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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周恩来的调查研究

2018-01-13 15:45:32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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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功。在中共十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全党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开国总理周恩来是调查研究的楷模。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更是任重道远。要建设好新中国,首先要把中国的国情搞清楚,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取得胜利。

  周恩来不负人民的重托,身居总理要职,把考察社会,了解国情作为自己的毕生任务,把调查研究作为完成历史任务的基本途经。在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之中,经常深入基层,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为了调查研究,他踏遍青山,遍访群众,从城市到乡村,从海滨到边陲,祖国的山山水水,印下他的足迹,留下他的身影。正是在无数的调查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掌握大量的决策信息,集中了大家的创造才能和智慧,形成了一个个正确的决策和意见。

  端正思想,明确调查研究的正确方向

  作为高层领导者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鼓励下属敢于说真话,才能了解到实情。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

  “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

  “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找不到关键。”

  “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武器来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

  周恩来多次强调:

  “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1962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浮夸、讲假话等问题,讲了一席发自肺腑,切中时弊的话:

  “这几年,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向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

  

  “要提倡讲真话,即使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沉下去,到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

  建国以后,周恩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基层一线,到人民群众中调查研究。

  1949年 “五一”节前夕,周恩来在听取北京市治安情况汇报时得知,前一天发生了电车被烧事件。他立即问在场汇报的领导去过出事现场没有?大家都说没去。周恩来立即带领同志们赶往现场,仔细查看,详细深入地了解情况。归途中他颇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一车都是官僚主义啊!简单一句话,字字重千斤,使大家深受教育。此后,公安机关立了一条规矩,凡发生重大案件和事故,领导同志必须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第一手情况,亲自指挥处理。

  1954年夏天,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全党全国为之震惊,根治长江水患已成当务之急。为寻求治本之策,国家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开始了对三峡水利工程和长江流域的勘测,并请求苏联政府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

  1958年2~3月,周恩来率领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区负责人及中外专家一百多人,从武汉乘船至重庆,沿途进行实地查勘,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劳累,铺开规划和设计图仔细研究。天亮以后,他的秘书告诉有关负责人说:“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大家十分感动。周恩来在亲临现场考察的基础上,吸收了各方面的正确意见,经过认真总结,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方案,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经过成都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为全党的共识。

  1961年,周恩来两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调研。由于缺乏经验,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淤积程度严重超出预计。周恩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总结教训,认真谋划可行的补救方案。在他主持下,批准实施“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败的水利工程。在遇到重大事故和突发灾难时,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炎夏酷暑,周恩来总是不辞辛劳,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到出事现场去仔细了解情况,与干部群众一起解决问题,应对灾难。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就冒着余震的危险赶往灾区。他直奔震中地带,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履险如夷,从容镇定地穿行在狭窄的街巷中,走进一个个窝棚,向干部和群众详细询问受灾的情况,亲切慰问群众,鼓舞大家的斗志。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他又乘直升机飞赴灾区,在一天内连续奔赴四个受灾县,七次在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他让群众背着风,自己顶着六七级大风,迎着漫天风沙站在大木箱上给群众讲话,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从早到晚,他一口饭也没顾得上吃,一刻不停地走村串户。回到住地后,他在战士营房里吃了点家常烙饼和炒白菜,又连夜开始新的工作。

  放下架子,倾听群众真实声音

  调查关键要了解到真实情况。但有些领导干部官架子大,群众敬而远之,了解不到实情。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指出: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政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在调研过程中,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周恩来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医师董炳昆曾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一次接触:

  “总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里人。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将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的姓名记得那么清楚准确。……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

  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56年7月,他在上钢一厂视察时,亲自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总理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了,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

  1964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周恩来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谈了许多情况。

  1960年冬,中央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就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了20多天,未能摸到真实情况。后来,周恩来亲自到武安县伯延村蹲点五天。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开始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当时普遍张贴七位中央常委的画像):

  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大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国家添麻烦。蹲在总理身边闷头吸烟的村民张二廷在总理问到他时,头一个跳起身“放炮”:

  要说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吃不饱。还愣冲冲来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周恩来闻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里噙满泪水:

  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

  周恩来很赞赏张二廷率直地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他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两人促膝交谈。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他及时把自己调查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随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获得的真实情况,综合了其他领导同志在各地调查的材料,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来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

  采取多种方式,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

  周恩来公务繁忙,不可能长时间深入基层,事事都作直接调查。他利用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等机会,不拘形式地向来自基层、来自实际的同志了解情况,听取各方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1963年5月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

  5月12日,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指出:

  “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他并向东海舰队领导人提出:

  “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拍下了现场有关照片,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在1970年2月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把30个粮棉高产典型的代表请上台去,一个个询问,对每个典型都作了详尽、周密的调查。有些地区报典型材料的数字不准确,有的单位领导不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周恩来都给予严肃的批评。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弄清了情况,发现了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切合实际的指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周恩来作出决定前,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要员、专家学者讨论,也与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1962年6月的一天深夜,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周恩来仍在灯下伏案工作。

  这时,服务员小刘送水来,周恩来便同她攀谈起来,问:“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基本够吃。”小刘回答说:“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你说得很对!”周恩来对小刘的回答很满意。他满面笑容望着小刘,缓缓地说:“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我们保证做到!”小刘立刻坚定地回答。

  周恩来笑了起来:“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

  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结果:一天节约三钱多,每餐只有一钱多,没有一口饭,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周思来还指示旅大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作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

  周恩来的决策,很快传遍了东北三省,全区各城市迅速掀起了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高潮。

  周恩来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和人才。在调查研究时,除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外,他还十分重视向专家、学者咨询,要求做到“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每当工作涉及专业性的技术问题时,他就找有关的专家、学者或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征求意见;尤其对于一些“反意见”,给予特别的对待和尊重。

  在设计和修建密云水库的过程中,为确保水库工程质量,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尊重和发挥科技工程人员的作用,要充分讨论,详细论证,并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后来,他还向密云水库领导提出,要尊重张教授的意见,要请张教授常驻工地,设计图纸必须经张教授鉴定和签字。在施工过程中,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站,并派由教授、讲师和应届大学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恩来每次听取水库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的意见。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师冯寅提出了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大坝地基沙砾石覆盖层漏水的难题,周恩来称赞了冯寅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指出可以先做试验。施工队经过摸索、消化、试验,掌握了科学的技术再投入正式施工,顺利完成了水库的建设。

  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解决紧迫的全国性粮荒问题,周恩来单独约见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就达115次之多。当时,许多重大决策和具体措施,就是在这种坦诚的讨论与磋商中逐步形成的。这样,一方面从中了解了更多和更准确的情况,便于科学决策,保证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的正确;另一方面,沟通和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凝聚力,使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全党树立了发扬民主的楷模。

  对国内的事要调查研究,对国际事务也要坚持调研,周恩来是我国外事调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他指出,外交工作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以保证外交政策的准确性和对外工作的针对性。

  1966年2月,他在驻外使节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

  要对驻在国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像样的东西。

  为解决复杂、敏感的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通过系统周密的深度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涉及的历史、外交、国际法等问题,设想各种方案,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根据和平外交政策,从两国关系大局考虑,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1961年10月13日,中缅两国签订边界议定书。这是新中国同邻国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诸国期间,一再强调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石油大会战,周恩来一路上特别留意参观当地的炼油厂。他看到摩洛哥一家炼油厂设备先进,管理得很好,回国后就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往考察。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

  在中美谈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称赞周恩来:“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

  在中澳谈判中,澳大利亚工党方面称赞他:“总是从事实出发,从来不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意见。”

  这充分反映了周恩来的求实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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