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领导机关于1961年1月20日由二十基地撤到洛阳后，经过总结整编后，就地解散。黄文明政委于1962年底被调入军委工程兵任副政委，又在1963年3月调通信兵任政委。
黄文明政委第一天到通信兵上班是司令部办公室李金良主任接待的。他把黄政委领到四楼的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对黄政委来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办公室，而且比在工程兵的办公室也要好很多。他感到很新鲜也很惬意，特别是当李主任介绍桌上的三部电话(红机子、一号台电话和普通电话)的使用范围时，更感新奇，深感距中央好近。李主任说：“通信兵条件不算太好，看首长有什么要求，我们尽力去办”。黄政委高兴地说：“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们”。李主任又请示政委这几天怎么安排，黄政委说：“先安排几位领导谈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说工作”。他让我同李主任商量着办。
黄政委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首先安排的是政治部的范阳春主任了解政工情况和干部情况。第二个安排的是周涌 参谋长，了解通信业务和部队部署情况，第三个安排的是后勤部的陈挽澜部长，了解后勤的工作情况。后来又找来科技部的李兆吉部长和有关部门同志了解情况。对机关了解之后，即到通信三团、一团调研。北京地区了解之后，又到西安、重庆、汉口和上饶进行调研。1963年有两、三个月时间在外出差。在一团调研时，看到了一团许多新装备，黄政委对我很有感触地说：“一团真厉害，许多东西我都没见过，你见过吗”?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看来通信兵现代化走在全军前面了”。黄政委立即说：“必须是在前面，不然不叫通信兵了”。他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1964年—1965年通信兵现代化、科学化建设走向高潮，以黄政委为班长的通信兵领导班子抓业务建设，抓战备训练，抓干部和技术骨干培养很有成绩。也正是这个时候，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折腾就是十年。这十年中，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认真指导所属院校社教整风工作，改进了教学，提高了通信干部训练水平
1964年以后开始的社教整风在各院校展开，为贯彻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思想，院校中一部分人员提出减少业务技术教学时间，增加政治教学时间，以此突出政治。而另一部分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突出政治不应在教学时间的增加上做文章，一周五天业务技术教学时间不能冲击。
1965年初春节期间，黄文明政委到重庆通信工程学院指导工作，正赶上学院年终教学总结大会。会上两种观点争论得很厉害，学院领导也拿不准，就让黄政委拿主意。黄政委就同一起出差的机关同志江维文和邵行等一起研究，最后认为：贯彻林彪的“突出政治”和“坚持四个第一”主要应从思想上，而不是在教学时间上。在校学生应主要学习业务技术，六分之五的业务技术教学时间不应该减少。六分之一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时间已不算少了。黄政委不但认同了这个思想而且认定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动摇。他在重庆讲了后又在沈阳通信学院也这样讲了，这个问题在各学校的争论 也就此解决了。从而提高了业务技术教学水平和干部训练质量。
二、在文革动乱中，千方百计保证通信联络不受影响，保证中央军委指挥通信联络通畅，通信部队坚持正面教育，保证战备训练正常进行
1966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内乱。当时我不在北京，同机关的几十位同志跟着范阳春副政委、张凯参谋长到宁夏搞“四清”。8月份正值关键时刻，兵部通知:速返北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10日我们悄悄地撤离宁夏中宁县回到北京。刚一下车，有的同志对我和曹兰清(时任江文主任的秘书)说：“知情人回来了，等待你们揭发“重磅炸弹”呢”。我听后感到莫名其妙。什么“知情人”，什么“重磅炸弹”?一点也听不懂。后来到办公大楼一看，满楼大字报，特别是四楼(兵部首长办公室在四楼)有许多揭发批判江主任和黄政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大字报。我当时有些蒙，不知道为什么，从而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兵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陈鹤桥(时任通信兵第二政委)，副组长是政治部副主任王善甫，后勤部副部长孙银彪是文革小组成员，也参与领导。兵党委书记兼政委黄文明、通信兵主任江文已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了。8月底至9月初，机关群众在陈、王、孙等领导鼓励和动员下，批判江、黄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要求江、黄向大家做检查。
