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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教科书般的舆论反击战——皖南事变

2019-01-08 10:02:56  来源:观风闻  作者:后沙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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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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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一位近乎于完美的人, 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朽传奇。关于他的故事,如果面面俱到去写,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统战,文化……那肯定几本书都不够。

  谈及比较少的是他在宣传方面的成就,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工作。没有话语权如何争取民心?没有民心所向又如何能赢得最后胜利?

  1941年,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过一场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斗争最激烈的舆论战--皖南事变。

  中共是在人力,财力,物力,传播渠道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赢了这场舆论战。

  皖南事变,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有记载,当然,事件经过远不是如此简单。

  本文着重分析舆论方面的斗争情况。

  事变后的中共原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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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国民党当局之命,由安徽泾县云岭向北转移,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第三战区顾祝同和32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7个师8万余人包围伏击。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

  一,诬蔑新四军为“叛军”

  二,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三,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四,“通缉”副军长项英

  1月18日,《中央日报》发表《抗战的纪律》,《扫荡报》发表《严肃军纪》社论,把这场血腥的反共内战说成“纪律制裁”,以混淆视听。

  国军不但要攻击友军,而且舆论上不容你分辩。

  在最初阶段国际媒体基本采用了“叛军”说法,国内民众除了人心惶惶之外,也无从得知真相。

  中共必须组织舆论反击,皖南事变危险性在于,如果国民党顺利逃过国内外舆论谴责,它下一步进攻目标就是八路军和中共。

  这场舆论战,是政治,军事,外交,宣传方面的综合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给这场斗争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在重庆第一线领导实施了斗争的具体工作。

  舆论战要达到的目标:

  一,向国内外说清皖南事变的真相,新四军不是“叛军”,这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一场陷害。

  二,争取社会各阶层同情。

  三,争取各地军阀保持中立。

  四,说服美国,苏联,英国对蒋介石施压,逼他放弃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

  五,将何应钦等亲日派与蒋介石区分开,避免蒋介石在压力之下向日本人投降。

  面对疯狂挑衅,毛泽东是不可能屈忍的,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统一战线分裂,中共军队将单独与日军,伪军,蒋军作战。

  1月2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送一份绝密电报(回应1月21日季米特洛夫的询问电报),主要内容:

  一,蒋介石现在只是在表面上抵抗日军,将全部精力用到了消灭共军上。

  二,蒋介石试图利用有利局面,骗取美英资金,骗取苏联武器。

  三,准备全面抗击蒋军,今后,要么是蒋介石让步,要么是彻底决裂。

  四,不怕决裂,因为决裂是蒋介石挑起的,中共承受的压力已到极限。

  2月1日,毛泽东再发电报,告诉共产国际,为此事高兴的只有日本人和汪精卫,必然让民众看清谁是内战祸首。决裂之后,蒋介石会向日本人投降,中共将单独作战。

  2月4日,季米特洛夫回电:共产国际认为决裂并非不能避免,请中共重新考虑在这问题上的立场。

  13日,毛泽东回电(摘要):

  我们与共产国际在团结抗战的问题上没有分歧,但在团结的方法上,我们越坚决,蒋介石越可能让步,我们越让步,蒋介石会越进攻。

  (以上资料来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中共党出版社)

  毛泽东告诉共产国际一个逻辑,单单靠息事宁人,蒋介石会步步紧逼,最终中共退无可退,结果只能是决裂,恰恰与人们希望团结的意愿相反。

  只有坚决斗争,做好最坏打算,才能让蒋介石受到最大压力,停止挑衅行动,双方才能一致抗日。

  中共的政治要求,皖南事变善后12条:

  第一,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

  第三、惩办皖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爱国政治犯;

  第十、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遵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正是因为延安有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强硬的军事准备,周恩来才能在重庆与国民党展开全面的舆论斗争。

  舆论斗争

  周恩来首先发动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人员四处奔波,向国民党元老、第三党派以及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士揭发蒋介石集团阴谋,通过他们把信息传递给重庆各阶层。

  单单依靠受到重点“关照”的《新华日报》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连报童上街卖《新华日报》都要被特务殴打。

  与中共关系良好的《新民报》 《新蜀报》《国民公报》都成了重要传播渠道,至少他们可以对蒋介石17日的《通令》保持沉默。

  《大公报》1月21日出评论文章,通篇不提“叛军”二字。

  然而,在国内媒体基本被国民党控制的情况下,很难找到突破口,于是,周恩来将突破口放在了国外媒体。

  1月27日,《真理报》在莫斯科发声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2月份开始周恩来进入极为忙碌状态,2月1日,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专访,披露事变真相。

  接着致函(附材料)纽约的斯特朗女士,建议她向美国媒体披露事变经过。斯特朗再联系《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乔·巴恩斯,由他写文章介绍皖南事变、国共冲突来龙去脉,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谁是挑衅者。

