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平是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乃大名鼎鼎的马共总书记也。
不过，他年仅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投身于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斗争的故事，恐怕知之者不是很多。
他，16岁那年就加入马共，在英帝野蛮的殖民统治下，开始进行地下活动。1941年底，日寇南侵时，也就是17岁那年，他像马来亚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儿女那样，以无比的勇气和胆识，毫不犹疑地拿起武器，投身于马来亚原始丛林中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武装斗争。1942年4月，他接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的通知：查普曼等三位英国军人正前来与他联系，并要他帮助解决他们的需要。随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接应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通过荷兰潜艇派出的136部队一组人员(包括著名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林谋盛等)的到来，并安排他们及其装备安全地转移到马来亚内陆的布兰丹山区，而且为他们的食宿和安全保卫工作，提供了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做到的保障。1943年底，他参加了由他负责送上山的马共中央书记莱特与盟军代表举行的名闻遐迩的布兰丹会议，结果，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为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这场马来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的胜利和盟军的反攻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
本文将从他在这段时期，即日寇南侵前后初期的经历讲起，让感兴趣的读者对他本人的活动以及二战时期马来亚共产党领导马来亚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可以有更加清晰的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笔者根据陈平回忆录的有关章节重新校译的，当然，有些内容会与笔者过去所介绍的有关陈平的文章有所重复，这是难于避免的，敬请大家谅察。笔者可以肯定的是，本文重点完全不同，而且有些内容是新增加的。此外，为了令大家读起来“兴味盎然”，笔者在需要的地方，都加了一个小题。对不对，也请大家指正。
不过，笔者从中体会到，总书记当年不仅是一位勇气十足，胆识过人的非常有血性的革命青年，而且正如当年136部队的英国军官戴维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坦诚可靠。非常讨人喜欢”，尽管“由于年轻和阅世未深，他当然尚未是能说会道的重要人物”。对此，相信读者读了之后也会有同感的。
一、从地下活动分子到抗日游击战士
马共是何时成立的
当我于1940年的第一个月加入成为候补党员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还不到10周岁。党的正式组织可以追溯到1930年4月最后的那几天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劳市镇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内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焦点人物，是位名叫阮爱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越南人，随后他就是以越盟领袖形象示人的胡志明。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次大会是根据早些时候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成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召开的。
数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越南时，我有机会曾和胡主席本人谈论过这件事。我们一起曾尝试确定马共成立的确切日期。胡已经不能提供清晰的日子，不过回忆起他从大会出来时，看到街上红旗随风招展。很明显，这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旗帜在马来亚上空飘扬。在当时，当局把展示五一旗帜看作是非法行动。工人们不顾法律，在庆祝活动期间，照常这样做，悬挂横幅和红旗。节日一过，马上就会把它们收起来。我们马共内部根据胡主席这段回忆推算，后来把马共建党的日期定为1930年4月30日。
马共初期的活动，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新加坡，因为岛上的工会组织比起马来亚半岛其他任何地方的工会组织都更为集中。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对马共的成立，很快就有反应，而且明显地根据非常准确的情报资料，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对马共采取了经常性而又是毁灭性的打击行动。警察部队各部门面对共产党的挑战，也做了一些自我改组，重新设定自己的目标。1933年成立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为犯罪情报部(CID)的职责。马共在1930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动中，至少损失了6名在任领袖。法律行动导致其中的5位被驱逐出殖民地，并被遣返中国。
1940年开始进行地下活动
当我于1940年在怡保开始进行地下活动时，莱特当党的领袖刚刚两年。他在党内的正式头衔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历史学者都曾写到这个神秘人物，此人令党内我们这些同志感到费解，就像令战前的英国当局和日本占领当局以及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者那样感到费解。他诡谲地选用‘Wright’作为自己在党内的化名，这个‘r’字音开始的英文字，按中文读法，不久就误为Lai Te。后来，不同人写或说英文时，又把它称为‘Loi Teck’‘Lai Tak’‘Li Tek’或‘Lighter’，这一来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他还有其它化名：如‘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等。
莱特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而不是像某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人。他来到新加坡的确切时间尚未查明，不过，根据1947年我所领导的一个马共特别调查组得出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是于1932年底。有人说，他年轻时到过俄国学习，之后又回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上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然后又和胡志明一起于1920年代回去印度支那，在西贡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猜想。
莱特来新加坡前，是西贡的一名中级共产党干部。虽说他的母语是越南语，但他也能说带有浓重的越南口音的广东话和国语。在调查期间，越南共产党人告诉我们，莱特曾被法国人逮捕过，之后就不见了。我相信法国情报机关一定认为他已不再有利用价值，就跟英国人勾结起来，把莱特派来新加坡。
他先是在新加坡的港口当码头工人，并卷入了工会的事务。之后，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1934年,马共新加坡市委会的五名成员在一次警察扫荡行动中全都被捕了。这次突袭方便莱特获得在党组织内快速晋升的途径。他抓紧这个机会。不久他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并伺机在尚存的领导机构中往上爬。
当年莱特在党内威信很高
其时在马共组织内起作用的市委会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市委会，另一个为槟城市委会。全马其它各州的党组织，都是在各州‘地委会’领导下活动的。地理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和柔佛，各自拥有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就彭亨来说，分东彭和西彭;柔佛则分柔北和柔南。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1931至1935年间，单单在新加坡，警察就对马共采取了432次的突袭搜捕行动，逮捕了226名嫌疑份子。这些被拘留者当中的大部分人，随后都被遣返至中国。不过，这一切镇压行动，都没有像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所遭到的打击，那么引人注目或那么具破坏性。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物坐牢或被驱逐，让这位从越南来的移民很快就升上取而代之的新市委会的一名成员。随后，在几个月时间内，他又获委任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38年，他终于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对他的忠诚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我把我在抗敌后援会范围内进行工作的重点，放在怡保—和丰地区。
我按照这种方式活动不到四五个月，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中央委员会就突如其来地下令停止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指示解释说，由于‘形势改变’，后援会的活动需要结束。
工作表现引起党高层的注意
然而，并非全都前功尽弃。我的工作表现引起党的高级负责人对我的注意，因而在1940年底，我就被提拔为霹雳地委领导下的马共怡保区委会的四名委员之一。我仍旧负责学运工作，不过，我负责的工作范围如今已经扩大到包括较为次要的工会方面，诸如那些店员、理发匠、泥水匠等工会。店员工会包括餐厅服务员、厨师和帮厨。我转入地下以来，这是第一次能吃得很好。大约此时我们举行定期秘密会议的一个点，就设在怡保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有个海南籍厨师，擅长于烹饪西餐。这位厨师是党的同情者，每当我们在他的厨房聚会时，就在那里享用名副其实的盛宴。
那些极重要的工会，如锡矿工人、种植园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会，都是由年纪比我大、远比我有经验的区委会成员负责。应该说，1941年初，我的同志们和我虽然在影响怡保华人社会的公众舆论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当时该市区马共党员的实际数量全部不超过60人，而且，这个数目，事实上全都是华人。就霹雳地区来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建立在南部的整个近打河谷的锡矿场工人身上。在全州，我们的党员数量约有500人，在全国，坚定骨干分子的数量则刚过3000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展开“巴巴罗莎军事行动”，进攻俄国。诚如阿道夫-希特勒所预测，全世界都屏息静候事态的发展。俄国人完全猝不及防，苏联空军在基地上损失了约1500架的战斗机。就马共来说，对英国的态度必须作出立即重大的改变。当时，莱特及其在新加坡的其他中央委员，对快吞没整个欧洲的战火，在政治上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8个月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这场冲突，他们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表明与自己没有关系，如今终于认识到它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英国不仅符合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自1940年9月27日柏林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轴心国伙伴之一的日本，向太平洋周边国家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阴森森地逼近。
德国进攻苏联后，英帝立场改变
莱特在“巴巴罗莎军事行动”展开后没有几天，曾联系他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操控者，提出让马共新招募的兵由英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应被动员到马来亚司令部的特别防御单位，并且在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的直接指挥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申顿总督的这一决定以显著位置发表在我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报《自由报》和当地公开出版的日报《海峡时报》。这是一个令总督很快就会深感懊悔的决定。约莫6个月后，令申顿总督难堪的是，他得找机会彻底改变自己当初对马共的冷落。
我恰好处于颇为独特的位置来追踪这些事件的发展。6月初，我被调到怡保—和丰地区党的宣传部门。我当时的部分任务是负责我们在当地的地下报《人道报》的出版工作。它经常报道和评论本国的发展变化，以及欧洲、当然还有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由于警察方面把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出版物当作其有必要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得不断地在预期要发生的突然搜捕前先一步转移工作地点。
后来，我们觉得把工作地点设在离怡保西南三英里以盛产万里望花生的半乡村地区最为安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一搬再搬，先是从锡克人的牛奶场的牛棚，搬到一个废弃了的锡矿场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又再搬到位于2英里以南的拿乞的一间偏僻的亚答屋。这第三个地点，隐蔽在一个华人菜园和一个马来甘榜之间长满高高的茅草丛里。从安全角度看，拿乞无疑是三个地点中最理想的一个。任何一个路经此地的警察，都会以为我们的屋子是马来甘榜的屋子;而那些原本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马来居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跟那家华人菜园是有关系的。
身患严重疟疾，动弹不得
结果，这个最后地点危害健康的情况，成为主要因素。这个地区蚊虫滋生，我终于得了严重的疟疾病。几乎一个星期，我就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因为我的身体由于激烈的颤抖和高烧引起的痉孪不断交替发作。身边的同志通过组织系统报告说，我病得很重。于是，有位州委来探望我，并命令立即把我送去医院。
我被抬到自行车的行李架上，两个和我一起搞印刷的同事各在一旁支持我，推着我经过那间华人菜园，走了约一英里，直到通往怡保的公路。他们在这里叫了一辆的士送我去怡保中央医院。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已经在医院住了5天，病情依然很严重，有时神志不清。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日本第25集团军在暹罗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直至马来亚半岛沿岸东北面上端的哥打峇鲁登陆了，并且开始挥兵南下进攻新加坡。
在之后的24个小时里，印度籍医生不停地灌我吃金鸡纳霜，然后命令我出院，因为每张病床都要腾出来容纳来自在北部防线作战的英军伤员。接下来有好几天，我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同志的店里养病。当病情好转，我又和党恢复了联系，并奉命转移到怡保以北的朱毛，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州委的助手。
与未来妻子初次邂逅
我在朱毛执行任务期间，第一次遇见一位随后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她叫李坤华，槟城人。她父亲是海南人，母亲则是广东人，所以，她的海南话和广东话都说得很好。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她只是一个少女时，她就已经积极参加活动。槟城女子学校当局发现她们的这位年仅13岁的学生的政治倾向后，她们确定她的这些社会活动，不但会扰乱其他学生，而且会威胁到她们的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要求坤华退学。
为女儿失学忧心忡忡的双亲，分秒必争，赶紧安排她报读槟城女修道院。他们确信，已经表现出有语言天赋的女儿在爱尔兰修女们严肃认真的辅导下，将会很快就学好英语的。大约在两年时间内，坤华的学习进步很快。之后，她就被逮捕了。此时，德国刚入侵俄国。她的一个搬迁到新加坡的组织内朋友，参加了一个马共主办的亲俄反德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曾邮寄一份给她。警察根据这个线索追踪到坤华的家，并以拥有违禁读物的罪名把她抓走了。
有个家庭聘用的律师相当准确地提出抗辩理由说，这本导致一名芳龄十五的学生被拘留的公认的非法地下刊物，跟反英绝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相当强调反希特勒的。法官听后表示同情，当场以必须守行为一年作保，释放了这个少女。但是，修女们从她们的角度看，对坤华涉及和法律发生冲突的事件相当不满意，因此，很快就放弃了对她的拯救。她第二次感到自己又被槟城的一所教育机构逐出校门。
此时的她，正处于教育启蒙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甚或是一条十足的死胡同，她决定前往吉打跟在当地教书的一位姐姐住。她在吉打仅住了14天，日寇就打进来了。姐妹俩想赶回槟城的家，可槟城之战打响了，往来岛上的渡轮服务已停航了。姐姐的一位教师同事前来救了她俩一把，并且护送她俩南下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霹雳。这位同事是一名党员，出身于一个在朱毛市郊经营锡矿场的富裕家庭。他把姐妹俩临时安排在矿场的一个办事处栖身。
党员谈恋爱必须向组织报告
当地组织获悉她俩的窘境后，就安排她们到一家住在木屋的农户家庭居住。其时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都在马共领导下。此时为1942年1月。由于一直受到令身体虚弱的疟疾的煎熬，以及一早就被怡保中央医院赶出来，我的身子依然在康复中。而当我放松自己投入到新的宣传工作任务时，我得悉姐妹俩刚从吉打来到这里后的情况。当我们终于不期而遇时，坤华和我都能毫无困难地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她告诉我，她父亲是抗敌后援会的一位坚定支持者，几个月前刚被英国人驱逐回中国了。她后来听说，他父亲乘搭的那艘船遭到日军攻击时，他试图跳海逃生游回马来亚时溺死了。我们俩当时都专心致志于马共的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后，才开始谈到有关恋爱的事。
男女党员堕入情网谈恋爱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只要他(她)们选择的对象不属于是一般定义的‘反动分子’或‘国民党同情者’之列，都没有问题。政治上中立的也没问题，当然，如果是我们事业的同情者就更好，而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他们是坚定的党员。然而，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这就是，如果你谈恋爱了，必须把事情向党组织报告。这种关系在还没得到党正式同意之前，是不允许进一步加以发展的。一旦得到正式批准后，这种关系就可以毫无任何阻碍地发展下去。不过，也发生过许多没按照必要的手续向组织报告他(她)们谈恋爱的事例。这种情况经常会引起许多麻烦。例如，如果你被发现在和没得到同意的对象谈恋爱的话，你至少会成为和你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们公开批评的目标。讨论这类事情的会，没少开过。
坤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已是霹雳州代理书记。我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主动与莱特联系，并向他作了报告。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可以获得红授带奖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良记录的共产党人：两次因积极活动被学校开除、一个被驱逐出境的父亲、目前身份是党员。但是，我们要等多两年半的时间才能结婚。
刚到朱毛不久，日军就打进来了
我在朱毛活动还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就打进来了。它们刚刚在日得拉附近的北部战场打了几场胜仗。它们对槟榔屿岛的攻占，在霹雳河畔发动的迂回战术军事攻势，令英军被迫从怡保以北的江沙往后撤。在圣诞节前夕，英军第6/15印度步兵旅同西村中将率领的精锐的日本帝国卫队，在朱毛地区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激战之所以造成双方损失惨重，是因为守军拼命死守防线，阻止日军前进和为了拖延时间，以便让其他英军部队在近打河谷尽头的金保一带修筑防御工事。
如今,形势瞬息万变。至12月中旬，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被迫改变其原先拒绝马共通过莱特提出的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志愿人员协助英军的态度。总督之所以改变看法，实际上是在听了白思华将军关于远在北部的马来亚英军防线已土崩瓦解的汇报后作出的。前线的英印军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山下奉文大将也已经把其总部往下移到吉打州首府阿罗士打，并在此和他的部下在刚刚被放弃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军官食堂里庆祝胜利。
在新加坡，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利用马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擅长讲广东话的政治部高级官员因奈斯-特兰姆勒，也正是内奸莱特的操控者，安排了马共中央书记同当时还是上尉军衔的特别行动执行组成员菲德烈-史宾塞-查普曼于12月19日在芽笼的会面。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面的还有政治部警监王振玉。会面是在党用作藏匿地点的卖木炭店铺楼上的一间房里举行的。
在“东方使命小组”名义掩护下在新加坡进行活动的特别行动执行组，表示愿意为其在岛上的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尽量多的共产党新兵，只要学校还能容纳。当时，学校的指挥官就是查普曼。随后英国人又同意，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如果愿意当义勇军的话，就可立即释放出狱。第一期训练班将于12月22日在该校丹戎巴莱总部开课。这所总部位于裕廊河口一个小悬崖峭壁上的征用大楼。
莱特答应把第一批为数15名的志愿人员按照预定时间到一个十字路口等候，以便运送到丹戎巴莱。根据计划，将训练和武装这批志愿人员以游击队方式作战。可能的话，要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就把他们部署到森林的隐藏处。查普曼亲自在开课仪式上给首批共产党人新兵讲了课，事后，他向特别行动执行组总部报告说，这批马共游击队新兵‘年轻、壮健、士气高昂，是我们学校从未有过的好材料’。查普曼在同一报告中说了一句发人深省之言。他说，由于警察方面和莱特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同共产党人的沟通总是非常融洽。
中央号召全党准备打游击战
查普曼和莱特举行会谈之后，马共中央就在新加坡召开会议，并发出一项指示，号召党在全马和新加坡的州委会和市委会着手准备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争。这项命令是党在新加坡的总部明确地发出的，而为此中央书记本人还亲临远在霹雳的金保以北的双溪古月。此时日军正推进至霹雳州北部地区。莱特和霹雳州委高级负责人就在双溪古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再次非常明确地命令整个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把游击战争作为立足点。尤其是命令出席会议的同志派学员参加非常规战的特别训练班。莱特透露，特别训练班很快就会在吉隆坡开课。
特别行动执行组的军官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他们接触了党在吉隆坡地下组织的一位高级人物。不待说，这位负责人非常愿意提供帮助，以实现训练马共15支独立游击队的计划。这些游击队员将渗透到霹雳州各个地区，而他们的使命包括截断日军交通线、搜集军事情报和救助从自己的部队失散或被截断退路的英军人员。吉隆坡市中心的循人中学被选作主要训练场地。马共立即从党的队伍里抽调1百多名热血青年学员参加训练。
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期。一个多月前，怡保的警察曾经逮捕一些华人青年，并以他们是马共党员的名义加以扣留起来。可现在，却接到命令要把他们释放出狱，并提供特别交通工具给他们，送他们到吉隆坡去。同样的，早些时被押来吉隆坡接受进一步审问和最终将被监禁的马共党员，如今获释和入学受训了，并且被送回他们犯过失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被全副武装起来，并练就了杀人的本领。后来的一批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良师益友，他就是杜龙山。
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正式成立
到吉隆坡学校受训的第一批20人学员当中，大部分是来自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其中有两三人原来是在槟城党组织内活动，后来为了逃避逮捕而转移到新加坡来。然而，命运之神好像和他们作对似的，他们逃到新加坡依然没能摆脱鎯铛入狱的命运。在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结束时，按计划他们会被派到离日军前线下面不远的吉打或霹雳北部地区。可是，日军向南推进的速度是如此迅猛，当这第一批经过训练的学员准备出发时，整条战线已经下移到丹绒马林以南的地方。因此，这批接受过训练的共产党新兵发现自己被派到离吉隆坡以北不到15英里的双文丹附近地区。职是之故，从历史上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建立地点被认为是在双文丹，日期为1942年1月10日。第二批，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大队，约十天后成立，并渗透进柔佛州金马士地区活动。
根据这个通盘计划，这些游击队全都必须分散到森林中的基地，同时必须避免同日军有任何接触，直到前线已经转移至超越他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留在敌后”的一群。我们极力避免全面出击。当我们在自己的基地站稳脚跟后，我们才伺机出击,破坏日军的后勤供应线。英国人在训练我们时，教给我们的都是些如何使用炸药的初步常识，以及有关来福枪和手提轻机枪的基本课程。每支独立队都获得两挺手提轻机枪。他们不给我们勃伦式轻机枪。每位学员都得到一支个人用的手枪和数枚手榴弹。不过，如果是炸药的话，英国人就非常慷慨。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含硝化甘油的葛里炸药和梯恩梯烈性炸药。
我们这些留在日军战线后方的人自己组织起来，但不是照搬英国人所教的那套突击队课程，而是按照一种根据需要而有所不同的活动方式。
1942年1月2日，霹雳马共州委会开会决定，要如何尽力把目前在进行的一切抗日活动同马共在南部的活动网最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跟在丹戎马林地区的查普曼一组人已经取得联系。当时，金宝之战已打了四天，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那天晚上，英国守军一听到日军已从海上向南渗透，并威胁到与其生死攸关的后方补给线的消息时，吓得魂不附体。令打得精疲力竭并且正打算要后撤的日军大为吃惊的是，英军竟然先撤退了。
奉命担任联络员和领导一支游击队
六个星期后，霹雳州委会又开了一次会，我奉命前往督阿冷——一个位于华都牙也附近的锡矿区，担任马共与查普曼之间的联络员。与此同时，我又接受指示，负责领导活动在丹戎马林一带的一支游击队。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是星期一。我接到通知，说查普曼将于下午三时在某个指定接头地点等候我。由于自行车在途中几次出毛病，我到达时迟了两个小时，发现那个英国人已经走了，留下一些他的武器。
在此之前，我也曾到仕林河一带搜集武器。这里曾经是英国守军突然从金保撤退后沿着南北大道部署的第二道重要防线。日军一辆坦克的猛攻和步兵部队的冲刺，就把初来乍到仕林河的英国守军，打得晕头转向，往后撤了。战场上英军丢弃的武器弹药，漫山遍野。汤姆士手提轻机枪、勃伦式轻机枪、.303来福枪和各种弹药以及各式军事装备，俯拾即是。这些武器弹药实在多不胜数，我需要去动员一组当地志愿者来帮忙把它全都收集起来。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已经没人注意到我们在干什么，就算有，也没人来登记了。数以千计逃离战乱的难民，流离失所，前途渺茫，试图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当日军的后续部队途经此地向南部前线增援时，我们这些武器收集者就撤退到乡村地区的天然掩蔽处隐藏起来，当危险一过，我们又冒出头来。
正是在这里，令我对进行常规战争的双方军队在战场上所丢弃的枪支弹药和一般军事装备如此之多，有了自己的第一手实际了解。当战事进一步南移时，当地的农民和乡村居民纷纷从内陆地区的安全地方跑出来，除了满足各自对武器的需要外，也来抢救由日军或英军丢弃的大批来福枪、迫击炮、机关枪以及随身佩带的刀、剣等武器。我牢记在心，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需要这些武器的话，那里会成为大量军用物资的供应站。
日军不断对着我们高呼‘Bansai’！
在接到指示去和查普曼会面时，我把我的志愿人员分为两个小组，并按这个方式，我们开始骑脚车朝大路上的指定地点奔去。我们在公路旁，不时会遇上一批批的日本士兵。当我们骑脚车经过时，他们会向我们喊：‘banzai!’(日语万岁的意思——译者)。我对这一再重复的致意，感到莫名其妙。我在那一天即2月16日晚些时候，、才知道所有公路旁一片欢欣若狂的原因。原来前一天傍晚，新加坡陷落了。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无条件向山下奉文大将投降了。投降仪式就在福特汽车厂一个正门办事处前举行。当时的福特汽车厂就设在武吉智马西面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坡上。
最后，我终于确定，查普曼因等不到我，已继续前进到古毛—福隆港地区，他的一些人就在这一带的森林中扎营。查普曼这组人共有五六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富兰克-奎勒，是新西兰籍采矿工程师。日本人登陆时，他正在暹罗工作。还有一位名叫卜-罗宾逊的英国人。另一位叫克里斯特，曾在怡保慕娘汽车厂工作。我派了一位交通员去告诉查普曼，说我已经到了，同时解释我迟到的原因。当我最后通过交通员传达信息，终于和他取得联系的时候，他急着要求我能够提供一位会讲不错的英语的华人向导给他。我找了一个。这位向导即刻动身赶赴福龙港，协助把查普曼一行人中的三位病重的白种人带回丹戎马林。
武器的搜集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们向村民们解释，我们正在组织一支游击队，请求他们把在战场上收集到的一切都捐献出来。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采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获得很多武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得付钱给他们。我们使用的这笔钱也是来自支持我们的抗日事业的捐款。在钱的问题上，我们特别重视接触参与华侨筹款中心、抗敌后援会以及马共活动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所有的华人。
回家见慈母，拿到一笔钱支持抗日
正当我在督阿冷等候我的信使从查普曼在丹戎马林的营地归来时，霹雳州委会代理书记劝我回家见一见母亲。也许她又会把彩票奖金让出一部分来。有关她走好运以及给了我三百塊礼钱的故事，早已传扬开来。至于那三百塊钱，我立即就献给党了。难道那里会有更多的好事接踵而来?
