳入体制反腐的轨道内，难不成把那相当于朝廷十五年国库收入的巨额赃款归还于民众？那才是真正的缺乏“政治智慧”，中国的“精英”们绝不会那么傻逼。
糊涂教授评曰：经济利益是一切政治现象的本质。反腐败这种政治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围绕着经济利益展开的。官家为了争权夺利，也会厉行反腐，而反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把从民众那里掠夺来的财富据为最高统治者所有。因此必然主张在官家主导下在体制内反腐（或曰“制度反腐”），只有控制了反腐的主导权才能控制反腐的成果——获取贪腐财富的经济利益。而民众的反腐，目的则在于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贪官的侵犯。因此必然主张在人民大众主导下反腐，制度反腐只能隶属于民众反腐，并为其服务，民众只有控制了反腐的主导权才能控制反腐的成果——有效保护人民大众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被掠夺。这就是官僚与民众在反腐问题上根本对立的本质。精英们的其他各式各样的说辞，无非也是为了掩盖官家反腐的本质，蒙骗民众，从而在由他们主导的反腐中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继续残酷地掠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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