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莫忘焦裕禄

　　做官莫忘焦裕祿

　　邓伟志

　　焦裕祿已经去世48年了。第一位在《人民日报》上报道焦裕祿模范事迹的记者也逝世多年了。1966年接见焦裕祿后代的领袖们也都相继与世长辞。还有那位挥笔写长诗赞颂焦裕祿的董必武老人也早已驾鹤西去。

　　可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并没有忘记焦裕祿，继续以焦裕祿为榜样，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奋发图强，知难而进。当然，也有些当年曾被焦裕祿的事迹感动过的干部，后来受一波又一波金钱拜物教大浪的冲刷，如今也淡忘了焦裕祿。不用说，也有少数官员认为焦裕祿的精神已经过时，做出了很多不堪入目的、与焦裕祿精神背道而驰的丑事、坏事。

　　焦裕祿精神有没有过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应当大力弘扬。当今“焦裕祿式的干部”的多寡是公务员队伍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成效的标志。“焦裕祿式的干部”增多，意味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稳如泰山，反之，如果“焦裕祿式的干部”减少，则意味着执政党执政地位危于累卵。

　　焦裕祿的“形象观”

　　艺术家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祿绘制的标准像并不怎么高大：披着中山装，掐

　　着腰，腰板似乎也没有挺直。不是西装革履，不是挺胸凸肚，看起来可能是少了点敬畏感，然而，却多了点真实感、亲切感。其实，焦裕祿开会、做报告时形象更不太美。他不断用左手按住腰部，还常常要用硬物或者右膝顶住肝部。为什么?因为他肝区疼痛，因为他是带病工作。谁能知道，就是因为他这般不太美的形象，讲话催人泪下，报告催人奋进。

　　群众爱听焦裕祿的讲话，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抑扬顿挫，是因为他能讲到群众心坎上，是因为他这位官人不爱讲官话，乐群众所乐，忧群众所忧，讲群众所言。官是民的代言人。民众想说的，就是官员要说的，说到底，群众的语言就应当是官方的语言。官话首先应当是群众的话。

　　如今有些官员颇关心自己的外在美，既讲究衣着，又注重染发，还会悄悄地去雀斑。这是一种趣味，不过不是高级趣味，而是低级趣味。官员应当学习焦裕祿的“内在美”。什么是官员的内在美?那就是群众在官员心中的份量轻重，要像焦裕祿那样：“心中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群众在官员心中的份量重则内在美，轻则内在丑。外在再美也是丑。

　　焦裕祿的时空观

　　焦裕祿在处理干群关系上，有几句话。他认为干部应当“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请注意他的“时刻”和“经常”。这就是焦裕祿的时间观。现在我们在谈应急管理时习惯于讲“第一时间……”，这是合乎焦裕祿的时间观的。干部应当急群众之所急。群众有急事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时间就是稳定，时间就是和谐。古人云：“众怒不可蓄也”。拖延会把小事拖成大事，把局部的矛盾变成全局性的矛盾，把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在第一时间赶到固然很好，那么在“第二”、“第三”时间呢?也应当“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这就是说，要像焦裕祿那样“时刻”和“经常”。

　　现在，我们爱讲与群众“零距离”，这虽是“舶来品”，但也是一个极好的形容词，巧妙地表达了干群间的空间观。问题是：“零距离”之后干什么?是零距离训斥，零距离忽悠，还是零距离服务?焦裕祿的做法是：“卷起裤脚与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焦裕祿的做法是：“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一句话，焦裕祿的空间观是：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兰考县当时是有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的困难地区。上级派他去兰考。他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学习焦裕祿就要学习焦裕祿这种货真价实的、毫无形式主义的时空观。

　　焦裕祿的干部观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都会有官员，在氏族社会也有不是官员的氏族长，可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官员是不一样的。当今中国的官员应当怎么当?焦裕祿为干部制定了“十不”。“十不”中的第一个“不”，是“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它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第二个“不”，是“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十不”是干部的底线。不仅中国，许多国家都规定不许官员用公款吃喝。可是，我们有些地方“无酒不谈政务”。有些地方公款吃喝的费用高于扶贫款。这是很可怕的。也有些官员干了坏事以后，“做贼心虚”，便求神保祐。求神之后，自以为有了神的保祐，再去干坏事，陷在恶性循环当中不可自拔。这就足以说明焦裕祿半个世纪前把这两条置于“十不”之首的前瞻性。

　　焦裕祿在对干部制定底线的同时，又对干部提出高要求。他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他认为当干部的必须带头。带一次头胜过一百道动员令，胜过念一百遍“重要报告”。不带头就成为爬不起来的死牛。在共产党人中曾流传过一句名言，那就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这“特殊”不是特殊享受，而是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奉献”就是焦裕祿式的干部。全国有600万，甚至更多的公务员，拥有八千万中共党员。一个党员按18大精神带好17人奔小康，“中国一定强”，中国更加美!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月9日《党史信息报》)

　　链接：焦裕禄1948年剿匪手持双枪击退400敌人

　　许元

　　焦裕禄1922年出生于山东博山，旧社会饱受苦难。1947年7月，为配合解放军挺进中原，华东局在山东解放区抽掉干部随军南下，崮山区武装部选送了焦裕禄。1948年元月，焦裕禄随南下大队到达豫皖苏区，分配到尉氏县，在彭店区搞土改，焦裕禄任区队指导员。

　　一次，十几个土匪在岗沟里聚会，商定在山川寺纠结，趁焦裕禄立足未稳杀个下马威。焦裕禄得知情况后让20多个民兵集中起来，布置完任务后便双手拎着两把盒子枪，抢先冲上了山川寺。

　　这时候山川寺庙堂里火光通明，庙堂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周围坐着8个土匪头目，他们一边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边在商量着事情，上了膛的枪摆在身边，一派杀气腾腾。焦裕禄一个箭步冲进去，趁土匪还在发愣，转眼之间就把桌上的枪收拢起来，然后两把盒子枪就对准了土匪。民兵们跟着冲进去，土匪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个个被捆绑起来了。

　　这次行动，让周围的群众见识了焦裕禄的果断与胆识，也让一贯横行无忌的土匪领略了这个共产党区指导员的威风。

　　1948年春天，国民党鄢陵县保安中队长洪启龙带领队伍袭扰彭店。当时，焦裕禄正在吃饭，他把饭碗一推，说声“掩护群众转移，咱们作好准备，设法对付”，就直奔村口。这时400多敌人已经到南门外了，双方相距不过几百米。边上的人说：“这么多敌人，咱只有几棵烂杆子枪，咋能挡得住啊!”焦裕禄说：“咱得保护群众和财产，跟敌人拼了也不能跑，要死咱先死，沉住气。”焦裕禄指挥大家卧倒，等敌人靠近时一声令下：“打!”队员们一齐开火，七支枪只响了六发，一颗子弹瞎了火。但就是这样，敌人已经纷纷掉头逃窜。

　　这次战斗群众没受一点损失，大家都称赞焦裕禄沉着机智有办法。有人问：“老焦呀，敌人为啥那么听你指挥呢?”焦裕禄说：“事情到了危急关头，不得不演空城计。咱穿的是便衣，群众穿的也是便衣，满坡黑压压的，咱就来个全民皆兵。枪声一响，大家一卧倒，保安团净是熊包，他们怕咱暗中包围。凭这就打发他们走了。”

　　焦裕禄(1922~1964)出生于山东博山崮山镇北崮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因家庭贫寒，幼年只读了几年书。日伪统治时期，被抓劳工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他给地主当长工。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参军到了河南，历任尉氏县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及团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1953年6月，任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12月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5期，摘自《党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