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俞可平博士一直高分贝强调：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一直倡导增量民主。增量民主强调的是整体利益的增加。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来源：半月谈，《俞可平：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等）

　　俞可平博士要以名为“增量民主”的突破性的改革，来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人民的统治”。目的在于增加“人民”的整体利益。似乎义正词严，无可厚非。

　　但国人心里总不免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人民”是哪家贵胄？谁人将由此得益？俞可平博士论曰：“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民主与民生不结善缘？民利何在？不免疑虑有加。

　　然而，俞可平博士是会让国人放心的，他这样论述民主与民生的关系：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强调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又高度重视民主，把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改善民生与发展民主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既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对于单个的公民来说，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

　　一篇典型的辩证法妙文。辩证来辩证去，终于又见“一种错误的思维”。不过国人还是担心：这辩证法不会是诡辩吧？放心吧，辩证法原本就是诡辩，有假包换。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但是，俞可平博士又说：“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过程。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和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既“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也是一种政治过程”，获得了完美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辩证法的真谛：“是”与“不是”全占了，全都落入他的口袋里，成功率百分百：关键在于当权者的意志，权力需要“是”它就是；权力需要“不是”它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蒙你没商量。蒙了吗？不蒙就不正常，担心被精神病。

　　在俞可平博士的辩证迷阵中，“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但是“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放之四海而皆准，蒙你没商量。蒙了吗？不蒙就不正常，担心被精神病。

　　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到底将增加谁的利益？国人在发蒙之后，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然而，国人要寻找答案，还得自己辩证去！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结果，就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潭！当心。

　　那么俞可平博士骨子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与其听其糊里糊涂之言，还不如观其明明白白之行。看看当今俞可平博士担纲谋划下当权者之所为不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到底造就谁的统治？到底增加谁的利益？

　　请看当今既是制度又是过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是一个黑箱，明里的制度不真，真的规则潜在，秘不可见。

　　对于黑箱的研究，学界有一种有效的办法，给一个输入，观察它的输出，就可以断定这个黑箱系统的性能：谁的统治？又整体增加谁的利益？

　　——请看厦门的记者给“史上最牛环保局长”福建省长乐市环保局陈桂光局长输入一个信息，最牛局长的输出是：“一般群众不能打我电话！”——检验的结果，当今的中国是谁的统治？显然是官僚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统治”。有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郑良的报道为证：8月7日，天涯等网络论坛出现一篇《史上最牛环保局长——我很值钱，一般群众不能打我电话！》的帖文并迅速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帖文称：史上“最牛局长”、福建省长乐市环保局局长陈桂光在接听记者反映当地一家企业因环保问题与村民发生冲突的采访电话时称：“你也不能打我电话，一打就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一个群众就打我电话……”

　　——请看记者给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输入一个信息，常务副市长徐进的输出是：“我去过60多个国家，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宜宾新闻网题为《徐进接受媒体专访 对话临港未来》的报道说，7月29日晚，宜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临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徐进就临港开发区建设、产业发展、机制、资源、环境、项目等若干热点，接受了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文汇报等多家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报道中，徐进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去过60多个国家，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性。”7月31日，网友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名为《四川一市长向中央记者夸耀“我去过60多个国家”》的帖子，网友引用宜宾新闻网一篇新闻说，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去过60多个国家。网友“没落繁华”跟帖质疑：“去过60多个国家，这钱都是谁出的啊？”另一位网友“1号幽灵”回复说：“有雄厚资金的‘三公’支持，周游60国算不了什么。”网友“laban_li”则感叹道：“我就不明白万恶的资本主义有啥好学的，非得去。”干吗非得去？周游世界的公费旅游是官员福利呗。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国家制度”是整体增加不良高官的利益。

　　此类检验与结果比比皆是。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去观察或亲自检验检验。

　　对这样的国家制度“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能改变这个黑箱系统的性能吗？

　　我们不妨再来检验检验看看。

　　俞可平博士这样指导“突破”：“在这样一个危机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契机，可以在一些领域突破。比方说怎样使我们社会利益分配更加公正？”

　　检验一下利益分配机制的突破：最近中央给打工者升大约200元/月的工资，使“我们社会利益分配更加公正”。近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11年1月为5.23；2011年7月上升到6.10。月月上升，一路向上。据2010年05月12日新京报披露：“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突破”之后的利益分配机制，其走向是劳动者的份额越来越少；谁的份额越来越多？资本垄断者。检验的结果是俞可平博士指导下的“突破”依然是对劳动者不利，对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有利。

　　俞可平博士还这样指导“突破”：“反腐败需要突破，党内民主需要讨论，基层民主也需要突破，这些改革会使社会更和谐，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先检验一下“基层民主”的突破：

