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刘实，1924年生，原名蔺善达，曾改名刘载恒，后改名刘实，笔名刘景、景留，辽宁辽中人。1939年他辗转流离到位于四川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中学，因为宣传抗日被列上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捕，秘密离开学校。1941年进入东北中山中学。1942年在重庆学徒、做工，在我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人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0月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1983年10月再次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曾出版《曙光就在前面》、《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职工思想工作漫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因病于2015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每当我回顾武汉工人运动史时，我的脑中就呈现出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早期的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包惠僧、施洋等等，走进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建立工人组织，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工人开展经济的以至政治的斗争这些情景。科学的马列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工人阶级就威武雄壮地走上政治舞台，展开震惊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斗争。
我也怀着这样的体会，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
一、在武汉工人群众中扎根
我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做工，并且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做工人工作。到抗战胜利时，重庆比较大的机械工厂和印刷工厂里都有了进步力量。为了从组织上巩固工作成果，一部分进步力量被发展为党员，大部分进步力量组织成为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党员和民主工作队的组织下，在重庆全市发动了合理遣散斗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党派我到武汉做建党工作。
我到武汉只是带了两封普通介绍信。那时武汉没有党组织，有些解放区派出的城工工作人员，我没有也不应该同他们联系。我到武汉后，首先在义顺泰油行做装桐油大锅的修复工作，是铆工活;然后到汉昌肥皂厂做设备安装工作，是钳工活。我原来是做车工的，干这些活我是外行，就跟着懂技术的工人干，我实际是打下手。有了落脚的地方，逐步聚集了几个进步工人，又把重庆陆续下来的党员和民主工作队员在这里暂住过渡。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二十多位党员和民主工作队员进了武汉的工厂。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张维铭、邓祥、杨福潮、张兆乾、张华镛、侯杰、蔡杰、刘士珊、李平、王信和、齐承焕、张正楷、王宗彦、张彦、张杰、邓祖安等。像江岸机车车辆厂、江岸机务段、大冶电厂、大冶钢铁公司、武昌下新河电厂、十一兵工厂、海军工厂、第一纱厂、南洋烟厂等重要工厂，都有了我们的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开辟武汉工人工作上都起了积极作用。
武汉纱厂女工很多，怎么与女工建立联系?恰好当时有后方党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解放区的四位大学生，因国民党军队包围了解放区而进不去，留在武汉，与我们有了联系。其中有一位女大学生，是教授的女儿，就是张瑾格同志。我们动员她去做女工，她欣然同意。经介绍进入一纱厂做女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休息时间还要到女工中交朋友。就这样开展了一纱厂女工中的工作，但同时她也累得得了病。还要讲到的是，为了加强被服总厂的工人工作，联营书店店员、知识青年赖绍文同志(后改名王志明)毅然走进被服总厂做工人。
我们当时是按照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行动的，那就是勤学、敬业、广交友(也有的说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主要是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也学马列基本理论。敬业是成为工作内行，做好本职工作。广交友，与周围的人在生活上互助，进一步成为政治上的知交。当时彼此介绍职业，互相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用堆金会(互助会)、兄弟会、姐妹会组织起来。也帮助工人学文化，开展文体活动。工人中的骨干则建立了进步的群众性组织--武汉工人民主工作队。敬业是很重要的，我这里讲讲大冶电厂的杨福潮同志。他在安装火力发电机(也称透平)上内行，工作态度认真勤恳，电厂负责人感到离不开他，同事对他也很尊敬。他把党员和进步工人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起开辟了电厂的工作。
我们当时是年轻人，都很注意在老工人中交朋友。老工人了解情况，有较多的斗争经验，我们向他们学习。像纱厂的袁道华，被服总厂的傅言法，都从朋友到成为同志。我自己就到江岸机车车辆厂看望二七老工人杜尧卿等人，听他们讲二七斗争的实况和经验。汉阳兵工厂有个叫黄凤山的老工人，他抗战初期加入党，后来工厂迁到湖南失掉了联系，他一方面坚持党的工作，一方面积极找党。抗战胜利后，工厂又搬回武汉，经人介绍与我们联系上了，他那种高兴的情景，实在难以形容。可惜这位老黄同志积劳成疾，一次他从武昌到汉口向组织汇报工作的时候，走到江汉关吐起血来，就死在江汉关下。
到一九四七年春，我联系的同志作为一支力量，同另外做学生、教师、职业青年、统战工作的两支力量会合在一起，建立了党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一九四八年秋，党的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下面建立了职工工作委员会。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建立，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二、武汉被服总厂的工人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七年秋，武汉各行各业工人几乎都发动过斗争。纱厂工人举行过摇班，他们把罢工称为摇班。十一兵工厂工人举行过怠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过要布斗争，同时揭露伪工会是国民党的走狗。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工人到处在反对他们，就发布了一连串镇压工人斗争的命令，什么《防止工潮加强工运办法》，什么《严防破坏生产制止奸伪活动办法》，什么《劳资纠纷处置法》。但是，痛苦的生活促使工人运用怠工、罢工的武器进行斗争，斗争保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也锻炼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共产党壮大起来。 我这里着重讲讲武汉被服总厂工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罢工斗争，因为这次斗争持续了十天，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震惊武汉和全国。这次斗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也体现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结合。
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开设在硚口，经常有五千人工作，到工作忙时，增添临时工，工人总数就达到一万人以上。规定的工时是十一小时，另外有四小时是常年加班。每月所得工资相当银元一块多钱，另有三斗米津贴。马场是单身工人宿舍。眷属宿舍在鸿大栈房，一间房子住十多家。这还不够住，工人就在栈房周围搭了一些席棚或木板屋。
发生请愿、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发奖金的事。被服总厂要求工人提前在十月底完成年计划和追加任务，答应给每人发四十万元奖金(可买三石米)。为此，工人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可是到了发工资和奖金时，却出了新布告，上面写着：“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金
(包括裁缝两厂的计件工资)碍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十万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仰体时艰……”当时，物价飞涨，工人都想得到这笔奖金。看了这个布告，工人讲：“这简直是喝人血，吃人肉，骨髓里榨油。”大家认为，不管厂方玩什么花样，一定要这笔奖金。
这时，厂方又下达赶制军单衣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裁剪工人到工务课领取裁衣样板时，与工务课长发生争吵。厂长徐福海也走进了裁剪室，大吼：“你们闹，我就写条子开除你们几个;再闹，我关了厂，全饿死你们。”工人长期压制下来的愤恨爆发出来了，工人决定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到了行辕后，行辕出来的官员答复是：“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工人们回厂等待了一个晚上，却没有看到行辕任何一个人，决定明天再去请愿。
十一月七日，被服总厂的周围布满了军队。工人的请愿队伍在被服厂门前集合了，发现昨天请愿时几位讲过话的工人不见了，同时发现特务正在抓人，于是，工人带着这个特务一道向行辕行进。当请愿队伍经过单人宿舍的马场门前时，厂警队在厂部秘书钱汉章率领下阻止工人前进。厂警向天空鸣枪，钱汉章则以手枪直接向工人射击，并指挥厂警步枪机枪向工人射击。当场，就有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被打死，三十多名工友受了伤。工人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料理死者、伤者，一部分继续向行辕行进。这时，厂警乘三辆汽车追赶请愿队伍，沿途用刺刀、枪托殴打工人，马路上来不及躲避的行人也挨了打。请愿队伍到了武汉行辕，行辕官员们的答复仍然是：“你们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解决。”
当天，我和邓祥知道被服厂工人死难的事情后，立即赶到那里。我当时是党的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邓祥负责工人工作。我们见到在被服厂金木车间工作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张彦和他联系的进步工人傅言法，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
十一月八日，总厂各工间全部宣布停工(不能讲罢工，停工就是罢工)，谌家集分厂和武昌分厂也接着宣布停工。每个车间的工人组成几个小组，以车间为单位组成总组，每个总组推选一个代表组成“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
十一月九日，工人分小组开会讨论。有的工人说：“枪子没有眼睛，不饿死，说不定打死，连枪子都看见了，还怕什么。”有的人说：“人家是为我们死的，给死人报仇，谁能不赞成。”
十一月十日，厂内到处贴满了标语，“给死人报仇!”“杀人者偿命!”“我们吃不饱肚子，我们要活命!”