我照(代理书记的)吩咐做了，回到家一看，母亲安然无恙。家里人为了逃避日军士兵的抢劫，曾逃难到实兆远市郊的一个乡村暂住。我们之间上次见面时的局促不安，不知怎么的，令我难于启齿，立即直接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我决定在家住两三个晚上，其间，母亲无意间说出，她已听到我在怡保有了女朋友的传言。这正是我想要的机会。当然，我当时还没有女朋友。我正忙于进行地下活动，根本无暇顾及谈情说爱。不过，我知道普天下的母亲都特别关心自己的爱子有没有女朋友，尤其关心那些已在考虑婚姻大事的爱子，还担心他们缺钱。于是，我们交谈起来。我趁机作了暗示。结果，当我离开家时，我口袋里塞满了八百塊钱的钞票。当母亲挥手向我说再见时，她心里头兴许在想，我这个儿子该安顿下来过正常生活了吧，甚至她还抱着可以早日做祖母的希望吧。
回到督阿冷，我把这笔钱跟正在等候我归来的马共高级干部对半分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开展工作了，并且可以资助在霹雳南部活动的两支抗日游击队了。这两支队伍，由他率领一支，我率领另一支。
我常感好奇地想，如果母亲知道她给我显然是用作假结婚的钱被拿去资助两支游击队后会说什么。不过，正如对我的大部分活动一样，她从来没说什么。
我们花了约两个星期的时间来筹建我这支特别的游击小组。在一个月内，霹雳就有了四支相同的“独立小分队”的网点。其中的三支，位于霹雳北部和中部，而我的则在南部。后来我们都炫耀地称之为“连队”(“独立大队”)。我那一支就叫第四独立大队。
一般来说，这些独立大队都是从位于南北大道的有效射程内的森林边沿的基地出来活动的。每支独立大队都是接受霹雳马共州委会指挥，而且在最初阶段，是同那些由英国人训练并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的马共组织起来的部队分开来独立活动的。
中央组建游击队的指示非常正确
在战前的殖民地时代，由于被英国人宣布为非法，我们党内部之间的联系，是充满危险的。抗日军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这样做，就得冒双倍的危险。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实际上都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但我们失去了同新加坡的可靠联系。虽然我们原打已准备把部队定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部分，却没有得到批准这样做。于是，决定在过渡期内把我们的部队定名为：霹雳人民抗日军。
我选好一个森林边沿某处作为基地，这里离美冷火车站以东的一个华人小乡村约有15分钟的路程。在那个时候，它与南北大道平行，而且靠近铁路线。这个村子本身则远离交通干线，位于一个浓密的灌木丛林地带。当我们要给自己搭建生活居所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带并没有亚答叶可用来盖屋顶。不过，这里却有用之不尽的竹子，于是我们当中的原乡村农业工人立即大显身手，展示了如何破竹子，如何把破好的编结成片，又如何把干爽的竹片相叠成防水耐用的屋顶。
中央早期关于如何组建游击队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它要求每支独立大队(连队)都必须由一位政治委员和一位军事指挥员共同领导，而指挥员将决定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而且，作战时当然由他全权指挥，不过，实际上，政委的地位更为重要。在我的营地，我是政委。应该承认，我们大家都非常质朴，非常没有经验。但是，事实证明，我的军事指挥员是一位勇气十足而又坚定果断的人。当日军于一月向南推进时，他曾在光天化日之下，亲手用刀子杀死了一个汉奸——一个还在悬壶的郎中，而且这次锄奸行动，就在端落镇集市中心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
我这支部队的代理军事指挥员原是怡保的一名白铁匠。我还有一名曾在安顺当过一阵子理发匠的战士，担任协助我处理政治事务方面的副官。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马来亚战役图
(译自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四章)
二、一 连 串 的 叛 变
从最初的试验和错误吸取重要教训
其时，我们当中没有人拥有一支大家都想要的手枪。手枪体积小，比较轻便，容易使用。对个子小的亚洲人而言，它能给予有效的保护和提高自信。我们有许多.303来福枪，但对我们这种身材的人，用起来实在又太长、太重。另外，我们也拥有许多汤姆枪(冲锋枪)。这种枪，我们可以学会使用它。至于又笨又重的布伦式轻机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使用的轻机枪——译者)，我们虽有不少的储量，得不到正确指导的话，用起来委实太大了，难于控制。与其花时间学习如何摆弄这种轻机枪，倒不如把它打包运走，其中的大部分后来是送给了北部更远的部队。
为了有利于加强队伍内部的交往和凝聚力，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队伍分成几个使用不同方言的小队。起初，分成三个：即客家方言小队、潮州方言小队和海南方言小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由广西籍新兵组成的第四个方言小队。尽管如此，我们所有队伍都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且，正是由于最初的日子里的这种试验和错误，使我们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懂得了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是一支游击队赖于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的第一个营地，离华人乡村不远，村民当中，仅有100多个成年人。显然，它实在太小了，不足于应付我们一支拥有40人的部队的需要。我把情况同前来视察工作的一位霹雳州委说了，结果，我们决定把部队推进到北面的仕林河一带华人居民较多的地方活动。
于是，我们拔营转移到乌鲁仕林。它位于南北干线东面，与一条不论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是泥泞不堪的长长的小路相连接。我们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初步侦察，发现离乌鲁仕林不远处有大型的采锡活动。而矿场附近有一座非常坚固、条件也不错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宿舍。往东再走一个半小时，是森林边沿，那里有一对岩洞，大的可容纳40-50人，小的也可容纳10-15人。两个洞都有被树叶掩盖起来的自己的入口。地点看来很不错。我决定把小的留给来自督亚冷的四个客家妹较理想。她们很快就会来部队当见习护士。她们中有三个是锡矿工人的女儿。第四个是一位出身于富有华族商人家庭的学生。大的就留给我们这些男子汉。
1942年4月接通知与三位英国军官联系
一条清澈、鲜活的潺潺流水，就在我们营地前经过，为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我们在下游搞了个冲涼和如厠的地方。在当时条件下，只需盖一间单独的亚答屋作总部就够了。我们立即在小岩洞入口旁把它建起来了。
1942年4月某天，我接到正在丹戎马林一带活动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的通知，说他们已经和查普曼联系上了，而且这位英国军官和他的两位同僚已经启程来这里，打算和我商谈一些事情，我应该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云云。为此，我们又在总部旁边加建一间亚答屋准备给这三个白种人居住。
对共产党游击队和英国军事当局来说，这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晤。我和查普曼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在某些节骨眼上有所出入，这也没什么值得惊奇。这样说吧：我们两人相处得很好，而查普曼于1947年初开始撰写战时回忆录时，把我描绘成“一位年轻而富吸引力的福建人，后来成为英国最可信赖的游击队代表”。不过我必须立即说明，他这本书是马来亚紧急状态爆发之前出版的。
历史学家们和作家们讲述这段历史时，首先是站在西方人立场说的。他们的偏见无耻地宣扬亲西方观点，并且不断地鼓吹种族歧视。你如能读一读查普曼所著《森林是中立的》这本公认为描述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游击队生活最好的书，就会发现他这本书，也毫不例外充斥着对亚洲人的诋毁和诽谤。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查普曼似乎对他和我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感到骄傲。他和其他多数西方学者编写的有关这些时期的编年史，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亚洲人——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全都说成是唯一的叛徒。亚洲人非常无知，特别是对战争艺术方面就更加无知。
马来亚之战打得英国人落花流水
不过，你不妨看看历史的另一面。事实是，东京方面发动的马来亚之战，把英国和英联邦军队打得退的退，逃的逃，降的降。英国人利用我们，然后，又放弃我们。当他们随后秘密回来重新和我们建立联系时，他们要求我们忠贞不贰的効忠。而当他们的欲壑难填时，他们就篡改历史。
他们的偏见，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提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英国军事利益来说，马共遍及全国的游击队，是一支值得拉拢的亚洲人队伍。它的确是当地对敌人占领进行了有力抵抗的唯一组织。我们连结在一起，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共产党人仍然经常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而且从来就不完全信任我们。
这种思路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疏漏。其中一点就是，它高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精心设计的那种社会结构。英国殖民主义者一直到向日本人投降的最后一刻，总是把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强加于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身上。这种不合理结构，要求一切特权归白种人。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我们讨论的那个时期来说吧，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英国当局在槟榔屿即将遭到日本人进攻时下达的一道撤退命令写着：只准欧洲妇女和儿童。
把我们的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训练他们去打仗的决定，绝不是出于什么新发现的利他主义，而是因为英国人绝望了，我们对他们有用了。简单地说，彼此都想打败日本人。然而，有了一个共同敌人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英国人的长远目标，这就是恢复其原来的殖民统治。同样，它也没有改变我们要从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到了今天，我觉得没理由认为，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我们和英国人的合作应该更紧密些。从历史上看，我也不认为某些人经常作出的假设，说什么我们没有遵守对英国人所作的全部承诺，把这场游戏想方设法玩下去云云，是公平的。如果说我们没有把游戏玩下去，英国人又何尝不如此呢。他们明明知道，一旦回到殖民统治宝座，他们将毫不手软地把我们送回大牢，尽管我们正是从这里给突然放出来帮他们打日本。随后事态的发展，的的确确就是这样。
回头说那时我在准备迎接查普曼一行来我的营地。我觉得给这伙英国人另建一个居所没什么不好。他们的许多习惯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对食物的要求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也跟我们营地日常生活和活动中使用的不一样。我们作为不同的实体分开相处，比较方便，比较适当。
在早期的讨论中，查普曼解释说，他是如何被日军进攻马来亚又快又猛的速度以及英国在新加坡的投降，搞到孤立无援的。那时，他和他的特别行动组正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开始训练马共志愿人员，原本打算培养他们达到打非常规战争水平，足以用来延缓敌人前进时间二至三星期就行。他估算，这样做可以给刚抵达的英军第18师和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第9师，赢得时间，如期投入战斗。
特别行动组总共约十二人。他们曾制定一个从霹雳西面的直弄渔村出发，乘小船逆马六甲海峡上流撤退的应变计划。这的确是一个高明的计划。他们希望从那里穿过马六甲海峡，直达苏门答腊;不行的话，就转航向印度驶去。查普曼面对的问题是，要怎样才能到达半岛西岸，又不给日本人俘虏呢?我们肯帮一把吗?
我告诉查普曼，我们将尽力而为，不过，我们那时候在霹雳州西岸地区的势力颇弱。我答应派交通跟霹雳人民抗日军各部联系，看看他们能给予什么帮助。在这期间，他可以帮我训练部队。稍后某天，同属查普曼特别部队的另外三个白种人也到达了。查普曼立即把我提出的开办训练班的任务交给他们，完成后再到我们其他游击队基地开办。
日寇占领新加坡不久党的一批负责人被捕
日寇在新加坡强制实施军法统治的短短数周内，就针对马共领导层发动了一连串闪电式搜捕行动。其间，一批党的主要领导人，抓的抓，关的关。黄诚，一位公认为马共顶尖知识分子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被出卖了，最后就被处决了。他的思想深刻，讨人喜欢，他被广泛地看做最有希望的全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我认为黄诚的遇害，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四年前，他在南华中学集会上滔滔不绝的精彩演讲，深深打动了我，让我严肃地反思自己的一生该如何过。莱特，凭借出奇的好运，——当时看起来是那样，一直未被察觉。显然，党的领导层如今急需重组。
接近4月下旬，我被提拔为霹雳州委委员。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一次出席了在朱毛附近森林深处举行的州委会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在霹雳建立一支马共军事队伍的建议。当时在我们州界内的营地里，约有300名志愿者。我们打算把它扩充至500人。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武器和弹药。查普曼和他的非正规战队员则在培训我们。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指挥系统的军事组织，而最重要的是，党中央对我们地位的承认。
凑巧得很，一位名叫小忠的中央委员也在场参加朱毛的会议。他公开承认，霹雳游击队是马共活跃于全马来亚的一支最强大最卓有成效的武装力量。他同意下次见到中央书记莱特时，将支持我们的全部建议。
小忠向我们介绍了几个星期前莱特在柔北召开的干部会议。会上，我们的领袖向来自柔佛、马六甲和森美兰各地的代表讲了话，要求他们必须通过对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作的更大关注，以巩固党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预言未来联军的入侵，对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将提供理想的条件。他说，马共将欢迎联军大反攻，但反对重新建立英国的殖民统治。
这位中央委员代表接着传达了莱特提出关于把一些游击队加以解散将是有利的建议。这些游击队的成员可以把武器藏起来和回家当产业工人。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听后激烈地反驳说，在霹雳只有很少的工业生产，因此这个指示是不切实际的。最后，小忠表示同意说，霹雳的马共组织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制定自己的军事路线。
小忠说莱特计划年底前召开高干会议
此时，整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有越来越多人支持马共在军事上抗日的立场，而各州领导也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只有森美兰一个州执行莱特的指示，解散了一支游击小队。于是，特高科这个如同德国盖世太保那么残暴的日本宪兵队，就杀害了许多服从命令将武器收藏起来并恢复平民生活的队员。结果，导致该州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很快地就恢复了其原先的军事纲领。
在朱毛举行的同一会议上，小忠也提交了一份八个叛徒的名单，据称由于他们的出卖，导致新加坡的马共组织遭到镇压。同时下达的命令是，这些被点名的叛徒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饶恕。命令还进一步要求各州州委会都应该积极追缉黑名单上的人并确保他们立即被处决。
小忠还告诉我们，中央书记正计划于今年底之前召开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我们听了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届时有意披露其反对日本占领的全盘军事行动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党的领导班子在新加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后，将会加以重组。
朱毛森林会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央作出决定把霹雳人民抗日军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从此，我们这支游击队伍必须置于党中央的控制之下。这一改组，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严重后果。它引进了一种最差劲的官僚主义控制制度，而且很快就证明是一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管理安排。为了解决这问题，最后我们另辟蹊径，在州内建立与之平行的秘密游击队分组。我们把这些接受霹雳州委会单独指挥的秘密游击队分组称之为“机动队”。
中央在攫取了我们游击队的控制权的同一指示中，还进一步把霹雳州委会分为二个部门。其中两名州委成员奉命负责军事，另外三名则管政治事务。我被派分管政治这方面，并取得霹雳南部地区作为我的活动范围。它从安顺和金宝一直延伸至丹绒马林。事实上，之后我就成为马共在霹雳州的第三号政治领导人。
马共霹雳州第三号人物 身兼三件工作
我一身兼三件工作：首先，是必须扩大党员骨干分子的队伍;其次，是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其时，它也叫做抗日同盟会，后来在紧急状态时期称之为民运;最后，是我必需以男女青年为工作对象，并激发起他(她)们参加到党的后备队来的思想。后备队是一种学生军训队。在需要时，我们可从这里吸收人力到我们的主力部队。它也还有附带作用，就是可以成为一支治安队，为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提供多一重的安全保障。
我都是骑自行车去我负责的地区活动。如果工作需要，还经常改变住所。我最初是住在金宝，之后是在安顺。我记得很清楚，骑自行车往来这些段路的距离：金宝至安顺30英里;怡保至务边12英里;务边至金宝12英里。
我有时住在出租屋，有时睡在锡矿场的办事处，有时跟教师在一起。为了安全起见，我使用过好几个化名。我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绩。例如，在金宝我显著地扩充了抗日同盟会的力量。在美罗和安顺，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阻止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日寇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华人组织，名为华侨维持会。但是，由于我们控制了所有主要居民中心，以致我们可以迅速得知有谁和敌人勾结。我们对那些跟令人恐惧的特高科狼狈为奸的通敌分子，特别反感。
为了便于活动，霹雳州委会决定把其总部迁移至我们觉得较为安全的地点——金宝。由于我在这里的关系比较强，我奉命负责这一次的搬迁。
随着时间一个个星期地过去，中央和莱特自己发来的指示本身对加强党领导的重要性问题却只字都不提，反而进一步号召在工业战线进行广泛的改组。对我们这些在前线活动的马共成员来说，这些号召毫无意义。大家知道，不论在马来亚还是新加坡，并没有多少工业活动。战争导致这种局面：采锡机、矿山和橡胶厂房都静止了，劳工们都失业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把这些劳工组织起来呢?
