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了，大院里又一拨孩子欢呼雀跃，期待着未来的大学生活和眼前的放松之旅。
这种期待有多热切，作为过来人，我们感动深受，这是青春本该拥有的模样。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了个视频，最后一门课考完，长沙一中的大门打开，一位红衣女孩“开心到劈叉”，以连续几个一字马的跳跃姿态，第一个冲出考点，脸上洋溢着青春，洋溢着笑容，更洋溢着难以遮掩的，对未来的自信、憧憬与渴望。
这一跳，让我想起了九十二年前，另一位长沙小姑娘“马淑纯”的一跃。
如果您有印象，“马淑纯”这个名字，曾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出现过，这篇文章叫《铲共大观》：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
这段文字，是鲁迅先生从1928年4月6日的《申报》上摘抄的“长沙通讯”，叫《湘省口口党省委会破获：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
马淑纯、马志纯两位姐妹烈士，牺牲时，姐姐淑纯，16岁，妹妹志纯，才14岁!
原先我以为，南京雨花台烈士中，年龄最小的16岁师范生袁咨桐烈士，已经是最低下限了。南京毕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首善之区”，到底还是“文明”，根据他们的“法律”，未满18岁者是不能判死刑的，所以为了“明正典刑”时，足够彰显 “司法公正”，特意给袁咨桐加了两岁。
可1928年3月29日，在长沙教育会坪(今教育街湖南省农委门前)就义的马淑纯、马志纯两位姐妹烈士，一位跟袁咨桐烈士同岁，一位甚至比他还小了两岁。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准确说是时任湖南省特别法院院长唐孟侯，“经隔别审明，一并开单处以死刑”，呈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的程潜批准。连遮羞布都懒得准备，公然就在长沙最著名的公共活动场所——“教育会坪”，即湖南省教育总会门前“斩决示众”，而且日子还特意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上海的《申报》上也给大大方方就登出来。
湖南这个“特别”法院，全称叫“惩共特别法院”。这帮畜生对屠杀口口党人和革命群众，向来不觉得有什么心理负担，更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所以马志纯等八位烈士的资料，罗列得非常详尽：
“马英，二十岁，四川人，口党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会常委兼任书记、编辑及宣传部长;
马淑纯，十六岁，长沙人，第一师范女生，口口主义青年团会计主任兼省委会书记;
马志纯，十四岁，长沙人，建本女生，口口党湖南省委会妇女部长兼长沙市妇女部长;
刘洪顺，十八岁，长沙人，学校工人，原系西歪，在马英机关担任技术，油印秘密文件;
柏斌，二十一岁，桃源人，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原系西歪，担任青年团编辑处油印员;
傅凤君，二十四岁，湘乡人，上海美专女生，西批分子，潜居长沙，往来沪汉，担任重要工作;
曾华湘，二十三岁，湘乡人，(民国)十三年(1924)加入口党，历充纺纱厂工会委员长及口党支部书记、工运委员;
刘建林，二十一岁，湘乡人，去年三月加入口党青年团，受口党职工运委员曾华湘派充交通处通讯员。”
1928年4月6日《申报》第八版
让我们看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24岁，最小的才14岁，平均年龄只有19岁。
其中大学生4人，占了一半，马英是上海大学，柏斌是上海复旦大学，傅凤君是上海美专，马淑纯是本省名牌的湖南一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这些都是名校。
马志纯是中学生，但她那个“建本女校”，全称为“长沙建本女子职业学校”，其实也大有来头。
1921年春节，二十八画生同志回韶山，听说过继来的堂妹毛泽建，又被要回去，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勃然大怒!