“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发表了“告武汉工人兄弟书”、“告武汉各界同胞书”。传单、标语在武汉一些工厂里出现。茶馆里喝茶的人也接到了传单。
十一月十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到厂讲话。他说：“现在人已经死了，抛尸露骨地摆在那里有什么光彩。我看还是埋了算了，埋了马上开工，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工人大声问他：“白日杀人是否光彩?是否也就这样了事?”“你们做官的人打死人犯不犯法?你要说不犯法，我们就开工。你要说犯法，就依法办了，再开工。”阮齐说：“打死人是法律问题，有法院处理。我可是警备司令，你们现在罢工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就要管!”工人大声发问：“七号那天厂警队从研口一直杀到行辕门前，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来维持治安。今天我们为着给打死的兄弟伸冤，反倒犯了治安?”“埋了以后什么都答应，为什么现在不答应?”工人齐呼：“杀人的偿命!”“枪毙凶手钱汉章!”最后，阮齐说，还是推派出代表来和我谈判吧!并就此下台走出会场。
张彦在群众面前说话了：“我们现在只有团结一条心才有力量，才能得到胜利。”全场工人喊起来：“推张彦做总代表，大家都听你的。”
十一月十二日夜晚，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已装殓在棺材里，马场前的马路边上搭起了灵棚。灵棚由全体工人分成小队日夜轮班守灵。傍晚，国民党士兵和打手乘坐汽车准备来抢尸，全厂工人涌到灵堂，有些工人站到棺木上，军队和打手看到无机可乘走了。
夜晚，一个码头工人来报信，说军队抢尸不好，要我们码头工人来抢。大家要我来报个信，让你们准备一下。
被服厂工人分成五路：一队专管信号，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锣;一队是守在灵堂就近，每人都拿着木棍，另外还预备了大批的石灰包;两队是锥子队和鎯头队，准备破坏汽车用;还有一队是巡逻。
十一月十二日，礼拜天。各工厂的工友三三两两来到被服总厂，手里拿着香纸、蜡烛、挽联。灵堂上挂起了各厂工友的挽联。
我们请愿为的吃饭，你们杀人为的什么?
--海军工厂全体工人
再莫谈保障人权实纸上谈兵，
说什么劳工神圣骗工人出力。
--纺织工友
为肚子不得饱去请愿竟遭此荼毒，
无人性两足兽敢持枪杀死我工友。
--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工人
说是严办，实是不办，他们想马虎了事，
既为死者，又为活人，我们要坚持到底。
--失业电工张煜、李立德
各厂工友插上香，注视着烈士遗像、血衣、弹壳。
十一月十三日，被服总厂发现了以“被服厂全体工人启”名义写出的“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在全体工人集合后，张彦宣读了“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他说：“现在有两种标语，两种传单，大家赞成哪一个我们就照那一个办事。”工人全部站到“一一七血案”支援会一边，“全体工人启”那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张彦说：“‘全体工人启’是坏人假借名义来破坏我们的，我们大家要把这种破坏我们的传单、标语一张不留地刷掉，我们大家更要加紧团结，不要让坏人分裂我们。”
十一月十四日，联勤总部从南京派来一个赵高参到厂“调解”。谈判从下午三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赵高参要工人代表在写好的纸上签字。他说：“给死人家属一点钱，今天晚上出葬，明天早上开工。”工人队伍涌到会议室门外，有人大声喊：“到外面来谈判，不要关在屋子里谈。”当赵高参站在台阶上准备说话时，一个工人喊：“你说是高参，可有什么证明?”工人吼起来：“对，让他拿出委任状来看看。”赵高参无可奈何地从皮包中拿出证件，工人们给他照了像。谈判中，工人代表提出了八项条件：一、逮捕凶手，执行枪决;二、撤销厂长徐福海职务，交付法办;三、死者都是黄陂人，必须按当地风俗，摇独龙送殡，到江岸站上车，送回原籍安葬;四、死者抚恤费各一亿元，受伤者按伤势轻重分别发给养伤费三、四、五千万元;五、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六、立即补发被克扣的三十万元奖金;七、复工后，工资按市场物价，随时调整增加;八、保证人身安全，不得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在下午继续谈判中，工人代表把“枪决凶手钱汉章”改为“交付法办”，把“厂长撤职”改为“厂长免职”。
十一月十五日，武汉各厂工人准备举行同情罢工的风声传开来，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来慰问被服厂工人。南京、上海、长沙、郑州等城市的工人发来电报、信函，寄来慰问物资，对被服总厂的斗争表示支持、声援。下午两点钟，赵高参、特务头子孔庚，帮会大爷杨庆山来到被服厂，当众逮捕了钱汉章，厂长徐福海停职，另外还答应了六个条件。
十一月十六日，棺木上用棺罩，摇龙出葬。一万多人的送葬行列，每人手持一支香跟在后面，走过汉口的主要街道。棺木上的白布联写着：“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永远记得。”市民从大街小巷里涌到街头上来。
被服总厂工人张彦、傅言法在“一一七血案”斗争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随后被服总厂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一九四八年二月被服总厂当官的薪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工人分文未加。被服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于二月二十四日掀起了第二次大罢工。斗争坚持了十二天。罢一天工，就少生产八千套军服。在三月八日清晨，国民党实行大逮捕，一共逮捕了四百八十八位工友。在全市工人支援和学生运动的发动下，敌人陆续将被捕工人释放。
张彦和傅言法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被服厂。张彦和十几位工人一起进入江汉解放区被服厂。傅言法在三个月后到达哈尔滨，作为武汉工人代表参加了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改名为李启新。被服厂的共产党支部吸收了新的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三、保卫城市迎接解放
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眼看就要垮台了，最后想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这个时候，武汉就成为长江北岸突出的军事前哨了。
我回忆，武汉解放前这一段时间，党的武汉市委员会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主要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宣传革命胜利发展形势，振奋人民，瓦解敌人;二、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宣传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三、反对国民党将人员和设备迁移，反对破坏;四、对重要部门做调查研究，防止对重要档案、资料的破坏，为解放后接管做准备;五、在真空时保持正常社会秩序，保持水、电、电讯、交通、供应的正常运转。
从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南方局加强了武汉市委的领导力量，还从北方和上海调来从事学生工作的同志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党的武汉市委员会在临近解放前停止发展党员，建立了各方面的进步群众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工人民主工作队扩大成为武汉工人协会，把接受党的领导、为保卫城市进行斗争的进步工人都吸收到协会中来，这迅速壮大了工人骨干队伍。 我在这里着重谈谈武汉工人阶级反对迁移、反对破坏的斗争。
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下令把能搬动的机器、原材料统统搬走，把不能搬的完全破坏，把能带的技术工人统统带走，到撤退时，把汉口的张公堤炸开，把汉口人民淹在大水里，造成解放后人民生产和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最先要迁移的是军事工厂。三十兵工厂(原来的十一兵工厂)工人采取拖延的办法，故意形成工厂中的混乱，使拆卸进行得很慢，直到武汉解放还不能把全部器材运出去。
一纱厂成立了保厂委员会，推举共产党员袁道华和胡伯勤为正副主任。全厂工人在保厂委员会领导下组织起来，日夜轮班守护着厂门和仓库。
武汉电信局的员工在应变委员会的领导下，把全部器材分成了三批：一批是为了敷衍敌人，可以运走的;一批是贵重器材，就搬进了宿舍隐蔽起来;一批是维持通讯正在使用的，用木材堆在上面，看起来像垃圾堆。
京汉铁路的工人把好的机车分散到各处，拆掉车轮隐蔽起来。敌人把可能找到的机车，强迫工人驾驶过江到武昌去，工人就破坏了过江轨道，并拖延修复。
铁路机厂的机器上敌人绑了炸药，工人就在夜间开车进去把机器和工具运出来。
既济水电公司的职工在厂门和四周站上岗哨，机器房用纱包和铁板掩护起来。
武汉市的各工厂、学校、机关都组织了应变委员会，下面分设救护、纠察、消防各组，实际上应变委员会成了行政管理组织。
武汉市划分成几个联防区，联防区由大工厂和学校做核心，联合就近的机关、居民组成。每个联防区都有一个指挥部，中共武汉市委员会的委员分别担任联防区的指挥工作。武汉市委改变了过去按条条进行工作，改为按地区进行工作，以适应武汉三镇可能被隔开的情况。汉口电讯局、鄂南电力公司都成为指挥中心。
临近解放，重要工厂都建立了纠察队，汉口电讯局、鄂南电力公司、一纱厂工人纠察队都配备了武器。三十兵工厂工人纠察队拥有将近一百支枪。
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敌人撤出汉口，五月十六日下午撤出武昌。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解放，武汉工人阶级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作者：刘实。来源：《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纪念工人运动先驱者刘实同志》，激流网整理录入)
【附文】“据点”工作经验
——中共地下党南方局是怎样做群众工作的
编者按：我们此前发表过老革命家刘实同志的回忆录《记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文中提到1945年之后，搞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时，为了保护进步力量、避免遭受国民党的打击，没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组织，而是采取建立“据点”的形式。在这里，我们从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中选取关于“据点”工作的相关内容，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研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党分别隶属中原局和南方局，专门负责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工作，包括谍报工作、上层统战工作、文化战线工作和基层群众工作。基层群众工作包括工运、农运、学运。工运、农运、学运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掀起运动，再一个是深入群众。