到了7月底，我们获悉莱特正计划于9月某日召开全马最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至于地点和准确时间并没有立即透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奉命派出两名最高级军事干部作为代表。每个州委会则被要求派一个代表参加。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代表都应是州委高级负责人或州委书记。
莱特本人最后终于下达开会的命令，地点：雪兰莪黑风洞地区一个森林边沿处，离华人称为石山脚、马来人叫双溪都亚的村子不远的地方。时间：1942年9月1日。党的40名最高级负责人奉命出席。
九一中央高级干部会议遭日军围攻
全体出席者都武装起来了。雪兰莪游击队为这次会议派出10名警卫。4名来自雪兰莪的女游击队员负责烧饭。临时搭建的亚答屋供全体出席者住宿。
预期莱特将准时出席安排在9月1日上午中段时间举行的主要会议。其他同志奉命于8月31日下午和晚上先研究解决初步的议题。
9月1日午夜刚过不久，一队日军摸黑潜入，把会议地点层层包围起来。当我们的同志试图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爆发了。负责警卫的游击队员打到剩下最后一人。那些在临时营地里的半数同志当场战死。日寇也遭到惨重损失，包括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大佐，全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这些军官的军阶表明，日寇对这次向黑风洞发动的攻击非常重视。
这是日寇在其占领期间，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力量采取的第一次最重大的军事行动。它给党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啊!中央却把这次的出卖行径归罪于一名森美兰代表，理由是他在出席会议途中曾被日寇逮捕。
黑风洞惨案后约数星期，霹雳州委会又接到命令，着手筹备另一次重要会议。莱特再次定了要出席。因此，我们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幸存的中委以及我们的中央书记莱特，是多么急于重新召开一次因受到日寇在黑风洞严重破坏了的会议。尽管这个会议是由霹雳州委会奉命来安排和筹备，责任却落在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认为我最熟悉这一地区。充分意识到上次会议在安全警卫方面遭到的破坏力极大的失败，这次我决心为所有出席者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卫。
我选的开会地点，是在美罗郊外的一个橡胶种植园里的深处。超过20名高级干部和游击队司令员奉命作为各州代表出席会议。我所采取的非比寻常的安全保卫措施，使各代表的集合安排非常错综复杂。
我决定把与会的最高级党负责人的抵达时间分开处理。这特别是关系以下四位：中央书记莱特，党的高级负责人蔡克明，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及其副手。不论蔡和阿南都是黑风洞的幸存者。这四位都将在金宝会合，并由我们在适当时间分别护送至会场。其他所有代表将经美罗前往会议地点。我希望我现在采取的措施足以防止安全上出现任何漏洞和足以保护我们的高级负责人，万一日寇采取行动对付我们的话。
蔡年约三十，是党的中央委员和党内最受尊重的思想家。我们安排他坐火车来金宝，并在金宝一个安全住所，跟霹雳两位高级负责人会面。一旦蔡的安全没问题了，我们就计划于第二天把莱特接来。
我已不遗余力地来保障一切都能按定下的时间表运行。就在蔡预定即将到达那间安全住所前不久，日本宪兵猝然而至，把霹雳两位党的高级负责人抓走了。蔡真好运气，他的火车晚点了。而当他抵达后，发现金宝街头巷尾布满宪兵、士兵和警察，便去找当地的一位同情者联系，这位同情者把两位负责人被捕的事通知他。蔡听后立刻离开金宝，前往我们在黑风洞地区的其中一个堡垒——间津华人乡村深藏起来。在此前9月举行的黑风洞会议上，蔡曾拼死冲出日寇包围圈自己安然无恙。现在他又一次险些落入虎口，而且几乎可以断定，将在金宝被处决。
有关这次会议的全部计划取消了。莱特从来没有亲历过危险，而代表们则想尽办法安全地分散离开。日寇再一次成功挫败了我们要召开重大政策讨论会的努力。有越来越多的疑团未能回答。更糟糕的是，那两位被捕的霹雳党负责人遭到特高科的严刑拷打。州委书记阿南跟着被处决了，他的副手叛变后为日寇效劳。
蔡克明，这位党的思想家，在原定召开的美罗会议之前或其间，也明显是日寇要消灭的目标。而跟他一起的，大概会是另一批党的领导人。
来不及弄清莱特沦为日寇间谍的真相
当人们就日寇占领初期发生的特高科对马共施加的一连串的突袭、逮捕、严刑拷打直至处决等等事件加以分析后，看似极其诡异的是，怀疑重点竟没能像最后那样更早地锁定在莱特身上。我们当时的反应，顺理成章地把怀疑目光落到其他可能的叛徒身上。
当然，所有事情，都是事后孔明容易得多。
特高科于日寇占领初期对林江石(又名黄诚)这位仅次于莱特的第二号人物的逮捕和处决，使我们的组织受到动摇。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他的死标志着特高科对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进行有步骤的破坏的炮声已经响起。两个月后，日寇针对岛上我们的组织进行的更多灾难性的破坏行动波及全党。随后，发生了黑风洞惨剧。而党内那些幸存者中间却深感庆幸，因为我们的中央书记没出事。他对我们说，是他的车子在途中坏了。
我们很愿意服从党坚持实行的全面的集中制，尽管听起来是多么令人诧异。一切事情，中央说了算;中央拥有绝对控制权。我们大家把它当作是一种安全上的根本要求加以接受了。同样地，我们也毫不犹疑地支持严密细则和党内严格分工的制度。这一切规定，原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党，结果全都成了保护莱特的“盾牌”。
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因为我们来不及弄清真相而惨死。这个真相就是：
1942年3月26日这一天，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后一个月又十一天，特高科在新加坡逮捕了一个他们假定是华人的可疑分子。经初步查证，此人叫黄绍东。逮捕此人的日本军官，是随着英国人投降后担任新加坡的特高科专门对付岛上的华人男性抗日分子的检证机关的头目——小西少佐。年已41岁的小西，是一个有18年经验的宪兵油子，在参加马来亚战役之前，曾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译者)服役。
严加审问之下，黄先是向小西泄露自己是马共中央委员。接着又说自己的真名叫黄金玉。经过进一步的审问，黄便和盘托出他就是马共中央书记，因此而控制着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共产党的大权，同时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来为日本人效劳。结果，这个日本宪兵油子和化名‘莱特’的黄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
小西立即下令把莱特关了一个多月，不过命令里附上要善待这位犯人的特别指示。在4月底一释放，莱特就迫不及待地要想兑现这笔交易的承诺。他向特高科提供马共新加坡市委委员的黑名单。根据规定，莱特必需每周直接向小西本人汇报两次。在随后好长的日子，他经常把马共在柔佛、森美兰、马六甲以及雪兰莪活动的情报交给特高科。当黑风洞会议召开的日子临近时，莱特向小西交出一份有关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代表姓名的详细资料。特高科的特务们由于得到这份情报，立即乔装打扮成休假中的普通士兵，潜入到黑风洞一带。他们公开上在那里同吉隆坡来的夜总会小姐狂欢作乐，实际上，分分秒秒都在盯着进出开会地点的动静。8月31日晚上，日军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发动进攻。
战后被英国战争罪行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小西少佐，对他的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大特务曾这样说过：“莱特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即便是牺牲自己同志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他和我合作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很明显，他所出卖的那些人，都是有能力挑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的人。我现在才明白，他有很多情报对我留有一手，没有向我透露。”
多年来，情报机关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解开围绕在莱特这个邪恶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诡计和神秘性而伤透了脑筋。今天，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能够告诉你有关此人的冷酷和无情的事实真相的人。
在日寇侵占后的头几个月混乱时期，由于我们的交通线被其切断，党在整个马来亚半岛的支部跟新加坡的联系几乎都中断了，而莱特正在那里大干其叛变勾当。事实上，他和特高科狼狈为奸，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被有步骤地打垮了，以致变成就剩莱特一个人在演独脚戏的空架子。
经过7年岁月的蹉跎，我们才识破他披着的给我们党造成毁灭性破坏的那层神秘面纱及其捏造的故事。然而，他必将得到其应得的最终惩罚。我确信会见到那一天的。
(译自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五章)
三、与 莱 特 面 对 面
打开更大局面 刻不容缓
1943年初，霹雳共产主义组织发现自己与新加坡的中央的所有联系被完全切断了。我们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下进行活动。就党员、支持者和驻营游击队的状况来说，毫无疑问，我们在数量上是全马各州最强大的一个马共支部。蒙巴登上将设于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很快就开始派出中国人特工沿着霹雳西部海岸线进行第一次的‘盲目’登陆。(英语里‘盲目’一词也可解释为鲁莽和轻率的意思——译者注)
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给乘盟军潜艇前来的人员登岸后提供宝贵帮助方面，我们是处于理想的位置。我们将会给他们提供保护和安全的藏身之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有关日军军事设施的最高级情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我们的组织仍处于单打独斗的孤立局面。赶快打开一个更大的局面，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霹雳州党员的数量发展得很快。例如，在华都牙也，我们有超过100名的党员，实兆远也有40至50名。在近打河谷的矿工中，我们一下子就发展了500多名的党员。然而，尽管我们的基层组织追随者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扩充，我清楚意识到，我们州一级的党组织还是相当脆弱。我们不够团结，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这些因素加起来，造成党的肌体虚弱不堪的弱点。日寇的入侵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宪兵队在日寇占领初期针对马共的镇压行动，不仅破坏了我们的通讯联系，而且也破坏了我们的指挥系统。党中央1942年指示带来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中央这一指示，虽然给了我们的游击队以他们梦寐以求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称号，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把他们对游击队的实际控制权转移到新加坡的党中央手上去了。
我决心要把这种困难而紊乱的局面理顺过来。我特别关心的是，市区的政治组织和扎营森林的游击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关系已经化为乌有了。军队不需要任何指示就可采取行动。事情甚至发展到政治组织完全不能依靠游击队采取及时和有力的武装行动。直到现在，锄奸令才能由霹雳州委和区委发出来。好些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想讨好日本的军政当局。我们的同志奉命监视这类活动，并将他们的调查结果报告回来。
我们将那些嫌疑分子的名字集成册，并开始按他们将给我们的有关活动带来的真正威胁逐个归类。那些搜集马共情报或与民众作对的奸细，全都是我们部队要加以消灭的对象。有时我们也想办法要消灭某些日本人，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我们并不欠缺热情来干锄奸工作。我们所欠缺的是，在日寇占领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在组织上尚未达到所必需的熟练程度来很好地指挥复仇行动。
任何一个曾经参与这个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如何带着枪四处追踪目标，以及如何看准机会第一时间下手，都不成其为问题。然而，如果消灭残暴的日本占领军和那些为虎作伥的奸细的复仇行动，想要取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则必须经过精明的选择，在制定方案时要敢于针对恶贯满盈的分子，下手时又要有非常专业的精确性。
我们首先尝试在我们自己的部队——人民抗日军范围内组织锄奸队。锄奸队要打击的对象是当地一批同日寇宪兵队狼狈为奸的罪恶昭彰分子、一些地方上的通敌者、告密者以及一小撮严重出卖自己同志的变节党员。当一切经已计划好，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才发现指挥系统已经模糊不清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这显然是令人十分焦急的事情。原本准备执行任务的锄奸队，突然接到令他们很不高兴的命令和指示，他们觉得政治组织方面对自己发出的那些指示和命令所要承担的一切并不太懂。结果，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后，人民抗日军站稳立场，援引1942年指示，坚持游击队只可以服从由指定的军事系统发出的命令。他们不可以服从区委的锄奸令，就算是州委发出的也不例外。
霹州书记及其副手被捕使我成为代理书记
为了找到可以避免这种官僚式的乱糟糟局面的办法，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脑海里苦思冥想。我想，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建立一支跟我们主力部队相似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行动应不受中央1942年指示的约束，指挥权应归区委和州委，而且应为各有关方面都能接受的。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我得等待适当的时机，把我的想法付诸实施。
日寇宪兵队在金宝的突袭以及州委书记及其副手被捕，使年方十九的我，在没有他人参选的情况下，被委任为霹雳州马共代理书记。由于担心指挥系统方面的严重脱节，我别无选择，只好尝试跟在我看来实际上还在起作用的党中央重新建立联系。为此，我派出一位交通员南下到吉隆坡，同还在间津村藏匿的蔡克明取得联系。不久后，我也南下见蔡，途中我平生第一次路经吉隆坡。
我在间津一家自行车修理店的后房等候蔡。随后来了两个警卫员，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护送我到蔡的藏身处。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当我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发现一支手枪的枪管已经对准着我，还喝令我把双手高举过头。当其中一个警卫员把武器指着我的脑门儿的时候，另一个就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解除了武装。搜查过后，他们两个开始盘问我。其中一个问：为什么你还活着!听他这一问，我不用多想就知道他们怀疑我是金宝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觉得，如今，你不是已经被警察处死了，至少也应该被抓了。当然，我没有出卖金宝会议给日寇宪兵队，我并不感到内疚。我向他们抗议，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同时用有力证据说服了他们。最后，他们终于要求我留在自行车店里不动。说完，便走了。
约一小时后，他们倒了回来，把我护送到要走二十分钟路程的一个村屋，与蔡见面。当我一进屋，蔡微笑着迎上前来，向我伸出欢迎之手。他就那两位警卫员给我的别致欢迎表示歉意。他解释说，采取这种措施，是考虑到敌警日益加强了对付马共的行动。随即，他把话题转到党的事务方面来。
据他揭露，数星期前的1943年3月底，莱特曾经由新加坡前来间津。中央书记一抵达，便心血来潮地下令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即莱特、蔡和小平。小平是被认为跟我们的领袖非常接近的一位马共高级负责人。除了军事指挥员阿冲因为有事离不开关丹，其余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负责人不是在黑风洞惨案中遇害，被处决或正被关押在大牢里。而小忠，这位曾于之前的5月份出席朱毛会议的中央代表，则已在黑风洞惨案中牺牲了。
1943年3月中央会议通过的九点宣言
尽管如此，这次会议还是正式通过了一个九点宣言，为全党必须执行的抗日纲领制定了计划。蔡给了我一份。宣言号召：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代表组成的国家机构，来治理和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取消压迫人民的法令，释放全部犯人及抗日俘虏。
4、 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5、 改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民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及其家属，抚恤为解放马来亚而牺牲者之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和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
8、 建立和友邦的商务关系。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蔡答应为重建中央和霹雳之间的联系而努力。于是，我带上给我的那份宣言回到金宝。之后不久，莱特就把蔡召回新加坡。当蔡一回到新加坡，便神秘失踪了。蔡作为党的最高理论家，他接替已被处决的黄诚，成为马共领袖职位最有希望的竞争者。多年后，我才发现蔡出了什么事。原来当他如期前往新加坡爱同小学赴约时，被莱特出卖给了日寇宪兵队。接着，就被日寇处决了。
事实上，此时的中央只由两个还起作用的成员，即莱特和彭亨老战士阿仲组成。而阿仲离控制中心实在太远了，以致在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如今，党的领导权就如此轻易地落入莱特单独一个人手中。
我回到金宝仅两个星期，小平就由雪兰莪来到这里，同时宣称自己是奉莱特之命来接管霹雳州委的领导权的。我在抗日后援会的年代就认识他。他曾一度在怡保一家印刷公司工作。如今他刚30岁出头。小平要求我帮忙他解决住宿问题。我很快就办到了。于是，他和他的妻子不久就在双溪古月附近的一所房子安顿下来。他们在这里住不久。两个星期还不到，小平就十分突然地通知我，他奉召去新加坡跟莱特开会。当他乘坐一列从吉隆坡——新加坡的火车途经雪兰莪某处时，被登上列车的日寇宪兵队人员抓走了。
我们后来的调查结果揭露，是莱特把小平的详细行踪出卖给日寇的。但是，逮捕他的军官认不出这个刚上任的霹雳马共领导人，他们便利用先前被捕并受尽折磨的一位党的交通员出来指认他。指认结果秘密地向日寇宪兵队确认，此时，列车正由吉隆坡南下。
小平被逮捕之后，日寇便把他们的这个囚徒带回吉隆坡的宪兵总部，而且把他双手反绑身后，径直押到一位日寇司令官面前。小平不等审问开始，便直接望着司令官问道：“你想不想要我和你们合作?”这位高级军官听了立即给这个共产党人松绑，并邀请他坐下来喝茶。我们获知这些详细情节，是通过当时我们一些跟日寇合作的两面间谍那里了解到的。
小平背叛的事例令人不解
小平干的第一件坏事，就是供出雪兰莪马共州委机关所在地。当时，州委机关实际上就在吉隆坡市郊的一个乡村地区。在小平被捕的第二天，日寇宪兵队就及时地来到上述地点进行突击搜捕。这是一间亚答屋，位于一个木薯种植园边沿。三位雪兰莪共产党负责人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开会。日寇本来想通过木薯园，冷不防地发起突如其来的袭击。但是，他们发出太多的声响了，惊动了那三位负责人。于是，他们三人即刻钻入屋子对面的茅草丛里逃走了。他们都知道小平已经被捕，但一刻也没想到他会出卖他们。小平原本是一个身心都很健壮的人。黑风洞事件发生时，是他带领大家成功突破日寇军队的重重包围圈的。他活下来了，是唯一未受伤的生还者，并且带着一批领导干部成功安全转移了。
小平给日寇宪兵队放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此事发生在被认为是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而又臭名昭著的前党员，都被列入应加以打击的对象名单之内的年月。所有这些叛徒都应加以消灭。而小平的名字却从来就榜上无名。真的，在他的事情上，没有人下过命令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件事折射出我们战时军事行动上最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当时，党完全接受这样的看法，就是每个人在遭到日寇宪兵队的严刑拷打时，都有自己能忍受的痛阈。考虑到这点，对那些受刑时屈服，后来又回到党内交代自己被捕细节的同志，基本上可给予宽恕。恰当地说，他们回到党内是有条件的。首先，他们得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方面的有价值情报。其次，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追捕和消灭一个最可恶的叛徒。尽管获得宽恕，这些重新归队的人不准恢复正式党员的身份。相反，他们从此只能被承认为支持者。如此一来，他们将永远不能再允许接触组织内部的秘密。
小平的事例是令人不解的一个。他自愿与日寇合作的态度，使他巧妙地避开了必定要受到的酷刑。不过，这里有可以减轻罪责的情况。他回来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还为找不到机会把一个最坏的叛徒干掉表示歉意，尽管他已努力去做。此外，他还带回日寇给他的一支手枪，而日寇原本是要利用他充当两面间谍的。在党的追问下，他随即就承认是他提供雪兰莪党委机关所在地的情报给日寇的。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供出机关所在地时，他的回答给我们上了苦涩的一课。长期以来党内就有一个公认的紧急应变的规定，就是当有党员被捕，而且有叛变的危险时，就近的党的机关就应该立即转移。小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你们全都和我一样清楚，我已被捕，而且党也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有关机关应立即搬迁。我只不过是以为你们已按照党的规定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你们为什么没能采取必要的行动呢?”
