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如何评价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建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当前，一些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倾向于全盘否定这30年的经济建设道路和成就，这是非常不客观的。
历史证明，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建设是成功的，虽然这30年经济发展也存在着曲折和失误，但是无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相比，中国都毫不逊色，而且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面临的各种陷阱，创造了不少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有鲜明现实意义的经验。这是历史的主流。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体制同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差别，与近几十年影响很大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也相去甚远。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包产到户、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等做法，看起来是对过去的“纠正”，因此一种观点就自然地认为，既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那就说明以前的经济战略和政策是错误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那就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前某些做法的合理性，希望从当时的做法中找到解决当今问题的钥匙。这些不同的观点常常相互碰撞和对立，影响着改革共识和社会团结，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和未来走向的看法。
只有正确看待历史，才能正确认识现实。中国要成功地向前走，就必须对历史做出科学的评价。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这为科学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营造了政治环境。
前30年的成就评价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既要看经济总量和增长率，但又不能只看经济总量和增长率，还要看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看经济发展是否满足了这个时代国家和人民优先的需要，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看这个时代给后代留下了什么。
按照这些标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安全，启动了现代化建设和改善了民生，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普及了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实现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革，这些成就领先于同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总的来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从沉沦到复兴的关键转折时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抓住机遇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是成功的，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仍然是低收入国家，但是同1949年时相比，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大大提高，和世界的差距已经大幅度缩小，而且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经济快速增长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而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929—1936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5%。按照经济史学家安·麦迪森的数据估算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世界为4.6%、亚洲为5.8%、非洲为4.3%、拉美为5.3%、西欧为4.4%。可见，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快于旧中国，也领先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
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后面，而到1978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大钢铁生产国;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产量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
再按照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指标来衡量，1952—1978年，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新增贷款年均增长8.2%，其中铁路货运量和工业用电量增长率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后。可见按照实物量计算，新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由于这一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大量经济活动并没有进入市场，因而用GDP这一指标实际上还低估了经济建设的成就。例如，大量农村基础设施，是在国家投资很少的情况下由农民无偿劳动建设的，用实物方式分配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将其价值纳入GDP统计，数值还会大得多。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大量资源和劳动力是无偿调拨的，大量基本工业品的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的，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GDP的低估。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实际的经济活动来计算，新中国前30年的增长速度比上述数字还要高。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GDP是在当时国际环境恶劣、周边战争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退出历史舞台时，我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更没有通货膨胀和失业，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同时，他们还为后人留下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大量外汇储备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截至1977年，中国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引进技术准备了条件。
以上对比清晰地说明，无论同旧中国还是同当时的其他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后GDP的增长以及工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都是可观的。
中国的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不仅实现了GDP的较快增长，而且产业结构得到改善，其中最突出的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基础设施，中国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2年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从21%上升到48%，工业结构从以纺织、食品加工等小规模轻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在这28年时间里，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同1952年相比，1978年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化纤、化肥、原油等对于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发挥关键作用的产品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增长超过200倍，钢材、水泥、硫酸、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年增长率均达到10%以上(见表3-1)。
表3-1 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情况(1952—197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统计六十年》，200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一版，表1-37。
这30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提升。1953年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为202亿元，1978年上升为1113亿元，是1953年的5.5倍。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组成的交通网已经形成。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客运量、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等衡量交通能力的指标，1978年比1952年增长了2~13倍(见表3-2)，其中，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和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倍数，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30年。30年间，修建了水库总库容4200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里、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
表3-2 改革开放前交通建设成就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表1-43、表1-44、表1-45、表1-46。
