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孱弱与辉煌——“戊戌变法”120年

　　前按：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光绪帝进行谏言，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改良运动，得光绪帝批准，史称“戊戌变法”。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变法失败。从我的角度看，变法未失败，因为它改变了时人的认识轨迹，之后的一切皆与此相关。

　　这么些年，凭着偶尔的少许灵感写点小杂言，背地里还略带点自以为是，总感觉自己每稿都有几句话的创新。然而，一翻书，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先说得比我更全更好。只能再感叹：唯前人语能做浮躁人的降压药。

　　每篇时评文章出来，或多或少都能赢得朋友们“执着、良心、尖锐”等鼓励式恭维。然而，即便略去几千年的人民斗争史，就拿最近代的那些以儒从武的文人作标杆，也是相形见绌，说自己是“奄然无生气的行尸走肉”算不得太过的夸张。

　　在魏源出《海国图志》之前，国人大概都是相信“中国中心论”的，士大夫的世界是平面的，是围绕中国皇城排布的。魏源的最大贡献不只是打破了中国的地球中心论，还打破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中心论”，“世界意识”开始植入部分儒生的大脑，可以认为，魏源思想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点。

　　然而，原点有了，方向还有选择性，有正轴向，还有负轴向，坚如磐石的儒家集团并不会因少数睡醒者而根基动摇，“朝也长跪，夕也长跪;体也长跪，魂也长跪”的儒家文化仍然是所谓上层社会的最理想营养液，僵化的士林风气继续携八股文章拱卫满清王朝。这导致了一个最坏的结果：八股文章做得愈出格，朝廷官员便愈是庸下。

　　八股文章，并不只是封建时代有，什么时候都可能有，毛泽东曾经就批评过新社会的八股文章。八股是框框，只要时代的框框架持着国民生活，那这个时代一定是八股文成主宰，文章重在填文，而非写作。八股文化境界的硕果通常是：代圣人立言如娼优唱曲，兴作奸犯科畏急公仗义。久而久之，民间必至縻烂而愚。

　　康梁维新，遗憾忠君;嗣同有骨，可惜早夭。此番变法，以传统认识论，它失败了，但在我看来，它没有失败，这次变法实际上从思想上给予中国人一种全新的颠覆性触动——什么都可以变。王韬与何启，闻名不如前众，思想却更加开放，“天下之权，惟民是主”揭示了君权民授的实质，是更进一步的思想启蒙。他们告诫统治者：民盖至弱而不可犯，民盖至贼而不可虐，民盖至愚而不可欺。

　　清朝民愚，官易功高。官员自己给自己出考卷，自己藏着答案，自己做题，自己阅卷，成绩公布：我主英明威武，全民山呼万岁!

　　清朝民愚，官易立法。法能制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豪杰与有志者被制，驯普天臣民易于反掌，“我家即我国，我法即国法”都假法之名，全民山呼大清律法。

　　清朝民愚，官易化神。历史越是悠久，神灵越是浩瀚。神，大多是官的化身，大官出大神，小官做小神，康有为是个维新人士，却也常自诩“祖上十三代为官”，暗有神助之意。神，均是自问自答自封的结果，偶有奇事，全民山呼神助。

　　愚民社会，讲假话者不脸红，讲真话者脸红，虚伪者不害羞，诚实者害羞，行独治者成功，民主者不成功。民愚社会，为祸者，始于文人，终于国家。中国，只要是儒家为上，民必然一步步走向愚昧，即使侥幸富强，即使偶有称雄，不可能持续经久，迟早要亡国受辱。

　　满清王朝拖了几百年，祸及数以亿计的国人(尤其是可悲的汉人)，及至末年，终究孱弱到被犬欺的地步。但是，对于被满人愚昧了几百年的多数人而言则是一个最为值得庆幸的机会，如果不计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及军事先贤，被欺凌至极的近代恐怕是中华民族另一个思想和革命精神走向辉煌的时期，这是一个冲破罗网的鼎盛时代。

　　冲破谁的罗网?皇帝的罗网。在君主制度下，所有的政事，只设计于君臣少数几个顶层的贵人，民众除了租税之责，便再无任何权利，议论尚有杀头之虞，岂能参与。梁启超直言：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满人不是没有盛世，但满人的康乾盛世不过是汉人臣服不敢造次换来的和平而已。淫威之下，无内战，便是盛世，有祸乱，便是危亡。

　　如何冲破罗网?破除皇帝的神论基础。国家，人民的公产，王侯，人民的公仆，政府，人民的司理，皇帝的“神授道统”早已经转变为社会契约式的平等观念，顶层的几个人并不拥有独立设计全民政事的权力，为工商农所养，应听工商农之言，应纳工商农之言，相欺、相夺、相压即为不道。冲破罗网决非易事，康梁有冲破罗网的初衷，却无冲破罗网的革命思想，他们的“维新说，三世说，九界说”全都建立在“君主制”这张大网之内，所谓的变法，从执行层面看，自然是一条死法。