  随后, 她也发表了自己的两篇评论文章。

  斯诺在香港向《星期六晚邮报》发来报道,澄清事件经过。

  《纽约时报》发声,不再称新四军为“叛军”,而是提醒蒋介石将军要停止内讧,以免造成中国之不幸和日本之胜利。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指出,蒋介石政府“解决新四军,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当美国,英国,苏联先后发声,不再认同最初的“叛军”说,而是同情新四军时,许多海外华人华侨被国民党欺骗行为激怒了,舆论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失去美英苏三方援助,但他还在强调是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媒体,他多次亲自或指导相关人士通过谈话方式影响国内外政治人物。

  冯玉祥委派亲信发声,表示支持善后12条,并称新四军抗战之功,妇孺皆知,蒋政府里的一些人这样做会完全失去民心。

  国民党执委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元老彭泽民发起了抗议活动,并三次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对新四军的同情。

  第一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告诉八路军,他不想打内战,不满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做法,同时,他希望不要给蒋介石太大压力,否则,蒋会跟日本人合作。

  阎锡山,邓宝珊,傅作义,高双成,孙蔚如,刘文辉,龙云,余汉谋全部保持中立,只有桂系支持蒋介石。

  2月10日,周恩来邀请当时的大V,意见领袖们座谈,他们是黄炎培(职员教师会),左舜生(青年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会),邹韬奋,张君励(国社党)。

  并通过他们去影响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基督教会,天主教会,知识分子,企业家,这种一对一式谈话,起到了报纸,传单无法起到的作用。

  伦敦援华委员会向蒋介石发来电报,指出,如果想得到国际援助,前提是中国内部团结抗战。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森回到洛杉矶时向记者声称,之前关于新四军违反军纪的消息绝对不真实,内战将要开始。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私人代表洛克林.卡里到中国了解情况,卡里的到来对蒋介石带来了最大压力。

  卡里需要了解两方面情况:

  一,中国的经济状况,为美国提供资金援助提供参考。

  二,皖南事变危机走向。

  卡里到了香港后,与宋庆龄会面,宋庆龄表示,美国援助的贷款需要真正用在抗日之上。卡里表示,答应给蒋介石援助一分还没给,他暗示自己将代表总统告诫蒋介石不要跟八路军对抗和耍政治手腕。

  卡里在香港还见了亚洲经济学家陈翰笙,讨论财经问题,但陈翰笙主动与他谈起新四军问题,并希望他能同情新四军的遭遇。当时谁也不会知道陈翰笙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

  卡里抵达重庆后,周恩来必须主动找机会与他面谈,2月14日,周恩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安排,与卡里举行了会晤。

  卡里向周恩来表明美国态度:

  一,蒋介石是个好人,但政治意志薄弱,身边坏蛋很多。

  二,美国赞成中国统一抗战,反对日本人,但如果中国人不团结,将失去美国的援助。

  三,美国人民憎恨日本人,同情中国人民。

  四,美国重点在支持英国抗击德国,不想现在与日本开战,可以提供少量武器援助给中国抗日军队。

  五,国民党政府应当改组。

  六,美国政府反共,但对中共印象较好。

  卡里感谢周恩来安排会晤,并向他提出了多个问题:

  一,蒋介石投降可能性多大?

  二,新四军真实情况?

  三,是否反对美英支持重庆?

  四,中共的农村政策?

  五,中共的对外政策?

  六,中共的政治立场?

  周恩来一一予以回答,在皖南事变问题上,周恩来的谈话与毛泽东制定的原则高度一致,那就是谁也不要指望中共退让,内战有可能扩大。

  简单说,就是让美国人明白,除了施压蒋介石停止下一步阴谋,没有别的办法结束危机。

  2月23日,上海的,香港的英美报纸基本趋于客观评价皖南事变,有的公开批评何应钦。

  美国,英国基本自身利益,决不想看到中国抗战阵线分裂,更不想看到蒋介石被亲日派带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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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方压力之下,蒋介石除了抱怨国民党文宣部门无能之外,也开始改变态度。

  3月14日,他邀请周恩来会面,谈话一个半小时,表示愿意先解决一些小问题,如发放中共人员通行证,释放新四军在押将士。

  蒋介石两次问及毛泽东有没有从延安发来新电报?周恩来回答,没有。

  关于皖南事变前前后后问题,蒋介石告诉周恩来,他无意这样做,是下面官员误解了他的意图。

  《新华日报》,通行证,释放在押人员将很快可以解决,只要周恩来向他写个报告,周恩来同意。

  到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围剿和威胁手段已经落空,剩下的只有欺骗,以保持威望和体面,不过,他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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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从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皓电开始的将近半年反共浪潮告一段落,国共重新合作抗日。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敢于决裂,敢于斗争,才有团结的可能。步步忍让,步步退缩,只能走向分裂。

  周恩来在舆论资源极其匮乏情况下,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说服了国内各阶层代表人物和国外来华政要。

  皖南事变舆论反击战其中的传播策略,给新中国开拓外交局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军事斗争是硬实力,舆论斗争是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周恩来的斗争艺术,对今天的中美关系,台海局势,都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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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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