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整体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离不开改革开放前奠定的重工业基础。工业的发展还塑造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到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接近1亿人，这支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稳定的主力军，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价道：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等现代工业舞台上几个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
新农村和新农民
新中国的前30年，开始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几乎全部是手工劳作、靠天吃饭，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包产到户之前，现代农业需要的化肥、水利、机械化和良种都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一方面，工业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化肥和机械，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单位亩产，机械化虽然对提高亩产作用不大，但是节约了大量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得以被解放出来发展工商业或进城务工，继而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来源。另一方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组织集体劳动，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全国大协作进行良种繁育和技术推广，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年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年发电量的7.5倍，耕作条件发生历史性变化。
现代化和工业化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精神和文化。集体所有制的实现，避免了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土地兼并的治乱循环，一直以来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第一次被组织起来，举办工商业、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建设，尽管这些成就还是初步的，但是已经根本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社会风气和文化。中国的农民，从旧中国在政治经济枷锁下形成的愚昧、麻木、自私的弱者形象，变成具备健康的体魄、有文化、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民主管理、把握自己命运的新形象。
医疗和教育的普及
人力资本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来解决，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开发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8岁，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妇女解放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下降到2.2左右，超越了低收入国家出现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有生力量。
健康和教育的改善，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新中国呈现出同旧中国截然不同的社会风尚。整个社会呈现出团结、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成为物质匮乏条件下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动力。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使大规模集中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为启动现代化增添了强大动力。
中国普及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的历史，打破了“穷国不能办大教育、穷国不能搞免费医疗”的偏见，超越了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建立社会保障”这种伴随着巨大社会代价的路径。中国人用实际行动证明：普及教育和医疗并非富国的专利，在经济落后条件下普及医疗和教育、建设一个不以利润为目的的医疗体系、一个不以考试和分数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也是能做到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评价：
【“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医疗、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自信、从依附走向自立、从屈辱走向自强的时代，在这时代，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历程。
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改变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塑造的世界格局，为扭转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具有世界意义。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制度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进行了调整和改良，完善福利制度、缩小收入差距、限制资本特权，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其中，中国自身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支持，是推动全球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使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外交遗产和道德感召力，而且反过来推动了美苏两个大国同中国改善关系，打开了中国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大门。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发展壮大，一个有着8亿人口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塑造的全球格局的突破。同时，中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带来的殖民化、南北差距扩大的局面。
总之，新中国的前30年，是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现起飞的时代，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实现工业革命的时代，是传统农业向现代集体农业转型、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的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普及医疗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跃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道路的时代。经过30年的发展，一个任人欺凌、四分五裂的弱国，变成具有巩固国防和民族尊严的强国;一个一盘散沙、人心涣散的国家，变成组织起来、民族精神高度凝聚的国家;一个等级森严、两极分化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公平正义的国家。这30年，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30年，是胸怀理想信念、不信邪、不怕压的30年，是改天换地、感天动地的30年。
对改革开放前30年，邓小平是一位权威的评价者。1979年，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
【“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1980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说：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中国人吃饱穿暖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就有人认为，如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搞改革开放，中国早就成为发达国家了。这种看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固然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正确战略，但是也离不开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解决吃饱穿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人们的主观感受看，农副产品的丰富、衣着服饰的多样化，确实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一方面得益于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不能凭空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前准备的物质基础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先说吃饭问题。1979年，包产到户从安徽小岗村迅速推广到全国，覆盖率从1979年的1%增加到1983年的98%，同时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7公斤增长到1984年的390公斤。
包产到户促进了粮食增长，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了包产到户之外，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征购政策的改变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也对农业增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方面原因是化肥、机械和良种的推广。首先是化肥使用大幅增加。在氮、磷、钾三种主要化肥中，氮肥的生产首先需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生产合成氨，磷肥主要以磷酸钙矿石和浓硫酸为原料，钾肥可以从自然界获得氯化钾矿粉，但也需要提纯和混合。可见，化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机械、能源、电力、材料等重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仅有大连和南京两个化肥厂，年产量仅6000吨，新中国将化肥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到1965年产量达到172.6万吨。20世纪70年代初，两个原因促进了化肥工业的快速增长：一是第二次体制下放带来的地方工业化，小化肥厂是县域“五小工业”之一，到1979年我国化肥产量就猛增到1086.3万吨，是1965年的约6倍;二是1972年我国通过“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13套合成氨和尿素的装备，就是俗称的“十三套大化肥”，这些项目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在时间上正好同包产到户的启动时间重合(见表3-3)，这样1984年的化肥使用量又大幅增加到17398万吨。