掀起运动，就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国内外形势，或者利用本地区某一个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或突发事件，配合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意图，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示威、集会、罢工、罢课、宣传、通电等等。大规模的运动，不求必胜，只是为了造舆论，对反动当局进行揭露，让它丧失人心，在道义上丢分。小规模的(比如某厂、某校内部的)运动，则应尽量求胜，而且一定要让斗争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使群众能够享受之，并适时结束此次运动，以便鼓舞人心。
深入群众，就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职员中，以及各阶层群众中，广泛交友，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营造党的外围组织，甚至发展党的核心组织。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手段，同时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其目的是为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铺垫和积累工作，落实地下党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即：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等待时机。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广泛交友。为了地下党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朋友都要交，无论是人是鬼，五湖四海、三教九流都要交，但是这里的“交友”主要指结交政治思想倾向相同的朋友。
在群众中发现和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可以通过大规模活动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更多地则要靠平时抓住各种机遇、利用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场所(如工会、学生社团、办报、办学、办书店、社会募捐等等)，从交朋友开始。为了广交朋友，在合法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中，应想方设法壮大进步力量，进步力量应当设法逐步争取领导权。同时进步力量在合法社团和活动中，要注意团结知名人士和实权人物，发挥左派人士的真诚协作，利用中间派人士的客观帮助，通过团结分化政策稳住顽固派人物，防止和减少其出来破坏。
平时发现的积极分子要靠大规模运动去锻炼和识别，而大规模运动的准备和实施又要依靠平时所交的朋友，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这样滚动式向前发展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共地下党南方局在群众工作中摸索出“据点”这样一种形式和一套经验。所谓“据点”，就是没有名称、没有章程、没有明确制度的朋友“堆”，它以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为基础，是党和白区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其组成包括党员干部、非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三个成分。党员的身份即使在朋友圈子内部、“据点”内部也是隐蔽的，而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在社会上也是隐蔽的。
据点内部朋友之间的共同基础应当是一种精神追求。朋友之间的活动目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相互了解各自的思想状况(包括思想历程和目前思想状况)，了解各自的背景(包括个人历史和目前背景)，再一个是学习理论文章著作并讨论，以便提高思想认识;或者组织社会调查，然后进行交流讨论，也是为了提高思想认识。
据点活动的外在形式可以是社会活动、业务学习、经济互助等等。据点规模以5-10人之间为宜，如果人多了则建立新居点，多个据点可由一个中心小组来领导，中心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各个据点，但据点之间一般不要横向打通，在严酷的情况下，不但禁止横向交流，而且禁止横向知晓。在据点内部，要让初步觉悟的群众分子感觉不到有党的领导，只感觉到带头人的魅力和朋友之间的氛围，而比较成熟的党外骨干则应当感觉到、而且自觉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
当时南方局把国统区的青年划分为三类，即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进步的又分为两种：追求信仰马列的和具有一般正义感的;落后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悲观厌世、生活腐化的，另一种是追随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但是从数量上讲，中间的占大多数。然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青年，总是受到不断的刺激，我们应着手推动他们变化。这个刺激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日军进攻、国军溃退、国土沦丧，二是国统区的专制腐败和民众情绪，三是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华北敌后的胜利。这三方面的刺激中，唯一能够为地下党所能动把握的就是广泛渗透(不是公开宣传)中共的各项政治主张。在团结广大青年的过程中，要把握质和量的辩证关系，最好有一定的量，构成团队，发挥集体效应，又要重视质，宁缺勿滥。同时还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人(特别是青年)，不要拘泥于一时一事、一言一行。
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可以采用不同形式，包括：1)传单;2)办报;3)宣传进步书籍和作品;4)利用公开讲座;5)个别或少数人谈话;6)传播小道消息。1945年南方局《据点工作的内容与经验》指出，“国统区人们发牢骚和讽刺现状的议论在在都是，不过由于生活的压迫和忙碌，能够从单纯的不满做积极的斗争、有勇气正视和反抗现实的人并不多，所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是很必要的”。
进步青年一般来说要迈好三个台阶：从对现实不满和一般的正义感这些情绪的东西到比较冷静的政治认识，从一系列政治认识到比较系统的马列世界观和革命价值观，其中核心环节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形成一系列政治认识。
在革命低潮、在白色恐怖之下，一个人从倾向进步开始，逐步成长为革命者，达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境界，要通过“认识—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也要通过长期艰苦环境的磨练和关键时刻的考验，其中革命意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意志来源于颠扑不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地下工作常常要求党员长期隐蔽真实身份，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反动组织和活动，甚至打进敌人的党政军要害部门，为敌人工作，这就需要地下党员具备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青年叛变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地下工作遭到反动当局和特务破坏，几乎无不与叛徒有关。而反观一切叛徒之所以背叛，无非两条原因：1)在革命低潮，对于革命前途缺乏信心，心灰意冷;2)原有的倾向于进步的热情和情绪消退，同时坚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没有形成。
要形成坚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从身边的、现实的社会开始，形成一个一个的明确的政治认识和观点。个别观点的形成并不足以促使人的彻底转变，关键在于这些观点必须是多方面的和大量的。这就需要骨干分子不仅要有搞好据点工作的热情，还要具有丰富的阅历、认识和知识，以满足进步青年的需要和渴望。
搞好一个据点，需要据点带头人具备良好的作风，包括：1)要使朋友对你产生信任、敬意和感情，这就需要对人诚恳开朗、易于接近，还要在生活上、业务上乐于助人;2)内部学习讨论时，要重事实分析，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让别人讲话，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居高临下;3)为保证内部学习使成员感觉解渴，就需要从成员的背景和思想实际出发;另外每次会议和每份传阅文章，都要经过细致的准备，否则成员会感到学习讨论不解渴、枯燥无味。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交朋友必须对于对象之历史与思想情性做个别深入的研究，必须自己有使人钦佩与亲近的长处。
南方局领导下的广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统区各行业、各阶层都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组建了大批外围组织，发现和培养了大批骨干积极分子，有些优秀骨干分子光荣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基本操作方法就是从交朋友到建立据点，从建立据点到外围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反特。共产党通过各种方法经营群众基础和外围组织，国民党也在千方百计寻找线索、加以破坏。一般所说的“特务”包含两种人，一种是追随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他们一嗅到情况就会去打小报告;另一种是国民党机关派出的专业特务人员。特务们的表现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面对左派言行表现出冷眼旁观、不予认同，或者不轻易表态、表现出谨慎和老道，或者能够予以相当精炼的反唇相讥。另一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的“红旗政策”，就是特务以左的面目出现，骗取进步青年的信任。
南方局地下党识别特务的方法包括：1)注意研究可疑分子的历史及社会关系;2)注意他们的日常行为，在据点之外还与哪些人来往，可疑分子会经常与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往、通电话，或者经常在夜晚给某些人写信，或者经常在夜晚烧文件;朋友问起时，又躲躲闪闪、故意回避;3)注意他们的日常生活，看有没有生活上的浪漫和腐化;有些可疑人员喜欢打听别人的行踪或偷看别人写的东西;4)注意他们的经济来源，可疑分子往往可能暴露出与其声称的社会背景不大相符的经济来源;5)观察其为人，特务分子(即使以左的面目出现)，也往往表现出人前人后的某一些不一致，或者在朋友之间挑拨离间。
