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读后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于礼的规定，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的宽广与旷达的心胸。我们中国人不太以种族分亲疏远近，更多的是以恭敬礼仪这套文明价值去包容和包融。1840年以后别人说我们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民族，我们也跟着说自己是闭关自守。其实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最具包容性的民族，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从原来中原的那一点点地方一步步到后来的辽阔版图，而且总体上看我们一直保持并不断扩大辽阔的版图，最终达到当时交通能力的极限。我觉得这和中国人宽广、旷达和包容的胸襟是分不开的。
反观西方民族则不然，没错，他们是有冒险精神，去与世界其他地方接触。但是他们的内外界线意识是非常分明的，极而言之，其他人在他们的眼中其实就只是猎物，其他民族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供他奴役、供他掠夺，如此而已。
我们和西方民族的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到底谁好谁坏呢?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哪个好或者不好，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是最大的财富，中国人宽广、旷达和包容的胸襟可以最大程度的凝聚农耕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以抵御游牧民族的掠夺和自然灾害。因此我们的祖先缔造了一个版图辽阔的文明高度发达的伟大国家，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只能望其项背。
但是在工业文明兴起以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逐步卷入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一个民族要想摆脱被异族掠夺和奴役的命运，实现工业化是其不二选择，舍此别无他途。在英国实现工业化以后(其实英国工业化之前也实施了对其国内纺织品市场的严格保护，其甚至一度要求连裹尸布都必须用国产的粗劣布匹，而不能用进口的优质布，下葬之前有人专门检查，否则不能下葬)，其他国家虽然道路各不相同，但无不依赖于对自身市场的保护实现工业化，而能做到确保对自身市场的保护又无不依赖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如法国依赖于拿破仑战争对英国的封锁，从而变相保护了欧洲市场，当然也就是保护了法国市场;德国依赖于铁血宰相俾斯麦将众多的小邦统一为现代民族国家;美国依赖于南北战争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苏联更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西方列强的封锁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受保护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而日本，作为中华文化圈中的国家，其实现工业化的原因更为特殊，一方面，无论规模还是富裕程度都远远超过日本的中华帝国完全吸引了西方列强的争夺，而且，英俄在东北亚争霸客观上反而还给日本造成了生存空间(20世纪初英日甚至还一度结盟)，使得其能进行明治维新完成民族国家的形成，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对中国的战争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以上民族国家的形成，无不依赖于一个民族内外有别的敌我意识所形成的强大的凝聚力。
于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中国人在农耕文明时代本来是优点的宽广、旷达和包容的民族性格反而变成了劣势，因为这样民族性格的人对外族不太设心防，难以抱团，这反而会阻碍其组织成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而形不成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就不具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以后历代志士仁人奋斗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为国家的工业化创造先决条件的历史(如此理解这段历史的话，洪杨、曾李、康梁、孙黄、蒋介石，乃至于各路军阀等都可以获得其一定的历史地位)。背负着历史包袱的中华民族(这个包袱恰恰不是所谓的愚昧的闭关锁国，而是曾经是我们优秀特质的宽广、旷达和包容的，视四海之人皆为兄弟的民族性格。闭关锁国只是西方列强为了掠夺我市场而强加于我的蔑称。)，经过长达100余年前赴后继的不懈斗争，死人无算，最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土地革命为内容，以阶级斗争为形式(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并非中国固有的概念)，以民族解放为口号，组织起中华民族90%以上的人来参与，最终将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并且甫一立国即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有足够的保护自己的力量。于是，诚如老师所言：华夏神州之命运，已跃出低谷，冉冉行天矣。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问题出现了。