小平这一逆耳之言，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有关紧急应变的规定。它使我们在马来亚沦陷年代找到最能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的办法。幸运的是，马共在雪兰莪的势力很大，尤其是在双溪毛糯县的边远地区。我已想不起究竟是谁把党的活动带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去的，不过，这件事是在小平摊牌后不久才发生的，可列为同志们为掩护自己而作出的也许是最狡猾的决定。他们成功打入这病院的医护人员中间，这使我们有可能占用她们住的两间较小洋房，并把它变成我们的州委会办事处。当有需要时，我们一些同志甚至就在那里居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的残余日子里，雪兰莪州委会就一直在这块有几百名麻疯病人居住的‘领地’里活动，完全不受任何干扰。日寇官兵上下对这个麻风病院怕得要命，都不敢走近它。他们的警察和军人也都乐意对这个地区敬而远之。
第一次见中央书记 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1943年6月，小平被捕后不久，莱特决定单独和我见面。我先启程前往间津村，在那里按事前的安排跟一位女交通员联系，之后她将陪同我去见党的最高领导人。她和我步行了一小时，终于来到一位菜农的亚答屋。我奉命在这里住一晚，因为我和莱特的见面定在第二天上午。从这所木屋望出去，可看到一大片平坦的菜地。更远处，有一座山顶，一座两层楼大洋房坐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向下望，可看到南北大道。这座山周围地区就是今天的邓普勒国家公园。
翌日，女交通员回来带我到建在这座山顶上的同一房子。我比莱特先到一步，他则驾着车准10点抵达。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和一位富有的华族商人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住宿。这里是他来首都时通常落脚的地方。基于安全上的理由，我不准见到他驾来的那部车子，甚至于车子停泊在何处。我和一位男秘书只能呆在屋子里，女交通员则到屋子外面恭侯这位党的领袖的光临。她把莱特迎进一间大客厅，我就在那里等候他。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和三把椅子。女交通员做了正式介绍后便离开了。只有莱特、他的秘书和我三人一起开会，大家都使用普通话交谈。
我注意到中央书记说话时带有很重的越南口音。很明显，莱特不是中国人。其貌不像中国人;其腔也不像中国人。在我看来，他活像个欧亚混血儿。他肤色黝黑，身材相当矮小，不超过1.65米。他满脸病容。我脑子忽然联想起差不多三年前为了帮他养病筹得50元叻币的那场援助莱特运动。
我们的会议一开始，先由我向他报告党在整个霹雳的活动情况。我尽量把自己的谈话限制在小平那次倒霉的南下后发生的事情。我曾收到有关小平被日寇宪兵队逮捕的模糊消息，所以，只能就所知道的一点说出来。讨论进行了两天。每天开两次，中间隔着一段午膳时间，下午五点，会议就得结束，因为莱特要在日本人实施宵禁前赶回吉隆坡。在我作了简单汇报之后，莱特向我详细介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他的谈话很有说服力，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的渊博知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离开时觉得，党有他掌舵实在是庆幸得人，不过，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实在骇人听闻了。
这次会议后约四、五星期，莱特正式委任我为霹雳州委会书记。委任信是通过一位秘密交通员送达。从此，莱特和我之间建立起双向的书信联系，彼此都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文写信。他的来信有些部分很难读懂。只有在很久之后，当我有机会访问越南并略懂越南话时，我才发现莱特早年与我通信时经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越南语，一种全盘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
从我当年的角度来看，同中央书记的第一次会谈进行得很好。他对党在霹雳的发展工作表示满意，而且，对我作为州的代理负责人在极其困难时期为解决各种问题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这一次的初步谈话使我相信，如今我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来做工作了。当然，我决心按党的指示办事。不过，莱特留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即作为一个前线负责人，他期望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尤有进者，我和我们领袖的谈话也已经清除了某些政治上的障碍,这似乎不是一个过于牵强的期望。兴许我们很快就会开始收到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为实现我们的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最高目标而奋斗。
原来这个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我又从新投入到州委会的日常事务中，如今它正受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逮捕事件的困扰。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为我们霹雳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搞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创立一个从暹罗南部走私大米的企业。我们派了一位从实兆远来的代表到暹罗南部一个叫董里的市镇。在那里，我们这位代表很快就同地方上的暹罗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不久后，他又能和暹罗共产党总书记李启新见了面。对这位总书记，大家平时都爱叫他的化名：老黑。
有了这重关系后，老黑便给他的马共方面对等人物写信，寻求莱特的协助，为两个邻近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谋求国际主义事业全面利益上建立密切工作联系。我们的代表亲手将这封重要的信件带回实兆远，并交给了区地委会，最后，这封信落到了我的桌面上。我把信件原封不动保留起来，打算在下一次和莱特见面时亲自交给这位收件人。我们的第二次会面地点就在离美罗8英里的一个村子。
莱特拆开封条，毫无表情地扫了信一眼，然后，把信放回信封后便推给我，并说：“你自己读一读吧!”说时，带着一种在我看来异乎寻常的夸张手势。平时，他对许多事一向都是闭口不谈的，尤其是在跟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
老黑过去是本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圈子里颇负盛名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海南岛，年轻时移民来新加坡，并在那里参加了马共。到了1932年，他被委任为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书记的私人助理和青年团领袖。同一年，他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接着被驱逐出境。到香港后，他曾和当地共产党联系。不消数月，他又奉命到曼谷工作，并在那里最后成为暹罗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负责人。
老黑在给莱特的信中提到，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前，在党的圈子里实际上从未听说过有莱特这个人。可是，老黑后来曾听人介绍说，我们的这位领袖对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从他在香港碰见的一位由新加坡被驱逐出境的前马共中委那里听来的。
我读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给莱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令人大为震惊的话：“这个老黑啊，是个老好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原来这个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如果懂的话，他肯定会明白老黑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自己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的人收的。不过，这是小插曲，我决定深藏在心里。我继续告诉他关于我们走私大米项目的进展情况。我预计，大米走私将是一株真正的摇钱树，它必将给党的财政带来重要的影响。
同样，莱特对老黑那封信的反应，也必将给党的事业带来直接的冲击。……..只是在很久之后。
(译自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六章)
四、与136部 队合作 建立自己的流动队
我们和东南亚司令部于1943年12月31日在布兰丹营地签订的协议,立即鼓舞了我们双方的士气。不过，这种极度兴奋的情绪，在随后数星期里的实施过程中，将会很快地消失，除非我们营地与位于哥伦坡的东南亚司令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系能建立起来，否则，我们为达成协议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是白费力气徒劳无益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不论是我们的短期计划或是长期计划都会受到妨碍。在这种情形下，不会有有效的联合行动计划，不会有医药和军需品，不会有武器和弹药，也不会有现钱和金子。
三个月前，戴维斯和布隆姆在昔加里和我初次开会讨论时，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他们非常重视要把自己的无线电发射机尽快地安装起来启用。他们还把无线电台及其装备的藏匿地点告知了我。
英陆军军官奖学金获得者也会犯愚蠢的错误
尽管英国的军事规划者都是位于桑赫斯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奖学金的获得者，他们仍然不时会犯极端愚蠢的错误。以下的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在离海滩不远的一排灌木丛中巧妙伪装起来的大沟里，储存着一只大木箱。木箱里藏有一部英国陆军MK111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其专用发电机。这两个机子加起来的重量超过四百磅。更糟糕的是，戴维斯和布隆姆嘀咕一阵后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俩对这部无线电台有无足够强大的功率一直向哥伦坡发射信号感到非常怀疑。我于是问道，你们干嘛那么费劲把这种低劣的设备一起带来呢?我想该有更轻便更强大功率的罢?他们的回答是：它是仅有的一部。
要把戴维斯和布隆姆安全送达布兰丹，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此，我断然拒绝了他们要把那个笨重无用的无线电设备也一起带着走的任何健议。经过讨论后一致同意，先把MK 111埋藏在党的同情者可以看护下的地点，直到有一天我们决定要如何处理时为止。
戴维斯和布隆姆来到布兰丹一个星期后不久，便紧急召我到营地。在那里，他们把另一艘盟军潜艇即将到来的消息详细说给我听。他们计划派布隆姆返回海岸边，并雇用上次他们用过的那艘渔船，开往停泊在霹雳河河口西面的拉朗岛附近海面与盟军潜艇接头。戴维斯向我解释说，有三个人将要登陆上岸，其中两个是白种人，另一个就是重量级中国特工。布隆姆此行是特意去接这几个人回布兰丹的。戴维斯要求我派出合适的武装卫队和向导。
我立即对他所说的计划表示反对。首先，布隆姆病了。护送一个抱病的白种人通过日军封锁线去海岸，将会使我的同志冒着不可接受的风险。我的论据终于使这两个英国人相信，他们的接人计划必须做出重大修改。结果，这个计划终于决定，由我一个人去执行到潜艇接头的使命。我完全有理由期待，可以畅通无阻地去到岸边，回程时又可利用由一位经过考验的可靠的马共同情者所驾驶的无牌的士车的服务。我们将会为到来人员的路程作出最好的抉择。
戴维斯交给我一份密信，要我在登上潜艇后就立即转交给一位将会证实自己身份的有关行动负责人，并且还指示我拿回一份送来的密信给他。当时，通过潜艇往返来传达信息，是戴维斯和东南亚司令部之间能够有的唯一通讯联系办法。
在前往乘坐渔船的约定地点沿途所见，使我更加深信，我这次拒绝护送布隆姆不失是明智之举。从美罗到岸边，一路上军警设置的路障多如牛毛。情况是如此险恶，以致我当机立断，要把白种人安全地往回送已是不可能了，不管是选择走大路、水路或穿越乡村地区。相反，经过精心策划，再加上一点点的好运气，我有信心把一位即将到来的中国特工毛发无损的带回布兰丹。
按计划到公海上与盟军潜艇接头
我按照原定计划同那艘渔船船夫见了面。中午时分，我们的船驶出了霹雳河河口，朝着公海上约会地点的海面开去。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们在后舱挂上一面红布条，这是向即将到来的潜艇表明身份的约定信号。在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发现在距离约数百码处，有一艘潜艇的潜望镜一直对着我们打转。随即又不见了，其速度就像它出现时那样快。
那是1943年11月2日，约会于晚8时正开始进行。我用双筒望远镜四处观察，此时在满布点点月色夜幕下，可以望见一只颠簸荡漾的钢制船体在不超过一百码处慢慢的浮出水面，而我们的渔船迎着微浪向它靠拢。我只能认出一艘像是救生艇的船只，正放下到潜艇旁的海面上，接着一个人的身影悄悄地溜进去，向我们划过来。转瞬间，艇上的划桨人就爬上了渔船的绳梯。他是一名水手。交换过暗语后，我便登上那只救生艇，和他一起回潜艇去。
这是荷兰皇家海军0-24号潜艇，舰长是弗.伊.德弗里斯 RNLN海军少校。舰上，我见到了期待着登岸的东南亚司令部的两名英国军官。他们是克劳德-芬讷上尉和弗.普.伍.哈里逊上尉。(哈里逊隶属于英印军第5辜尔卡兵来福枪营;芬讷战前曾在马来亚殖民地警察部队服务。战争结束后，芬讷返回马来亚，重投警队，被提升为警察总监，最后获封为爵士)芬讷在向我证明自己就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之后，我便把戴维斯的密信交给他。
他介绍我跟一位名叫陈春林的马来亚特工组的特工认识。陈和芬讷、哈里逊一样，都在等待我带领上岸。不论芬讷或哈里逊都坚持要上岸，并试图说服我，他们的出现是何等之必要。我尽可能以最礼貌的方式，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解释说，带着白种人一起返回内陆，实在难以办到。
只带一位中国人和我同行，其危险性肯定要小很多，所以，为了能够胜利完成这次使命，我始终坚持只能带陈一个人。芬讷和哈里逊没别的办法，只好接受我的想法。于是，那晚只有陈春林一个人跟我返回到渔船上。我高兴地看到，他随身携带的行装里，有一部经过改良的军用No B.MK 11无线电收发报机。
当我们把从潜艇上带来的行装放到舱面时，渔船便开始启航，缓慢地驶回霹雳河口。在小憩片刻之前，陈和我坐在甲板上聊天，此时我们的船夫正把船从点着一盏盏油灯的众多小渔船当中穿梭而过。我怀疑我所护送的这个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得到证实。陈郑重其事地谈起中国和蒋介石，并且极力赞扬重庆领导人。有时，他的谈话变成了在说教。我保持沉默。我从不跟这类人争辩，这是我的原则。完全没意思。时间似乎过了好一阵子后，他看来死了心，不再试图说服我了。从那时刻起，他绝不再和我聊政治了。
翌日清晨，我们的渔船划向霹雳河南岸，一艘吃水很浅的平底船已在那里，等候着把我们运送到附近上游的一间偏僻的渔舍。由于住在仁特拉打郊外附近的乡村过于危险，这间渔舍便成了我们未来24小时的藏身之处。与此同时，我也做好了继续前往内地较为安全的布兰丹营地的行程安排。
在仁特拉打时，我再次面对要怎样处理这部急需使用的无线电的问题。这部NoB.MK11型的机子已经过诸多改良，其机身比原先的小很多，而且分为两个包装,但其重量运起来仍然是非常费事的。与其冒着风险把它装车运走，在路上被日寇设下的许多路障中的一个截停、检查和发现，不如让我们找党的同情者为我们把它隐藏在仁特拉打。我打算找出最稳妥的办法，把这部珍贵的设备运上布兰丹。
我们在第二天一早,就跟无牌的士车司机在指定地点碰面，开始了向内陆进发的行程。我选择了一条最直接的路线，但得沿着所有主要市镇边沿走。出发前，我向大家说明沿途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提醒大家注意可能碰到的由敌军把守的路障。我要求陈在遇到日寇任何截查时，由我开口应付，他只需面露愉快的笑容就是。此时的我，已学会讲几句实用的日语，而我的这位同行者对这种语言却一无所知。幸运之神似乎眷顾我们，沿途我们只碰上一个路障，而且无惊无险地通过了。我们在美罗郊外两英里处的一个铁路交叉口下了那部的士车，然后改骑自行车走完沿岸低地的余下路程。来到中央高原山脚下，我们又开始了两个小时徒步攀登布兰丹营地的艰难旅程。
安装无线电台成了一个棘手问题
我一回到布兰丹，作了一个相当轻率的承诺，以致造成一种印象，我会很快就在营地把那部收发报机安装起来。要不是陈和我离开仁特拉打后不久，当地一位马共党员就被日寇宪兵队逮捕的话，我是会履行诺言的。这次逮捕使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整个交通线和行动计划受到损害。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不放弃走森林小径和园坵小路的方案。结果，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兑现我许下的把收发报机起出来并运到营地的诺言。
这部无线电机子后来变成戴维斯和我个人之间的一个棘手问题。每次我在营地露面时，戴维斯就会一再追问我关于无线电机子的事情有何进展。我看出他的懊恼。他会对我说：“如果你真的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有关系的话，你一定可以要求他们协助的。”仿佛那样羞辱我，事情就会变得容易些似的。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也对他这样说了。我感觉得到，他并不相信我，而且怀疑我从中作梗，使英方人员继续不能和东南亚司令部之间建立起无线电联系，可以捞到什么好处。当然，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其实，无线电的联系越早建立起来，我们的游击队就能越早开始接受他们答应提供的物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游击队越早开始得到他们的物资，我们就可以越早开始为完成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的工作计划而努力。
我托付给他们第二部收发报机的那几位同情者，后来变得非常害怕帮我们继续在他们的木屋区里收藏这个笨重的包装了。日寇接到有人从潜艇登陆的报告后，加强了突击搜捕和挨家挨户的搜查行动。这些村民为了信守对我们的承诺，只得把这部新无线电机子秘密隐藏在附近的一个沼泽地。
仅仅是为了筹划把这部机子运送到布兰丹，就花费了几个月时间。我们得负责防范重大的意外事故。最后，我们终于能够把这个设备拆开来，并把它的各个主要部件固定在脚车架上。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绝不允许有半点的差错。日寇的一支巡逻队或一个路障，就会令这一使命失败。我们的交通员得在胶园和丛林里不断地转圈子。他们在经过沼泽地带时，还得经常把携带的物件和脚车高举过头。
当我们的交通员终于抵达布兰丹时，大家才发现无线电机子的主要部件已经渗水了。整个发射机得重新安装电线。幸好营地里有位无线电收发报员，他是出生于上海的国民党支持者，曾在加尔各答受过东南亚司令部的训练，懂得怎样做。接着，又发现发动机的马达运转不正常。我奉命找一个二手代替品。我送去营地的第一个发动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并不能用。我送去的第二个才解决问题。这位收发报员于是开始与哥侖坡建立联系。但现在，蓄电池又没电了，需要替换了。我能提供吗?任何一部旧车子的蓄电池都能用。这容易办到。但是，任何人带着汽车用蓄电池吃力地穿过深山老林必将引起怀疑。这的确是让大家深感气馁的时刻。
许多年后，我才听说盟军潜艇随后曾6次开来霹雳海岸线，企图派人按‘陈春林’途径完成其登陆使命。其中只有一次有两名特工‘盲目’登陆成功，其余的都失败了。其实，由于最后一次的登陆使命遭到日本海军巡逻艇如此猛烈的袭击，马来亚特工组返回哥仑坡之后，便立即取消了继续派遣任何特工通过潜艇沿马来亚半岛西海岸登陆的行动。
由于不再使用潜艇传递有限的信息，东南亚司令部与戴维斯取得联系的唯一机会，就只能靠无线电了。马来亚特工组经过好几个月在约定时间里试图跟其小组建立无线电联系无果之后，以为戴维斯及其特工们都已经完蛋了。结果，奉命专门监听戴维斯传送行动、代号‘古斯塔夫斯’的信号中断了。
后来，我听说，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使无线电接通。此事发生在1945年2月1日，也就是这部B.MK11收发报机在仁特拉打卸装后的第14个月。当一位哥侖坡的女见习收发报员在那儿心不在焉地转动着一些尚未使用的特工频率的时候，无意间接收到一个微弱的信号。由于不能确认，她要求一位指导员协助她向对方发送呼叫信号。只消几分钟，联系就得到确认并经过核实。
戴维斯专注于培植国民党特工情报网
说在无线电台毫无音信的好几个月里，英国人小组难于适应，这是一种极其轻描淡写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十分烦恼。戴维斯及其一伙人得作出很大的努力来防止士气不断消沉下去。查普曼是一个天生的不安分的独行者，他自己一个人向森林进发，要跟其他的马共游击队取得联系。他在中央高原里找到了原住民部落，并且努力使自己熟悉霹雳原始森林的地形。其时，我偶尔也会到布兰丹去。我注意到戴维斯专注于培植他们的国民党特工情报网。我知道，他们正在远至北部的怡保的特定居民区建立情报组。他们通过早先由他们的潜艇一起运来的中国特工以及那些可能是在当地吸收的成员进行这项工作。他们的高级特工陈春林，在这些活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
由于这一秘密网点的扩展，戴维斯及其白种人一伙对布兰丹营地的地理位置变得更加担心。他们觉得，布兰丹距离日寇日益加紧巡逻的中心——美罗，太靠近了。此外，他们还担心没有浓密的丛林来遮盖营地上空，以防范敌机的空中侦察。查普曼在涉足内陆的一次旅途后回来时声称，从布兰丹可用肉眼见到的一座名为白礁山的山峰下，有个较低的斜坡远比这里安全。它的海拔比第一个营地稍高，位于原住民聚居的一个村子附近，距离阿依布索河和渥河之间的分流处不远。1944年2月底，布兰丹的这批住客翻山越岭，迁移到往东北方向要走两天艰难路程的新居了。当时，国民党特工人员一切如常。
据我所知，国民党特工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应是一位身型瘦弱名叫阿吴的福建人。他在怡保开了间米店作为门面，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跟市里的日本官员谈成一项供米合同。毫无疑问，阿吴给戴维斯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情报。当然，对于戴维斯来说，无线电联系不上的话，这些情报就没多大利用价值的了。
马共从自己在怡保及其周边地区的强大基层组织获得的情报中获悉，国民党特工人员内部无纪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依我们的看法，戴维斯在怡保内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特工有即时暴露的危险。我们的直觉将会获得证明是正确的。
其时，我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作为霹雳州委书记，我在组织上责无旁贷;另一方面，作为马共和英国人小组及其国民党同伙之间的联络员，我对营地的安全同样责无旁贷。此外，我还得尽心尽力地去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需要。随着压力日益加重，我觉得自己快顶不住了。我给莱特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不可能一个人身兼数职来做好工作。我提议委派一个副手来分担我在党务的重担。莱特欣然同意了，并从雪兰莪调了一个同志到霹雳来协助我。我的这位新副手，名叫爱克，我过去曾听说过他，但素未谋面。他比我大约十岁。他是从中国移民来马来亚的，曾在某锡矿场当职员。爱克参加马共后，负责工会的事务。1940年，他奉调到雪兰莪，成为州委成员之一。