一旦发现特务活动，采取的相应对策可以包括：1)对特务进行封锁与孤立，私下告知所有进步分子和中立分子，对其加强防范;2)制造机会使其暴露，即利用朋友之间学习讨论聊天等机会，设置特定语境，引诱特务发言，使其不小心地暴露自己;3)特务如有阵营，则利用一切机会对其分化瓦解，给他们制造矛盾，可以暂时拉一派、打一派;5)反间谍，即利用与特务原有的“友好关系”，在日常接触、聊天、请客吃饭等过程中，侦探其背景、任务、目标、工作进展等。
与特务周旋过程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是：1)切忌一人与多人接触，有事情利用人传人的方式;2)在特务面前不要暴露锋芒，不要表现出反感、厌恶等情绪，要保持以往的常态;3)要反思这个特务过去曾经知道据点内的哪些情况、了解哪些骨干分子的面目和身份，以便做出相应处理;4)注意书面材料的保存，有些事情能不落到文字的，尽量不落文字，不要随便写日记，机要材料要及时清理，不能乱放。
在防特工作中，要依靠集体力量，而不仅仅依靠个人。据点内应当建立集体对外瞭望、定期轮流汇报的制度。另外，对于内部人员社会关系、思想表现的观察研究工作，也应定期检讨，以免忙于其它斗争而予以疏忽。
在防特反特斗争中，思想认识要符合实际，既不能对特务抱以轻视和不在乎的态度，因此大手大脚、毫不防范，这样会给工作造成损失;也不能把特务的影响加以主观扩大，从而缩手缩脚、不敢工作。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有的同志先是采取第一种态度，吃了一点亏，又马上陷入第二种态度。也有的同志开始比较注意，但是警觉久了，并未发现问题，以为无必要注意反特，结果出了问题。正如1945年南方局《据点工作的内容与经验》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可怕的不是特务，而是我们自己的盲目性，我们不去认真地进行周围环境的调查研究、不去注意特务活动，以及对自己的行动不作应有的检点和约束”。
在地下工作中还要注意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就是隐蔽党的组织与放手发动群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隐蔽并不等于脱离群众，只有深入扩大群众基础，才能积极地隐蔽党的组织和干部。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以为隐蔽和巩固党组织就是埋头不动，以为争取好转就是制造游行示威等大规模社会运动，把巩固党与争取好转绝对孤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1947年在题为《关于三勤政策》的谈话提纲中，曾批评某些地方党片面强调隐蔽和等待，而“勤交友”的工作做得不够。他指出，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地区地下党由于路线错误而全部暴露，后来皖南事变又起，当时党中央强调“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是正确的，但是在传达时这方面说得多一点，在比重上起了暗示作用。但是他同时指出，主要还是执行过程中出现错误，没有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胜利和民主高潮的到来而逐步转变工作方法和斗争形式，而有些地方，比如云南地下党和重庆办事处就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在民主高潮到来时，一经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中指出：“党员要参与和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但是在公开斗争中绝对避免支部及支部负责人的暴露，在公开场合，支部及支部负责人应站在暗中推动、旁边赞助的地位，他们应深深地埋藏在学生群众中间”。这就是群众工作与隐蔽干部两者关系的最好运用。
南方局的秘密交通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要交通工作，是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中共中央与南方局、南方局与所辖省市地方党组织相互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传送党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各种物资等重要职责。在国统区和沦陷区艰苦、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南方局是如何克服困难完成党的各种任务?他们需要掌握哪些特殊的技巧?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是根据南方局肩负的使命和工作需要、根据南方各省市政治、地理和交通状况建立的秘密交通网络，它以设立在相关城市的交通联络站点为点，秘密交通员往返交通点为线构成。这一秘密交通网络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央与南方局、南方局与所辖各省市的人员护送、网站转运、党的文件传送等极其重要的途径之一。南方局秘密交通所涉及的范围：南至香港，东至上海，西至当时的西康省，其间有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
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0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内的秘密交通，一部分是利用公开合法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地办事处和交通站为掩护，由秘密交通人员穿上军鞋，化装成八路军战士或军官，乘坐八路军、新四军军车，往返于各地和重庆南方局之间，完成传送文件、护送人员、运送物资等任务;另一部分是通过秘密途径，化名、化装来完成的。
其中，香港及广东省委与南方局的秘密交通这一时期有四条路线：第一，从香港乘轮船至湛江，经遂溪、廉江入广西陆川，经玉林、贵县(住一夜)，再乘长途汽车经宾阳至柳州(住一夜)，再乘汽车至桂林。返回时，由漓江至梧州转广东、香港。第二，从香港乘轮船至汕头、潮安转大浦、三河坝，乘电船(小汽轮)去松口、梅县，再乘汽车去兴宁，经老隆、连平、忠信、马坝到韶关。省委有文件，再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去桂林。第三，从九龙乘船至沙鱼涌，步行经淡水至惠州(惠阳)，改乘木船至老隆，再乘汽车至韶关，转火车经衡阳至桂林。第四，从香港至越南海防、河内、同登经镇南关(今睦南关)、凭祥、宁明、上思至南宁(住一晚)，汽车经宾阳、柳州(住一晚)，第二天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也可由海防经镇南关、凭祥到九州，乘船去南宁，再乘汽车至柳州转桂林。这四条线都以桂林为终点，然后再从桂林到重庆。
1941年皖南事变前，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作为南方局领导下的派出机构设立的，负责人是李克农同志。桂林办事处负责与桂系军阀白崇禧联系;负责中共人员、物资、经费转运;负责领导和联系中共广西省工委、广东省委湖南省委、闵粤边特委等南方数省特委以及其他多项工作，是南方局领导下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出机构。因此，1939年至1940年间，香港及广东的交通，只往来于香港至桂林;香港至韶关、韶关至桂林之间，很少直接到重庆、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南方局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当时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适应国统区更加严酷社会政治环境，保证党的秘密交通更加安全有保障地完成各项任务，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并对秘密交通工作的人员组成、线路部署等作出了相应调整。同时，周恩来同志还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三楼机要科和电台所在地，专门腾出一间房间作为具体负责秘密交通工作的袁超俊的工作室。
这一时期从香港、南委及广东的交通就完全由秘密途径经广西、贵州到重庆来完成了。同时，为应付突发事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还研究决定，结合皖南事变后干部疏散工作，迅速建立两条相互平行、不相通的交通线，一条是孙友余同志建立的，从重庆到川陕边的点线，另一条是由袁超俊建立的由重庆江北统景经北碚、合川、铜梁、邻水、大竹、渠县、广安、岳池到达县的复线。
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是一项机密性极强的工作，必须保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除了靠交通点线人员政治上可靠、工作上谨慎、行动上机灵，还需要在方法上、技术上想办法，以确保绝对安全，不出事故。
当时，周恩来同志交给袁超俊一本大叛徒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所写的《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际》一书，要他针对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研究提高南方局的保密、伪装技术，改进南方局的隐蔽方法等等。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重重包围下，秘密交通工作除沿袭过去秘密工作的一些原则和作法外，还研究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手段，以确保秘密交通工作的安全和畅通。比如“人员接送”，各地人员往来，必须都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而在从马路进入红岩村路口的小屋里，国民党特务设立了经常的监视哨，往来于办事处的人员，他们都要注意辨认，甚至照相。出去的人，往往要被盯梢，南方局必须设法避免特务盯梢。
凡要下山离开办事处的重要干部，办事处就用小车送进城，这时，国民党特务也总是开着车跟在后面。我们的小汽车中，除了有要送走的同志外，还挤了满满一车人，到城里后，小车每走一段路就放一个我们的同志，特务跟踪的车也跟着停车放人，盯梢下车的同志。我们车上的人多，特务车上的人少，我们一个一个同志下车，特务一个一个跟着下车盯梢。到最后，当我们把要送走的同志送到适当地点时，特务盯稍就被甩掉了。停车放人也有讲究，比如在闹市区马路边有下长坡坎的小路口，就停车将人放下，要他迅速下坡，这样就可摆脱特务盯梢。总之，当时南方局采用过多种不同的办法送人，从没有出过问题。如有上山来办事处的同志，要能事先约好在重庆闹市区什么地方等候，南方局的同志开车去，直接将他接到山上办事处来;或事先与他们约好，趁黎明前或黄昏后，特务看不大清，也无法照相时，上山的同志径直上山到办事处来，南方局的同志在上山途中等候，接应到办事处。
到外地的同志，能自己去买车船票的，只发给他路费，由他自己去解决。有些则要经过设在城内或南岸的交通点，进行帮助和掩护，去办理旅行手续。这时就按一般秘密工作原则，为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和标志，接头口号、安全信号等。
在红岩办事处三楼袁超俊的秘密交通工作室里，藏有各方面搜集来的国民党各机关的信笺信封，空白护照等，不仅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的、有国民党中宣部的、有国民政府某些机关如农本局的，还有银行、商行、及某某公司的，还准备有一些洗衣肥皂。这些肥皂是用来刻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些机关的关防大印的，也模拟刻制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印章，并备有珠砂印泥和蓝色印台，到需要时立即刻制各种印章、官防，用各种不同毛笔字，开具假的证件、护照和书信，盖上大印或私章，作为去各地的同志途中应付国民党军警宪的检查之用。这些证件、信函，都起了作用，从未被识破过。