根据系统学和耗散结构理论来看，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勃兴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张，从根本上源于人类对地球亿万年以来累积的矿物能源的大规模利用。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比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还要多。他这句话的意思似乎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能创造这么多的财富。其实不然，资本主义体系的勃兴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张(当然就包括了在此期间创造的财富)从根本上讲，是矿物能源爆炸的结果。我甚至认为，毛泽东去世时中国比其历史上最兴盛王朝时代多出的那部分人口，本质上就是大庆等油田出产的石油和山西等地方生产的煤炭转化而成的能量体。而矿物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因而将不是无限的，随着其被利用会日趋枯竭。譬如按目前的速度，中国的煤炭40年后将被用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并非自外于资本主义体系，它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子系统，因为它的运作同样依赖于资本，只是资本掌握在谁手里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从耗散结构理论来看，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如果没有持续的能量供给，没有自由能的持续耗散，这个巨形的耗散结构就会趋于紊乱，并最终趋于瓦解。所谓资本主义体系趋于瓦解，极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工业文明社会将被打回原形，回复到依赖于太阳提供唯一的自由能的前工业社会中去——那时候的一个现象将是，城市的高楼无法使用电梯，水也上不去，只能沦为废墟。
有人说我们可以寻找新能源替代矿物能源，如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中国现在的核能(核裂变)只占1%的比重(据说2020年要达到6%)，如果装机容量扩大10倍就会造成铀的短缺，要进口将非常敏感，别人也不会卖给你。特别是核废料的污染将持续1万年以上，从长期来看，人类将因此被灭绝。那么核聚变呢?据我了解，第一不可控，第二不安全，至少目前看不到核聚变可控的希望。因此世界各国政府不可能将能源政策建立在尚看不到希望的核聚变能源。而至于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等可再生能源，这些东西看起来大，用起来少。风能、太阳能的密度太低，无法与矿物能源相比。因此在矿物能源枯竭的情况下，不管人类付出多大的努力，它们都是不可能替代矿物能源的。
于是问题来了：面对未来能源供应将趋于减少甚至枯竭的前景(我将其称为“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怎么办!我认为，简单的说，人类要想不在未来能源供应趋于减少的过程中自我毁灭，大家必须走和谐、包容与共生的道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过的呵!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文明追求的不正是这个价值吗?
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也许50-100以后，或者更早)，拥有独特品德与民族性格的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他的天赋使命——为人类开辟和谐、包容与共生的新纪元!
现在我们从上到下都在讲民族复兴，讲文化自信。但是自信什么呢?民族如何复兴呢?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在为人类开辟和谐、包容与共生的道路中走向复兴，而绝不是成为又一个英帝国或者美帝国。我们复兴的文化依据就是我们几千年来宽广、旷达、和谐、包容与共生的民族性格，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根源。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正是秉持对此价值的孜孜追求，才由中原的那一块小小的地盘不断包融周边，最终成为这个星球上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广土众民的伟大国家。
但是，我们如何在为人类开辟和谐、包容与共生的道路中走向复兴呢?我认为这里可以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时好像说过中国将通过儒教统一世界(大意如此)。我认为汤因比的这番话是半真半假的战略忽悠。如果说中国将可能继美帝国衰落之后主导世界全新面貌的全球化，即我前面所讲的为人类开辟和谐、包容与共生的新纪元，我认为算是那个半真。那半假呢?就是中国以儒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去统一世界，我认为这是战略忽悠。没错，如前所述，中华文化是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统一世界(不太准确，姑且这样表述吧)的根据，但是儒教并非中华文化的全部，它只是中华大一统期间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显露于海面上的冰山。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孔子和孟子曾经向各诸侯国推销其学说，但是都没有被采纳。最终是实施黄老法家的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而在中华帝国取得对周边民族的压倒性优势以后，儒家才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这说明了儒教不能作为大争之世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大争之世不能以儒家思想主导来制定国家方略，但是它是天下一统后最合适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为人类开辟和谐、包容与共生的新纪元过程中儒教不适合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适合作为中国主导实现的全球化的统一后的意识形态——因为统一的地球是不会有周边民族的，当然更不会有强大的虎视眈眈的周边民族。
那么在中华民族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包含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如何发挥作用呢?