就在这个时候应陈鹤桥要求，召开了一次兵党委会。会上陈、王、孙批评江、黄、周涌和黎东汉等同志姿态不高，说要把通信兵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下去，江文和黄文明必须带头在机关群众大会上做检查，说清问题，逼着江文和黄文明分别上台做检查。江主任表态说：要让我上台挨批斗，不经军委批准不行。黄政委也说：我们都是军委任命的干部，在不经过军委批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上台挨批斗。就这样把陈、王、孙的要求顶了回去，机关大会一拖再拖没有开成。
9月17日，总参王新亭副总长和总政徐立青副主任代表中央军委，在通信三团电话会议室召开了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通信兵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搞错了。江文、黄文明是革命领导干部，不应受到批判。陈鹤桥、王善甫和孙银彪所领导的通信兵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错误。消息传出，机关一片哗然，批判陈、王、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办公大楼。9月23日，中央军委通知：陈鹤桥停职反省。不久，王善甫和孙银彪二人由通信兵党委决定停职反省，从此通信兵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10月份以后，兵党委遵照中央的指示中断对各院、校的领导，外地军校学员开始来京串联。重庆工程学院的学生和宣化通校学生中的所谓红色造反派，肆无忌惮地冲击兵部的办公大楼，到处寻找可被利用批斗“走资派”的“黑材料”，抓住江主任或黄政委等领导同志没完没了地批判、哄斗，搅得办公室无法工作，有事也无法开会研究，弄得机关大院鸡犬不宁混乱不堪，使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的业务工作无法进行，通信联络业务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中央军委对全军的指挥不中断，战备工作不受影响，兵党委12月初决定秘密离开北京，到通信四团驻地(京郊雁翅)开会，研究如何既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又能使部队稳定，通信联络不受影响。一天。黄政委让我悄悄通知各位兵部首长(有的通知了本人，有的通知了秘书)，分别秘密乘车离开机关大院，到通信四团驻地。会议共开了两天，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谈了感受，纷纷表示：这样搞下去全军非乱了不可，尤其周涌、黎东汉和龙振彪等人非常激动，讲了许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话。江主任最担心的是通信联络出问题。黄政委很沉着，从开始到结束，始终诱导大家面对现实，出主意想办法，既要把运动搞下去又要保证通信联络。讨论研究的结果我记得有这么几条：
1、 机关乱可以，但通信部队，尤其是三团绝对不能乱。坚持正面教育，绝对不准冲击，一定保持稳定，保证通信顺畅。这是铁的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如果军委通信出了问题就是犯罪，绝不允许。
2、 分工江主任一部分精力抓通信业务，交待副参谋长屈培雍专门抓业务工作，不参加机关“文革”活动。
3、 责成张凱副参谋长兼文革办主任，应付学生。
4、 在“文革”形势发展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当前主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准备应付困难局面。
散会后，常委们回到机关分别同学生座谈，做思想工作，不再到处躲藏了。我记得黄政委在西四的家中接待过几批造反派学生，龙副主任在兵部大院北门传达室接待过几批学生。
1967年初，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徐向前签署军委命令：军事院校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不准冲击领导机关，凡不服从者开除学籍，押送出京。这道命令公布后，吃住在兵部办公大楼的学生都撤了出来，匆忙返回学校，机关这才恢复了正常办公和生活。
在以后漫长日子里，由于“四人帮”捣乱，今天批这个人，明天批那个人，搞得大家思想极其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通信兵党委没有忘记现代化建设，抓住有利时机利用现有条件，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建设了小同轴地下通信电缆，进一步提高了通信保障水平。从1966年9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里，虽说全国，全军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很乱，翻来覆去像烙烧饼。但通信兵在以黄政委为党委书记的兵党委掌控下是稳定的，没有翻烧饼的情况出现，保证了中央军委的通信联络和其对全军的顺畅指挥。通信部队始终没有被冲击，没有乱，进一步提高了通信兵现代化建设水平。
三、在“文革”中，以黄文明政委为首的通信兵党委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领导与指导了通信兵的“三支两军”工作，对稳定社会，促进工作和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为了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大局，克服混乱局面，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许多措施，“三支两军”则是措施之一。中央向军队发出指示后，通信兵党委认真贯彻执行，遵照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派出大量得力领导干部和人员投入其中，先后到邮电部、四机部、(电子部前身)、劳动部、全国妇联、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北京医院等单位进驻工作。他们认真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促进这些单位的“大联合”，拨乱反正，扭转了这些单位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健全了领导班子，促进了工作与生产，为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情况请编研室同志查一查有关资料，本人手上无这方面的材料)。