　　2011年08月08日，法制晚报，陶颖，《大连PX项目附近防波堤被冲毁 化工储罐受威胁》报道：受台风“梅花”影响，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附近防波堤被冲毁，生产用化工储罐受到威胁。PX是二甲苯。二甲苯是很重要的化工原料。生产塑料、塑材、医疗器械等都能用到。目前中国最大的PX项目在大连。公司叫大连福佳大化有限公司。据新华社报道，此PX项目最初厂址设立在厦门，后来遭到厦门市民的抗议，移址到大连开发区（编者注：大连曾称福佳大化PX与厦门PX无关）。2010年大连7·16油罐爆炸位置紧邻PX项目地址；数周后，后该油罐再次发生大火；之后，PX项目发生毒气泄漏事件。二甲苯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进入公众视野，6月1日市民集体“散步”，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地方政府与公民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留下了政府和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百科名片《厦门PX项目事件》）

　　厦门市民用集体“散步”的妙招巧妙地躲过了“民主法制”的限制，用有效的抗议迫使政府放弃PX项目，保障了厦门市民的安全。虽然这在号称“人民民主”的国度多少有那么一点讽刺的意味。但毕竟还算是一点点“基层民主”的火花。不过这一点点“基层民主”的火花，在俞可平博士基层民主突破的东风下，并没有烈火燎原，反而逐渐熄灭。

　　2011-08-11，重庆晨报，《据称大连PX项目董事长曾称放进1个记者要员工的命》的报道披露：知情人士透露，福佳大化的董事长8日在安排救援工作时曾对负责封锁现场的员工说：放进一个记者，要你们的命。2011-08-09，中央电视台，《视记者采访化工企业遭围殴 市领导也未能幸免》央披露：随后记者专访了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发生事故的项目就是大连福佳大化公司PX（对二甲苯）芳烃项目。PX（对二甲苯）是对二甲苯一种基本的有机化工原料是芳烃化合物，如果这种化合物暴露在空气中或者遇水之后，甚至没有处在密闭状态都会对人产生危害。专家担心的告诉记者如果对二甲苯接触到空气，危害是没法避免的。专家还告诉记者，关于PX芳烃项目的选址问题，国际组织有明确规定，即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行生产，而福佳大化项目距大连市区仅20公里。当初在立项和运行当中就收到老百姓的争议，但是更多老百姓在立项开始的时候都是根本不知情的。……剧毒化学品到底有没有泄露、如果有，又有多少泄露，是所有大连市民都关心的问题。不过，让人极为意外的是，就在本台记者专程前往福佳大化采访时，却遭遇这家企业数十名员工围殴，而随同记者前往的大连市多个部门负责人也未能幸免。这是今天下午4点半左右，当时本台记者在维持现场秩序的大连市交警部门的指挥下进入到厂区，却遭到企业内冲出的数十人推搡阻拦。面对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这家企业一直没有负责人出面正式回应，而现场员工则直接动手抢夺记者的摄像机，并殴打记者。（按：大连PX项目的后台之强硬令人膛目结舌，连记者、警察和市政府的官员都敢殴打，是什么样的后台人们心中应该有数）

　　早在2008年，大连晚报就报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举措：“公推直选”社区书记。据说“公推直选”是既是基层党组织选举方式的重要改革，也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举措。看来“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早就在大连取得了突破。

　　但是，大连的“基层民主”突破了什么呢？大连的市民连知情权都没有，还能有什么民主？他们只能任人宰割，生活在PX（对二甲苯）剧毒化学品因不可抗力而泄露的死神的威胁之下而无法保卫自己的生命权。

　　再检验一下“反腐败”的突破：

　　广东的汪书记，可称为反腐突破的伟大旗手。可是在他治下的茂名市却出现了最为惨烈的高官全军覆没的腐败新纪录：最近1年多来，茂名市多名高官落马，数量及频率令人震惊。分别为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副市长陈亚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程彬，茂港区委政法委书记兼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强，茂名监狱监狱长成加增、政委康烈天等。 其中，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和原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均涉嫌向广东省前政协主席陈绍基行贿“买官”。副市长陈亚春则因严重生活作风问题被人举报而落马。其余落马官员主要集中在政法系统，最为典型的当数“茂名监狱高管窝案”及“刑警队长与公安分局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案”。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茂名市原检察长刘先进跳楼自杀案。尽管有关部门宣布刘先进跳楼跟“两杨案”（茂港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和茂名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无关，省纪委监察机关也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刘先进的举报材料，但一些关于他死因的流言还是在民间悄悄流传。从市委书记到副市长，从公安局长到其它主要官员无一幸免，茂名市可谓群腐群贪，共享权色盛宴。（来自粤西网）