交通员或派去外地的同志，常常要将南方局的书面指示或秘密关系带去。这些东西都用极小的字写在最薄的纸上，然后包卷好，用蜡封实，视东西大小(一般都不比一粒花生米大)藏于自来水笔笔管、伞把、牙膏筒、皮箱缝内或缝在棉、夹衣的边角内，大都能安全带到，只有一次，因放在牙膏筒内，蜡封不严密，液体侵入，将部分字迹弄模糊，不过内容还可看懂。
而在密写和隐语方面，最平常的隐写办法是用淀粉液(米汤)书写，然后用碘酒涂了显影，或用明矾水写，在水面显字，这两种办法都比较容易被特务检查出来，南方局的同志一般不用。较多的是用黄血盐溶水书写，绿矾溶水涂了显字，或反过来，绿矾溶水书写，黄血盐液显字，但要约好记号，以便显影时不致弄错。如贴邮票正贴倒贴，表示用何种药水书写，何种显影。
另外，在邮递的通信中，不用药水密写，而是用事先双方约好的隐语写公开的信。比如通知约会或抵达重庆的时日等简单事，在通信中用“反语”。就好比：“我3月10日不能去看姑妈”，实际就是约 3月10日会见，“姑妈”是约会地点。再比如：“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来重庆”，实际却是“车票买到，1月10日抵重庆”。希望寄钱去则写：“最近经济收入较好，百十元不成问题”，实则经济困难，要寄百来元去。这样，敌人邮检也看不出问题，当然，通信都要寄到约定的秘密通信地址。
再比如化妆。秘密工作人员的化装，用不着戏剧的化装手法，但求实实在在的化装成自己熟悉的某种职业身份的人，并不像神秘的，侦探小说中所说那样。不论化装或保留原装，按照周恩来同志一贯指示：服装、仪容要保持整洁，皮鞋要擦好，头发要梳理好，避免蓄长发，头发蓬乱，衣装邋遢，皮鞋不擦。30年代地下工作的同志不注意这方面的“细节"，往往为特务辨认出来，遭受破坏。大叛徒顾顺章写的书里，专门有如何辨认共产党，就举有上面所说的要避免的几条。
所有秘密交通关系的名单、地址、通信联络方法、暗语口号等，都用极小的字写在一个用极薄的纸装订的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本上，平时和夜间都同一盒火柴一起，放在随手可取到的地方。一旦有突然事变或特务来搜查，只要紧急警报发出后划根火柴，几秒钟即可全部烧毁，不让特务得到。
秘密交通人员要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接触，直接接受各级领导所交给的任务，要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负责、对党的最机密文件的保密和传送负责、对所带人员的安全和顺利到达负责。他们要应付沿途各种复杂情况，遇到险恶处境要能应付自如。交通站点的同志，也要能应付周围复杂环境，防避敌特的网罗，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关系广交朋友，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长期隐蔽埋伏，完成党交给各种任务。南方局交通员王华生“潜行四千里护送方方”与1942年“南委事件”就是正反两个典型事例。
1943年3月，南方局下属派出机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接到了南方局指示，要他尽快地经兴梅、韶关转湘桂线、贵州到南方局。方方要求其交通员王华生迅速做好准备，并交给他两万块钱，作为此行一切所需经费。王华生用这笔钱买了一批袜子、抽纱手帕、丝织刺绣等当地的产品，足有两大麻袋，履行了纳税手续，并很快搞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
4月21日，方方和交通员王华生出发了。方方身着白绸唐装短褂，头顶礼帽，十分讲究，一身“老板”打扮，骑着自行车走在前面;王华生扮成随行“伙计”，和运货的工人一块，跟在后面步行。一行人径直向兴宁出发，赶往车站搭乘去韶关的汽车。
因方方同志和交通员王华生持有商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一路又带着一些货物，所以一路通行顺利。从广东到四川，途经湖南、广西和贵州，途经五省行程4000里。到达兴宁之后，王华生先把方方同志安顿到旅馆休息，便出去办理验税手续。在那里王华生碰到一位远亲，这位亲戚正好有一部货车第二天就要开到韶关去。王华生问亲戚：“我同我的‘老板’带着一批货物也要到韶关去，是否可以搭乘你的车子?”这位亲戚满口答应，第二天，方方王华生顺利离开兴宁。因为是货车，走得较慢，费了三四天时间才到达韶关。
为了避免麻烦，方方于当天改乘火车奔赴衡阳，他和交通员王华生约好，在湘桂路车站附近的旅馆聚首。王华生在韶关办好货物的托运手续，于第二天上车，只一天就到达衡阳了。按照方方事先的指示，王华生立即将货物提出，找到一家杂货店，以5%的利润，托老板把货物抛售出去，只留下一小部分可以随身携带的丝线、刺绣之类的细软货物，然后找到方方。方方同志得知王华生一切都已办妥，决定立即去买当天的湘桂路车票，登程西去。
火车从湖南衡阳发车，经广西的桂林、柳州，到金城江(河池)就是终点了。随后往西则必须改乘汽车。购买车票的人特别多。王华生害怕买不到票，灵机一动，就买了两条香烟去“活动”售票员，说有要紧事到重庆去，恳求他通融两张客票。这办法很灵，一下买到了，方方二人随即搭上了长途汽车，一路奔贵州、重庆而去。
从金城江发车，朝行夜宿，沿途要经过贵州高原的吊丝岩、七十二道弯等著名的险要地段，一路行车生活是非常艰苦和紧张的，但王华生的心情却反而比在广东境内要宽松多了，因为这里人地生疏，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总是要小一些了。但是车行第三天，也是方方和王华生此行的最后一天，客车抵达重庆青木关时，所有车辆都被勒令停车，听候国民党军警的检查。方方和王华生的证件通过了检查。但是为什么国民党军警在此设卡检查?为保证方方同志的安全，王华生假借溜达，了解了设卡检查的原因。原来，有几位从沦陷区来的“漂亮的旅客”引起了军警的注意。这一“停检”足足耽误了三个多小时，等汽车放行开到重庆境内长江南岸海棠溪时，天色已晚了。
方方要王华生先在海棠溪的旅店休息，他一个人先渡江到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透着暮色，远眺山城重庆，王华生心情十分兴奋，终于即将到达向往已久的八路军办事处了!约摸过了三个钟头，八路军办事处的副官张兴礼就来接王华生过江。这时，王华生的心情才真正的轻松下来，他知道，护送方方同志到南方局的任务是真正的完成了!这时已是1943年的5月上旬。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秘密交通工作在那个时期对于身处国统区的南方局和南方局各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性，说它是国统区党的工作的生命线并不为过。
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是南方局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篇章。在那些风雨如磐的艰苦岁月里，战斗在南方局秘密交道线上的同志们，始终自觉遵守组织纪律，严守秘密工作原则，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同志间亲密无间，对待工作任务从不讨价还价，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秘密交通任务。
【附文】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起着主力军的作用。目前广大职工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72.1%。
1978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为1.2亿多人。2000年，全国在职职工总数2.7亿人。
加上农民进城长期务工以工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7000多万人，工人阶级队伍已有3.5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近一半。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都有着重大意义。
工人阶级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工人阶级大部分成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职工的状况有了深刻的变化。
一、雇佣化
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党的十三大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雇佣性质的。
乡镇企业中，有的名为集体，实为私营，这样企业的职工也是雇佣性质的。
国有企业如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
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实行经营者持大股。2002年8月7日，浙江工
人日报刊登一篇新华社记者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调查《“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调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各显神通，破解筹资难题。有的是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有的以个人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有的以现金购买。此外，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钱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股，虚拟入股，持大股的经营者都未出钱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钱。有的是经营者和职工购买企业时自己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为自己好好干。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制，职工也改变了原有的地位，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实质上具有雇佣的性质。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劳动也带有雇佣的性质。
二、贫困化
比之于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
统计表明，1978年没有私营企业，到2001年，私营企业达到202.85万户，拥有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2.3万户，亿元以上的383户，雇佣职工2253.03万人。私营企业主和外商投资者资金积聚的重要来源，正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
《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报导，1995年——1999年的制造业，每个劳动力的成本，中国是729美元，相当于美国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还有材料反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每小时不到60美分，远远不到40个便士，还不到英国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国一般性工业部门工资的二十分之一。私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到中国办企业，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职工相对贫困，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工资很低，还时常迟发、欠发，安全条件很差，有的还没有