我跟这位新来的副手就我们的活动如何分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把英国人补给线以外自高原地带至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都归他直接指挥。华都牙也、怡保、和丰和霹雳北部也全都由这位新人负责。我依然大致负责包括美罗、丹绒马林、安顺和实兆远在内的霹雳南部地区。经过许多年后，如今回过头来看，当年我要求得到协助，以便减轻我在党内的某些负担，同时继续全权负责跟东南亚司令部特工联络这件事，充分显示出我对发展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合作的实际需要，是多么重视。
特工组头目的绝密报告对陈平的评价
结果，我的努力特别载入了由马来亚特工组负责人因奈斯-特雷姆利特编写的一份有关136部队活动的战绩总结的绝密报告里。这份1945年8月15日的总结报告是这样写的：
CTP(我那时在136部队的代号)是霹雳抗日军部队的负责人，过去两年来不时和戴维斯一起，是一位能干、通情达理和讨人喜欢的人，给了戴维斯个人和我们的计划以最大的协助。几乎是全靠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有了近30个受过训练的武装巡逻队，准备好在日军交通线战斗;也几乎全靠他，抗日军巡逻队领导人跟依赖于他们的英国联络小组之间才能有非常友好的关系。
差不多从一开始，戴维斯和布隆姆以下的意见，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马共游击队应保存实力，其首要任务是为了准备配合盟军蓄谋已久的反攻，这一反攻行动，标志着英国人把日本人赶出马来亚的努力开始了。毫无疑义，这一意见具有军事价值。但是，它同时也是英国人的一个阴谋，以便保证我们在此期间仍能受其控制。英国人心里时刻不忘其长期政治目标，因此，他们强烈地要求做到我们的军事能力，绝不可超越其入侵所需要的目标。我们肯定，这些指令都是根据东南亚司令部的一项政策指示制订的。公开上，我们按戴维斯小组的意见办，并且给他们留下我们的游击部队依然在深山老林的营地里进行训练的印象。如此一来，我们的秘密队的发展，就避开了英国人追踪的视线。
除彭亨以外，我们的机动队都在全马各州活动。她们的发展壮大，不是出于中央的政策指示，而是由于州一级负责人发挥主动性的结果。因此，军事行动的指挥，应由现场负责人所掌握。
在霹雳，我们出动了5支机动队。我个人亲自率领其中的一支。起初，每支队伍仅由3或4个经过特别挑选的游击战士组成。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经验也有了，这些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了。我那一支机动队，人人都有手枪做武器，腰带上都挂着手榴弹。大一点的机动队，除手枪和手榴弹外，还配有汤姆枪和来福枪。霹雳这5支最强最令敌人害怕的机动队，都活跃在怡保地区。由于怡保是我国居民最多的城市之一，各种各样的目标都会在这里出现，我们要打击的对象名单也要不时更新。
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当地那些跟日寇宪兵队、刑事调查部狼狈为奸或那些专门搜集情报对付一般群众的分子。我们马共内部管这号人叫特务。他们主要是中国人。大家一定记得，在马来人地区，我们是很难开展任何活动的。至于那些海峡殖民地出生的侨生，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亲英的，却清楚跟我们合作的好处。他们觉得，我们的活动正在加快日本的失败，而最终将确保殖民者早日卷土重来。
来自州委或区委的锄奸令，是由当地负责人决定要打击的对象的。这些命令在市郊的乡村和农村地区比较容易执行。当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进行时，则必需慎重从事。
乔装“皇军”巡查警署喜尝战果
当我们怡保的机动队开展突击行动时，其成员的数量和声誉也随之提高，其队员的武器装备包括一批汤姆枪、手枪和大量的手榴弹。这支机动队最著名的战绩，是对当时位于怡保至朱毛路旁的九洞警署采取的袭击行动。4位穿上日寇军服的游击战士，乔装成‘皇军’，大摇大摆地来到警署进行例常巡查。马来人警长认不出这几个不速之客全是中国人，欢迎他们到警署来巡视。一进入署内，机动队队长立即命令全部警员带上武器列队受检查。一支又一支的武器，就这样被假巡视组从这些警察身上取了下来，送到在外面等候多时的汽车上。其时，警署内的武器已被掏空，突击组的队员们则已扬长而去，只留下那群警察还呆若木鸡的立正着行嘱目礼。
这一非常成功的尝试给我们补充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这是必须经过事前缜密计划的结果。不过，至于我们机动队的其它机会，则是自然出现的，反应要快捷。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发生在路边一间小咖啡店的事件。这间由马共同情者开的咖啡店，位于美罗东北面靠近通向布兰丹营地的路上。我们营地的警卫队利用它作为自己的前哨站。这一非常特别的意外事件中牵扯到的角色，跟我刚刚在上面谈到的九洞突袭中的角色，来了个奇特的转换。话说日寇宪兵队的一个特务头子，乔装成本地中国人来到咖啡店。在他的上衣遮盖下的腰间皮带上，藏着一支德国造毛瑟枪。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其上衣自然拉了上来，让其他喝咖啡的人能够注意到那支枪。他开始用带有明显日本口音、非常蹩脚的方言，跟一些本地顾客聊天，引起我们一支机动队的警觉。队员们突然出现在咖啡店，企图活捉这个日本特务。他竟然错误决定，进行反抗。我们只好当场把他击毙，拿走他的毛瑟枪，然后把他的尸体埋了。
我宁可不用‘恐怖’这个词来描绘我们机动队所做的这件事。我们被卷入一场不受约束的战争。对马共来说，她要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我们的游击队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和英国人根据一个协定，双双卷入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以及通敌者。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用‘军事行动’一词来描绘我们游击队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活动，会更加准确。
我们的机动队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那样，杀了一大批无辜者。经查证，误杀的事有时也会发生。不过，可以肯定，这是例外而非规律。我们的机动队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一项大规模杀人的任务。而当他们执行任务时，都是在非常特殊和受限制的命令下进行的。
由此引发了一个非常根本性和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英国人在紧急状态爆发初始，把“匪徒”的骂名标签在我们头上。随后，因为殖民主义者觉得，他们需要一个更能煽情的词，便下令从即日起必需称我们为共产党恐怖分子—CTs。当我们在日占时期，说到底是为了英国人利益而跟他们合作并杀了人，我们既不是匪徒，也不是恐怖分子。真的，我们受到喝彩，赞誉，并授予勋章。因此，你之所以是一个恐怖分子，仅仅是因为你违背了他们的利益而杀人。根据记录，我谨此声明，在整个日占时期，我们的机动队在霹雳一个州消灭的当地通敌分子不超过150人，其中大多数为中国人。
国民党特工纪律腐败导致其瓦解和林谋盛被捕
正如我们所感觉到的，在国民党特工组织及其如今设于新营地的总部内部存在许多问题，并开始发展到纪律腐败问题。此事于1944年3月达到危急关头。我还记得，约有六个国民党特工是通过潜艇运载过来的，最初也住在营地。他们名叫阿汉、阿英、阿清、阿隆、阿壮以及这群人中的明星特工阿吴。
阿吴在进行其交际活动时，每当他的米店打烊会经常到怡保一家舞厅。他在那里跟一位职业舞女有染，最后甚至把她带回自己在怡保租来的寓所住。根据国民党特工行为守则，任何特工绝不允许带外人，尤其是这个女人进入他们的圈子。阿吴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组织的守则。根据他们的守则，你可以在外面任意胡来，但绝不允许你把这种生活带回家里。而家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家。
阿吴的所作所为为其他国民党特工所不齿，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没办法，只得捎信给陈春林(即林谋盛)，要求他立即下山来解决问题。陈只得照做，虽说这是他四个月前来到布兰丹营地后的第一次出去活动。而当他最终出发找阿吴谈话时，他同时奉命执行英国人的另一项使命。戴维斯小组要求他跟新加坡富有的上层中国人接触，以便从中筹措对于国民党特工组织和马共警卫队都非常急需的资金。
我曾读过许多有关林谋盛结局的揣测，此人就是我所认识的化名为陈春林的那位，我认为，这些揣测的大多数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是那些渴望提高国民党在马来亚的战时事迹的人的想法。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莱特在之前的12月布兰丹会谈时就已知道林的真实身份，其结果，莱特完全有可能向日寇宪兵队指认林的身份。由于只有我一个人护送使用化名的林谋盛来到布兰丹，并出席了这次会谈的所有会议，而且，莱特在营地生活的全部时间里，我都跟他呆在一起，因此，我清楚这一异乎寻常的揣测，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自己也是一直到战后不久才知道林的真实身份的。即便在那个时候，我并不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以致需要转告大家。因为这样，莱特是绝无能力向日寇宪兵队指认林的。
事情的真相是：林谋盛是被他自己的一个部下出卖的。林离开营地后不久，就以来访叔叔名义入住到阿吴在怡保寓所的顶层。接着，阿吴就不辞而别，留下一张条子给林，大意说什么他到新加坡出差去了。此事发生后不久，日寇宪兵队就逮捕了特工组织里一个不同小组的两名成员。当消息传到营地时，戴维斯要求我给予协助。他要我派我的人去警告林有关的逮捕，提醒他有被出卖的危险，并催促他立即撤回营地。就在我来得及答应他的要求之前，原先被捕的一位国民党特工想方设法逃了回来对戴维斯说：林已被捕。
我相信，是阿吴出卖了整个特工组织。戴维斯对整件事三缄其口，并且不愿对我泄露任何秘密。当东窗事发时，我首先获得这样的看法，正是林谋盛导致了这次失败，因为在他被捕后约数星期，我们的新营地就遭到日寇的进攻。当然，当其他详细消息接踵而来时，我彻底地修正了这一完全错误的印象。
当日寇来进攻时，不论是戴维斯、布隆姆或查普曼都不在驻地。营地是交由一位名叫魁勒的新西兰人负责。日寇知道新营地的准确位置，并且很快就移动到接近它的位置。那天早上，我们派了一小队游击战士下山去附近的乡村收集粮食。途中，他们认出日寇已各就各位。于是，一场战斗打响了。我们的队伍退了回来，并告知营地已成为攻击目标。营地方面决定马上撤退。就在收拾和撤退时，魁勒在忙乱中，把极其重要的无线电密码本和其他秘密文件给忘了。就在我们撤退数分钟后，日寇包围了这个被遗弃的营地，并驻扎下来。既没有战斗，也没有伤亡，就是那些至关重要的机密材料完全丢失了。
第三个营地终于找到了，这一次是在德隆河上游海拔2500英尺位于距离峇都布地不远的一座海崖上。这个营地总是薄雾笼罩，而且老是被雨水淋湿。所以，清甜的山水常流不息。
在林谋盛及其一批特工已明显地被关押，并正遭到审问和折磨的情况下，其余的国民党特工全都只得接受他们的真实身份如今已被日寇宪兵队记录在案的事实。实际上，在有关日后的特工活动方面，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别无办法，只得隐伏在这个第三营地，并把他们的个人安危以及其他一切事情都依赖于我们。他们停止再向我们灌输他们那一套宣传了。
对白种人队伍来说，他们的国民党特工行动已经很明显地完了。14个月来，在极度危险情况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策划、部署和秘密行动，全都被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破坏殆尽。这实在是白费心机。我的这支游击队一夜间成了英方小组在行动上唯一感兴趣的力量。他们问我，可否用戴维斯以东南亚司令部名义写的信作担保，去向一位中国富商借一大笔钱。他们要这笔钱来进行活动。这一轻率的计划，令我大吃一惊。不过，我对戴维斯感到同情。戴维斯和及其一伙在心理上已经垮了，并且就像抓住一根稻草似的。我说，我会帮这个忙，不过，说实在的，并不打算去做。
如今，1943年12月协议已成为戴维斯小组战时工作的核心。虽然如此，如果没有东南亚司令部的命令，这个协议实际上是难于执行的，而这样的命令只有跟哥仑坡接上无线电联系后，才有可能收到。我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加以协助。史宾沙-查普曼在后来写道：“游击队在我们蒙羞的时候接受我们，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一位杰出的人物——陈平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让我们觉得自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累赘，而且，他们给了我们一切可能的帮助。”
跟国民党人共处比跟英国人更加复杂得多
比起跟英国人在一起，跟国民党人共处，毫无疑问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情。它要求我要用心地慎重区别对待。我们得跟他们的特工住在这个营地。可是，对外，我们自己在跟自称代表国民党利益的一帮匪徒发生激烈冲突。他们在彭亨、吉兰丹、霹雳和柔佛等州四处流窜。在跟金马仑高原接壤的吉兰丹南部地区，有一股来自于一块深山老林的飞地(指在本国境内隶属另一国的一小块领土)超过300人的武装匪徒在活动。这股非比寻常的匪帮直接威胁到我们对中央高原的控制，我们得把他们赶走。
跟这帮国民党匪徒不同，居住在吉兰丹这部分地区的中国居民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们。他们的祖先是在200多年前满清统治中国时期作为移民来到了马来亚，并获准沿着吉兰丹河口两岸定居。随后，当地的苏丹又同意他们深入到内陆地区，开荒种地。这批移民当中女的少，于是男的就开始与当地原住民女人杂交和通婚。如此一代接一代的繁衍下去，这批中国移民的后代，长得肤色黝黑，但依然保留着自己原来的语言——客家话。结果，他们称自己为客家-hai(海)。随着岁月的流逝，政府再也不能控制这些客家-hai(海)了。当官的就只要求他们交纳象征性的租金和赋税，他们过着处于社会边缘的日子。
对我们来说，这批人居住的地区，是可供我们建立一个固定基地的理想地点。在这个地区，我们可以依靠他们的支持以及正常的粮食供应。不幸的是，有一帮匪徒已经渗透到这个地区。他们都是刚从中国南方来的。他们曾经对原居地居民大肆劫掠，结果被政府一系列的镇压行动赶走。在马来亚，这帮匪徒转而为英国殖民者和中国商人效劳。他们在锡矿场和种植园当契约劳工。由于习惯于原来在中国的生活方式，他们愿意到乡村过生活，并且倾向于在森林边缘地区居住。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方言，并且逐渐地开始在马来亚半岛各地流窜。这帮匪徒的势力后来伸展至霹雳、彭亨、吉兰丹和柔佛北部。鉴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法律和秩序一般上为人所尊重，这帮匪徒也得服从。
日寇的入侵改变了这一切。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而原先是匪徒的他们又重操旧业。他们从森林边缘的巢穴下山去获取武器。当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又开始抢掠。马共方面采取主动联系他们，目的在于结盟。党在数量上比这帮匪徒强大，在政治上更加有组织。我们承认，原则在他们心里是最后才会考虑的事项。不过，我们以为，我们处于强大的地位足以维持纪律。他们同意马共的政治教导员跟他们的队伍一块工作，作为回报，我们则同意提供资金和粮食给他们。这件事全都是由州级干部去完成的。
逐渐地，这些匪徒开始不接受我们管，也不再听我们的政治教导员的教导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步入中年，而且吸鸦片烟上了瘾。他们把自己的钱任意挥霍在毒品和女人身上。当他们的钱挥霍光的时候，便开始去抢劫、掠夺和奸淫。起初，他们企图在我们面前，把自己的这些罪恶勾当掩盖起来。而当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些活动时，我们公开地批评他们，并施加惩罚。于是，他们便逃到更深入的丛林里的营地去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不同的匪帮把他们的力量集中为一个大集团。例如，在霹雳，他们合并为一支大队，最后，又转移到靠近暹罗边境的宜力地区活动。而当他们开始在那里的以马来人居民为主的地区捞取好处时，他们在宜力周边地区的活动，造成极大的破坏。
完全可以理解，当地马来人对这些入侵者的出现，表示强烈的反对，并向日本当局告发他们。这些匪徒为了报复，竟然洗劫一系列马来甘榜的居民点，屠杀了约400名村民，包括儿童和婴儿。他们甚至掳掠许多妇女，并把她们拖回自己的森林营地。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日本人声称，这些屠杀及其野蛮的后果，都是共产党‘三粒星军队’所干的。我们迅即声明，严加驳斥，并指证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帮匪徒对中国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他们不喜欢我们，这很容易理解。每当我们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时，他们会说：“你们是中国人，但你们的店里和家里在悬挂孙中山肖像旁边，也都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我们只佩服和尊敬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我们不要大胡子和光头的外国佬。”
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和为了取得一些社会地位，这帮匪徒通过突出自己的某种政治形象来公开地誓言效忠于国民党。因此，我们给他们打上‘国民党匪徒’的标签。当然，对林谋盛及其一伙，则应另当别论。
太平洋战局的进展改变了莱特的立场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莱特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看法深受缅甸战局发展以及觉得英国正策划由盟军反攻马来亚的印象所影响。他于1944年10月在离吉隆坡北部不远一个名叫双文丹的雪兰莪市镇附近的森林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在场，我的亲密战友、霹雳人民抗日军司令廖伟崇——英国人和马共游击队战士一般都比较喜欢称他为ITU，也在场。我们俩被迫从霹雳徒步前去出席会议，全程共走了两个星期。基于安全上的原因，这一次我们决定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普通交通工具，即便是自行车。
莱特在会上向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的干部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他预言，盟军海上反攻即将到来。他说，党应该为此作好准备。中央书记还通知会议，他已和英国人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上写明，党已同意和即将到来的盟军合作。这点显然是参照1943年12月布兰丹协议的规定。不过，莱特只是笼统地说说而已。他告诉这些高级干部，他已经同意和英国人合作，作为回报，英国人将帮助我们。他说，英国人的援助，不论是武器弹药或资金，将会到来。接着，他为了使我们游击队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适应未来行动的发展，又给我们概述了一个全新的途径：从今而后，我们必需把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开队”。它将和英国人合作，实际上其职能是一支英国军队。另一部分是包括党在内的“秘密队”。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支秘密部队就应独立自主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莱特的谈话给我们清晰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秘密部队日后将要去打英国人。
一旦预期的反攻到来，我们就要把抗日人民军的称号改为民族解放军，把抗日同盟的称号改为民族解放同盟。在盟军部队蹚着海水登上岸时，我们的游击队就应该准备去接管尽可能多的领土。莱特提出必需尽力抢占小城镇，越多越好。大家都非常赏识他的这个观点，即我们不能指望去占领像怡保、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那样的中心城市。他展望了我们的游击队接收小城市的银行、邮局、火车站的必要性。他没有提到警察局，不过在我们心里都清楚，警察局也是我们必须占领的目标之一。我们也考虑在已接管了的城镇里建立我们自己的行政机关。莱特的谈话，无异是吹响了令人振奋的革命号角。我们为之动容，情绪高涨。
虽然我们一直等到三年后才知道,党关于把产业工人工作置于军事行动之上的组织政策，原来是按照日寇的旨意做出的。但是，为什么这位马共领袖之后又突然改变政策呢?整个太平洋和欧洲战场战局的发展如今表明，日寇必败。莱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重投英国人怀抱，为此，需要给党重新定位。那么，为什么要规定建立一支秘密军队?莱特是在玩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的把戏。通过双文丹会议，莱特已经认识到，党的队伍，当然还有人民抗日军内部，要求加强军事行动的情绪压倒一切。此时此刻，他的权力基础已经式微，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选择迁就我们成员中的普遍意见了。
在双文丹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我们大家都以为东京将负隅顽抗。自然，我们当时也没有估计到原子弹这类武器的威力，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莱特的建议得到党的一致支持。我们的讨论接着转到预测日本战败后，英国人会回来找我们，而且会要求我们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而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还是很正确的。不过，我们将不会理会英国人的要求，并且决心从今而后，把殖民主义者当作斗争对象。在这件事上，莱特决定对日本人隐瞒党的秘密。
就这样，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各州的代表，陆续回去各自的总部，开始为筹建马共军队的秘密分支——它很快就为人熟知的秘密队而忙碌。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掩盖这些活动，不让戴维斯一伙知道。我肯定他们怀疑我们在背后搞鬼，但我不认为他们清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1945年2月1日是难以置信的一天
1945年2月1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一天：跟锡兰的无线电联系接通了， 令戴维斯可以开始向东南亚司令部发出自1943年以来他所储藏的各种重要情报了。形势逼人，此时当务之急是和马共进行正式讨论，以便1943年12月协议可以开始实施。戴维斯要求我尽快把“张红”请来这里。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安排这次会晤。与此同时，两边电台互通后，使英国皇家空军解放者号可以断断续续地开始用降落伞空投供应品的行动了。
戴维斯邀请我于1945年2月到打芭至美罗公路附近的一个锡矿场地区观看霹雳的第一次空投。当两名136部队的白种人军官、两名电台收发报员和两吨的物资从天而降，准确地降落在空投区时候，全场雀跃万分。最初的多次空投行动，都“盲目”投到不知去向。于是，戴维斯通过他的电台协调这个行动。我则通知他我们控制下的特定地区，尤其是吉打和霹雳的有关情况。这一情报最后就由电波传送回锡兰，并根据它行动。
与“张红”之间有关实施协议的重要会议，于4月16日举行。地点在为此次会议而建的一个临时游击队营地，位于原来的布兰丹营地不远的次生林和山脚中间。事情就那么巧，我那时刚从严重的虐疾病袭击中恢复过来。莱特和布隆姆的情形就更糟。布隆姆受到各种热带疾病的折磨，依然一副弱不禁风的身子。他得用一根藤当拐杖，还要戴维斯和查普曼搀扶着行走。“张红”则寸步难行，为了他，我不得已找了一个离公路较近的开会地点。结果，我们处于被日寇巡逻队发觉的极大危险之中。