四、黄政委始终保持了优良、正统的共产党员作风
黄文明政委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与熏陶，养成了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关心部属以及严谨管教家人的好传统。这些优良作风贯彻他一生过程之中，比如，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个人受到多大委屈，他从不找上找下，拉拉扯扯，搞关系，走后门。实际上，军委首长中，总参、总政领导中有不少他所熟悉的老首长和老熟人，请他们说句话，帮帮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我跟他当秘书的11年里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为自己去找过哪位首长解决任何问题。当然，与上级领导开会，见面是有的，但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任何私情。他也从没有为达个人目的去请客送礼，表现出了作风正派、不搞阴谋诡计的真正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然而，他对其部属，特别是对院校的领导干部十分关心。1966年10月，中央发来文件，指示总部对外地所属各院校中断党委领导，让这些领导干部自己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里去“游泳”。通信兵党委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了各院校领导干部会议。在会上除了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外，还讨论了如何执行的问题，与会的同志普遍不理解，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会这么做。有几位同志含着眼泪表态，遵照执行中央指示，自己一定会以老共产党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精神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黄文明政委看在眼里并记在了心上。因为知道自己当时也无法帮助他们，只能尽力宽慰他们说，中央的指示请你们正确认识，正确理解，各单位的运动怎么搞?我们现在也不清楚。从今以后，不再通过文件、电话向下传达上级指示了，你们独立决定一切，何时恢复领导等待通知。当下，你们要保护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运动总会有个头的。这些院校领导干部挥泪告别北京后，回到学校，随即遭到关押、批斗、挨打等残酷斗争。有关情况不时传到北京，传到黄政委的耳朵里，使他同情不已，也常为这些院校的混乱局面而叹息。“文革”后期情况好转后，他就趁院校机构调整机会把那些受苦受难的院校领导同志一个个提拔到兵部机关任职(如，曾庆良任副主任，齐木矞、吕生润、陈昂等同志调兵部政治部任职等等)，对这些同志落实了政策。这充分体现了黄政委在政治上对部属的关心与爱护的好品德。
五、黄政委民主作风好，从不摆架子，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
由于黄文明政委长期担任政委和党委书记，在职时经常主持党委会或常委会，研究、讨论、解决重大问题。他主持的会都是先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哪怕吵架发牢骚，他也不武断。在7169部队时是这样，来到通信兵也是这样。开会时，他总是先提出问题，让大家发表意见，虚心听取。最后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形成统一意见。每次常委会都要形成一份兵党委常委会记录，记录在案。
我本人经常在兵常委会上做记录，最后写出常委会书面“记录”时，基本上是以黄政委的最后意见为准并参考别人发表的意见。写出来让黄政委审阅时，基本上都能通过，别的常委也没意见。如果需做大的报告，如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或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报告，一般是政治部同志来起草，经他审修后形成。但他审修时都把起草人叫来，一起边修边征求意见，凡是他认为应该修改的也要征求起草人的意见。如，1966年1月份，在五所召开的兵党委扩大会(一年一度)，会上黄政委要做报告，报告是由政治部郭跃池同志起草的，我也参加了。第二天要上会做报告了，头一天我们便同他一起修改草稿，黄政委边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边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不合适的他也不坚持。就这样边讨论边修改，一直到大半夜才弄完。我们再誊抄清楚，以便他在第二天大会上讲。最后形成的报告大家都很满意。