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伤事故或几十人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用“农民工”的话说，“起的比鸡还早，干的比牛还重，吃的比猪还差……”。
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会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过卖血、自杀等情况。
近年来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和工作条件为特征的。除去社会上失业的，还有大量职工下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这几年提出减员增效、搞下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岗、不劳动，怎么会有效益。所谓效益，只不过是在册职工劳动生产率的统计上高了一些，减少了一些工资、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岗的职工仍然要维持最低生活，要组织他们再就业，还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这都要投入，给政府和社会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要增效，只能是转岗。转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这几年已有一些企业这样做了，证明是行得通的。以黑龙江一个林业局为例，林木采伐完了，人员富裕下来，转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面搞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利用建筑物和场地搞了加工业，富裕人员都得到安置。就在最近，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了浙江富润集团，十年兼并企业二十家，九千职工无一推向社会。富润集团总经理赵林中说：“
我们的宗旨是，兼并过来的企业要增效，但减员并非增效的唯一选择，要依靠职工办好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依靠。”还有一些地方和企业，采取先放水，后养鱼的办法，也没有把富裕人员简单地推向社会。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前提。即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国家宏观调控。现在看来还应加上一条，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就业。“砸烂铁饭碗”的口号极为不妥，由此引发的主张和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造成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国家必须保证公民劳动权的实现。
三、无权化
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政治活动状况而言。
职工群众每日每时能感受到的权力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了。特别是企业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是511名，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因此工人、农民不能选为代表。现在党和政府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
舆论宣传工具很多，除了讲到下岗、就业问题外，很少出现职工群众的声音，也很少报道职工群众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职工群众里共产党员的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查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工人中共产党员与私营企业主中
共产党员的对比，见下表：
贵州省镇宁县 湖北省汉川市 安徽省合肥市 广东省深圳市
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比例 0 9.1 24.4 22.2
产业工人中共产党员比例 10.3 5.9 13.3 0
无业失业半失业中共产党员比例 3.9 1.8 9.1 2.0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
四、分散化
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的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工厂为家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至于终止合同后，职工只能另寻生路，基本上是个人顾个人。失业和下岗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个体化的现象。原来我们的企业，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基层组织把职工严密地有层次的组织起来。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后，职工就找不到什么组织了，就无依无靠。大庆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都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买断了。
在全国的3.5亿职工中，工会会员1.3亿。许多私企、“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由于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
职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职工却甩开党政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妄图支持成立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所谓“职工维权组织”，必须高度警惕。
实际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看，无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正逐渐地社会边缘化，并积累着社会矛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为了使工人阶级的状况从根本上扭转，建议：
一、重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关乎党的性质、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方针。对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章中所讲的“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作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对党的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中的两者关系，前者是主，后者是辅，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后者，而使前者成为一笔带过的虚文。
二、请中央政治局在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讨论和制定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的重大措施，这特别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充分体现。
三、必须治愈中国工会的软骨症。这就要对中国工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职工群众充分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如何把私营企业职工、“三资”企业职工、“农民工”充分地组织起来，如何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的代表者，如何坚强地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做出有指导方针性的切实可行的决定。这就要改善党对工会的领导，使工会工作者能据实反映情况，依法依理力争。
四、党所领导的一切宣传工具，都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宣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我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宣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批驳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揭露和斥责损害工人阶级权益的言论和行为。
以上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如有不妥之处，请指出，并给予批评。
【相关文章】长歌悼刘老，实干兴革命
2015-04-20 17:08:37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狙击手
惊悉刘实前辈因病辞世，不胜哀痛!多年来，刘老一直抱恙，每年都要住院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他牢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总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毅力献计献策，默默燃烧自己，直到油枯灯尽。悲乎!斯人已逝，英魂未远，风范长存!
在笔者眼中，刘老是一位魏巍式的战士。虽然他没有魏老那样著名，但本质类同。像魏老一样，他秉德无私，德高望重，一辈子关心工农大众，与工农大众心心相印，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屈指算来，笔者摸爬滚打在革命阵营已近十年。在此期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真正值得崇敬的人则寥寥无几，刘老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革命派阵营也在扩大。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一样，不协调不纯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革命阵营就像一个花瓶，有着五彩缤纷的颜色。虽然大家都打着毛泽东旗号，口言善身行恶者有之，挑拨离间者有之，背后放枪者有之，为老不尊者有之，无原则和稀泥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谣言攻击者有之，自我膨胀者有之，刘老与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完全绝缘，总是以一个革命长者身份，高屋建瓴地指出一切乱象的根源，教导我们牢牢抓住斗争的大方向。他还告诫我们：革命者身上不可能没有污水，不可能不受委屈和陷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这些灾难，会使人成长，心智成熟，才能炼就面对暴风雨的本领和能力。诚哉斯言!