14岁的小姑娘，在婆家形同奴隶。天不亮就得起床伺候全家人，烧茶煮饭，还要下田干活不说，男人打她，公婆咒她。要不是大哥回来，救她出火坑，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二十八画生同志把妹妹带到了长沙。“知识改变命运”，送毛泽建上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这个建本女校。
马淑纯烈士的资料，还有一些，可惜马志纯烈士的资料，却很少。她们很可能并非姐妹，因为马淑纯烈士，其实不姓马，而姓杨。
瞬间我就想起了我的河南老乡杨靖宇烈士，巧合的是杨靖宇烈士不姓杨，而姓马。多少烈士因为化名，从此隐姓埋名走进了历史，让我们至今多少年，都没能找到他和她的准确下落，让他们的家人至死，都没有等到他们的归来，哪怕是一张《烈士证明书》。
16岁的小姑娘马淑纯，真名叫杨锡纯，家住长沙县大鱼塘水波坳。在她那个时代，绝对是女孩子中少见的学霸，小学上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接着考入省立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再然后就是一师了。
这三所学校，让她的短暂人生中，有了三位我们熟悉的名人，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她的历史坐标轴。
一位叫杨开慧，是她女小的师姐;一位叫徐特立，是她女师的校长，也是二十八画生在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还有一位，就是二十八画生本人了，既是同门大师哥，也是一师学长，更是她的直接领导。马淑纯曾受二十八画生指派，到安源煤矿，组织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上夜校，办识字班。
延安时期的二十八画生和徐特立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形势陡变，红白对比逆转，杨锡纯离开家前，给亲人们开了个小会，告诉大家：
“现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遍及全国，希望妈妈和兄嫂都要保持镇静，决不能向反动派屈服，也不必为我的命运担忧。我这次出门，能不能活着回来很难预料。要革命就没有不杀头，不流血的，为革命流血牺牲是最光荣伟大的。”
1928年3月16日，湖南特别法院侦缉处长左国雍，突袭了长沙南门外的樟树园3号，这是湖南团省委的秘密机关。
时任湖南团省委书记的马英，大学生出身，曾任上海大学特别支部书记，因为年纪小，个头低，一度被同志们称作“小老弟”，甚至被敌人当“文弱书生”看待。可关键时刻，马英浑身是胆，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尽量争取时间，拔枪堵门，与敌缠斗。
正在赶印宣传材料的杨锡纯，也就是“马淑纯”，更不含糊。她并没有立即撤离，而是抓紧时间销毁重要文件，最后才爬屋顶走的。可此时，敌人也已经逼了上来，小姑娘二话不说，对这个她曾经充满憧憬的世界，最后一次微笑告别，然后纵身一跃，从楼上跳下去，故意脑袋着地，想把自己摔死，却侥幸活下来。
在敌人的法庭上，杨锡纯不愧是刚烈无比的湖南辣妹子，面对各种威逼利诱，一脚踹翻公案，怒斥道：
雨花台牺牲的郭纲琳烈士
“我是革命青年，只能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哪能向你们这帮野兽屈服?”
14岁的马志纯，16岁的杨锡纯(马淑纯)，也就是今天初、高中生的年纪。按现在的时代，都还是在父母师长关爱下，求学成长的花样年华。可是在那个时代，她们却以稚嫩柔弱的双肩，义无反顾地一起去顶起倾倒的中华，乃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说到这里，多说两句湖南反动派，特别是这个特别法庭的特别无耻。
曾经经历过马日事变之后腥风血雨的许和钧，后来专门提到过这个“特别法庭”，称之为“卑污残酷”。
“审案时，法官见有姿容较美的女同志辄威逼利诱，妄想逼其作姨太。女同志意志坚强者，骂不绝口，视死如归，誓不受辱。又因女同志有被枪毙后，还用棍或刺刀戮其下体，使狱中女同志闻之恐怖，往往在未被提审前，即用手巾与扣针严密将裤裆扣紧，以待提杀者。真是太惨了!这是由侥幸有人保释出狱的女同志所述的。”
但这并没有吓倒我们的女口口党员，16岁的杨锡纯，不怕这帮畜生，24岁的傅凤君，更是如此。作为这批烈士中的“大姐姐”，凤姑娘也是个宁折不弯的辣妹子。
有时候烈士的资料不敢细查，越查越觉得佩服，真的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于是我总有个疑问：
他和她，如果不牺牲会如何?
就像傅凤君烈士，如果不参加革命，不牺牲的话，前途不可限量，因为她不单新旧学的底子深厚，而且还是上海美专学西洋画的，刘海粟亲自带的学生，算是中国第一代女油画家。
顺便说，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是要听法国老师全法语课，看全法文版教材的。而傅凤君烈士的丈夫颜昌颐烈士，也是留法勤工俭学回来的。
先说旧学底子，傅家是长沙的名门望族，不是有几个臭钱就嘚瑟的新进暴发户。她舅家的祖上，熟悉近代史的都认识，这就是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又是左宗棠的伯乐，两家还是儿女亲家，您说傅家得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傅凤君家学渊源，淹贯博洽，吟诗作词，自不在话下，几次参加南社湘集，那都是有名有姓有作品的存在。
而且新文学造诣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
颜昌颐有个好朋友，熟悉党史的都认识，这就是心高气傲的郑超麟。初次见到这位小嫂子傅凤君，老郑想着一个内地来的土妞，到上海来，你懂个啥啊?
可聊起文学，不管是国内、国外作家，还是他们的代表作，人家傅凤君如数家珍，这里面有些是郑超麟都不知道的。
于是郑超麟倒吸一口冷气之余，跟颜昌颐说，你老婆真不是平常人!
原本可以躺赢衣食无忧，铁定能在上流社会有大发展。不管是吟诗作词，还是谈谈新旧文学和外国文学，就能当个“民国名媛”，赚取粉丝无数。哪怕是随便几幅画，就能在拍卖会上爆炒，什么陆小曼、张爱玲都不在话下的身价，傅凤君却愿意为亿万劳苦大众去牺牲。
1928年3月29日上午10点，马英、杨锡纯(马淑纯)、马志纯、刘洪顺、柏斌和傅凤君、曾华湘、刘建林，共八位我党同志，被敌人从公安局押赴教育会坪，准备执行斩决。
敌人宣布沿途戒严，然后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严阵以待，仿佛这不是八名绳捆索绑的口口党员，而是八万全副武装，枪炮精良的大军。
我们的同志，这群90后、00后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怎么做的呢?