表3-3 “十三套大化肥”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7-19。
其次是杂交水稻等良种的推广。这一时期，依托集体经济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杂交水稻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的，1976年到1984年，杂交水稻的播种面积从40万公顷增加到2670万公顷。杂交水稻对化肥的要求强于一般水稻，而农田水利和化肥的使用，进一步增加了杂交水稻的优势。
最后是农业机械的使用。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将小机械厂纳入“五小工业”，1970—1977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机械的爆发式发展，全国农业机械总功率从1970年的21653马力增加到1977年的102617马力，在7年时间里增加到原来的近5倍。1978年之后，尽管由于投入的减少以及分田到户之后一些地方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放慢，农业机械化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到1984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功率已经超过19万马力。
第二方面原因是气候的变化。今天，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国，也尚未克服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但这些水利设施只能减弱而不能完全消除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3-4列出了1970—1987年我国的气候指数波动情况，数值(绝对值)越大表示天气越坏，越接近0表示天气越好。可见，我国1976—1980年以坏天气为主，而1981—1984年气候转好。特别是1978年和1984年这两年，分别是前后十多年气候条件最差和最好的年份，人们用这两年间的粮食产量做比较，来说明包产到户的效果，会夸大了包产到户的作用，把气候变好的影响也归结到包产到户上了。
表3-4 中国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1970—1987)
资料来源：布拉默尔。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 http://www.guancha.cn/Rural/2012_08_06_89276.shtml。
第三方面原因是粮食收购和农村投入等政策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服从工业化的需要，粮食统购统销的征购数量多、价格低，口粮仅够勉强满足基本温饱的需要，而且20世纪60年代还要实行三线建设、备战备荒，需要一定的粮食储备，这也影响了人均粮食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已经缓和，三线建设基本完成，重工业基础已经具备，备战备荒的压力减小，国家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降低积累率，扩大消费率，得到人民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家连续上调了粮食征购价格，减少了征购数量。1978年之后，一方面是粮食征购价格的大幅提高，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再增加50%，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另一方面是大幅减少征购数量，放开商品粮市场，1978年到1984年，统购粮食所占的比例从75%急剧下降到26%。1980年，国家财政的粮油价差补贴、超购粮油加价补贴和粮食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共计108.01亿元，比1979年增加了47.39%，这些措施也有利于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
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农业机械化、杂交水稻、化肥等生产要素迅速普及;许多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灌溉工程得以竣工;新的高产良种实现大规模应用;国家又调整了粮食收购政策，提高了收购价格，减少了计划收购数量;从气候上，1978年到1981年的糟糕气候过后，迎来了1982年到1984年的风调雨顺。这些因素，都是有利于农业产量增加的。
那么，包产到户到底对于农业增产起了多少作用呢?这需要利用当时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就当前的研究来看，既有支持包产到户是农业增产的主要原因的，也有不支持包产到户是农业增产的主要原因的。综合现有的定量研究，包产到户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的估计在27%~71%。
同时，也还存在一些研究不支持这些结论。韩(Han)研究了山东即墨县的情况，发现在集体化时期即墨县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但包产到户之后，农业机械化水平下降，一些农民把拖拉机拆解下来卖铁，灌溉也遇到困难。布拉默(Bramall)研究了四川省县级的数据，发现未包产到户的县的产量并不低于先包产到户的县。相反，一些县在包产到户之后还出现了产量下降。普特曼(Putterman)发现河北某县在20世纪70年代粮食增产，但到实行包产到户的时期增产就停止了。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一项研究表明，“去集体化”并没有导致产量增加。这些结论固然在方法上有所缺陷，但结论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根据目前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一方面，包产到户确实调动了农民个体劳动的积极性，有利于解放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副业市场和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劳动力来源，包产到户的作用不能否定。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包产到户的作用夸大化、绝对化。包产到户并不是农业增产的唯一原因，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增产离不开改革开放前积累下的农田水利、机械化、良种改造等基础，不能把包产到户和之前的这些基础割裂开来，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包产到户，既不能产生“一包就灵”的迷信，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怎么解释，从封建社会开始，一直到民国，中国农民一直都是单干，“产权”可谓非常清晰，为什么一直都吃不饱穿不暖呢?
再说穿衣。解决穿衣问题，在现代社会主要依靠手工业和纺织工业。纺织工业的原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棉花或者其他可以替代棉花的植物纤维，另一种则是以石油为原料生产化学纤维。洋务运动以后，纺织工业逐步成为我国轻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主要原料是棉花等天然纤维，但是因我国土地面积的限制和粮食生产的需要，不可能大规模种植棉花。1949年全国棉布总产量18.9亿米，人均仅3.5米。因此，1952年经济恢复之后，纺织工业很快就面临着开工不足的问题，棉纱生产能力只发挥了78%。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棉花之外的植物纤维以及化学纤维，来扩充纺织业原料的来源。
20世纪60年代初，努力的重点是寻找替代棉花的植物纤维，但是效果有限，发展化学纤维成为发展纺织业的必经之路。而生产化学纤维的基础原料是石油，发展化纤工业必须以石油工业的建立为前提，同时还需要机械工业部门提供重型化工设备。
我国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训练和交通需要的石油都保障不上，就更不用说为化纤工业提供石油原料了。直到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之后，我国才逐渐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1972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实现了出口。而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只有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用、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之外，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1971年下半年，时任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所需的技术设备可以从国外引进。1972年上半年，引进国内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耗资4亿美元，投产后每年可生产化纤24万吨、化肥400万吨，所需的石油气、油田气、石油原料在国内也有保障。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具备了年产38.1万吨各种化学纤维的能力。可见，新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历史也表明，正是改革开放前具备了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实现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但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奠定的重工业基础。今天一些学者用改革开放之前吃不饱、穿不暖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这是不科学的。
前30年的遗产和“改革红利”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都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可否定的时期，两个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延续和继承关系。两个时期在具体政策上有很大差异，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时期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现在有条件做的事，以前未必有条件做;适合以前的发展战略，现在未必适合。不能用一个时期来否定另一个时期。具体地，又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两个时期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对外开放有先有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全面开放，是由当时国内外客观条件决定的。一方面，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下，因我国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而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基础差，不加选择地开放，难免会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挨打”。后来，我国国防和经济实力加强，相继取得了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等重大外交突破，不断积累实力和扩大国际空间，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同样，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也没有无限制地开放，而是始终按自己的需要，有顺序、有步骤、自主性地扩大开放。