刘老的一生波澜壮阔。少小在革命的环境成长，年仅15岁便流落到四川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接受党的教育，他一边发奋学习，一边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在刘老的革命征途中，与工人接触最多。他完全放下身段，把自己当作工人中的一员，与他们共喜共忧，共进共退。正因为如此，工人们都信任他，愿意跟他走。深入群众决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身体力行，在群众中彻底改造小资的灵魂，改造小资的习气。刘老到晚年还有饮酒的习惯，据说是当年经常跟工人们聚会时养成的。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可谓是刘老革命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因刘老有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党组织派遣他到武汉组织工人开展工作，为大武汉的和平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历任工会领导职务，一直到退休。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弹指一挥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解放、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文革，也经历了特色时代，应该说刘老此生无憾。只是到了晚年，本该颐享天伦，但偏偏遇到了全世界都不曾解决的修正主义上台后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刘老忧心仲仲，情志不舒，严重影响了病情。英雄迟暮，虽有心杀贼，毕竟回天乏力了。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刘老也未灰心丧气。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马列毛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子孙们也不会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他们总有一天会觉醒、会奋起、会举起这个武器，创造属于工农自己的新世界。可以想见，刘老也定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刘实，实在、实干也。这是个笔名，刘老为何要取这个名字，想必与他的做人处事有关。从事地下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务实稳重，深沉勤恳的品质。笔者在百度搜索他的名字，不曾有只字片语。刘老在网上发文也较少，因此不被网友所知。他背后的付出和奉献却数之不尽。与时下一些风头主义者不可同日而语。在笔者有限的记忆中，努力搜索与刘老在一起的时光，最有印象的是当年采访他的景况。他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笑容可掬，让人感到特别舒服和温暖，与他交流起来没有任何距离，也丝毫没有那种以老干部、老革命自居的架子。采访中，刘老讲述了做地下工作的事迹。当时武汉党组织被破坏，上级从重庆派了三个党员到武汉重建党组织。他就是其中一个。三人都不相互联系，各人均凭本事，到工厂做工人工作。刘老每月把自己的工资用来请工人吃饭，聊家常。逐步在工人中树立威信，发展了一百多个党员，在武汉和平解放、帮助接收城市中做出贡献。在支援抗美援朝时，刘老在武汉做湖北总工会宣传部长，深受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献身精神所感动，他组织武汉的工人群众进行工厂加班加点生产战争各种物资，医院加班加点生产医药，当时武汉还流传一句谚语“关起门来炒大米”，支援前线战士打击美帝国主义。可惜当时不懂珍惜，没有更深地挖掘刘老的宝贵经验。采访老同志，记录他们的历史和光辉事迹，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在他们的经验中吸取对敌斗争智慧、经验和教训。现在想来，追悔不已。现实就是这样，当你总是能看到某一个人时，并不觉得什么，一旦失去，才发现他的可贵，遗憾也就无可避免了。
革命是最权威的裁判者，它从不论资排辈，也不分天南地北。它需要永久奋斗，哪怕你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享福，也不是真正的革命。哪怕你革命了十年，只有一年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也不配做一个革命者。刘老则是真正的革命者，一辈子革命，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把自己的经历言传身教，使后辈受益，让他们接过手中的旗帜，继续革命，生生不息。这样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啊!
有句名言，叫作“私者一时，公者千古。”刘实老当无愧这一称谓。
【附文】赵东民：怀念刘实同志
今天有个朋友打电话来说，网传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同志去世了，我深感震惊。我查阅四月9号到现在的《工人日报》，和网络搜索，均未见官方报道这个噩耗。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是个假消息。为了了解实情，我打电话询问当初引我见刘老的北京朋友，他回信息说刘老确实去世了。我还不放心，今天下午两点多又致电刘老宅电询问，一位阿姨(自称刘老的亲戚)说刘老的确去世了，官方暂时还没有发布消息。刘老的确去世了，这个消息基本证实了，我的心里霎时沉重起来。去年中旬前后我还打电话问候过刘老，感觉他还是那样的语气和蔼又精神矍铄。老人听说是我，很高兴的邀请我到北京一定去看他。不想这次通话竟成永别!我的思绪突然清晰的回忆起在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刘老在北京医院接见我谈话的情景……
我最早看到刘老的名字，是在“北京赵东民事件关注团”签名里。还有在《北京赵东民事件关注团为纠正地方法院错误判决的紧急呼吁书》的签名里。因为这个原因，尤其因为我的案子体现出是和工会的矛盾，刘老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所以我出狱后，2011年第一次到北京，就特别想听听他的教诲。记得那时候北京同志先和刘老电话联系，没想到他当天刚住院。但是老人听说我到北京，非常高兴的决定在医院接见了我。和我随行的还有位北京的女同志。
刘老首先对我帮助工人依法维权，引导工人维权找工会表示赞许。随后，又给我讲了他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从事工运工作的经验。那时他们通过“堆金会”、“兄弟会”等形式引导工人参加工会，把工人逐步组织起来和反动势力斗争。刘老希望我从历史中总结和吸取经验。
刘老还讲了解放后中国工会的历史。首先介绍了中共党员，工运领袖李立三同志，对中国工会的贡献。在李立三的倡导、主持下，新中国制定了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法》的颁布，在我国工运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工会组织在人民民主政权中的地位、作用。明确规定了工会应有的权利、职责和义务，从而为工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及工作，提供了法律保证和依据。从而，使各级工会组织形成全国网络，工人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国家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作用;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法规形式保障了“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应享受的具体权益。
然而，当时党中央高层有刘少奇等领袖人物认为，工会像工人阶级的“尿布”，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在新中国确立了，工人阶级长大了，就不需要“尿布”了，于是淡化工会作用的政治倾向在党内蔓延开来。笔者认为，这就是主张工会依法独立发挥作用，维护职工具体权益的李立三、赖若愚等同志在工会问题上挨整的政治背景。刘老说，整李立三和赖若愚等，原来大家都以为是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刘老后来和很多相关老战友老干部，反复查阅有关文件，上面没有毛主席批示的一个字。
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刘老给我的寄语：“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学习精神;学习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精神;学习毛主席的总结经验教训精神。”和刘老的见面宛如在昨天，老人家音容笑貌依然在脑海清晰印记着，那矍铄的精神状态与和蔼的语气，让我终生难忘!
刘实，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的老前辈，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我和身边所有的同志们，朋友们，必将铭记刘老寄语，继续奋斗下去，为贯彻落实宪法，工会法，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自己一份力量。
2015年4月27日于陕西西安阎良沉痛驻笔。
【附文】受教于刘实老
作者: 张耀祖
我第一次见到刘实老是在1999年。那年我写论文到企业搞调研，收集资料，在吉林四平碰到一家中型集体企业的职工正在进行反改制斗争。职工代表发现我是从北京来的，以为我可以直通中央，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述了许多不平事，主要是不满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勾结变相私吞集体财产，企图把工人赶出工厂以便把工厂占地用于商业地产开发。在工人们看来，这种几乎是明目张胆地侵吞集体财产、肆无忌惮对待工人的行为，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而只有国民党腐败官员才能干得出来，中央一定不知道，号召大力反腐的朱镕基总理要是知道后一定会严惩不贷。我说，改制是中央政策，你们所说的腐败是一种私有化方式，朱总理是默许的。职工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话，只希望我给他们找媒体曝光，找关系给中央递材料，最好有中央首长发现问题后打个电话解决问题，把四平市的这些个腐败官员和他们的企业领导都抓起来。
我回到北京后给魏巍老详细叙述了这家企业的改制情况以及工人们的愿望。魏老感叹道，朴实的老工人怎么能理解党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随即介绍我去找一下刘实老，说他是“全总”的老干部，跟刘老谈谈情况。记得刘实老是在“全总”的一间小会议室接待的我，他平实谦虚，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一看就是经常跟群众打交道的好干部。他听了我介绍的情况后，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想必他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然后以征求意见的口气问：“你看搞生产自救怎么样?”看我有些迟疑，他便接着解释说：既然企业改制的理由是工厂生产经营遇到了困难，不能维持下去了才说要改制的，那么，咱们工人是有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可以利用“职代会条例”中的一些有利于职工权利的条款，首先获得对工厂的支配权，然后发动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团结一心“生产自救”。