尽管会议参加者个个病容满面，会场上却是充满和解、乐观、欢快，近乎欣喜若狂的气氛。英方这边，这一次的代表有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以及一名136部队军官詹姆斯-汉纳中校和一名电台收发报员汉普勒曼下士(无线电发射机就是他带来的)。我在7个星期前霹雳第一次跳伞行动中曾目睹汉纳和汉普勒曼从空而降。马共方面的代表有“张红”、ITU司令员和我。英国人如今在开始准备他们的卷土重来，而ITU这类搞武装的人需要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在会议期间，对“陈春林”的失踪完全只字不提。
戴维斯要求我们扩军。东南亚司令部军官们就一个州一个州审查扩军的可能性。例如，在霹雳，他们要我们把部队扩充至800人。而我们霹雳游击队当时的实力总共约500人。英国人的目标是要沿着半岛以西跟南北大道平行的铁路线建立一个游击队网络。整个计划是这样：当盟军反攻时，我们的游击部队将用于袭击日寇的新加坡后勤基地两个主要补给线必经的公路和铁路目标。戴维斯还建议空投武器来武装我们的扩充部队，并就现有的武器类型和弹药需要量作了详细的讨论。他补充说，空投物资里将会有金条和假日本军票，以便我们的部队可以用来购买粮食。他们每个月将给我们军队总额高达3000英鎊的财政资助。此外，还会空投各种额外的食物。
英方强加于我们的主要条件是，马共必须接受东南亚司令部打算空降在马来亚的所有联络官。而每位联络官都有一个排的辜卡兵随同。我们还必须接受另一原则，即所有连级以上的游击队，都必须设一个总联络官的制度。总联络官将会在武器弹药之前先到达。他们因此能够监督武器弹药和其它各种军用物资在游击队里的分配工作。
在会议休息期间，而且是在英国人听不到的情况下，ITU问“张红”：一排排的辜卡兵的到来会不会对我们在双文丹会议上披露的计划带来严重的威胁。“张红”一听马上回应说：这是杞人忧天。他解释说，英国人只能在每个驻地有一个排的辜卡兵，而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都超过一个连。
老实说，“张红”同意了全部条件。英国人则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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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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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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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
1944年06月29日（3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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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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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种 |
136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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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年份 |
1942年–194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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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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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打 还 是 不 打，殖 民 统 治 卷 土 重 来
1946年1月6日，陈平作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8人代表团之一，出席了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上将在新加坡主持的特别授勋仪式。图为蒙巴登最高统帅亲自把两枚勋章别在陈平身上，以表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及陈平个人在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鉴于跟哥仑坡的无线电联系非常顺畅以及我们游击队和东南亚司令部之间的合作关系充满焕然一新的热烈情绪，戴维斯一伙人中至少有一位完全有必要从马来亚抽调回去。因为由这样一位军官提供的情报，对于大英帝国准备从海上反攻、重新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代号为‘ZIPPER行动’的最后策划阶段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更何况在无线电联系接通之前，其实就曾作出决定派理查德-布隆姆回去设于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总部。
当布隆姆动身时刻到来之时，戴维斯又认为最好要让正染上多种热带性疾病并急需医治的查普曼和他一起同行。我再次奉命为他们安排前往海岸边的事宜。这绝非易事。在跟哥仑坡的无线电互通信息后，英国皇家海军同意这样一个计划：派一艘潜艇在邦咯群岛西南角附近的邦咯海的小岛屿外进行夜间的会面。接人地点就定在名叫丹绒布兰牙的沙滩——过去来这里度假的游客们称之为翡翠湾。我的任务是在5月13日晚当潜艇按计划出现时，把布隆姆和查普曼准时安全送达翡翠湾。
我把这次行程分为三段，其中两段跟走到海岸有关，第三段是如何把布隆姆和查普曼安置在翡翠湾。在整个行程的各个阶段，它都需要有一组向导带路，还需要一支全副武装的游击队护送。我在头几天一直跟他们同行，于4月28日下午走到打巴市郊一个小乡村附近时，离开了他们。当我跟这两位密切交往了两年多的白种人握手道别时,我毫不怀疑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感激之情，是真心实意的。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我们的政治目标不同。他们都是非常优秀和勇敢的人，我衷心希望他们在日本战败后不会再被派回马来亚为维护英国的利益服务。
空投行动开始 而且越来越频繁
这两位白种人启程后不久，东南亚司令部便按计划在霹雳中部山区的一个小锯木厂进行了一次重要空投。为了保证所有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物资在日寇的搜索队到达现场之前能够在那里迅速集中起来并搬走，我需要出动150名最能干的游击队战士。敌人通常是在每次空投后约两小时就会出现。英国皇家空军总是使用白色降落伞进行空投，而不使用各种颜色的来掩护，成为拖慢空投的大问题。白色降落伞非常容易被侦察机认出，遗憾的是，看来英国人的白色降落伞有很多的存量，有颜色可供掩护的则寥寥无几。
布隆姆和查普曼于五月底安全抵达锡兰，正好是军事计划策划者们强烈要求把原定于11月底进行的“ZIPPER军事行动”提前至8月中的时候。过去所作的所有判断都要放弃，代之以一个要求全面加速行动的新部署。6月6日锡兰方面又认真开始了供应行动，执行这一次空运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三支新来乍到的英国皇家空军解放者号中队。记录显示，来自米勒里亚和中国海水域的以锡兰为基地的解放者号飞行队，需要在全天候的条件下来回飞上2500至3000英里的航程。因天气取消飞行之事鲜有发生。飞行员们常常得冒着狂风暴雨和浓云密雾飞越至马来亚空投区上空执行任务。
由于空投次数日益频繁，英国联络官和与之随行的辜卡兵警卫排抵达的日子来到了。根据一项当时所进行的行动的频率显示，于7月1日至7月15日其间，总共有111人成功空降于马来亚。只要情况允许，英国人就把其联络官空降于他们所熟悉的地区。例如，在森美兰，他们就把在战前曾在该州当过高级殖民地警官的克劳德-芬勒安插进来。各个联络官都随身带有无线电收发机，所以，他们一着陆，就几乎能同哥仑坡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我们的武器从何而来
皇家空军每次的空投都极其准确，因此，起回武器的工作相对来说要较容易。马来亚特工部在相关的简单报告中有针对性地指出：“由于找不到投放地区而导致空投失败的比率实在很小，而这点，尽管事实说明，其中的有些空投被说成是就像把手绢塞进山腰里去。”
但是，在某些空投区，阵阵狂风的确把降落伞刮至不知去向使之难于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游击战士受到鼓励去乘乱为我们的秘密武器库捡好处和适合的武器弹药。
有人大肆渲染说，马共紧急状态时期使用的武器，来自于136部队的空投。有些是，但不多。事实上，它在我们战后的全部贮量里所占的百分比非常小。我们早期隐藏的武器，主要是在日寇向南推进而英军节节败退时，从马来亚战场上检回来的。日本占领时期，我们从日军手上夺取了一小部分的武器弹药。不过，当东京宣布投降后，我们很快又有办法搜集了相当可观的一批。有些，是日军各部队刚刚丢弃的，多数是在跟日本卫戍部队高级军官进行谈判后才获得的。简言之，我们秘密部队所储藏在森林武器库里约5000件武器，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是由136部队空投而来的。
日本宣布投降 会议室顿时一片欢呼声
在充满期待和激情的热烈气氛中，我于金宝附近小市镇阿逸古宁召开了马共霹雳州委会8月会议。当我的秘书冲进会议室宣布日本已经投降时，我正主持有关党的一般事务的讨论。他是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广播时收到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报道的。这家电台发出的电波特强，在马来亚可以清楚收听到。这一天是8月16日中午刚过。会议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之后，我随即把议题转为检讨一下如何最好地贯彻莱特之前的十月指示。在过渡时期，在重新命名我们的游击队和政治组织方面，为了显示它是一个革命的民族解放组织，我们曾根据指示做了努力。此外，我们也提前做好了如何调动我们的秘密队以及如何加速扩充我们的森林武器库的各项计划。如今已是到了扫尾阶段，以使我们自己能够随时准备好同卷土重来的英国人较量的时候了。
会议第二天，我们霹雳派驻吉隆坡的一位中年华族女交通员捎回莱特一封信。信里，他命令我即刻赶往首都跟他见面。全体与会同志都意识到这件事的紧迫性，并一致同意我回来后应立即继续开会。我赶上第一班火车，抵达吉隆坡火车站时，跟一位来接我的同志碰面后，由他护送我前往马共在雪兰莪的新总部。这个新总部也是刚从双溪乌鲁麻疯病院搬过来，就在一位英国人种植园经理的别墅附近。这一天是8月19日。
我来迟了几个小时，没见着莱特。他们告诉我，莱特有急事赶往新加坡了，不过，临行前留下了特别指示，由与我职位相当的雪兰莪负责人交给我。他就是杨果。
我原来就见过杨果
杨果很早就当上职业干部，图为他年轻时的照片
我原来就见过杨果。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学生积极分子，在抗敌后援会活动。有一次，在槟城举行了有霹雳、吉打和槟城本身代表出席的干部会议。杨果也参加了这个由后援会北马局当时主要负责人黄望青主持的会议。杨果还是他的助手。(黄望青1973—1980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杨果很早就当上马共的职业干部。他聪明伶俐，热情肯干，忠于事业，很快就被提拔为槟城市委会成员。党后来调他去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期间，他也是市委会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人逮捕了他。随后新加坡殖民当局把他驱逐出境，并把他和一批被流放的党员、支持者一起用船运回中国。可是，当这艘船在开往香港的航程已经过半的时候，日本人入侵了英国的这块直辖殖民地。于是，这艘船立即掉转船头开回原来启程的港口。杨果在新加坡一上岸，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日寇攻占这座孤岛之前，他就已经转入地下。
1945年的雪兰莪会议，使我和杨果第一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在这个会议上，他交给我两份文件。一个是有关党在日本投降后将立即提出的八大主张，另一个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一个演讲纲要。此外，杨果还把自己对这两个文件所写的心得笔记给了我。
这位雪兰莪州委书记告诉我，莱特在前一天就急急忙忙以中央名义于雪兰莪马共办事处召开了一次3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莱特本人、杨果和雪兰莪一位高级负责人。莱特除了就那两份文件发表讲话，还提出八大纲领，并获得同意在党内传达。马共将于8月25日正式发表这个文件。
我一面阅读 心一面往下沉
我一面阅读即将发表的文件草稿，心一面往下沉。它要求党：
1. 支持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建立一个新国际安全组织;
2. 建立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的马来亚民主政府;
3. 铲除日本法西斯在马来亚的政治制度;
4. 实行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确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合法地位;
5. 改革国家教育和社会状况;
6. 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工商业，帮助贫苦大众;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
7. 稳定物价，惩办卖国贼、贪污分子、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分子;
8. 优待人民抗日军，抚恤为盟军事业而牺牲的烈属。
我意识到这个纲领平淡无奇，完全是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采取绥靖政策。它措词空洞一般，根本没有提及马共关于实现民族自决的基本目标。它对所有那些在整个沦陷岁月曾经参与党的事业的决策位置的人来说，无异是当头重重一击。杨果写的心得和口头解释，使我更加泄气。在会上，杨果叙述了莱特发布的指示跟十个月前他在双文丹会议的指示，完全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中央书记如今坚决地为反对党的激进立场进行争辩。他说，目前是改变政治立场的适当时机。他号召在和英国人合作的同时，应集中力量于组织劳工和打入工会的活动。这是倒退回起点。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我们公开解散我们的公开队和暗中解散我们的秘密队。他的指示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丝的希望：把我们的秘密部队拥有的全部武器保存起来，并储存在森林里的储藏库。我们要从事和平斗争。
戴维斯搞不清我在马共内扮演的角色
接着，我又被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急急忙忙地成立的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弄得更加困惑不解。打从我和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交往起，这三个英国人就再三要求同马共最高司令部代表接触。除了在英国人向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极其短暂时期，实际上在整个沦陷时期并不存在什么马共最高司令部。我只好一再搪塞说，囿于交通联络问题，要同我们最高司令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非常困难。为了党的荣誉，我总是觉得绝不应向他们透露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军事协调机构。现在，我突然间发现，在战争到了结束时，我已被委任为“三粒星军”的第二号人物。莱特自任总司令，我是他的副手，接下来是我们雪兰莪第一独立队司令员刘尧。我以这个新头衔，奉莱特之命去双文丹见戴维斯处理紧急事务。又一次，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对我们中央书记的睿智提出质疑。他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这个光环始终围绕在他身上，尽管我们知道共产国际事实上早已于1943年解散了。
当我抵达双文丹并以游击队第二号军事司令员的身份去见戴维斯时，他搞不清楚我在马共组织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和他于1943年9月在实牙力第一次见面时起，也就是在他乘潜艇刚登陆后不久，我是以马共霹雳州委会代表的身份跟他接触。在1943年12月戴维斯和‘张红’之间举行的达成我军和东南亚司令部合作的重要会议上，我是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参加的，随后我就成为戴维斯直接同马共最高领导层联系的联络人。如今，随着日本投降，我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事情的真相是，我完全没有决定任何一项军事政策的实权。戴维斯知不知道这个实情，我无从查清。
我完全支持打下去的主张
戴维斯自己正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他完全不知道马来亚日军对自己天皇的投降令会采取什么态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会获得情报说，有一股日军部队因为不齿于当战俘，正考虑违抗裕仁命令，负隅顽抗。更有甚者，戴维斯对马共最终目标深感怀疑。这位前殖民地警官在马来亚沦陷岁月处于地下活动的日子以及跟我们打交道的时间都很久了，足以让他清楚理解我们全党同志在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问题上，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戴维斯获得无线电的通知，预期反攻的英军部队——如今变成卷土重来的殖民占领军，至少在三个星期里未必能在马来亚的滩头阵地登岸。谁将在这段过渡时期控制这块土地呢?他知道，马来亚和新加坡迫在眉睫的无政府状态，至少在英军到来之前，是充满危险的。英国军队及其联邦友军，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刚刚庆祝完盟军反攻太平洋的戏剧性胜利后，非常有机会立即卷入到马来亚的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中来。
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支持打下去的主张，可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指示，令这一希望破灭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急于尽快赶回霹雳。如今，我得面对一项并不值得令人羡慕的任务，就是去向我们在霹雳和吉打的部队传达要他们至少暂时解散的命令。
当然，在我和戴维斯于8月22日在双文丹会谈其间，我不会向他流露自己受挫的情绪。他则通知我，他很快就要动身去吉隆坡，到那里后，他将设法和日本驻雪兰莪总督SHOURA KAKAMA中将联系。他希望在英军登陆前，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能够建立某种临时指挥机构来维持秩序。戴维斯要我立刻陪他到首都。他答应由东南亚司令部负责我的所有住宿，同时表示需要靠我帮助他处理把政权从日本人手上顺利移交给英国人控制的事宜。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看得出他的用意是想利用我阻止马共游击队起来反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的利益。我以在霹雳有急事要办为借口，婉拒了他要我立即陪同去吉隆坡的邀请。分手前，我答应他，等我完成北上任务之后，就会即刻来行政首都和他会合。
党内革命精神空前高涨
现在是8月25日，党内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我们游击队的绝大多数部队，这7天来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不过，斗争对象如今变成了卷土重来的殖民地政权。
日皇裕仁8月16日东京广播发表后数小时，马来亚各地的日军司令部就开始向马共作出试探，表示想跟我们谈判。他们清楚表明，他们非常愿意不顾投降令，盼望跟马共和我们的游击队结成某种联盟。
日本人像我们一样，非常渴望同即将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军队作战。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的话，他们宁可参加我们的斗争，也不愿当战俘。我们分别接到森美兰、霹雳和吉打日军最高司令部提出的相关具体建议。在柔佛，我们也收到由较为低级的军官发出的类似建议。柔佛州委会成员之间为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时在游击队伍中间绝大多数人都渴望把斗争矛头转向殖民主义者，并接受日军的建议，可以说是恰当的。在我不在现场的那个疯狂纷乱的星期里，一整营又一整营的日军已经表示他们愿意起义投诚，并把大量的武器弹药带过来。
例如，我们吉打州的军事负责人阿和就曾经同该州日本的最高级军官进行具体商谈，其目的是要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由马共和日本人组成的联合部队。在霹雳，日方一位少将军衔的高级司令员跟我们州委会副书记爱克之间的谈判，就于太平的日军总部举行。而爱克在我不在霹雳期间代表我的职责。日军总部原先是设在新加坡，几个月前，当他们的情报机关判断英国方面的反攻将从马来亚北部开始，便迁移至太平。因此，我的代表实际上是在跟控制着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整个日本军事实力的司令部进行直接谈判。
欲与战败的侵略者和解 可视为等于通敌吗？
就这个实例来说，这位日本少将告诉爱克的话同日本军官告诉我们吉打司令员的完全一致：“你们如果选择打下去，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我的副手毫不迟疑地立即答应，原则上马共会继续打下去的。他还对这位日本高级军官说，他需要几天时间来研究具体细节。
因此，当我回去后告诉爱克所有情况都变了时，他极为震惊。日本的突然投降，本来给我们提供千载难逢的时机来利用它为我们的利益服务，我们应该抓住它而不是抛弃它。和战败的日本人结成广泛联盟的希望，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消失了。虽然如此，这并不能妨碍约400名日本官兵个人静悄悄地加入到我们队伍来。他们全都觉得，接受向即将到来的英国人投降的命令，简直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同他们所受到过的武士道精神训练，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出于种族主义分子的本能，他们对于要臣服于白种人之下的未来深感恐惧。他们中有些人觉得，与其忍辱偷生，不如采用他们传统的剖腹自尽的方式了断自己。那些加入我们队伍的日本人，显然要为自己这种做法寻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认为，参加我们的游击队，决不是和敌人为伍，而是组建一个可接受的亚洲人反对白种人殖民主义入侵者的大联盟。这种事态的发展，相继在每个州的地方上发生，而且避开英国人的耳目，它最终将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
综观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许多人也许难于理解为什么马共在整个沦陷时期如此英勇抗日，而到了东京宣布投降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愿意和敌人称兄道弟呢?我们突击队在整个沦陷时期都在努力消灭那些与日寇狼狈为奸的分子的事实，只能强化对这个表面上反常现象的看法。欲与战败的侵略者和解，就真的可以视为等同于通敌吗?