黄文明政委到通信兵各院校检查工作，也是先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同各级干部谈话，把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经过研究，才对院校的干部和群众讲话，讲话内容符合实际。有的放矢，一般都反映较好。
六、黄政委平易近人，关心下级，和蔼可亲，很少发脾气
我跟他工作了11年，只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还是因为误会引起的。那是1959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发生在7169部队时的一段往事。就因特工指办公室主任劝他早点休息，却把他惹火了。当时的情况是施工已全面展开，千里戈壁滩到处一派繁忙。施工部队遇到的技术问题，思想问题天天发生，有的很难办。指挥部天天开会，夜夜开会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可以解决，有的现场解决不了 ，但军委要求工期不得延迟，非常让人发愁。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一天晚上十点来钟，黄政委在室外碰见办公室主任。出于好心，那位主任劝黄政委有的事可以推给别人去干，自己不要揽得太多，工作是干不完的，抓紧休息，否则身体会累垮的。可能是因为人熟说话不在意。语言上引出了误解，使得黄政委发起火来：“你这个办公室主任，不帮忙还说风凉话。我愿意不睡觉老加班吗?天天这么多问题，叫谁来解决”?办公室主任赶忙做解释，结果引来更大的火……。仅此一次，再没见过黄政委发过脾气。
黄政委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总是苦口婆心说服教育，有时不惜花时间翻来覆去地讲，直到思想通了为止。1963年深秋，他到上饶通校检查工作，发现校长与政委有矛盾不团结。学校政委告校长的状，校长也告政委的状。黄政委经过调查了解，认为主要的矛盾方面在校长。一天晚上他就请校长到招待所谈话，首先肯定了他在学校的建设和教学上做出的成绩，然后再指出他的缺点，要求他高姿态，克服自己的缺点，与政委搞好关系。但校长思想还是不通。黄政委就反复做他的工作直到夜里一、二点，校长终于承认自己也有毛病，要做自我批评，与政委搞好团结并建设好学校。第二天开大会，黄政委在会上讲了学校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表扬了校长，使学校的领导班子从此好起来。后来这个学校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调整。
另外我作为他的秘书经常去他家送文件，谈事情，如果赶上饭点儿都会留我吃饭。黄政委的老伴冯蕴芬是个热心肠，她要留你吃饭不吃还不高兴。有一回7169部队的万宝林秘书登门拜访老首长，受到黄政委热情接待。临走时他请警卫员代他送万秘书时交待说：“这是我的老战友，请你帮我送一下”。作为首长办公室的一位普通基层干部，万秘书听到后不由得心头热呼呼的。就在几天前我们几个老“7169”在一起聚会时，他还同我谈起此事，说这位老首长“非常可亲可敬”。
七、黄政委在生活上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不讲究吃穿，不讲排场，在享受上从不计较
在7169部队时，他在戈壁滩上同大家吃一样的牙碜饭菜，撤到河南洛阳后正赶上1962年大灾年，粮食不够吃，便同大家一样挨饿。管理部门把正常供应的一点粮食掺上黑豆面吃。后来一段时间连黑豆面也没有了。他们就采取所谓的“增量法”(用大量的发面起子掺在有限的面粉中，蒸出的馒头特别大，但是很虚)。黄政委同大家一起吃这些东西，从不特殊。出差时在火车上同我们秘书、警卫员一起吃餐车上的饭菜，买什么吃什么，从不挑拣。到通信兵后，到团队和院校出差，从不提特殊要求，人家做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房就住什么房，从不住宾馆。办完事就走，从不要求基层安排参观。
在戈壁滩时为了出入工地方便，军委给7169部队领导专门配备了两架安—2型运输机。陈士榘司令来工地时经常坐，他不在时其他首长坐，但各大部领导同志和机关处一级领导同志，包括专家和总师，只要需要都可以乘坐。黄政委从不计较。指挥部原来有的两台“华沙”轿车也是配给首长专用的，但在首长不用时，其他部、处级领导也可以用。后来上级又给配备了两台伏尔加轿车，使用情况也照样。撤出酒泉时，有一辆伏尔加轿车被黄政委带到洛阳，后又带到北京，最后一直带到通信兵，乘着它上下班。江文主任当时乘坐的是吉姆轿车，黄政委从来没有计较过。
黄政委过日子是个节俭和仔细的人，他家里人口多，开支大，负担重是个原因，但主要还是他有生活上勤俭和细心的好习惯。然而他对部下和身边的人却十分关心和照顾。我于1959年10月10日利用随黄政委回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在北京完婚，临回部队前想与爱人逛一回北海公园，作为结婚的纪念。因为我爱人那时住在远郊，交通也不方便，就让她提前一天来到城里，以便第二天周日直接去北海公园。没想到我留宿的总参(广安门)第二招待所没有空房间，无奈我们只好找到也长期寄住在同一招待所的黄政委家(此招待所对外同时行使志愿军办事处的职能，大量志愿军回国人员在此周转，有临时出差和探亲的，也有长期寄住或待分配的)。他知道后马上让老伴冯蕴芬打电话找办事处的张协理员帮忙解决。老冯联系完放下电话后，宽慰我放心地回房间等消息。回到房间没一会儿，张助理员就来了。他解释说确实没有空房间了。半地下室有一间放东西的库房收拾一下可以住，你看行不行?我表示完全可以，至此留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了。1962年黄政委调任工程兵副政委时身边只带了我和司机老卢师傅。在北京我有地方住，而 老卢暂时没有。他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职工，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黄政委就临时把车库收拾出来让老卢先安上家，然后又让施工部队在车库旁边加盖了一间房，从而彻底解决了司机带家属的住宿问题。