前面已经说过，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以后，即100年以后中华民族有以我们的文化为核心开辟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前景。但是，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将迎来一个类似中国战国时代那样的大争之世。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前景化为现实的过程是一个残酷竞争的过程，而不是现在我们就敞开胸怀，说我要拥抱世界，美妙如田园牧歌似的就能实现的。
我认为，为了迎接前述的大争之世(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身处这个时代之中了)，以为我们完成所肩负的天赋使命服务，我们国家必须制定未来10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化战略。这个文化战略从属于整个国家战略，其本身又以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输出作为两翼，这两翼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其实施的手段也不一样。
对于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时代(我不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名不符实的)的统治之道，我们有“儒表法里”的说法，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儒并非只在表，“里”也是有儒的。故我倾向于表述为
“儒体法用”。儒为王道，法是霸道;法为霹雳手段，儒是菩萨心肠。未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现在已经臭了，无论左右都不待见，估计以后会改个名字的)为载体，购建一个类似于“儒体法用”的新的文化形态，它以人民利益为指向，但是适当照顾精英阶层的利益。对于国际文化输出，应该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国内的人文学术研究和对外文化交流都应该以这个可能持续100年乃至更久的文化战略为轴心而展开。
跨度长达百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而保持战略定力的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实施者的稳定，从最根本上说，是保持国家统治集团的稳定。秦国之所以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其根本条件就是从秦孝公至秦始皇长达140年时间里，经历了七代国君，但是秦国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即使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贵族所杀，但是其后贵族其实并没有主导秦国的政局，秦惠文王依然延续了商鞅制定的根本制度，此即所谓的“商鞅虽死，秦法犹存”;还有如美国，自南北战争后一直保持了政局的稳定，走的是一条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而不是依附型买办发展道路，经过近80年的不懈坚持，最终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国家。期间两位罗斯福总统在其任期内战胜了经济危机，防止了无产阶级势力的壮大，保持了其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稳定。反观我们自己，1949年建国以后，政局一直不能稳定。特别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统治集团完全更迭，国家发展方略彻底变更。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政局又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为什么我们的政局不稳定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也许已经有些明白。我觉得这个原因要从历史中去找。200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即民本思想的力量很强大，在帝国时代，皇权与民权其实是一体的，皇权稳固的时候民生就好，而当皇权旁落，利益集团恶性膨胀时就民不聊生。当时在我们对周边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皇权与民权联盟正常情况下可以持续将近300年。
因此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民本思想传统的国家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碰到毛泽东那样的超级魅力与天才之领袖，再加上中华民族百年沉沦至谷底后强力反弹的历史惯性，我们就建成过文革期间那样的民本理念臻于极致的国家(如果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以后再试图建立那样的国家，那可能确实就是极左了)。但是在我们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因为民本思想强大，精英阶层很难取得对于民众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反而不利于我们建成西方像英美德日那样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民本传统对于我们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人民主体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积极因素，而对于我们建立英美那样精英集团统治的帝国反而是一个最大的消极因素。而且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中，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环绕之下，国内的精英集团为取得对于民众的优势，它必然向外部寻求支持力量，而这就是中国目前汉奸遍地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政局又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说实话，我对于我们是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为人类开辟包容、共生的新纪元，还是是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终作为中华帝国取代美帝国成为又一个新的世界霸权，我没有绝对的价值好恶(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归属是超越左右的，不执着)，无论哪一个前景只要能实现我都是向往的。但是根据我前面的分析，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第一个前景是可能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可能实现那种前景的国家;而后一种可能绝无可能发生，而且因为资源的限制，以后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成为不了美帝国那样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价值归属又是确定的)。
正是建立在我前面的分析之上，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政局走向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世界的未来极端重要，因为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决定了中华民族是走向复兴还是走向解体，人类是走向包容共生还是走向毁灭。还有，即使习近平能够扭转历史的航船，建设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也要确保这个人民的政权延续100年以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如秦国和美国一样始几十上百年终保持战略定力，目标坚定不移。
于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也同时决定了我们国家以后人文学术研究的方向。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研究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美国自南北战争后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原因，以及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毛泽东身后政权更迭(我认为实质上就是政权更迭)教训以及习近平带领人民翻盘(假设真的可能)后如何巩固政权;
其次，要真正弘扬儒家、黄老法家等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要特别强调中国立场，中国思维，恢复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否则我们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下，利用他们构建的概念和范畴进行的学术研究，常常不自觉的甚至似乎是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得出指向西方利益归属的学术结论。我认为，根据历史的辩证法，这一任务很可能会历史性的落到未来将不断涌现的民间书院的身上，因为官方学术机构由于历史惯性很难快速掉头;
第三，我们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围绕整个国家战略展开，另一方面要落实到每一具体的战略阶段的需要。如我们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对相关国家的研究;
第四，我们要组织自己的文化传教士，开展对外文化传播，主要是传播包容与和谐、共生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特征的文化在境外传播很可能会有障碍，我们可以吸引留学生到国内来进行培养。
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本书，书名叫《美国垄断财团》，成书于1975年12月，由复旦大学编写。该书对美国垄断财团的演变历史、内部结构及其与美国政治的关系，还有每个财团的经济实力、业务范围和利益所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那个已经被彻底否定的时代，竟然有水平如此之高的关于美国的学术研究，我看了真是感概万千。
我们现在的美国研究还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吗?未来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研究能达到那样的水准吗?我难以乐观。
孔老师评语：这是一篇很好的中西价值观的比较，可以发到博客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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