首先应予以肯定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高级干部在我们的游击队跟日军可能合并的问题上曾展开全面的争论和分析。党内的情绪感到，实战仍在进行。我们争取马来亚独立的目标，仍然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跟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军相比，我们在数量上处于弱势，因为我们的游击队此时为数约5000人而已。我们的估计是，英国人终究会转过来反对我们这个战时盟友，——的确，正是如此，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开始对我们重新实施各种镇压性措施，一如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所做的那样。先与他们对决，是一个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可否接受的问题。战时盟友之间的信义和道义的考量，根本不是因素。可以肯定，这些信条在英国人随后而来的反对我们的年月里，从来没有阻碍他们作出任何决策。
有更多理据来阐明问题
然而，完全有更多的理据来阐明这个问题。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完全改变了情况。在这之前，日本人是马来亚的统治者，是敌人。他们在杀我们，我们也在杀他们。现在，他们战败了，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了。如果他们想参加我们的队伍，他们将会服从我们的政治意愿和接受我们的控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有什么联盟，而我们在所有的会谈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告知他们这一点。
当东京投降后不久的那段日子，不稳定局面加剧，马共发现自己陷入越来越困难的境地。除非我们游击队和日本人合作的问题能很快解决，否则马共有可能一分为二。我的看法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些赞成同日本人联合的人将成为大多数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莱特命令我们部队解散的指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而同志们对来自最高领导的命令的绝对服从，则可以保证党的凝聚力。
为了保持不偏不倚的看法，大家不妨简略地看一下，马来社会在这动乱阶段发生了什么事。在整个沦陷时期，有马来民族主义者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人则进一步帮马来人建立了三个基本的军事组织。其一是，成立于1943年6月名叫兵补专向日军提供劳务的组织。同年底，日本人又协助成立一支全马来人的自卫队及其后备队。此外，还设想建立一支义勇军，以备发生英国人入侵事件时能够动用来执行防守海岸线的军事行动。这个自愿后备队就称为GIYU TAI(义勇队)。同时，有些马来人实际上也被接受加入日军部队，但不是作战单位。这些马来自卫队和后备队的成员都经过军训，并且有全副武装。日寇投降时，这些马来人部队的人数约2000人，而他们却感到末日来临。
与会者全都押错了宝
从日皇裕仁于8月16日广播那一刻起，日本当局就已答应给马来亚以独立。他们提出了两项基本建议：给予马来亚自己主张的独立;或给予马来亚半岛在以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为首的大印度尼西亚方案内更广阔范围的独立。日本人在吉隆坡火车站酒店召开了会议，讨论并决定这个问题。获邀参加会议的有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如柔佛的拿督-翁-宾-加化。会议的参加者都强烈支持加入印尼的方案。过去一直存在一种威胁，就是如果反对同印尼结合，东京就会把马来亚完全交给中国，使之变成它的一部分。不过，形势比人强：就在会议进行当中，传来了裕仁宣布投降的消息。在这点上，全都押错宝了，而与会者纷纷离场。
8月21日的柔佛北部市镇麻坡郊外，一支为数约280人的义勇军，从新加坡向吉隆坡开来，跟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的我们的游击队接触。这支马来人部队非常清楚地表明立场：如果我们愿意坚持打下去，继续开展反对英国人的战争，他们是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的。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引起马共柔北党委会内部一场激烈的争论。兴许是一种巧合，兴许不是，莱特的指示把事情平息下来，华人、马来人和日本人的部队联合起来抗英的热望，最终化为泡影。义勇军之后只好解散。他们中的一批头头，清楚知道英国人将把他们提交到战争罪犯法庭面前受审，于是决定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避难。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刻，有些书——其中大部分是于1960-1970年代为白种人作家所著，却采用纯西方人的观点，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为了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占据的显著利益，妄图把问题过于简单化。
在所谓“政权真空时期”，即从日本投降那一刻起至英军差不多三个星期后才开始在马来亚海滩登陆建立临时军事统治时止，所发生的种族冲突，就是明证。事实上，即便在东京宣布投降之前，这类冲突就时有发生。我怀疑日本官员甚至知道他们的军队要承担挑起华人和马来人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责任。早在7月，也就是在两颗原子弹中的第一颗投下日本之前，日军就曾伪装成人民抗日军游击队闯入柔佛的一所清真寺，并宰了一头猪。这种行径立即点燃起马来人的愤怒情绪，而他们却把它发泄在当地华人村民身上。
种族冲突的来龙去脉
拿督-翁此时是在日本当局管制下的峇都巴辖当县长。骚乱从峇都巴辖蔓延至永平。马来人手拿长巴冷刀作武器。而被他们当作袭击对象的的华人村民，却手无寸铁，只得向人民抗日军求救。我们不能不顾他们的窘境，下令派出我们的一支部队加以保护。英国联络官根本不知就里，又不肯听取我们的看法，试图阻止我们前去。我们不理他们，最后许多联络官没别的办法，只得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设定了一条界线，并且告诉这些马来人休得越过这条界线。而这些马来人却相信他们有神奇的护身符，可以保自己子弹不入，冲向我们的界线。我们开枪了。有些倒下来了。其余的犹豫了一阵，便往后撤。我们把他们追赶进附近的甘榜，逮捕了带头闹事的头目。我们还搜查了甘榜的房子，并没收了我们所找得着的所有长巴冷刀。
峇都巴辖地区发生的这起重大袭击事件，导致我们的部队实际上把拿督-翁及其助手扣留起来。在这起事件中，拿督-翁曾通过向马来人讲话，协助平息了暴力冲突。此时正是非常情绪化的时刻，没有人愿意冷静下来倾听这次种族冲突发生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事件。至少有1000人遭到杀害。宣传机构却轻易地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说成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显然，这不是事实。
此时发生在其它地区的许多种族冲突事例，华人匪帮是其罪魁祸首。不用说，他们又把自己的行径嫁祸于马共。安顺和阿逸君令就是遭受此害的地区。在西方世界疯狂反共年代写作的历史书，有大多数都不约而同地指责马共是所有骚乱之根本原因。这也不是事实。当然，我们介入了。但是，我们采取行动是为了防卫。我们并没有进行挑拨。我曾阅读有关这些事件的许多报道，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由事情发生时肯定不在现场，而且对有关的事件胸无成竹的作者所写。我分析了所有这些资料，其中只有一篇佼佼者我认为是对发生在这极其暴力时刻的事件做了公允描述的报道。这篇报道出自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英国联络官手笔，现收藏于英国KEW公众档案馆。
在谈论到马来人部队亲日时，西方人又总是很容易掉入过于简单化的陷阱。当我们作为共产党游击战士跟英国人合作时，我们中没有人须臾认为自己是亲英。我们是盟友，但我们都有各自的目标。同样，随着日本人投降，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使日本人在我们的面前变成了战败的军队。至于马来人在战争时期跟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我常常认为，他们也是受到同样的制约。
基本上同意莱特的推理
在此关键时刻，我担负起责任来确保马共各单位执行急转弯的命令，一个无疑是跟大多数人倾向于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愿望相违背的命令。其时，我对莱特这个指示背后的动机以及它是否明智，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相信它都是来自有效运作的党中央的意见。
即便是在让战败的日军加入我们的部队来反对英国人这一具体问题上，我基本上也觉得莱特的推理是有道理的。他坚持认为，马共在马来亚只是在华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在马来人中间则很弱。他指出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说，我们如果要继续打下去，就只能依靠华人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在乡村马来人中间赢得了相当有力的支持。我们在霹雳就曾开始吸收和训练马来人，但日本投降打断了这个计划。
向霹雳和吉打各级党委会传达莱特最新指示的任务又落到我的身上。事实上，吉打的同志们至今仍未收到有关1944年10月双文丹指示的消息，所以，并没有作出成立秘密队的安排，致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这样，他们的游击队的编制变成全都听命于英国人，并且跟他们的各个英国联络官紧密合作。在我向吉打马共领导人说明这一新指示的精神后，他们才采取紧急措施。结果，只有一半的公开队应要求而公开解散。
约有300至400名游击战士突然失踪了。最后，吉打州委会得想办法为这支突然不见的部队收藏好武器，并加以解散。只有霹雳和吉打的少数几个地方的游击队，把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招牌的名字换了。同时也改换了我们的旗帜。到了9月初的头几天，我完成了把党从积极准备打仗的方向改变过来的任务。我必须使同志们冷静下来，平息他们的情绪，制止过激的行为，甚至逮捕违抗命令者。我的精神和情绪差不多已消耗殆尽。我用以下坚定不移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即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即刻开展抗英武装斗争，不过毫无疑问，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抱着未来将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心情回吉隆坡
我抱着这种心情回去吉隆坡。我的刚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同僚——刘尧，已经在首都办公。他是跟戴维斯及其英国联络官道格拉斯-布罗德赫斯中校一起调来这里的。后者是为了跟我们的第一独立队一起活动，通过空投来到雪兰莪的。(他于1946年获委任为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东南亚司令部曾经征用一批位于英国最高专员官邸附近的肯尼山高级住宅区的别墅。其中一间供马共高级负责人使用。我和刘尧迁入这座别墅居住。我们俩还获得轿车代步，为此，我们调来自己的游击队员来当我们的司机。
我在新居刚安顿下来，戴维斯就来这个别墅见我。他邀请我一起到摩立去迎接在雪兰莪西南岸登陆的英军。当日本投降时，部分准备反攻的英军已经从哥伦坡启程，正在前来马来亚的海上。英国人不但没有中止这个行动，反而是继续按其计划进行登陆，同时在宣传上为这次行动大造声势。第一批卷土重来的英军是于9月3日在槟城岛海滩上岸。
数天后，戴维斯和我肩并肩友好地站在摩立海岸边，默默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如何变成一个令人扫兴的结局，虽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然而，却是一个令人扫兴的结局。在某些时候，我曾这样想过：是我们让他们毫无阻挡地卷土重来，夺回长期来被他们掠夺的土地。自从杨果向我传达莱特在双溪毛糯的新指示之后的日子里，这种想法一直支配着我。在摩立，我不太关心发生在我周围的事。在我耳际，充斥着兴高采烈词语的祝贺。彼此之间交换者赞美欣喜之情绪。那些疲累的大人们宣称，战争结束了，完成了，这实在是太美妙了。
然而，戴维斯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戴维斯一定是被气坏了
如今，据有关的解密文件揭露，在日本投降之前的瞬间，东南亚司令部曾通过无线电发出两份信息给戴维斯。其中一份的部分内容说：
“如今胜券在握，你们的贡献起了重要作用，应予肯定。”
另一份则命令戴维斯：
“盟军即将到达，不过同时应避免冲突和无谓的流血事件，你和你的下属要避免到仍为日本人管辖的所有城镇及其它地区。”
戴维斯一定是被气坏了。他于8月19日发出以下电文：
“你们最近的电报，令人困扰。下面所说的事，你们当然清楚。受控制的抗日联合部队，是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统帅指挥下的将士。他们期望和等待的是明确的命令，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指示。对他们决心服从的这种命令，倘若它们是合理的，我会信服。要他们继续半饿着肚皮留在山上而让盟军悠悠自得地从日本手上接管政权的命令，是没有道理的。应该与日本人达成某种安排，让受控制的抗日联合部队在过渡时期出来活动，虽然他们不需要去干预日本人的行政事务。抗日联合部队应可以分享胜利的全部成果。受控制的抗日联合部队现应局限于那些我们已经武装的队伍以及其他那些愿意接受我们控制的武装人员。他们应得到充足的口粮，而且必须尽快可以为我们利用直至解散为止。善待这些受控制的抗日联合部队，必将对尚未受控制的抗日联合部队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们中的许多人随后也许会被我们吸收。请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和加强集中控制，否则纪律必定会崩溃。这一切的后果,将会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况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来消除。事情已经非常紧急。令人扫兴的灾难性结局的严重风险就摆在那里。”
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伦敦，特工部的L.F.谢利丹上校把戴维斯的信，附在一封盖上‘绝密’字样的信呈交给时任伦敦殖民地部最高官员G.E.J.肯特先生。而肯特随后不久就出任战后英国第一个驻马来亚最高专员。谢利丹于1945年8月27日的信上说：
肯特先生:
附上一封来自马来亚的136部队高级代表的来函复印件，仅供您个人参考。
我不希望您会以为，我们对戴维斯的看法过于重视。他在该国毫无疑问相当不舒服的条件下生活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而且在如此条件下又经受了因难受的气候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我们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体会，就是联络官们由于时间长了，变得较易受他们所属的抵抗组织的观点影响。
虽然如此，他信中所表明的引人关注的问题，我想，也是抗日联合部队领导人心中关注的问题。
L.F.谢利丹 上校
谨 上
伦敦高官们的愚昧无知和自命不凡
就伦敦方面看来，戴维斯在热带地区呆得太久了，因此，明显地在变成本地人了。谢利丹的意见，实在太不像话了。他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概括了大英帝国第二次准备把殖民主义枷锁套在马来亚及其人民头上时，对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愚昧无知的表现。
肯特于8月29日给谢利丹复信如下：
非常感谢您8月27日条子及其附来的戴维斯的信。他的反应，无疑忠
实地反映了那些与他过去某些时候曾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圈子里人的想法。而那些人应继续牢记在心，在新环境下将会有问题待解决。
尽管如此，我可以假设，抗日联合部队里那些不愿当土匪一行，而更愿意有正常职业的人，一旦他们看到时机有利可图或工作条件更为舒适的话，一定会相当快地遣散自己的。但是，我们应该祈望拥有一个核心，一个必需具有同情心和认真负责精神的核心。
G.E.J.肯特
谨上
如果我沉浸于当时他们之间的来往函件的话，我一定会对其实质没太注意。什么‘有利可图和更为舒适的工作条件’，从来就不会深入到我脑海里。如今，我才领教了那怕是最愚昧无知的英国人，在地球的另一边的高贵办公楼里谈论亚洲人时所强装出来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派头：谢利丹的装腔作势是一类，肯特要人领情的口吻则是另一类。
与此同时，我脑海里思绪万千。再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跟莱特深入商讨他提出的关于重组马共的政治机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的问题了。
我绝不是野心家
我在竹脚医院附近的实利基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住了一晚。此时派驻我们新加坡总部的部队，是从柔佛调来协助在日本投降后的余波中，维持法律秩序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几个排。9月10日，这几个排的战士受邀参加在武吉班让举行的群众大会。会场上，我们一批华族女游击战士，身着三粒星军装，头戴三粒星军帽，成为全场众目睽睽的焦点。大会群众极其赞赏我们的战士。
原来，莱特计划成立一个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他提出的重组议程，在会上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他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和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临时中央除他外，还有阿仲——失去联系好久的在东彭亨的幸存老资格中央委员，杨果——雪兰莪州委书记，陈勇——柔南书记和我本人。
我从未对如此受人尊敬的地位抱有野心。自开战以来，不论我在党内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是什么，我从未想过自己要担当一个领导人的角色。我绝不是野心家。当战争结束时，我还不到21岁。作为一个青少年，当我最初抱着回中国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梦想时，我已完全准备好去死。我知道刚毕业出来当排长的年青士官生的伤亡率达百分之九十左右。之后，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我又打算回去参加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打游击战。这一思绪如今依然挥之不去。我没想过要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职业军人。我准备为我的祖国，一个我从未踏上过的土地去死。
我是在从事一场国际性斗争
我深深为毛关于游击战的理论所折服，并坚信这个理论是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中国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她不能期望短期内打赢战争。之后，战争风云突变。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又入侵马来亚。如今，日本战败了，又轮到英国佬卷土重来。如果说我曾打算在中国去死的话，那么，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死在马来亚呢?毕竟，共产主义思想教导我，我是在从事一场国际性斗争。
英国重新占领新加坡的军事行动于9月5日开始。当天中午刚过，一艘皇家海军护航舰在皇家海军军舰SUSSEX号和皇家海军军舰CLEOPAPTRA号等巡洋舰护送下，驶进远离新加坡岛的港外泊地。这艘护航舰因为扫雷艇在清理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日本布雷区的海上走廊，延迟了两三天才抵达。打从自英印军第15军团抽调并由菲利普-克里斯狄生中将指挥的先头部队登岸时起，英国就宣告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地区成立一个名为英国军事行政机关的‘临时政府’。
很明显，为了试图安抚我们，我们获邀派出总共三个马共代表，参加到英国军事行政机关的顾问委员会。实际上，我们在新加坡、雪兰莪和霹雳的顾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代表。英国军事行政机关的表示，并不大方。它意味着在其它61票的总数当中，我们只有三票。
与此同时，英国人并没有表明，他们从未撤销的战前发布的结社与驱逐出境条令，至今是否仍然可以用来威吓马共的活动。事实证明，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军事行政机关可以把我们置于一个适合的政治地狱里，在那里我们的半合法半非法的地位可以任由其操纵和控制。