　　易白沙的“砸烂孔家店”倒是真正冲破罗网的革命旗帜。中国几乎大部分封建王朝均直接或间接地立孔教为国教，因而破除封建王朝，第一步便是砸烂孔教。“孔子学说”不等于“孔教”，孔子有自己的个人学说，它并不只有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学说，还有立身治学的体系。但“孔教”则是后人集儒家大众之长形成的专门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工具，它的体系并不真正属于孔子本人，所有的附会学说(各家伪儒)都包含其中，它的作用不是教育人，而是麻醉人。所以，易白沙提出“砸烂孔家店”的旨意是砸烂“孔教”这尊只服务于帝王的愚民之神，而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也主张要砸烂孔家店，但不是原创。近几十年，中国的文人都把所谓传统文化的衰落归咎于毛主席，就因砸烂孔家店一事。从我的角度看，不管是谁最早主张砸烂孔家店，都不必承担后期中国道德堕落的责任，因为就在孔家店存在的几千年中，中国从来都没有走上真正有道德的文明社会，只有极少数人享受着封建道德的愚昧落后，权贵三妻四妾是为道德，权贵奴役穷人是为道德，权贵掌生杀予夺是为道德，权贵享糜烂生活是为道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是万德之德，然，何其有德?

　　任何借复兴文化让“孔教”死灰复燃的行为，我都会予以抵触(不要把“孔教”等同于传统文化)。我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并没有复兴什么好传统，复兴的多是用金钱和资本包装的宿命观或驯服意识，其直接作用是让年轻一代的思想受到新的束缚。

　　易白沙一代维新人士，想砸的绝不只是满人王朝，他们更想砸的是国民身上的奴隶根性。几千年下来，尤其是汉人被满人压制几百后，中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无责任、甘压抑;尚尊卑、恶平等;好依傍、不独立”的贱思维状态，苟且偷安，任人宰割，麻木不仁，被喻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被调教成“满眼书中女玉，不问是鬼是人”的奴才，邹容用《革命军》一文对这类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即使再过几百年，恐怕仍能直刺中国文人的心窝。

　　在科技文明时代，美丽的图片和震撼的视频足以让文人活在其中，殊途者是异类，建言者是愤青，悲慨者是负能量，天下耻事必须埋在繁荣生活不见光的那一层，独立人格必须臣服于自己的那份薪饷。

　　曾几何时，“人定胜天”被曲解、被讥讽，且有人以此攻击开国领袖。然而，又有几人能理解“人定胜天”呢?赫胥黎敢言“与天争胜”，并期望籍此改变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现象，后人为何不能讲人定胜天?人定胜天，它没有具体指标，它是一种革新精神，特别是革命精神。如果永远坚持“任天而治，任君而治”，一般的人永远都不是大写的人。革除顺天顺君的从主性，用强盗主义甚至都不算过分，砸烂孔家店又算什么?

　　我们国家的文化史悠久，祸在历史，功也在历史。大家看《史记》，有些人当历史看，有些人则当文学看，司马迁的伟大不全在于记录了某些过程，而是掺入了自己的思想倾向。朱家专门救助被迫害的人，其中有个叫季布的人后来当了将军，朱家便不再去见季布，这是司马迁想表达“不落井下石，要雪中送炭”的情怀。《滑稽列传》还写了优孟和优旃两个小人物，虽都是国君弄臣，但都不肯迎合国君娇逸的习性，反而用滑稽来讽刺国君的愚昧可笑。《酷吏列传》记述了王温舒这种酷吏，他专讨汉武帝赞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所释，即上意所欲行，专以主意指为狱。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揭露贵族政治生态的文人，也是最生动刻画“用人唯亲，用人唯奴”的政治史家。

　　明末之时，曾显露伪元气，宦官以为盛世重现，朝养三犬，间养三犬。然而，女真不给其缓气之机，大屠杀令朝野人心坠落，日日言三皇五帝而淫虐不止，日日言治国平天下而糜烂愈甚。于民而言，家之外无事，家之外无交，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责任。读书，谋业，登堂，家族主义是唯一的落脚点，人私念至顶，国不可能保。满清的进入，把中国带进了孱弱的底部，但也培育了中国革命思想的另一个历史辉煌高峰，站在这个顶峰上的一帮革命者和思想者的光芒将照耀未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1911年，几千年的历史换了颜色，此次革命的成功，功在参与“戊戌变法”的那群思想者的精神掘墓。

　　国家强大贫弱非全在物质，在民力、民智和民德是否同行，弱民、愚民和暴民撑不起真正的盛世，人类秉万世一理——个人意志永远无法战胜人民意志。

　　回复：

　　1、有人让评“吃粮”的问题。本人不掌握数据，不予评议。历史数据都在，对比一下各地方负债率一清二楚，这个方面我比较相信科学，和谐至上。

　　2、有人问左右表现。从历史看，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我曾讲过：一边是看门G，一边是座上宾。现在，除了前面两句，还得加两句：一边是投机主义大本营，一边是洋奴主义大本营。无它可言。

　　3、历史在前进，未来会更好!

　　写于2018年3月31日星期六