当日的《申报》上说：
“由公安局绑至省教育会坪时，沿途宣布临时戒严，以慑不虞，而马等竟沿途跳跃，高呼口号不止，亦可谓‘愍不畏死’矣。”
“教育会坪”即湖南省教育总会坪，在今教育街省农委前
我们年轻的英烈们，竟以这种“跳跃高呼”的方式，面对生死，笑迎屠刀。
鲁迅先生说得好：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傅凤君烈士的陶家表亲回忆说：
“她被国民党军警用粗麻绳反绑双手，押赴长沙教育会坪刑场处以死刑。路上经过陶家门前的时候，没有顾盼一下，头只向前望，面色柔和平淡。”
黄昏时，陶家人买通乞丐，将傅凤君的遗体偷运出来，发现她：
“身中数弹，颈部被刀割断，只有颈后一小块皮肤相连。”
据说这还是国民党的“仁政”，是天大的恩典，给足了陶家面子。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不至身首异处，回去就好缝合，方便装殓。照中国人的传统解释，这就仍算全尸而归，毕竟大家都是体面人，不能太难堪不是?
颜昌颐烈士
一年后的1929年8月30日，傅凤君烈士的丈夫颜昌颐烈士，与彭湃、杨殷、邢士贞同志，牺牲于上海龙华。
据不完全统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间，湖南被杀害的口口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有十几万，其中英名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6万多。
而在“教育会坪八烈士”牺牲的当年，即1928年，5月至11月的半年中，接班程潜的何健，继任清乡督办后，直接批准杀害的口口党员就有1721人。
对于这个《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的数字，曾任宁远县清乡督察员，素有“欧屠夫”之名的欧冠，认为这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又人手不足。县里的清乡委员会只有一名司书，哪有那么大精力，来完成所谓的“法律手续”，只能选重要人物报上去。
“究竟当时有多少人惨遭屠杀，有多少人无辜被害?我现在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甚至大概的数字，记得清楚的是清乡期间被处死刑而上报备案的只是少数。”
何健对欧冠也有指示：
“你们要凭良心办事，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口口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口口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地方就永远不得太平。”
长沙烈士公园 明信片
在何键“宁枉勿纵”的大屠杀方针指导下，马日事变至1928年的一年多时间，仅醴陵一地，即有近1万人被杀害;湘乡大恶霸杨道南在清乡中屠杀工农1200余人;长沙县清泰都(今属开慧镇)的梁镇球，只当了三个月的上五区铲共义勇队队长，就杀害口口党人和无辜群众370余人。
即便是欧冠本人，他的一个团，就曾在宁远阳明山一次屠杀周文农军俘虏八百多人。对这些革命群众的家属，甚至是妇孺老幼，土豪劣绅们也要斩草除根，一个都不放过。
有些农军六、七十岁的老母亲，也被捕杀，罪名是：
“‘匪’太婆，不该养出儿子当‘匪’!”
被俘的四十多个青年妇女，有半数被杀，其余二十多人，被以二十元一名卖掉;还有一些十二、三岁，甚至七八岁的小孩，也同样惨遭杀戮，罪名更直接了：
“‘匪’崽子，长大了仍会当‘匪’!”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湖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里，有名有姓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六万多人，估计被杀的口口党员和工农群众，则接近二十万!
杨开慧烈士和两个儿子，膝前站着的是毛岸英烈士
这其中，就有1928年牺牲的杨锡纯(马淑纯)、马志纯和傅凤君三位女烈士;
毛泽建烈士
也包括前面提及的毛泽建、杨开慧，她们相继牺牲于1929年和1930年，毛泽建烈士牺牲时24岁，杨开慧烈士29岁;
还包括被欧冠残杀的“秋瑾式巾帼英雄”，31岁的柏忍烈士。和秋瑾一样，柏忍同婆家决裂，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剪发放足，创建了宁远县妇女联合会。马日事变后，反动当局重金缉拿，宣布为“宁远女共首领”。被捕后，时任江华县长的公公郑致和开出条件：
“只要告别革命，迷途知返，回到郑家相夫教子，老老实实当少奶奶，就既往不咎，荣华富贵，依旧如前。”
可柏忍烈士矢志不渝，在敌人狱中四个月，受尽酷刑，遍体鳞伤，甚至被割掉左耳和右乳，都不能让她屈服。
柏忍烈士和她的两个儿子
我总想尽量多写一些烈士事迹，多列举一些他和她的英名与事迹，因为正是他和她的鲜血，浇灌出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参天大树。
柔石烈士写过一首诗，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几句：
“火花如流电，血泛如洪泉，
骨堆成了山，肉腐成肥田。
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尸山血海，换来今日中国;锦绣山河，盛世如你所愿。
可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我们越是不能忘记这些被剜心，被斩首的英烈，因为鲁迅先生曾在《铲共大观》中，告诫后人：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另：有些特殊词汇，不得不做特殊处理，原因你懂的!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