(本文译自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8章)
(全文完)
附：田中清明和桥本惠之
——两位献身于马来亚革命事业的伟大日本国际主义战士
来源：马来西亚21世纪老友网站
在马来亚人民武装部队里，有两名日本籍国际主义战士 - - 精德同志和阿福同志。他们对武器军火学有专长，长期以来负责部队的工厂车间工作。以下是精德同志和阿福同志生平介绍 (资料引自方山编写的《见证和解与回马》一书)：
两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资料
马来亚人民军里的两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田中清明和桥本惠之将于1990年初告别40多年来生死与共的马来亚战友，返回日本与亲人团聚，渡过他们幸福的晚年。
两位日本同志是在1944年8月一起被当时所任职的日南制铁株式会社派遣来马来亚吉打州分厂工作的。
田中清明到马来亚时，是一个33岁的青年机工，现在已78岁高龄。桥本惠之当时是一个27岁的公司文职人员，如今也是72高龄了。
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同志，在12月25日回到密林深处的人民军总部和同志们欢聚时，接见了这两位日本同志，并(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慰问。陈平同志分别和他们热烈拥抱、握手，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田中清明和桥本惠之都是第一次见到陈平同志的。田中清明事后告诉同志们说，40多年来，我日夜想见一见陈平同志,现在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能在回国前实现多年来的愿望，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桥本惠之也告诉同志们说，能够在和谈成功后，见到日夜盼望见面的陈平同志，非常欣慰;但刚见了面又要匆匆告别，感到依依不舍。两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都认为，陈平同志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他们又要回国，离别是不能避免的。他们衷心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再见到陈平同志，两位日本同志表示非常钦佩陈平同志。他们指出，在陈平同志的领导下，马来亚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这次和谈成功和解决武装对抗问题，他们回去日本，就更安心了。
田中清明同志1911年5月25日出生在日本九州一个穷苦工人的家庭，只进过几年学校。战前曾在日本东北铁道当过学徒。1937年服兵役。1938年被派出国，先后到过朝鲜、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1940年因病退役返回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次被征入伍，先后到过海南岛、台湾、菲律宾和爪哇岛。1943年回日本休假后退役，进入日南制铁株式会社工作，并于1944年8月被派到马来亚。1945年9月16日，他和一批日本同事一起，光荣地投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此后数十年，为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和民主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目前，田中清明同志在日本的亲人有妻子春世、大女儿清子和弟弟田中国胜。
桥本惠之同志1917年4月8日出生在日本横须贺一个海军军官家庭。父亲退役后当中学教员，因参加社会活动遭校方迫害，以致精神错乱去世。父亲去世后，母亲卧床不起，一家生活靠亲友支助。年青时的桥本惠之同志由于家庭贫穷，只好半工半读，以后也缀学了。在亲友帮助下，先后在镰仓、东京、神奈川的事务署当职员。后来进入日南制铁株式会社，被公司派来马来亚当文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便和一批日本同志一道，作出了光荣的选择，献身于马来亚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的事业。目前，桥本惠之同志在日本的亲人有大弟桥本德之，小弟桥本荣至，妹妹美均子和姐姐、姐夫等人。
在这即将告别战友们返回祖国的时刻，两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情绪高涨、精神愉快，不断和同志们合影留念，并把通信地址送给同志们。
(《马来亚民主之声》电台1990年元旦播出之报道, 题目：两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即将回国，安度晚年)
精德同志
一. 生 平 简 历
队名：精德、金德
姓名：田中清明 Tanaka Kiyoaki 出生：1912年5月21日 逝世：2000年4月1日
明治45年 (1912) 5月21日出生于日本熊本县玉名郡南关町下原。
16岁毕业于南关寻常高等小学，进入熊本市肥筑铁道公司当机车修理工。18岁转入自动车部当汽车司机。
1937年，25岁，“满洲事变”，服兵役一年。26岁结婚。
27岁，“中华事变”，被征召入伍，为上级军官开汽车。在华曾到过丰台、承德、 保定、石家庄、大连、上海、镇江(时间较久)、南京、大冶、武汉，返回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调派到海南岛服役于机械化部队。先后调去台湾、菲律宾南部、印尼爪哇，曾在泗水一年，之后经新加坡两天，乘火车北上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年后日本战败，和桥本惠之、常冈达吉等8位日本士兵在吉打牛仑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地下组织。1948年，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与其他日本士兵都加入抗英队伍。
1989年底，合艾和平协议签署。越年初，同桥本惠之返回日本与家人团聚。神户大地震，房屋倒塌，与妻子一起获救。90、91、92、94、96、97、99年先后7次到泰南和平村探访老战友。
2000年4月1日于神户病逝，遗下的家人有弟弟国胜、女儿清子、一男孙和一女孙。
(注：本资料为田中生前口述记录 ; 2-4-2000 重新整理)
二. 老战友回忆精德(田中清明)同志
前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军日本籍干部田中清明先生今年3月4日因呼吸困难进入日本神户市医院急诊，据医生检查得知他胰脏有肿瘤，影响肺部，需靠氧气罩呼吸并留院治疗。此后两个星期，病情平稳。3月20日起病情转剧，不时昏迷。4月1日中午，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8岁。
田中清明在前马来亚抗英武装部队中工作达42年之久，队名精德 (也叫金德)。1991年1月回日本神户与太太、女儿等亲人团聚。过后，他曾连同另一日本籍战友桥本惠之(队名阿福)多次回访泰南和平村，有时其太太、女儿也随行。其太太及战友桥本先后逝世的最近几年来，田中(精德)单独一人，每年继续从遥远的日本乘飞机到泰南和平村探望朋友。他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是晚年最美好的精神享受。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到吉隆坡探访回马定居的熟朋友，原订于今年年中成行，不料却一病不起而无法如愿以偿。
田中(精德)生于公元1912年5月21日，年轻入伍，原在日本南侵时的机械兵团服役，在二次大战中曾经受过伤。大战结束后，在1945年9月中，他毅然参加马来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运动。在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为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事业服务，特别是在1948年6月20日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以其丰富的科技知识和经验，在设计制造各种适合游击战争的轻型武器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作出可贵的贡献!
他在马来亚人民军队中是一位英勇善战，深受尊敬的老战士。他先后参加过多次的反“围剿”战役，曾用手榴弹突破英军的包围圈;曾在敌机疯狂轰炸和扫射时抱起轻机关枪对空作战、射击敌机;也曾负责在战场上巧设地雷阵，准确引爆地雷…… 等
等。
1949年1月中旬，以吉打北部纯督 (Sentok)为基地的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军第 8支队独立第3分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战 (包括打死一个英军少校) ,当时报章称之为“震动英伦”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田中(精德)和其他战士们，得到抗英部队总司令部的嘉奖。半年之后，以田中(精德)及其日籍战友桥本惠之(阿福)为主力的小兵工厂，从吉打北部向南移到吡叻北部，配合部队开展地雷战和使用炸药包。他们除了连续粉碎英军的几次军事围剿外，也曾多次开展伏击战和进行爆破，取得可观战绩。1955年华玲会谈破裂后，田中(精德)全力参加筹建马泰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和斗争。
田中(精德)在队伍中，每年都被评为“工作模范”和记上大功。1975年初，抗英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授予他“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1989年12月间，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三方达成历史性的和平协议。次年一月初，田中(精德)回到日本神户市兵库区家乡定居。
另:精德(田中清明)的日籍战友阿福(桥本惠之)也于1990年1月由亲人迎接回日本千叶县定居;1997年随二弟桥本德之迁居茨城县,是年9月9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2岁.
(前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军老战友对日本籍干部田中清明先生生平的追忆 - -2000年4月)
三. 田中清明(精德)简历 － － 报章登载
[吉隆坡4日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继续留在马来亚参加反殖抗英斗争，争取马来亚独立、自由的日本朋友田中清明先生，因患胰腺癌治疗无效，不幸于4月1日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89岁。
田中清明，1911年5月21日在日本熊本县玉名郡南关町出生。1918年就读南关高等小学，1926年毕业，之后当汽车司机。
1932年，田中被征召入伍，在熊本炮兵第六连服役两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田中又被征召入伍，隶属独立轻装甲车第六中队。两年后退伍，1941年再度被征召编入南方军。1943年复员，在日南制铁株式会社机械部工作。1944年，日南制铁到马来亚组建公司。田中被派到马来亚北大年新公司任职。离开日本时，田中家有母亲、妻子及长女田中清子、长男田中国胜、次男田中念 (从禾)。
田中到马来亚不久，日本已经无力再战，准备投降。那时，田中已经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初步联系。在日本投降前夕，田中连同公司内的几个日本员工，把公司里宪兵部保管的一批枪械转移出来，交给人民抗日军。战后，田中清明和桥本惠之、常冈达吉等8位日本朋友，加入马来亚人民抗英军，在吉打州莪仑地区开展农村工作。
1947年7月，田中随长途交通到莪仑后转回纯笃，再转到司南马地区。1950年，部队成立修械组，田中受委为该组中心。1954年，田中随同部队进入马泰边境地区。最后，在部队机关队担任兵工厂中心职务，直至1989年，马、泰及马来亚共产党三方面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停止武装斗争。
和平后，经历长期森林游击战争幸存的两位日本朋友田中清明和桥本惠之先生，由日本政府接送回国。(桥本惠之已于1998年逝世) [注：应是1997年之误]。
1995年1月17日清晨，日本神户发生大地震。田中先生家处震区中心。虽然房屋倒塌，灾情严重，但庆幸田中及夫人，皆被抢救人员从废墟中救出而脱险。
回日本后，田中先生曾先后 8次(注：应是7次) 访问泰南。1999年，也是田中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泰南，当被问到为何他在日本投降后，坚决放弃一切，留在马来亚继续战斗?
田中先生回答：
“日本政府欺骗马来亚人民，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野蛮的侵略。这个我们完全反对。日本战败，又把马来亚交给英国作为殖民地，同样受到英国侵略和压迫。我们当然反对。所以我决心留下来协助，为马来亚人民的独立、自由坚持战斗到底。”
田中先生逝世后，英勇为马来亚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日本朋友，已经全部告别人间。
( 载于2000年4月5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
四．回马战友缅怀精德 (田中清明) 同志
按：精德老人家于1996年5月3日给回马好友来信，述说1995年神户大地震时，他与太太脱险的经过。由于太太惊吓过度，从此得病，于1996年1月25日病逝医院。精德老人家将太太的骨灰护送到熊本县家乡的寺院供奉，然后回到神户自已灾后的新居所。据老人家在来信中反映，他已习惯了独居生活，尚望好友们切勿耽心;而他也即将再次(可能连同阿福老人家)访问泰南，并希望到时能同回马好友会面。以下是回马成员寄给精德老人家的回信：-
敬爱的精德老人家：
很久没有收到您的来信，想念得很。今年5月中旬接到了您的来信，如获至宝，大家立即将信件复印几份，互相传阅，奔走相告。
去年，神户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大家都很震惊、很焦急，因为地震中心靠近兵库区，而这正是您当时的住宅所在。不久之后。阿福老人家曾写信给我们，告知您老人家已安然度过难关;但是，我们在没有得到您亲自证实之前，心里总是忐忑不安。
现在，从您的来信中，得知您和夫人当时都能安全脱险，真是吉人天相，大家都为您高兴和祝福!然而，您的夫人由于年老体弱，遭受这场大灾难，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导致生活失常，到了今年1月25日不幸逝世。对此，我们为您老人家失去了忠贞相守几十年的爱侣而深深悲痛!我们的笔墨是无法安慰您老人家的，但我们深知您是坚强的长者，是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而勇往直前的好汉。
可不是吗?尽管面对千辛万苦，您还是决定要在不久的将来再度到泰国访问同志们，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壮举啊!在此，让我们向您老人家致以万分敬意!
这里的同志们都很盼望能同您晤面，虽然由于客观的阻隔，短期内看来还无法如 愿;但我们强烈寄希望于不久的将来。谨此，这里大家衷心--
祝愿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祝贺您之家人万事如意!
一群回马好友 上
1996年6月17日
精德老人家逝世后，回马成员给老人家的女儿北山清子 (Seiko Kitayama)捎去慰问信，全文于下：-
尊敬的北山清子女士：
令尊清明先生。也即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精德同志虽已离别了人世，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老人家为马来亚人民以及为马、泰边区人民所作出的国际主义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精德老人家为马来亚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而在马、泰边区森林战斗了42年之久。在部队中，精德同志每年都被评为“工作模范”和记上大功。1975年，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还授予他“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精德同志的昂扬斗志、崇高品德以及体现在他身上的日本劳动人民的高贵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大家珍惜友谊、发奋图强、百折不绕、胸怀世界。
1989年底，《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精德同志与阿福同志(桥本惠之先生)双双回返日本家乡定居;而我们这批战友(3、4百名)也先后回返马来西亚与家人团聚。值得一提的是：回到家乡之后，精德老人家还多次千里迢迢飞到泰南探望留在边区的老战友，他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是晚年最美好的精神享受。他老人家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来探访我们这批回国定居的老战友。他去年在合艾时已经同我们通了电话，约好在今年起程来吉隆坡的，不料如今却一病不起而无法如愿以偿。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我们这批在马来西亚的战友怎能不为此而悲痛不已!
我们无法赶到日本神户向老人家的遗体致敬和告别，尚请您、尊敬的北山清子女士给予原谅。在此，谨将我们这批在马来西亚的战友向精德老前辈致敬与悼念的挽词(刊登于《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复印寄上，请您过目。另有我们敬爱的精德老人家与阿福老人家(桥本惠之先生)的军装与平装照片，也附带寄上，谨供留存。
在此，让我们向北山达雄君、您以及您的其他家人致以忠诚慰问!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回马好友
2000年4月8日
五. 补充
(1) 2000年4月5日，回马同志约250人联名在马来西亚华文报 (《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刊登挽词如 下：
国际主义战士
精德 (田中清明) 同志永垂不朽
(2000年4月1日于日本国神户市病逝，享年88岁)
功业千秋 浩气长存
(2) 在父亲后事料理完毕后，北山清子女士即给回马成员传来“泣谢传真”，告知同志们：依日本风俗，其父亲归天后，取法号“释清明” ;骨灰供奉于佛庙。
2001年8月22日，北山清子女士带领幼女菜菜子 (Nanako) 专程护送其父(精德同志) 骨灰,于泰南邦朗和平村供奉。
阿 福 同 志
一. 生 平 简 历队名 – 阿福
原名 – 桥本惠之 Hiroshimoto Shigeyuki
1915年(注)出世。曾在日本修读化学专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桥本被派到马来亚日本商行任职。大战结束后，继续留在 马来亚，并与其他日本同伴一起接触抗日军地下组织。1948年“6•20”抗英战争爆发，在吉打参加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军。
1954年，随军转移到马泰边境，参加建设边区根据地的工作。
《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后，于1990年初，由家属接回日本，但没有回返其家族原籍的日本神奈川县镰仓老家，而是随二弟桥本德之居住于千叶县。1992年、1994年与1996年曾三度同田中清明联袂重返泰南边区和平村探访老战友。
1997年随二弟桥本德之迁居茨城县鹿岛大洋村。是年9月9日因脑溢血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2岁。
(资料来源：阿福同志生前口述)
注：据其家人较后提供的资料显示，出生日期应为公元1917年4月8日。精德、阿福同志的出生日期，都有些差异。
二. 缅 怀 阿 福 同 志
1. 阿福老人家在日本逝世的噩耗辗转传到泰国后，泰南朱拉蓬公主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发展村全体村民，于1997年10月 15日在泰国中文报 (《星暹日报》与《亚洲日报》)刊登挽词如下：
日本国神奈川县
桥本惠之 (阿福) 老先生千古
(于公元1997年9月9日在日本茨城县逝世)
胸怀世界 业绩长存
泰南朱拉蓬公主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发展村全体村民 敬挽
2. 1997年12月22日，回马老友向阿福同志的弟弟桥本德之先生发去对阿福同志去世的吊唁传真 (此传真由精德同志转交)，全文如下：
尊敬的桥本德之先生
令家兄桥本惠之先生即我们敬爱的阿福老前辈，他为马来亚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而在马、泰边区森林里战斗了42年之久。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日本劳动人民的高贵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以及马、日两国人民 为正义事业而奋勇前进!
我们遗憾无法向阿福老人家的遗体告别，谨此恳请您在阿福老人家灵前转致我们的吊唁颂词如下：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马来西亚 回马战友 敬颂
在此，让我们向您以及您的家人致以衷心慰问!
马来西亚一群好友 上
1997年12月22日
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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