第二种情况是，两个时期经济发展面临不同的阶段性重点，决定了经济建设分轻重缓急。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改善不多。但是，我们必须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重工业已有一定基础，才有条件调整发展战略、引入市场经济、发展消费工业。如果不及时完成这个转变，就会像苏联那样，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正是前一时期勒紧腰带、节衣缩食，才换来了后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这是一个先后递进的过程，不能相互否定。
第三种情况是，我国发展起点落后，不少做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对此可以总结教训，但不应求全责备。改革开放前，虽然存在积累率过高、大锅饭、束缚个人自由等问题，但是毕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保障了民族独立和基本民生。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的贫富分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健康和教育水平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命脉被外国控制等问题，我国都成功避免了。我们坚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虽然暂时增加了负担，但是避免了像拉美国家那样的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在后一时期，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避免了苏联东欧等国休克疗法带来的问题。对这类情况，不仅要看到现实中的不足，更要看到避免了更严重的问题。不能做事后诸葛亮，根据想象中的理想模式，完全否定实际中的做法。
两个时期的延续性还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给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才是“改革红利”的来源。
产业红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国际贸易中的“三来一补”，这与当时已经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分不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它确保了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范围内，能够满足来料加工的要求。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向市场转产，国有企业发挥了技术的外溢效应，最初的民营企业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都来自国有企业，而不必从头进行原始积累，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留下的遗产。
改革开放之前30年还有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经过两次体制下放而形成的地方工业、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这些企业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地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主体。社队企业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1978年中国社队企业共有150万家，企业工人有2800万人，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来自社队企业。1984年废除人民公社之后，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1984—1994年乡镇企业以年均37.9%的速度增长，1996年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近1/3，同时它也解决了全国1/4的劳动人口就业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力军。
人力资本红利
新中国前30年为改革开放后培养了一支身体健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力资本大军。李玲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以评估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主要结论是：健康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人口死亡率每下降10%未来五年的人均GDP则上升5%以上。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在原来基础上每提高10%，人均GDP上升4%左右。生育率(以15~65岁妇女为基数)在原来基础上每下降10%，人均GDP上升约3.8%。生育率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越慢。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前30年我国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是改革开放后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动力。
外交红利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以经天纬地的大手笔，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能够在开放中避免成为他国的附庸，独立自主地进行开放。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陆上还是海上，所有重大的安全威胁都消除了。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和平，是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努力备战备荒的基础上得来的，是以战争遏制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辩证思维的体现，因此，不能把改革开放之前“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的判断和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对立起来。正因为前30年的努力，所以到1985年，邓小平同志才能有底气宣布，世界大战短期打不起来，中国可以进行和平建设。
改革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实行公平优先的发展战略，努力缩小三大差别。一个公平的社会，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市场经济有公平的起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都能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公平还有利于扩大内需，前30年“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分配格局一结束，强大的国内需求就表现出来了，80年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费品消费接近饱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开始出现内需不足。
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革前，我国已经有了低成本、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障制度仍然低成本地有效运行，而且覆盖职工及其家属，使得民营企业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车”，不需要支付劳动保障成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尚未开始，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使得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农村集体所有制也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线。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大降低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提供了低成本的土地来源。
最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建立了崇高的威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也保持了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党和政府有力的执政能力，能够应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挑战。正是由于党和政府有崇高威信，人民对党高度信任，所以在改革初期才能形成全国上下共同推进改革的局面，这是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
作为本章的结束，提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毛泽东本人是怎么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二十多年历史的呢?对此，毛泽东自己的评价并不那么乐观。
1970年8月，77岁的毛泽东会见了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问他怎么评价当时的中国和共产党，毛泽东回答：
【“不怎么样”，“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此前，斯诺还问过毛泽东，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但年轻一代将来会做些什么呢?毛泽东回答：
【“未来的事将由未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年轻的一代，总是比我们更有知识。”】毛泽东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中前进、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一代告别历史舞台之后，在前人的基础上，新中国又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
【本文摘编自江宇《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第三章第1、4、5节，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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