黄政委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呕心沥血，认真负责;生活上关心部属，乐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表现出老一代革命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八、正确处理重庆“10-27”武斗事件
1967年10月27日，在重庆通信工程学院发生了一起群众武斗事件，伤亡了80多人，轰动了重庆市。事件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在百忙当中批示：中央工作组(已在重庆，组长是陈斌)和通信兵速派人调查处理，不准使事件扩大。接到总理指示后，兵部首长研究决定：由黄政委牵头，张凯参谋长参加，另外带上保卫部骆克敬、通信处的史湘彬和我共五人，组成工作组负责调查处理此事。
我们乘火车到渝后住54军军部。先听了该军作战科长的情况介绍和处理意见，后到学院进行实地查看与调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0月27日晚，学院“8，15”群众组织在大操场准备召开批判院领导大会。会还未开，另一群众组织“反到底”一部分群众来看热闹。“8，15”群众不让，于是两派部分群众就开始辩论，吵闹、推搡，后发展到互相打架。“8-15”人多势众，“反到底”寡不敌众，边打边退到附近的警卫连驻地。开始哨兵阻拦不让进，后来人多拥挤，怎么也拦不住，一下子冲进去许多人到警卫连的院子。这时连长出来大喊，这是解放军驻地，不准冲击，进来的请出去，不然就要开枪了。但人们无人听，边喊着交出打人凶手继续往前拥，院内院外一片混乱。这时一位连干部举抢向天鸣了一枪，以示警告。没想到的是战士们听到枪响后一起向着人群开了抢。顿时一片惨叫。连干部一看真打死人了，知道事情闹大了，于是率领所有干部战士当即离开驻地，向重庆警备司令部缴枪自首。后经清点，死亡31人，受伤54人，共计85人。这就是轰动整个重庆的有名的“10-27”武斗事件。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学院了解情况。一进 学院大门，满院子“白色恐怖”，到处是白花圈和白布条。我们看死人尸体时，死伤人员的家属们哭诉，拉住黄政委和张凱参谋长边哭边要求惩办凶手，为孩子报仇。甚至不答应就不让走，场面十分悲惨、可怜，也十分混乱。黄政委为了摆脱纠缠，不得不把身上的雨衣脱给了家属。看完死者，到大礼堂听取群众意见(实际是批斗大会)。大会主持人讲了几句后要黄政委讲话。黄政委把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讲了，又讲了我们调查组的任务。讲完后与会者一个一个地提问题，要求惩办凶手并要求追认死者为烈士。黄政委一再说明我们调查组的任务，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有人上前打了黄政委一耳光，会场顿时紧张起来。主持会的头头看到场面不好收拾，于是软了下来。要求大家要冷静，不准胡闹，后要求黄政委表个态。黄政委讲：“这个事件是严重的，要严肃处理，肯定要严惩凶手。关键是要调查清楚，搞清楚了才能处理。死者算不算烈士，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要根据事实和条件而定”。到此大会结束，群众拥着我们五人出了礼堂，在拥走过程中，张凯又挨了学生一拳。
回到住所(54军司令部)。同54军的同志研究怎么办。实际上他们已调查清楚并有处理意见，只等通信兵领导拍板定案。他们的意见是:首先动员“8，15”派先火化尸体，缓解矛盾。第二、对开枪的人宣布公开逮捕。第三、死者是否追认烈士等调查清楚后再定。这三条意见与我们想的完全一致，关键要做好“8，15”派群众的思想工作。于是确定，叫“8,15”派头头来警备司令部谈判，我们不再去学院。一共同“8,15”派头头谈了三天，开始他们对立情绪很大，对三条处理意见不接受。但到了第二天情绪有些好转，第三天基本同意但强调尽快惩办凶手，把死者应定为烈士。
临回北京前一天，简单向陈斌同志讲了一下处理意见，他表示同意，我们就匆匆离开了重庆。返京后由我和骆、史两同志起草了《关于处理“10,27”流血事件的报告》，由黄政委和张凱副参谋长定稿，上报了中央军委。事件本身得到平息，对重庆当地的影响再没有扩大，妥善地处理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黄政委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在当时是非 不清的情况下，不论群众怎么批，怎么闹以致被打，也不随波逐流，无原则地迁就群众无理要求，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不动摇。
黄文明政委的大半生都是辉煌的，其顶点应该是1969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个农民的儿子，参加了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又参与领导了我国“两弹一星”基地工程建设，后又为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从而取得巨大成就。尤其在“文革”的混乱中，在他掌控与领导下，通信兵大局稳定，部队没有乱，机关也没有“翻烧饼”，从而保证了中央军委对全军的指挥，保证了作战、核试、战备训练等通信联络。他最后被选进中央领导层，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有政治和业绩基础的，应该是他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业绩达到了光辉顶点。
原载：《黄文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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