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评说<我不是药神>》，我谈及了中国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走不通的一个秘密。再补充几句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话。改朝换代频繁有不好但也有好，不好的，都是些人们通常所能讲到的，如社会动荡太多，但好的，鲜有人看到。往往一个朝代末期，政治腐败严重，经济衰退，如到了极限，再继续维持或期待新皇新政，社会一般不会给它时间，只能改弦更张，另立新朝，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近例。从旧到新，就是人民群众减轻压迫的过程，虽弃旧立新有战争，有流血牺牲，但新朝初期往往都会“与民休息”，“轻徭薄役”，历史地看，人民群众是得到好处的，如刘宋代晋，武帝改革晋之弊政，整顿吏治，集权中央，体恤民情，废除苛法，赈济穷人，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其后才有了文帝的“元嘉之治”，再至隋末唐初，是继续维持炀帝的残暴统治，还是建新唐?兴唐了，才有了唐初的贞观盛世。两例可以证明，纵然改朝换代是从正燃烧的旧火坑里跳出来，哪怕再跳进去一个还没有起火的坑，对跳坑的人也是一次解脱甚至解放。
好朝代我们都会希望它一直能好下去，减轻改换中的大动荡。跳坑的人不愿跳，那就是一个好朝代。民国到共和国，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成了国家主人，这样的人民共和国，还有谁想再跳呢?但如果人民又沦为被治者，历史上的周期率难保不会出现。因此，惟有人民共和国永葆其人民性，就一定能让周期率失效，以至建成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处处学着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一样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比如西方的终身监禁就不能学，在中国它既没有历史传统，也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如死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必须要保留的。
近日有这样一则报道，“朝中社7月16日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布政令，为迎接国庆70周年，将从8月1日起对犯罪人员实施大赦。”这是金正恩主政朝鲜以来的第三次大赦，前两次大赦是2012年金日成诞辰百周年和2015年金正日诞辰70周年实施的。
大赦，在中国古代是频繁使用的最高赦免等级，常用于登基，大婚，改元，寿典、立皇后、立太子等重大事项时。写本文前，吾转发了学者王学泰的《中国古代的“大赦天下”》一文，因大赦现代社会比较陌生了，谈及大赦，则需篇幅先介绍之，转发便可省去这些繁多的介绍。
朝鲜是中国的邻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朝鲜行大赦不新奇，但大赦在中国当代已消失，五四年宪法规定有大赦，后来的宪法取消了大赦，只保留了特敕。但特敕也很少用，近七十年来才有八次，曾特赦过几批战犯，最近一次是2015年，特赦了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的罪犯。但特赦恩及和效力远不如大赦。
成语中有个“十恶不赦”，是大敕“不原”的，从隋开始，文帝规定了十种大罪之人不在大赦之列，以后各朝代大赦时有“原”也有与“不原”的，“原”和“不原”外的，即净牢开门赦，大赦后罪刑全消清零，使犯罪之人重新开始。故大赦所求的是开政治新气象，冀社会以新希望。
古代大赦固有维护其统治的稳固，邀买人心，但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施仁政之心。历史统计，封建两千年来，大赦有一千二百多次。虽然大赦频繁期多是社会不稳定期，大赦次数与间次大致与稳定成反向而表现的，但不能据此认定大赦不好，社会稳固期就不能行大赦。大赦是一种治国工具，该使用的时候就该使用。金正恩连三大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社会不稳定，它反体现了朝鲜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金正恩政权的自信。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赦，是有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制度，应该体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少数敌人的专政。人民当家做主下，在人民群众中发生的犯罪行为，除了少数敌人，多数都是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比如贫富加剧而造成的抢劫，罪不在抢劫，而在社会不公，持刀伤人可能罪不在持刀者，而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因自私自利而日积月累形成的暴戾环境。现今犯罪有增多之势，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群众变坏了，而是政府和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会主义制度对罪犯行使的是惩治教育的方针，以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做人，尽快回归社会，而西方国家判刑百年几百年的搞终身监禁，不给重新做人，则是残酷的报复式惩罚，它既不人性也不合情。搞大赦，不仅仅宽恕施恩于罪犯个人，而重在政治思想，表示要“与民更始”，“开新立象”，“缓和社会紧张”，把过去的一页翻过去，凝聚社会民心，团结社会力量，一同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政治上的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
虽然大赦必定对某个罪犯中途行宽恕，似是对被害者不公，但国家行大赦政治上的好处是远远超过个人恩怨的，相对而言，不行大赦，谁有能为那些诸多冤假错案中受到不公正刑罚而叫屈喊冤呢?也有时过境迁者，当年认为严重犯罪的，今天可能已是轻罪，这都在可“原”之列。
行大赦，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的经验和作法，哪些可以赦免，哪些不能赦免，可据今天刑罪危害度以定恩济，制毒贩毒，爆炸投毒，拐卖倒卖人口人体器官，黑社会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罪行，断不可“原”。
中国的有期徒刑最高二十年，有量刑情节的死刑判死缓，死缓西方没有，其实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行的一种仁政。罪行特别严重、人神俱愤之徒以死刑立即执行完结了，剩下的死缓、无期徒刑也将会通过减刑变有期徒刑，将来可再重新回归社会，但服刑中只要人活着，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其它有期徒刑，早放和满放对整个社会并无根本性伤害，只要能够比较科学界定新的“十恶不赦”，则大赦天下对社会是极为有利的。
古代大赦次数和间次，有的朝代或者某一朝比较频繁，总结历史教训，过于频繁将失去刑罚的威慑，给作奸犯科者心存侥幸而无所畏忌。废除大赦，是只看到大赦的历史教训而不见大赦的积极效应，因此对大赦需要重新予以法律研究，在政治上掌握好大赦时机，不过于频繁但也不能失国家的宽恕仁爱慈悲之心。
中国改革时期法制建设以来，法制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治国需要法制，社会秩序需要法制规范，但过于强调法制作用，将法制万能化一刀切，必将走入法制上的极端，它将使社会关系时时处于紧张之中。行法制也需要张弛有度。
我们的律法条文已经无所不及，但社会并没有随着法律条文的增多完善而使犯罪减少，趋势却是日益增多，以致警检司的任务日愈繁重，在监罪犯不减反增，有的监狱已人满为患。行大赦，既能缓解警检司压力，清空监狱，赦免罪犯让他们回归社会，为社会提供劳动力，而得到大赦的罪犯，都会对国家感恩戴德，感念大赦慈悲，教育感化重新做人。大赦期后，即使再行犯罪的，无非再次惩罚罢了。
大赦既是给旧人重做新人以开始，更是国家和社会更新的开始，这是大赦最具有的意义。中国现代社会能使天下人获得更始的存在感，凝聚社会人心对更始的同步感，则大赦是需要考虑采用的一种最亲民的形式。
2018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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