我像得到了灵丹妙药，很快又去了四平一趟。在一位老工程师家里，大约六七十平米简陋的房子里挤满了二十多位职工代表，都在热切地期待着我能带来些什么。惭愧的是，我没有也不可能带来他们直接期望的东西!但我把刘老的提议夹杂着自己在火车上一路浪漫的想象，一股脑儿端了出来。却见大家先是沉默不语，接着有人开始说困难，今天还记得有几点：你们北京人不知道地方有多恶，根本不讲理;收买利诱打击抓捕无所不用其极;工人们曾经在警察包围的情况下召开过职代会，大家一致愿意自己入股买下企业，结果召集人被抓捕，投票结果被宣布无效;面对强权压制，大部分职工灰了心，只求要回过去的欠债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自己到市场中去找机会生存。
我却不能罢休，接着给他们鼓劲儿，描述一旦“生产自救”成功，不但现在的职工有了工作岗位，长远设想，还可以为家属和孩子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家伙儿一起奋斗总比个人出去打拼强等等。我当时都有了“救世主”的感觉，愿意放弃北大研究生的学业，跟他们一起去打拼。然而，结果却是一片沉默不语!晚饭时我问一位接待我的职工代表，大家到底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他一边笑着一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大家都觉得你像个书呆子!”我愕然!回北京后我完整地向刘老汇报了此行的情况，他也沉默了，一句话都没有再问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老工人和刘老都得到了教训。我从老工人和刘老的沉默中懂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工人懂得了中央国务院，刘老更加了解了地方的黑暗和老工人的困境。从此，工人阶级的命运把我和刘老、老工人拴在了一起。
此后不久，魏巍老约刘实老在他家讨论老工人的组织问题。他们说自己现在想直接接触工人很不容易，到一个地方总是被官员们前呼后拥的，想跟老工人单独谈谈根本办不到，官员们拗不过就给找个会唱赞歌的工人跟你谈，真是无奈得很。所以，找我主要是要我介绍实地调研的情况，以便这两位老革命研究工人组织自救的问题。魏巍老是作家，没有组织工人的经验，主要从自己感受和观察到的情况谈了自己的设想，比如告诉我，没有办法了多找老工人交谈取经;让我在维权的职工代表中间尝试建立秘密工会等等。刘实老有着丰富的城市地下工作经验，他没有赞同魏老的主张，但也没有反对，他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主要强调用合作组的形式组织工人，即合法的形式。他当时提出好几种办法，比如工人技术合作组、经济合作组等等。就是把一些存在共性的工人，通过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在互帮互助互学中凝结起来。
今天两位心系工人阶级的老人都先后作古了，他们努力寻找的组织老工人的办法没有赶上资本前进的速度，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资本在中国扩张的范围和程度之广之深，竟会如此迅速地把老工人抛到了生产领域之外。但他们心系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是永存的，他们通力合作忠诚于工农的革命友谊至今令我敬慕，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附文】真理既在手，仍需好作风 ——回忆敬爱的刘实前辈
时 迈
我跟刘实刘老接触，主要是从搞“毛泽东旗帜网站”开始。通过十几年的接触，对刘老有几个感觉。
一个是感觉刘老思想认识上富于敏感，能敏锐察觉社会上和思想意识领域里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很多左派朋友纷纷谴责国企私有化、纷纷要求捍卫国有企业的时候，刘老则强调，在各地中小型企业被贱卖、被私吞的同时，大型央企也同时发生着变化，其内部严重两极分化，高管高薪、少数人说了算，不再实行“鞍钢宪法”，所以现存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再例如，2006年春天，极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会上迫不及待地主张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并叫嚣“共产党与市场经济结婚就是通奸”、“要实行台湾模式”、“共产党没有登记”等等。“西山会议”内容一经在网上披露，左派朋友纷纷群起攻之，誓死“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痛斥右派“精英”分子要西化、分化国家。当时，刘老从一个冷峻的角度拿出一篇文章，题为《他们给工人带来什么?》。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刘老晚年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阶级立场。
又例如，当着有些左派朋友或出于良好愿望、或出于某种目的而大力宣扬“健康力量”、“高层左转”等论调时，刘老则反复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千万不要抱有任何政治幻想。为了这件事情，他曾表现出焦虑和着急，为一些同志政治上的幼稚而着急。
第二个感觉，觉得刘老和蔼、谦虚、可亲，特别是对于青年晚辈。他不但在言谈之中和蔼、谦虚，而且确实也善于团结人。尽管他思想认识上富于敏感，但他却能够团结各种朋友，包括团结一些与自己意见并不一致的朋友，而不像有些自诩很“左”的人那样，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概视为异端、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第三个感觉，刘老为人诚恳、直率。虽然言谈举止上和蔼、谦虚、可亲，但是刘老却能够与朋友、与同志坦诚相见、待之以诚。有时候，他发现旗帜网站上有哪篇文章内容值得商榷，或者《旗帜文萃》里有什么地方提法不妥，他都要极其认真地谈出来。有时候跟朋友讨论问题，涉及到不同看法，他会谈得很认真，丝毫不会顾及面子而含糊。刘老善于团结各种人，但从不偏听偏信，他每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慎重思考，然后敢于明确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使跟自己比较亲近的同志们的意见，刘老也要认真分析，从不随波逐流。但是，刘老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一次都是语气谦和地谈，认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又总是表示自己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请其他同志再考虑、再议论，从来不强加于人。
刘老不仅对不同的思想观点直率表达自己的意见、毫不含糊，对于左派队伍内部有些人的错误做法，例如有些人喜欢对别人搞背后的小动作，或者对别人搞政治围攻、搞突然袭击，刘老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即使是跟自己关系不错的朋友，如果做出上述这些行为，他更是给予严厉批评，充分表现出刘老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
总之，刘老既谦虚谨慎，却又刚直不阿，而不像有些自诩为左派的人那样，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碰到具体的是非曲直，就把“明哲保身、少说为佳”那一套搬进左派队伍里来。刘老对人坦诚相见，却从不强加于人，充分表现了一位长者的诚恳、持重、豁达，而不像有些自诩左派的人那样倚老卖老、孤高不群。
刘老曾经在全国总工会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在李立三、赖若愚同志受批判的时候，刘老也跟着挨过“整”。刘老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对党、对“整”过他的同志耿耿于怀。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些党内矛盾和斗争，同时也教导我们，党内、同志之间，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矛盾和斗争是很正常的，并教给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但是，从他经历的几十年党内政治生活中，他却能敏锐地抓住“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丝毫没有把历史上党内同志之间的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矛盾与后来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相混淆。也许正是所有这些经历、所有这些认识，练就了刘老的政治眼光、优良风范和高尚境界。
刘老比较早就看出左派队伍内部成分不同、鱼龙混杂，因此他曾多次表示不赞成用“左派”这个术语，他有时候说“不存在什么左派”，他认为应该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同志如何如何”，而不要总是说“左派如何如何”。刘老的这一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玩味。
刘老的晚年，以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言行风范，教育和影响了一批左派同志。他晚年曾说：“作为老同志，也有一个‘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接触过他的同志都感到，刘老很多亲切、中肯的教诲，确实是人生经验之谈，能够使人受益终生。左派队伍中真正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的老同志并不多，刘老是当之无愧的其中之一。他确实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谦虚谨慎到老”。
刘老青年时代就投身工人运动，在工人群众中通过“据点”工作来唤醒和发动群众。刘老在《记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一文中说：“那时为了保护进步力量，避免遭受国民党的打击，没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组织，而是采取建立‘据点’的形式，也就是经过交朋友，三五个人在一起，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是进步力量的集结……”
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中《“据点”工作经验——中共地下党南方局是怎样做群众工作的》指出，搞好一个“据点”，需要“据点”带头人具备良好的作风，包括：(1)要使朋友对你产生信任、敬意和感情，这就需要对人诚恳开朗、易于接近，还要在生活上、业务上乐于助人;(2)内部学习讨论时，要重事实分析，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让别人讲话，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居高临下。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又指出：要做好广交朋友工作，必须自己有使人钦佩与亲近的长处。
我想，刘老之所以能够做到为人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之所以能够善于团结各种朋友，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宽厚、慈祥、持重、豁达的长者风范，恐怕是与他青年时代在工人群众中长期从事“据点”工作不无关系的。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书呆子气、小资产阶级那种“唯我独左”的盛气凌人之态，拿到工人群众中间，恐怕是不会被买账的。现在的某些左派，包括某些年纪大的左派，有些人是一辈子跟书本打交道走过来的，而刘老却是一辈子做人的工作;现在的某些左派，有些人曾长期在高层领导身边工作，而刘老一辈子(特别是他的前半生)是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
怀念之余，吟诵绝句一首，献给敬爱的刘老：
群众据点扎深根，人情练达映长魂。
一生高节铸风范，晚晴德劭显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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