　　近年来由高官一手“承包”的所谓“反腐突破”，不是让腐败销声匿迹，而是发展成“从市委书记到副市长，从公安局长到其它主要官员无一幸免，茂名市可谓群腐群贪”；从万元级的腐败被枪毙，上升到了亿万元级的腐败而免死的令人咂舌的至高“境界”。

　　可见俞可平博士倡导“增量民主”，以“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依照辩证法“量变到质变”的所谓规律来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的效果是如何的惨淡。通过以上观察与检验，民众有权怀疑这不过是一场骗局。同时民众还会怀疑所谓为“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的正确性。其实笔者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量变到质变”的所谓辩证规律根本就不正确，依然是一种诡辩。中国经济这些年来ＧＤＰ的单纯量的增长，并没有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依附性经济质变为社会主义的自主性经济，反而是形成了更强烈依附于美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从更加简单的例子可以看清楚“量变到质变规律”的错误：炭与钻石同样由碳原子组成，但无论堆积多少数量的炭，量的增加不可能导致炭质变成钻石。实际上，唯有碳原子之间形成了新的结构，才能出现炭转变为钻石的“质变”。这才是“结构的变化导致事物的质变”的规律性。

　　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论的错误，从哲学理论上讲也就是“量变到质变”辩证原理的错误，从目的上讲也就是继续用量的增长替代质的改变来画饼充饥蒙骗民众的错误，如同用ＧＤＰ量的增长替代民生质的改变来蒙骗民众那样的伎俩。

　　因而，按照“结构的变化导致事物的质变”的规律性，中国“国家制度”的质变：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制度质变为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从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极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质变为人民的统治（绝大多数人统治极少数人），其关键不在于量的增长（增量民主）。而在于国家结构的变化：绝大多数人决定“两会”，“两会”决定政府等公共管理机构的国家制度。而不是用所谓的“增量民主”来拖延时间，实质上继续维持目前的官僚制结构：最高权威决定官员，官员决定“两会”，“两会”充当橡皮图章来蒙骗民众。这样的结构改变才是中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不严密的讲法才是“人民的统治”），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严密的讲法才是保障“人民”的整体利益）的有效方法。

　　总之，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虽然被不少人誉为“体制内最积极弘扬民主的人士”，或许有些“难能可贵”，人们似乎也容易“理解”若非如此屈就，他恐怕连在体制内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的苦衷。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思维的引导之下，俞可平博士所提出的“增量民主”理论注定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争得民主。他所倡导的“民主”，最多只能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内部“民主”，甚至连这个也做不到，而仅仅成为继续维护封建专制在中国苟延残喘的遮羞布。这就是无情的现实，人们不能以善良的愿望和同情心来替代现实。中国的民众总是过于善良，同情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思维；甚至是总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不敢自己抗争，用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深深地陷入了统治集团主流思想的牢笼之中而不能自拔。一些善良的人们动情地同情政治人物，但谁来同情同情苦难的百姓？同情在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白白砸死的数万幼小生灵？同情在无情盘剥之下频频跳楼的农民工？同情在官僚政绩冲动下被无情牺牲掉的塌桥和追尾牺牲者？同情在新“三座大山”持续重压之下挣扎着的剩男生女？同情天天被静悄悄地喂吃着转基因主粮、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甜玉米、转基因大豆制造的酱油和各式各样的大豆制品而被当成“小白鼠”的弱势国民？……显然，那些高喊“精英治国”，“对刁民要狠一些”的官僚是不会给出哪怕是一点点同情的。须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极少数人（帝王和官僚）是主子，绝大多数人是奴隶；在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一小部分人（资本家）是控制整个社会的主人，绝大部分人是听任主人使唤的打工者；在封建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下，极少数人（官僚和垄断资本寡头）是呼风唤雨的主人，绝大部分人是任主人摆布的打工仔；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绝大部分人才成为社会的主人，而官员才回归为被社会的主人所聘用的雇员。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的理论，无论能否行得通，其结果都只能是维护极少数人（官僚和垄断资本寡头）稳做主人，绝大部分人世代力争当个打工者来听主人使唤的封建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民主不可能靠主子的赏赐而获得，民主只能靠绝大多数人自己去争得。中国人如果永远被困禁于奴才的思维之中，天天期待着主子大发慈悲而赐予“民主”的日子快点到来，那就永远摆脱不了做奴隶的命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如果永远连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敢，众人沉沦于鲁迅先生说痛陈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那种甘当奴才的病态中，中国要突破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建成绝大多数人民主的制度就根本不具有现实性。而那些真正有良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也就根本发挥不了本来应该有的作用。不能忘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