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应对“四月危机”为起点，经过几年探索，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在所有制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没有实行“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更没有实行私有制；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没有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而没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农村，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又迅速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并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维持土地个人所有制；在国际战略上，建国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而没有实施全面开放；在分配上，强调公共消费为主，基本生活资料采取配给制，而没有实行自由交易。当然，在具体的步骤和路径上，这些制度并不是同时确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和当前一些流行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这套战略的形成，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迷信苏联，也不是出于所谓“对公有制的迷信”，而是启动中国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有着自己内在的、科学的逻辑（见图1-1）。
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发展道路最直观的特征。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率出发，按照“比较优势”，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裕，应该优先发展轻工业。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还有人认为这是迷信了斯大林关于“重工业优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的论断。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来看，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发展轻工业和改造传统农业的前提。无论算政治账还是经济账，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政治上，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半年多，1950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入侵朝鲜，并威胁中国安全，中国被迫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一仗打出几十年和平红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基本的工业体系。战争让新中国迫切感受到重工业的必要性，无论是应对常规战争还是核威胁，都需要重工业基础。国防工业涉及大量尖端技术，不可能一步登天，只能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日积月累、厚积薄发。陈云在《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提纲中明确地写道：“收支部署：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第一没有价钱还一一没有这个，可以没有一切[1]”。对新生的新中国，重工业就是这样一种地位，不是效率高低的问题，而是“没有这个就没有一切”，这个逻辑要超过用“比较优势”衡量经济效率的逻辑。
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国防的需要，仅仅从经济逻辑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必然的选择。这是因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可以任意选择的。在选择发展战略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各种产业之间的技术关系。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当中，重工业是基础，因为重工业为轻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和设备，为农业提供化肥和机械设备。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中，工业只占12.6%，重工业又只占工业的26.4%，而当时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一般在50%上下。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85万吨，前苏联为2733万吨。1952年人均发电量仅为12.6千瓦时，只有同期苏联的1/44，美国的1/234。这种工业基础，不可能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机械、化肥等现代生产要素，也无力开展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等基础建设[2]。
由于重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无法摆脱自然经济的瓶颈。建国初期，农业基本上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和使用农家肥，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化肥、农药、良种和农业机械，农业产量就不可能突破土地和传统技术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摆脱“以粮为纲”，腾出土地来发展经济作物，也不可能把大量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到了1970年中国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装备工业体系，装备自给率达到80%之后，农业机械化才开始加速普及，为最终解决吃饭问题创造了条件。
同样，由于重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本来就脆弱的轻工业，也不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轻工业需要从农业和重工业部门获得原料，一五期间，由于化学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50%左右。由于农产品产量有限，再加上土改之后粮食在农村分配更加公平，农民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提供给轻工业的原料就更有限。从1950年起，轻工业多次出现开工不足，“四月危机”期间就出现过棉纱供不应求，棉纺织业部门争相囤积原料，甚至茶商、薄荷商也争相囤积棉纱。1952年经济恢复之后，轻工业产能仍然利用不足，棉纱、食用油、卷烟、糖的生产能力分别只能发挥78%、57%、21%和54%，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农业部门无法提供足够原料。
这表明，在农、轻、重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给农业和轻工业更多的支持，才能给轻工业供给更多的原料。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理性的选择、必然的选择。
上述道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已在各种场合作了阐述。1953年12月，毛泽东强调：
“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现有的轻工业就会一天一天破旧，而得不到新的装备的补充和改造，要扩大轻工业和建立新的轻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学肥料，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3]”
陈云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题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也说道：
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因此，为了发展轻工业，为了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也必须发展重工业[4]。”
标注：
[1] 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工作方针[EB/OL].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55/4492577.html
[2]梅新育. 对建国初30年的重新估值[J]. 环球财经, 2009(10):54-58.
[3]南开大学历史系党史组、马列主义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四册，南开大学历史系党史组、马列主义教研室1974年版，第193－194页
[4] 董志凯. 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工业化战略研究[A]. .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1）[C].:,2009:14.
本文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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